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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成本损失、收益补偿两方面入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选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这两种环境规制[1]，探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并利用实证分析对这些影响情况进行证实。
关键词：异质型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X22;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8-00-02
在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在设计、执行环境规制时需要考量的内容更多，工作量增大。此时，为了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均衡性，就需要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此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环境规制。
一、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第一，成本损失。对于成本损失而言，可以进一步细化为间接性成本损失以及直接性成本损失。实践中，有关环境规制的政策执行必须要投入一定的人力与物力支持，才会产生相应成本，且这部分成本并不能获取直接产出，因此被划分在直接性成本损失的范畴内。同时，在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的推行后，涌向环境基础建设的资金将得到大幅提升，这会导致一些潜在的效率投资、创新遭受挤占。对于这些为治理环境所投入的投资而造成的生产投资挤占，一般被划分在间接性成本损失的范畴内。
第二，收益补偿。对于收益补偿而言，可以进一步细化为间接性收益补偿以及直接性收益补偿。实践中，由于落实了环境规制，所以环境质量得到优化，促使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经济损失、健康损失明显下降。这部分减少的损失被划分在直接性受益补偿的范畴内。同时，在环境规制深入推行的大背景下，环保产业得到了更好发展，这部分由环保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被划分在间接性收益补偿的范畴内。另外，在执行环境规制的过程中，企业技术升级成为必然趋势，也推动着经济的更好增长。对于这部分由于技术升级而产生的经济收益，也被划分在间接性受益补偿的范畴内。综合来看，在执行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如果出现成本损失高于收益补偿的情況，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出现成本损失低于收益补偿的情况，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
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分析
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环境污染破坏经济主体，通过政府部门颁布环保法律法规而进行的强制性约束属于命令控制环境规制。此时，相应经济主体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在生产活动中必须要遵守相关规定。通常情况下，利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迅速提升环境质量;各种强制性法律法规要求促使经济主体积极展开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增大。需要注意的是，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所需要消耗的成本普遍较高，所以难以完成动态化监控。特别是受到信息不对称、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地发政府部门与经济主体之间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存在差异，由此生成一定的效果损失。
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指导下，政府部门通过征收排污费或一系列市场机制手段促使经济主体在实际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减轻，这属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此时，相关政府部门并不会对经济主体的生产决策进行干预，仅仅依托对市场环境的调整与控制，一定程度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但是本质上来说，经济主体依然保持自主经营决策。相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来说，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执行中，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更强[1]。政府部门只对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约束，且经济主体可以同时实现自主经营决策。由此看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实现了对绿色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兼顾，且执行承诺本更低。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愈加完善的大背景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所发挥出的作用与优势将更为明显。
三、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在本次研究中，所有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检》《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数据区间设定在2005—2017年之间;选取指标包括年末就业人员、能源消费总量、资本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估算、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排污费征收额、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其中，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指标;排污费征收额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指标[1];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为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指标;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财政支出集中程度;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对外开放程度;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代表着能源消费结构。计算上述指标的均值，得到如下数据：年末就业人员为2 619万人;能源消费总量为12 975万吨标准煤;资本存量为32 22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11 850亿元;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估算为30 140万吨;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为9.62×103人次;排污费征收额为5.979亿元;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为0.495×103件;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为42.349%;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为32.821%;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为42.589%;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为5.364%。
（二）结果分析
利用Tobit回归分析确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应结果实施Wakl检验，相应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结果的可靠性。
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8 418，标准误为0.0 003 531;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1 387，标准误为0.0 001 838;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00561，标准误为0.0 003 531;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 009 374，标准误为0.0 000 748;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的一次项为0.0 002 272，标准误为0.0 003 609;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的二次项为0.00 000 328标准误为0.000 003 15。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出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呈现“U”型的趋势。诚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证实在短期条件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却表明，仅仅利用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不能保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还需要配合环境监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才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力度及效率效果达到理想水平。 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8 713，标准误为0.000 301;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1 444，标准误为0.0 001 444;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0 053，标准误为0.0 000 688;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 005 395，標准误为0.0 005 205;排污费征收额的一次项为0.0 050 955，标准误为0.0 013 772;排污费征收额的二次项为0.0 001 274，标准误为0.0 000 566。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出在短期条件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负相关水平;在长期条件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U”型状态[3]。短期内，随着排污费征收额的增加，经济主体的成本压力上升，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长期内，排污费征收的落实能够提升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获取平衡，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第三，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10 037，标准误为0.0 003 109;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14 133，标准误为0.0 001 672;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0 503，标准误为0.0 000 697;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00 797，标准误为0.0 005 199;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的一次项为0.024 855，标准误为0.0 081 857;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的二次项为0.0 038 325，标准误为0.0 016 931。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趋势。在短期条件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执行提升了相关政府部门与经济主体所面对的环保压力以及环保成本，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长期条件下，受到民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的影响，经济主体不得不展开技术创新与生产工艺优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参考文献：
[1]赵玉民，等.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89-94.
[2]张国兴，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作用研究[J].管理评论，2021（1）：92-102.
[3]张峰，宋晓娜.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1）：53-61.
（责任编辑：董维）
关键词：异质型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X22;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8-00-02
在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在设计、执行环境规制时需要考量的内容更多，工作量增大。此时，为了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均衡性，就需要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此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环境规制。
一、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第一，成本损失。对于成本损失而言，可以进一步细化为间接性成本损失以及直接性成本损失。实践中，有关环境规制的政策执行必须要投入一定的人力与物力支持，才会产生相应成本，且这部分成本并不能获取直接产出，因此被划分在直接性成本损失的范畴内。同时，在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的推行后，涌向环境基础建设的资金将得到大幅提升，这会导致一些潜在的效率投资、创新遭受挤占。对于这些为治理环境所投入的投资而造成的生产投资挤占，一般被划分在间接性成本损失的范畴内。
第二，收益补偿。对于收益补偿而言，可以进一步细化为间接性收益补偿以及直接性收益补偿。实践中，由于落实了环境规制，所以环境质量得到优化，促使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经济损失、健康损失明显下降。这部分减少的损失被划分在直接性受益补偿的范畴内。同时，在环境规制深入推行的大背景下，环保产业得到了更好发展，这部分由环保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被划分在间接性收益补偿的范畴内。另外，在执行环境规制的过程中，企业技术升级成为必然趋势，也推动着经济的更好增长。对于这部分由于技术升级而产生的经济收益，也被划分在间接性受益补偿的范畴内。综合来看，在执行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如果出现成本损失高于收益补偿的情況，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出现成本损失低于收益补偿的情况，则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
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分析
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环境污染破坏经济主体，通过政府部门颁布环保法律法规而进行的强制性约束属于命令控制环境规制。此时，相应经济主体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在生产活动中必须要遵守相关规定。通常情况下，利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迅速提升环境质量;各种强制性法律法规要求促使经济主体积极展开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增大。需要注意的是，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所需要消耗的成本普遍较高，所以难以完成动态化监控。特别是受到信息不对称、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地发政府部门与经济主体之间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存在差异，由此生成一定的效果损失。
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指导下，政府部门通过征收排污费或一系列市场机制手段促使经济主体在实际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减轻，这属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此时，相关政府部门并不会对经济主体的生产决策进行干预，仅仅依托对市场环境的调整与控制，一定程度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但是本质上来说，经济主体依然保持自主经营决策。相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来说，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执行中，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更强[1]。政府部门只对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约束，且经济主体可以同时实现自主经营决策。由此看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实现了对绿色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兼顾，且执行承诺本更低。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愈加完善的大背景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所发挥出的作用与优势将更为明显。
三、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在本次研究中，所有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检》《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数据区间设定在2005—2017年之间;选取指标包括年末就业人员、能源消费总量、资本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估算、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排污费征收额、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其中，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指标;排污费征收额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指标[1];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为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指标;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财政支出集中程度;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着对外开放程度;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代表着能源消费结构。计算上述指标的均值，得到如下数据：年末就业人员为2 619万人;能源消费总量为12 975万吨标准煤;资本存量为32 22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11 850亿元;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估算为30 140万吨;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为9.62×103人次;排污费征收额为5.979亿元;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为0.495×103件;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为42.349%;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为32.821%;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为42.589%;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为5.364%。
（二）结果分析
利用Tobit回归分析确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应结果实施Wakl检验，相应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结果的可靠性。
第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8 418，标准误为0.0 003 531;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1 387，标准误为0.0 001 838;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00561，标准误为0.0 003 531;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 009 374，标准误为0.0 000 748;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的一次项为0.0 002 272，标准误为0.0 003 609;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的二次项为0.00 000 328标准误为0.000 003 15。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出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呈现“U”型的趋势。诚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证实在短期条件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却表明，仅仅利用环境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不能保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还需要配合环境监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才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力度及效率效果达到理想水平。 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8 713，标准误为0.000 301;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01 444，标准误为0.0 001 444;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0 053，标准误为0.0 000 688;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 005 395，標准误为0.0 005 205;排污费征收额的一次项为0.0 050 955，标准误为0.0 013 772;排污费征收额的二次项为0.0 001 274，标准误为0.0 000 566。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出在短期条件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负相关水平;在长期条件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U”型状态[3]。短期内，随着排污费征收额的增加，经济主体的成本压力上升，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长期内，排污费征收的落实能够提升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获取平衡，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第三，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下：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10 037，标准误为0.0 003 109;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14 133，标准误为0.0 001 672;进出口额/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0 000 503，标准误为0.0 000 697;天然气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的系数为0.000 797，标准误为0.0 005 199;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的一次项为0.024 855，标准误为0.0 081 857;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的二次项为0.0 038 325，标准误为0.0 016 931。结合上述结果能够了解到，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数，而二次项为正数，总体显示人大及政协环境提案数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趋势。在短期条件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执行提升了相关政府部门与经济主体所面对的环保压力以及环保成本，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长期条件下，受到民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的影响，经济主体不得不展开技术创新与生产工艺优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参考文献：
[1]赵玉民，等.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89-94.
[2]张国兴，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作用研究[J].管理评论，2021（1）：92-102.
[3]张峰，宋晓娜.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1）：53-61.
（责任编辑：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