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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曾经说过,“在孩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成人之后是否仍然能保持艺术家的身份。”其实是不是艺术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仍然关注这个世界。而我关注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我的镜头。
2005年我东渡日本开始职业生涯,作为摄影师记录过许多他国的自然人文。长期的海外生活教会我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其最终的归宿,是用来理解自己的“家乡”。2013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这座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剧变,一开始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激昂振奋,但很快这种情绪就被失去儿时乐园的惆怅和身处激荡中的惴惴不安所取代。城市化的洪流中崛起的新世界,是把我们推向文明形态的高峰还是最终的坟墓。最终的结局我无法预知,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站在这片土地上,用镜头目送她的下一个章节。
而这种目送的方式,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行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声音, 把旧城改造视为一个经济命题,而在我看来,这从来就是一个生活命题。在这个国家,所有涉及到生活的问题都被避重就轻地谈论,仿佛生活从来都不是那么重要。而相比起GDP,我更关心每天光顾的清真面馆被迁走了,这让我不知所措。罗伯特杜瓦诺曾经说过:“让我们最不愉快的事情莫过于我们的绿洲被一一没收了。”也就是说生活在以我们不期望的方式改变,这种无奈长期贯穿在我的日常当中,并且耗尽了我对于家乡的感情,从今往后我对于故乡的情感只能以爱恨交加来形容,再也回不到純真的赤子之心。在经历了20余年的大拆大建之后,在生活上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这样的进步是很有限的,因为从来都没有哪一次改造是以改善生活为出发点的,每一次改造都是土地效率最大化的体现,而“效率”,就像村上春树在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获奖演说上说的那样,是“不幸的根源”。
这种以效率为先导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残杀我们的思想,情感与个性,进而训练我们再去残杀别人。换言之,我们改造城市的同时也被城市改造得面目全非。就像我面对如山的拆迁垃圾时的心境一样,没有前进时的激荡,而是深深的无力,这种无力的可怕之处并非来自于其狰狞的外表,而是来源于其安静且真实的内在,犹如潜入梦魇的毒藤一般蔓延开来。我明白这就是作为观察者的代价,我亲手选择了与这种梦魇对抗的生活,而支持这种对抗的动力在哪里呢,或许是以为自己离开真理更近的自以为是的使命感。
狄更斯在工业革命时代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是激荡的,同时每个时代也都是孱弱不堪的。我们要长期面对的挑战,就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趋同化,冷漠化和反人性化的困扰,这种困扰的棘手之处在于人性中的自以为是和对效益的体制化追求。最终我们不得不在“幸福”与“被幸福”之间寻找出可能的平衡点。
后话:似乎的确是我们在改造城市,可这城市最终是如何演变成改造我们的过程归根结底也是在我们的默许之下。
2005年我东渡日本开始职业生涯,作为摄影师记录过许多他国的自然人文。长期的海外生活教会我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其最终的归宿,是用来理解自己的“家乡”。2013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这座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剧变,一开始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激昂振奋,但很快这种情绪就被失去儿时乐园的惆怅和身处激荡中的惴惴不安所取代。城市化的洪流中崛起的新世界,是把我们推向文明形态的高峰还是最终的坟墓。最终的结局我无法预知,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站在这片土地上,用镜头目送她的下一个章节。
而这种目送的方式,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行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声音, 把旧城改造视为一个经济命题,而在我看来,这从来就是一个生活命题。在这个国家,所有涉及到生活的问题都被避重就轻地谈论,仿佛生活从来都不是那么重要。而相比起GDP,我更关心每天光顾的清真面馆被迁走了,这让我不知所措。罗伯特杜瓦诺曾经说过:“让我们最不愉快的事情莫过于我们的绿洲被一一没收了。”也就是说生活在以我们不期望的方式改变,这种无奈长期贯穿在我的日常当中,并且耗尽了我对于家乡的感情,从今往后我对于故乡的情感只能以爱恨交加来形容,再也回不到純真的赤子之心。在经历了20余年的大拆大建之后,在生活上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这样的进步是很有限的,因为从来都没有哪一次改造是以改善生活为出发点的,每一次改造都是土地效率最大化的体现,而“效率”,就像村上春树在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获奖演说上说的那样,是“不幸的根源”。
这种以效率为先导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残杀我们的思想,情感与个性,进而训练我们再去残杀别人。换言之,我们改造城市的同时也被城市改造得面目全非。就像我面对如山的拆迁垃圾时的心境一样,没有前进时的激荡,而是深深的无力,这种无力的可怕之处并非来自于其狰狞的外表,而是来源于其安静且真实的内在,犹如潜入梦魇的毒藤一般蔓延开来。我明白这就是作为观察者的代价,我亲手选择了与这种梦魇对抗的生活,而支持这种对抗的动力在哪里呢,或许是以为自己离开真理更近的自以为是的使命感。
狄更斯在工业革命时代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是激荡的,同时每个时代也都是孱弱不堪的。我们要长期面对的挑战,就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趋同化,冷漠化和反人性化的困扰,这种困扰的棘手之处在于人性中的自以为是和对效益的体制化追求。最终我们不得不在“幸福”与“被幸福”之间寻找出可能的平衡点。
后话:似乎的确是我们在改造城市,可这城市最终是如何演变成改造我们的过程归根结底也是在我们的默许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