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年前，因为状告春运涨价，“李劲松”这个名字全国闻名。那时候，他血气方刚，仗义执言，却因触及官商利益而遭受打击，陷入困顿。
10年后，表示要以公民、纳税人双重身份起诉不公开“三公”经费的中央部委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却成功地参与推动了历史从2011年4月中旬到8月底，98家中央部委，除了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以“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三公”经费外，其它的都已悉数公开。
在李劲松身上，见证了10年来中国的进步，也揭示了推动中国在政治文明大道上行走的可行现实路径。
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多年来对民众一直秘而不宣。它的性质，也不再是各个部门的“制度性收益”，而是演变成了一种“腐败收益”。民怨之下，相对于其它同样没有公开或公开得遮遮掩掩的款项，“三公”的公开，对于推动透明政府来说，效果可能更加显著。
2011年5月，在国务院几次开会指出“财政预算公开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要求中央部委经全国人大审批而公开“三公”经费后，李劲松出手了。他给98家中央部委都发去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具体开支详情，接受人民监督。
作为法律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李劲松非常清楚，而且，他也知道没有涉外的政府部门，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可以不公开的法律依据。政府部门不按法律办事，如果没有人说，可能显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事，但一旦有人说，且形成压力，那就不可能假装法律的不存在。
和以前一样，李劲松的申请没有泥牛入海，很快得到回应。有的中央部门态度诚恳，表示感谢，称肯定会公开，而有的则颇为傲慢，说不关他的事。李劲松态度明确，如果到时间各部门没有依法公开，他会把它们告上法庭。
终于，在高层推动和民意呼应下，虽然已经超过了国务院原本要求的6月底公开这个时间段，但绝大多数中央部委还是晒出了它们在“三公”消费上的账，尽管，显得粗枝大叶，模糊不清。
但对于李劲松来说，已基本达到目的。
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成本，尤其是“三公”消费这一块，呈现一个金字塔型，上面小，下面大，中央部委在“三公”消费上无论有多少，和基层的基数比起来，都如九牛一毛。而且，中央部委离老百姓太远，百老姓缺乏实际的监督能力。但是，对于省以下，尤其是区县一级来说，“三公”消费加起来可能是庞大的天文数字，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实际地监督。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个政府部门有多少人，用的什么车，在哪吃喝玩乐非常清楚。
因此，推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它作出“政治表率”。这样，在高层、民意的互动，以及中央部委示范这三重压力下，省、市、区县的“三公”公开，就能够层层实现。
2011年，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的压力，或自身的动力之下，省市一级，北京、陕西、上海、广东等，先后公开“三公”账本。尽管多数省份仍然按兵不动，但在2011年“三公”公开的效应下，李劲松认为，在2012年，大部分省市都会公开。而湖南、山西省政府工作人员曾专门告知他，两省对“三公”公开很重视，会尽力推动落实。
多年来，李劲松恪守这一信条，他要批评、监督政府部门，不仅知道政府部门在哪儿做得不对，而且知道它应该怎么做，也完全可以做得到，只是因为利益驱动，或没有外部足够压力，不想去做而已。他把这一点称做“建设性批评”。
李劲松胸中燃烧着理想，但他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提醒、督促公权力对自己的政治义务、对法律规定有所意识，有所行动，对公民权利保持敬畏之心来说，他以律师的理性、公民的热情，来进行召唤、行动和担当，希望能够在多方合力中，形成推动社会进步之态势，使我们的社会所付出的成本最小。因此，他分清仅仅是可欲的和可欲并且可行的，争取从后者入手。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在2011年形成了破冰之势的“三公”消费公开上面。
10年后，表示要以公民、纳税人双重身份起诉不公开“三公”经费的中央部委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却成功地参与推动了历史从2011年4月中旬到8月底，98家中央部委，除了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以“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三公”经费外，其它的都已悉数公开。
在李劲松身上，见证了10年来中国的进步，也揭示了推动中国在政治文明大道上行走的可行现实路径。
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多年来对民众一直秘而不宣。它的性质，也不再是各个部门的“制度性收益”，而是演变成了一种“腐败收益”。民怨之下，相对于其它同样没有公开或公开得遮遮掩掩的款项，“三公”的公开，对于推动透明政府来说，效果可能更加显著。
2011年5月，在国务院几次开会指出“财政预算公开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要求中央部委经全国人大审批而公开“三公”经费后，李劲松出手了。他给98家中央部委都发去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具体开支详情，接受人民监督。
作为法律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李劲松非常清楚，而且，他也知道没有涉外的政府部门，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可以不公开的法律依据。政府部门不按法律办事，如果没有人说，可能显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事，但一旦有人说，且形成压力，那就不可能假装法律的不存在。
和以前一样，李劲松的申请没有泥牛入海，很快得到回应。有的中央部门态度诚恳，表示感谢，称肯定会公开，而有的则颇为傲慢，说不关他的事。李劲松态度明确，如果到时间各部门没有依法公开，他会把它们告上法庭。
终于，在高层推动和民意呼应下，虽然已经超过了国务院原本要求的6月底公开这个时间段，但绝大多数中央部委还是晒出了它们在“三公”消费上的账，尽管，显得粗枝大叶，模糊不清。
但对于李劲松来说，已基本达到目的。
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成本，尤其是“三公”消费这一块，呈现一个金字塔型，上面小，下面大，中央部委在“三公”消费上无论有多少，和基层的基数比起来，都如九牛一毛。而且，中央部委离老百姓太远，百老姓缺乏实际的监督能力。但是，对于省以下，尤其是区县一级来说，“三公”消费加起来可能是庞大的天文数字，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实际地监督。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个政府部门有多少人，用的什么车，在哪吃喝玩乐非常清楚。
因此，推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它作出“政治表率”。这样，在高层、民意的互动，以及中央部委示范这三重压力下，省、市、区县的“三公”公开，就能够层层实现。
2011年，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的压力，或自身的动力之下，省市一级，北京、陕西、上海、广东等，先后公开“三公”账本。尽管多数省份仍然按兵不动，但在2011年“三公”公开的效应下，李劲松认为，在2012年，大部分省市都会公开。而湖南、山西省政府工作人员曾专门告知他，两省对“三公”公开很重视，会尽力推动落实。
多年来，李劲松恪守这一信条，他要批评、监督政府部门，不仅知道政府部门在哪儿做得不对，而且知道它应该怎么做，也完全可以做得到，只是因为利益驱动，或没有外部足够压力，不想去做而已。他把这一点称做“建设性批评”。
李劲松胸中燃烧着理想，但他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提醒、督促公权力对自己的政治义务、对法律规定有所意识，有所行动，对公民权利保持敬畏之心来说，他以律师的理性、公民的热情，来进行召唤、行动和担当，希望能够在多方合力中，形成推动社会进步之态势，使我们的社会所付出的成本最小。因此，他分清仅仅是可欲的和可欲并且可行的，争取从后者入手。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在2011年形成了破冰之势的“三公”消费公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