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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八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现任女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出版了《我的声音》一书，她与自己指定的两位传记作者—任教于乔治城大学的玛丽·哈奈特和温迪·W.威廉斯合作，选择收入了她从少年时代至今所发表的文章、演讲。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少年时代和轻松一面，致敬拓荒者，论性别平等：女性和法律，从法官到大法官，大法官论裁判和正义。两位合作者撰写了每一部分的导读。本书出版后立刻成为美国亚马逊最畅销的法律书之一，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金斯伯格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法律界。
金斯伯格一九三三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五○年考入康奈尔大学，一九五六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九六三至一九八○年先后在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金斯伯格从幼年开始就敏感于男女在社会地位、权利上的差异。在母亲的葬礼上，她注意到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由正式祈祷者组成的祈祷班。在她入读哈佛的那一年，法学院录取了五百名学生，而女生仅有九名。到了一九七○年的时候，她考虑的是，自己能为女性权利做些什么。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时为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的鲁斯·金斯伯格和她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相邻的书房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马丁过来递给鲁斯几页纸：“看看这个。”鲁斯说：“我又不看税法案例。”但马丁坚持让她看。鲁斯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看完了这份简单的判决书，她意识到，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要开启了。
那个税法案例的当事人查尔斯·E.莫里茨（Charles E. Moritz）是一名图书编辑。一九五八年，一直未成婚的莫里茨把年迈的母亲接到身边同住，并在几年后雇了一名兼职保姆。根据当时的税法，单身女性为照顾被赡养人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享受扣税；有此支出的单身男性则不能。莫里茨诉至税务法庭，他在篇幅仅为一页纸的法律理由书中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尽责的女儿而非一个尽责的儿子，我就能得到这种减免。这是没道理的。”后来，马丁和鲁斯都说，莫里茨自己写的理由书是他们目力所及中最好的一份。
读了这个案例后，鲁斯对马丁说：“咱们接手吧。”夫妻俩无偿地代理了莫里茨的案子，并在联邦第十巡回法院赢得了上诉。就这样，鲁斯在做教授的同时，开始通过诉讼捍卫女性权利。她将六个案例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赢得了其中的五个。吉米·卡特于一九八○年任命金斯伯格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而克林顿则在一九九三年任命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林顿选择她基于三点原因：她为女性权利所做的工作、她在法庭上的杰出记录，此外，他相信，作为一名独立的、主流的、秉持进步主义理念的法官，她会成为真正领导最高法院的人。
金斯伯格见证了女性权利的进步，一九五六年，在法律职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而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中，只有一位是女性。今天，美国法学院中有一半的学生是女生，联邦法官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她曾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告诉司法委员会，“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三位、四位乃至更多女性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索托马约尔和卡根的加入，她的心愿如今已经实现。
在《我的声音》中，金斯伯格以导师和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经验。她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母亲的教育、师长的教导、家人的支持。母亲培养了她的阅读习惯，并要求她做一个独立的人，经常读罗斯福夫人的专栏文章给她听。她从小就热爱阅读、喜欢背诵诗歌，而且表现出讲故事的天赋。本书收入了她在中学期间为校报写的文章，其他学生谈论的是学校的戏剧、合唱团这些话题，而金斯伯格讨论的是《十诫》《大宪章》《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她的母亲那一代女性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职位无非是教师、护士和会计等，而她得到了母亲未曾想象的机会，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在康奈尔求学期间，教授欧洲文学的纳博科夫影响了她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她懂得了言词可以描绘图景，在传达意象或思想时，选择恰当的词语和语序是至关重要的。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库什曼（Robert Cushman）则是第一个鼓励金斯伯格去读法学院的人。金斯伯格说，在认识库什曼之前，她只想考个好分数、做个成功的人，而库什曼让她觉醒。库什曼请她做自己的助理，研究麦卡锡的所作所为对公民自由造成的侵害。金斯伯格回忆说：“他希望我明白两件事情，首先，我们正在背叛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其次，法律技艺有助于改善现状，有助于挑战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谈到了自己与第一位女大法官奥康纳的友谊，她欣赏奥康纳的态度，“不要在愤怒、遗憾或怨恨中虚掷光阴，只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她与斯卡利亚的司法理念相距甚远，但正是斯卡利亚向克林顿建议提名金斯伯格为大法官。两人的友谊要追溯到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共事期间，他们每年在一起过平安夜，结伴到世界各国旅行。从斯卡利亚那里，她学到了批评观念但不要指责人，因为“有一些非常好的人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想法”。
金斯伯格認为，拥有幸福婚姻的秘诀之一是适当装聋作哑。她拥有一份再完美不过的爱情，在智识和才华上旗鼓相当，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她和丈夫相识于大学校园，称马丁是“第一个对我的头脑感兴趣的异性”。马丁总是积极鼓励她去追求学术和职业成就，并引以为豪。他们的女儿法学教授简开玩笑说，她成长于一个责任均等分配的家庭，父亲负责厨艺，母亲负责思考。
《我的声音》让我们得以领略一位卓越不凡的女性的风采，她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她总是设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癌症这种疾病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她的生活中，在她高中毕业前夕，母亲因乳腺癌而去世。读法学院期间，马丁得了癌症，她在照顾丈夫的同时，还要兼顾学业、照料女儿，正是经历过这样的岁月，她比较不能容忍助理们对工作繁重的抱怨。一九九九年，她本人也得了癌症，却一天也没耽误工作。即便在痛失终生爱侣马丁之际，她也和往常一样来到最高法院履行自己的职责。
金斯伯格一九三三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五○年考入康奈尔大学，一九五六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九六三至一九八○年先后在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金斯伯格从幼年开始就敏感于男女在社会地位、权利上的差异。在母亲的葬礼上，她注意到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由正式祈祷者组成的祈祷班。在她入读哈佛的那一年，法学院录取了五百名学生，而女生仅有九名。到了一九七○年的时候，她考虑的是，自己能为女性权利做些什么。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时为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的鲁斯·金斯伯格和她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相邻的书房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马丁过来递给鲁斯几页纸：“看看这个。”鲁斯说：“我又不看税法案例。”但马丁坚持让她看。鲁斯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看完了这份简单的判决书，她意识到，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要开启了。
那个税法案例的当事人查尔斯·E.莫里茨（Charles E. Moritz）是一名图书编辑。一九五八年，一直未成婚的莫里茨把年迈的母亲接到身边同住，并在几年后雇了一名兼职保姆。根据当时的税法，单身女性为照顾被赡养人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享受扣税；有此支出的单身男性则不能。莫里茨诉至税务法庭，他在篇幅仅为一页纸的法律理由书中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尽责的女儿而非一个尽责的儿子，我就能得到这种减免。这是没道理的。”后来，马丁和鲁斯都说，莫里茨自己写的理由书是他们目力所及中最好的一份。
读了这个案例后，鲁斯对马丁说：“咱们接手吧。”夫妻俩无偿地代理了莫里茨的案子，并在联邦第十巡回法院赢得了上诉。就这样，鲁斯在做教授的同时，开始通过诉讼捍卫女性权利。她将六个案例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赢得了其中的五个。吉米·卡特于一九八○年任命金斯伯格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而克林顿则在一九九三年任命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林顿选择她基于三点原因：她为女性权利所做的工作、她在法庭上的杰出记录，此外，他相信，作为一名独立的、主流的、秉持进步主义理念的法官，她会成为真正领导最高法院的人。
金斯伯格见证了女性权利的进步，一九五六年，在法律职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而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中，只有一位是女性。今天，美国法学院中有一半的学生是女生，联邦法官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她曾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告诉司法委员会，“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三位、四位乃至更多女性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索托马约尔和卡根的加入，她的心愿如今已经实现。
在《我的声音》中，金斯伯格以导师和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经验。她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母亲的教育、师长的教导、家人的支持。母亲培养了她的阅读习惯，并要求她做一个独立的人，经常读罗斯福夫人的专栏文章给她听。她从小就热爱阅读、喜欢背诵诗歌，而且表现出讲故事的天赋。本书收入了她在中学期间为校报写的文章，其他学生谈论的是学校的戏剧、合唱团这些话题，而金斯伯格讨论的是《十诫》《大宪章》《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她的母亲那一代女性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职位无非是教师、护士和会计等，而她得到了母亲未曾想象的机会，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在康奈尔求学期间，教授欧洲文学的纳博科夫影响了她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她懂得了言词可以描绘图景，在传达意象或思想时，选择恰当的词语和语序是至关重要的。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库什曼（Robert Cushman）则是第一个鼓励金斯伯格去读法学院的人。金斯伯格说，在认识库什曼之前，她只想考个好分数、做个成功的人，而库什曼让她觉醒。库什曼请她做自己的助理，研究麦卡锡的所作所为对公民自由造成的侵害。金斯伯格回忆说：“他希望我明白两件事情，首先，我们正在背叛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其次，法律技艺有助于改善现状，有助于挑战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谈到了自己与第一位女大法官奥康纳的友谊，她欣赏奥康纳的态度，“不要在愤怒、遗憾或怨恨中虚掷光阴，只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她与斯卡利亚的司法理念相距甚远，但正是斯卡利亚向克林顿建议提名金斯伯格为大法官。两人的友谊要追溯到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共事期间，他们每年在一起过平安夜，结伴到世界各国旅行。从斯卡利亚那里，她学到了批评观念但不要指责人，因为“有一些非常好的人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想法”。
金斯伯格認为，拥有幸福婚姻的秘诀之一是适当装聋作哑。她拥有一份再完美不过的爱情，在智识和才华上旗鼓相当，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她和丈夫相识于大学校园，称马丁是“第一个对我的头脑感兴趣的异性”。马丁总是积极鼓励她去追求学术和职业成就，并引以为豪。他们的女儿法学教授简开玩笑说，她成长于一个责任均等分配的家庭，父亲负责厨艺，母亲负责思考。
《我的声音》让我们得以领略一位卓越不凡的女性的风采，她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她总是设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癌症这种疾病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她的生活中，在她高中毕业前夕，母亲因乳腺癌而去世。读法学院期间，马丁得了癌症，她在照顾丈夫的同时，还要兼顾学业、照料女儿，正是经历过这样的岁月，她比较不能容忍助理们对工作繁重的抱怨。一九九九年，她本人也得了癌症，却一天也没耽误工作。即便在痛失终生爱侣马丁之际，她也和往常一样来到最高法院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