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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胜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新金融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由于新金融发展的形式多元，信用创造的渠道多样，流动性特征的不同，很难直接和准确地衡量新金融业态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很多的流动性游离在传统的货币统计指标之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供应量计量的准确性、完整性。
以往大家在做一些经济分析时，经常采用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M1、M2。但是，这些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下降。新金融的发展在里面起到了很强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起，发布一个叫社会融资规模的新指标，对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新金融的发展，还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新金融的发展，使银行调整准备金计征基数的手段更加丰富而便利，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准备金、进而调控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意图可能会被弱化。通过新金融业态调动的资金，可能会进入“两高一剩”产业，从而使信贷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自发的利率市场化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大家讨论的P2P、网络金融，包括理财产品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随着新金融规模的扩大，我国现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提高。这是新金融发展对货币供应政策，包括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成的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行业间的界限，对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中央与地方监管部门职责的划分、新金融监管强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内机构的综合经营、交叉经营在扩大，对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了冲击。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能力。
除了中央层面的监管划分，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的划分亦亟待完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条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央金融监管的职责，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监管部门间要有划分。
总原则是，对全局性影响的新金融业态由中央金融部门负责协调，减少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对影响可能仅限于地方的新金融业态，由地方政府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的风险分摊机制，强化地方在风险控制中的责任。
下一步对新金融业态监管的强度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务应该审慎监管，新金融领域一些非公共性质的金融机构，比如PE等，特点是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募集资金，面向普通机构和民众，潜在风险较小。如果管得过宽、过严，可能抑制了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强度，要在管理风险和鼓励创新间寻找平衡。
金融危机后，所引发的全世界的反思之中，包括了金融统计，它没能及时反映新金融发展的状态。在危机之前，新金融统计没有及时地反映金融危机的迹象；在危机之后，又没有办法通过金融统计的信息来准确地捕捉、判断危机扩散和传染的风险。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金融统计的覆盖范围不全，创新型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大量的新兴金融机构、CDO、CDS等的金融信息统计缺失；当前金融统计是以机构而非产品统计为核心，缺乏跨境交易横向检测，导致大量交叉性金融产品信息的支离破碎，很难了解风险传染的途径、渠道和规模；信息共享的基础薄弱，金融统计体系的标准、方法不同，导致他们间缺乏良好的关联度，无法形成协调的统计信息体系。金融信息共享有限，无法为风险评估判断、决策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和主要的经济体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修订的货币政策和法律框架拓宽了金融统计的覆盖范围和数字的获取渠道，构建了银行、证券、保险等相互协调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上述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构建统一的统计体系，也是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工作目标。央行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些方面做工作，比如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的推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范围更宽广。
最后，作为央行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正在启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建设，寄希望通过金融综合统计体系的建设，编制出中国整体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
（文章为作者在2013上海新金融年会上的主旨演讲，经本人审定）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新金融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由于新金融发展的形式多元，信用创造的渠道多样，流动性特征的不同，很难直接和准确地衡量新金融业态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很多的流动性游离在传统的货币统计指标之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供应量计量的准确性、完整性。
以往大家在做一些经济分析时，经常采用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M1、M2。但是，这些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下降。新金融的发展在里面起到了很强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起，发布一个叫社会融资规模的新指标，对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新金融的发展，还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新金融的发展，使银行调整准备金计征基数的手段更加丰富而便利，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准备金、进而调控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意图可能会被弱化。通过新金融业态调动的资金，可能会进入“两高一剩”产业，从而使信贷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自发的利率市场化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大家讨论的P2P、网络金融，包括理财产品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随着新金融规模的扩大，我国现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提高。这是新金融发展对货币供应政策，包括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成的挑战。
新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行业间的界限，对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中央与地方监管部门职责的划分、新金融监管强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内机构的综合经营、交叉经营在扩大，对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造成了冲击。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能力。
除了中央层面的监管划分，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的划分亦亟待完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条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央金融监管的职责，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监管部门间要有划分。
总原则是，对全局性影响的新金融业态由中央金融部门负责协调，减少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对影响可能仅限于地方的新金融业态，由地方政府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的风险分摊机制，强化地方在风险控制中的责任。
下一步对新金融业态监管的强度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务应该审慎监管，新金融领域一些非公共性质的金融机构，比如PE等，特点是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募集资金，面向普通机构和民众，潜在风险较小。如果管得过宽、过严，可能抑制了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强度，要在管理风险和鼓励创新间寻找平衡。
金融危机后，所引发的全世界的反思之中，包括了金融统计，它没能及时反映新金融发展的状态。在危机之前，新金融统计没有及时地反映金融危机的迹象；在危机之后，又没有办法通过金融统计的信息来准确地捕捉、判断危机扩散和传染的风险。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金融统计的覆盖范围不全，创新型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大量的新兴金融机构、CDO、CDS等的金融信息统计缺失；当前金融统计是以机构而非产品统计为核心，缺乏跨境交易横向检测，导致大量交叉性金融产品信息的支离破碎，很难了解风险传染的途径、渠道和规模；信息共享的基础薄弱，金融统计体系的标准、方法不同，导致他们间缺乏良好的关联度，无法形成协调的统计信息体系。金融信息共享有限，无法为风险评估判断、决策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和主要的经济体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修订的货币政策和法律框架拓宽了金融统计的覆盖范围和数字的获取渠道，构建了银行、证券、保险等相互协调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上述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构建统一的统计体系，也是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工作目标。央行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些方面做工作，比如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的推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范围更宽广。
最后，作为央行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正在启动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建设，寄希望通过金融综合统计体系的建设，编制出中国整体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
（文章为作者在2013上海新金融年会上的主旨演讲，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