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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外交工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周恩来在对台工作上同样卓有成效，他正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一
以往的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1955年4月在亚非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实则不然，早在1954年12月，周恩来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就指出：“解放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1955年2月，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工作会议代表讲到中央关于台湾问题的新方针：“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由此可见，“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万隆会议前就已经在小范围内提出与讨论，至万隆会议上公开亮相。
“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出台后引起巨大反响，该政策应当如何实施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一大焦点。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同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委托章士釗给蒋介石捎信一封，建议实行国共合作、促成祖国统一。1958年8月23日，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同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新加坡记者曹聚仁时阐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些构想：台湾仍归蒋介石管理、蒋经国可以入职人大或政协、陈诚在中央的职位不低于傅作义，“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得到充实和完善。
1963年1月，周恩来将此前“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总结为“一纲四目”，并托张治中、傅作义发给陈诚。其内容为：在“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一总纲下，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5年7月，曹聚仁以中共密使的身份与蒋介石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会面，双方根据周恩来的“一纲四目”形成了“六项条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仍任国民党总裁，回大陆居住；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台湾事务（外交、军事除外）；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经济援助；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方面控制；金、厦合并；台湾现任官员待遇不变。蒋介石对上述条件有些动心，周恩来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这一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蒋介石亦因此反悔，不愿意继续和谈，“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受到冲击并被搁置。
二
“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能够出台和不断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首先，周恩来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对世界局势十分敏感，面对变化的新形势提出新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力解放台湾”是中共全党的一致追求，但“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遭受重大挫折。面对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周恩来适时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以期用政治手段来缓解困顿局面。
其次，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符合该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因此受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和平解放台湾”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中共开启“一五计划”，标志着我国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军事手段解放台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更符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
最后，蒋介石虽然败退台湾，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这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某种便利。1962年，周恩来接见蒋介石前妻陈洁如时表示：蒋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仍对他寄予希望。由此可见，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也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能够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共对台的主流政策，它对当代中国历史走向和 两岸关系的变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一，“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坚决维护“一个中国”的基础上，扩宽了对台工作的道路，缓和了两岸局势。国共两党在此期间的秘密接触虽然没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为两党的交流接触积累了经验，为日后海峡两岸的和平往来埋下了伏笔。
其二，“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外关系，改善了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台湾问题既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也为中美两国开启和谈的契机。它的存在，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保持接触、交换意见的最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交恶，北方局势紧张，而“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局势和中美关系，降低了中国腹背受敌的可能。
最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为“一国两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63年周恩来总结“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而提出的“一纲四目”，其“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的实质就是允许台湾高度自治，这其中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道：“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这标志着“一国两制”政策的正式出台。可以说，周恩来正是“一国两制”的奠基者和早期开拓者。
一
以往的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1955年4月在亚非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实则不然，早在1954年12月，周恩来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就指出：“解放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1955年2月，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工作会议代表讲到中央关于台湾问题的新方针：“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由此可见，“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万隆会议前就已经在小范围内提出与讨论，至万隆会议上公开亮相。
“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出台后引起巨大反响，该政策应当如何实施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一大焦点。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同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委托章士釗给蒋介石捎信一封，建议实行国共合作、促成祖国统一。1958年8月23日，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同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新加坡记者曹聚仁时阐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些构想：台湾仍归蒋介石管理、蒋经国可以入职人大或政协、陈诚在中央的职位不低于傅作义，“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得到充实和完善。
1963年1月，周恩来将此前“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总结为“一纲四目”，并托张治中、傅作义发给陈诚。其内容为：在“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一总纲下，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5年7月，曹聚仁以中共密使的身份与蒋介石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会面，双方根据周恩来的“一纲四目”形成了“六项条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仍任国民党总裁，回大陆居住；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台湾事务（外交、军事除外）；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经济援助；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方面控制；金、厦合并；台湾现任官员待遇不变。蒋介石对上述条件有些动心，周恩来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这一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蒋介石亦因此反悔，不愿意继续和谈，“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受到冲击并被搁置。
二
“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能够出台和不断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首先，周恩来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对世界局势十分敏感，面对变化的新形势提出新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力解放台湾”是中共全党的一致追求，但“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遭受重大挫折。面对军事手段难以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周恩来适时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以期用政治手段来缓解困顿局面。
其次，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符合该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因此受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和平解放台湾”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中共开启“一五计划”，标志着我国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军事手段解放台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更符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
最后，蒋介石虽然败退台湾，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这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某种便利。1962年，周恩来接见蒋介石前妻陈洁如时表示：蒋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仍对他寄予希望。由此可见，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也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能够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共对台的主流政策，它对当代中国历史走向和 两岸关系的变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一，“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坚决维护“一个中国”的基础上，扩宽了对台工作的道路，缓和了两岸局势。国共两党在此期间的秘密接触虽然没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为两党的交流接触积累了经验，为日后海峡两岸的和平往来埋下了伏笔。
其二，“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外关系，改善了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台湾问题既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也为中美两国开启和谈的契机。它的存在，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保持接触、交换意见的最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交恶，北方局势紧张，而“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南亚局势和中美关系，降低了中国腹背受敌的可能。
最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为“一国两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63年周恩来总结“和平解放台湾”政策而提出的“一纲四目”，其“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的实质就是允许台湾高度自治，这其中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道：“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这标志着“一国两制”政策的正式出台。可以说，周恩来正是“一国两制”的奠基者和早期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