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前的法学教育面对人工智能的到来缺乏充分的应对,这与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学术研究、实务应用上出现的问题相吻合.因此,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有能力也有必要更充分地应对因人工智能的产生而带来的改变.如果自下而上的变革只会循序渐进地走入现实,本文提出如下两个长期建议:(1)从变革提议者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法官能力”这一相对宽泛的培养目标,指出目前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院应侧重培养何种能力”这一具体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并提出一个变革框架;这一框架虽然抽象,但其抽象性与变革提出者和一线教员在教学工作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的法学教育面对人工智能的到来缺乏充分的应对,这与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学术研究、实务应用上出现的问题相吻合.因此,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有能力也有必要更充分地应对因人工智能的产生而带来的改变.如果自下而上的变革只会循序渐进地走入现实,本文提出如下两个长期建议:(1)从变革提议者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法官能力”这一相对宽泛的培养目标,指出目前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院应侧重培养何种能力”这一具体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并提出一个变革框架;这一框架虽然抽象,但其抽象性与变革提出者和一线教员在教学工作中的分工十分吻合.(2)从一线教学的角度出发,本文在这一框架下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当下中国和美国案例教学法存在一些问题,而将真实案例涉及的各类材料(包括真实案件背景、非法律的文献)作为法学基础课的辅助手段和法学方法课的具体延伸是一种较为贴合时代的教学方法变革.
其他文献
高效的法律逻辑教学对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正向促进意义.针对当下法律逻辑教学中的“法律与逻辑脱节”“理论与现实脱节”“技术与思维脱节”难题,新法学提供了科学化解范式,并通过调整法律逻辑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直接回应法律逻辑教学难题.具体而言,面对“逻辑与法律脱节”难题,我们可基于新法学提出的“本土化”理念,开展法律认知逻辑研究与教学;基于“交叉性”理念,探讨人工智能司法中法律逻辑的具体运用.面对“理论与实践脱节”难题,新法学明确提出“职业化”“技术化”“联合化”教育导向,也构建了“诉诸情景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分属于学历教育与职业发展两大体系,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深化,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探求二者衔接与协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变革的焦点之一.基于PEST模型,从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等四个角度分析.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衔接与协同发展上,经济环境、社会与文化起到“双驱动”作用,政策因素、技术因素产生“双保障”作用.在各方面因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衔接与协同发展将有机会、有条件得以实现.
软暴力妨碍交警执法严重损害了法律尊严,侵犯了交警的执法权威,降低交警的执法效率.只有从多种路径寻求对策支持,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软暴力妨碍交警执法事件的发生.
提高法学毕业生实践能力是我国法学教育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借鉴教育目标分类法,我国法学本科、研究生阶段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或者称为“法律实务能力”)差强人意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法学专业课程教育所达到的“认知范畴”目标仍然停留在低级阶段,而现阶段增加以技巧为主的法律实践课程的解决方法难治标也无法治本.在此基础上,本人和所在教团队结合海外学习经验,根据美国“法学教育良好实践七原则”,设计并推行法学专业课程“练习型反转课堂”教学改革.该教改使用现代“互联网+”的教育信息技术,以“化简为繁”的案例为纽带设置“
我国核能产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核法律在促进并保障核能开发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核法律制度的产生、实施与发展,形成了相应的核法律学科方向.核法律学科方向是以核法律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实践性极强的、尚在建设中的新兴、交叉法学学科方向.为建立核法律学科方向,需要明确哪类高校适合发展该方向,并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等方面做好规划与设计,使其能够带动我国核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丰富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容,在实践方面助力于培养和向社会输出“核法兼备
B区检察院对2017—2020年度全区毒品犯罪情况进行了专题分析,发现B区毒品类犯罪案件呈高发多发态势,禁毒形势依然严峻.从B区检察院起诉的毒品类犯罪案件的罪名看,贩卖毒品罪最为集中,严厉打击贩卖毒品案件应该成为B区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B区毒品犯罪的当前形势、特点,提出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注重关注无业人员群体,重点打击贩毒活动,加强对重点场所管理等预防毒品犯罪的对策建议.
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等均是医生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因为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得医生的合法权益迟迟得不到有效保证.从法律层面确保医生的劳动权益至关重要,本次研究中对医生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保障我国医生的合法权益提供参考.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1].但目前在我国刑法的时效制度中,仅规定了追诉时效而忽略了行刑时效.建构行刑时效制度是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是实现刑罚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以行刑时效为线索,通过比较中外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对行刑时效制度进行了新的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千锤百炼历经数十年,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为中国公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法律指引.纵观《民法典》篇章中各项保护权益,其中知识产权取得了重大突破,首次在法典总则中以独立的权益形式予以保护.但美中不足的是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未能以独立篇章作为分则被纳入法典中来.这使得诸如孤儿作品这类尚未界定的知识产权想要获得完整体系化保护还依赖法律的进一步修订.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中对孤儿
目前联合国有关组织对于跨国破产给出的定义为,其与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或与其有关的债权人不仅仅来自某一国家.[1]虽然跨国破产的定义并不复杂,但是实际操作中,比起一般的破产案件,跨国破产同时涉及法律冲突规则等程序性问题和协调本地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等实质性问题.本文将初步探讨我国和国外跨国破产案的立法和发展,并就我国跨国破产管辖合作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