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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都是华为出来的，在华为有过四到五年共事经验，可以说团队构成有共同点，每个人的背景又有不同。比如洪总是非常资深的领导层，是华为这些年成长的亲历者。钱昱做过市场，也做过对外技术合作，她离开华为后到沃顿商学院进修MBA，接着到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富达国际做风险投资，投过很多优秀的公司。我个人是从国际法律主管到首席律师，包括做一些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参与了华为跟思科打官司的整个过程。离开华为以后我到硅谷，加入威尔逊律师事务所，主要做科技投资领域。2007年我又加入了硅谷的一家风投公司NEA基金，做首席律师和COO。
在做基金这件事上，我们此前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大家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每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又能形成互补，就这样走到了一起。2012年我们筹备成立这家基金，9月份方广资本第一次close（封闭式基金），现在我们的规模是5.3亿人民币。我们的投资人里既包括政府背景的，比如苏州的元禾资本，是苏州工业园区支持的一只基金；也有一些业界的领袖人物，比如腾讯的创始人之一、前COO曾李青。
做任何事情，团队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十个人，除了三个人做必要的财务、行政工作之外，另外七个人包括我们三个，全员都是干活的，我们不养闲人。
基金毕竟是要赚钱的，我们大伙儿也是要赚钱的，怎么处理好钱这件事，对于基金的成长和稳定非常重要。国际上对中国基金业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稳定性，中国团队特别不稳，可以说基金业界产生的震动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出了问题——大家因为利益聚到一起，又因为利益散了。
在做基金这件事上，我们此前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大家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每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又能形成互补，就这样走到了一起。2012年我们筹备成立这家基金，9月份方广资本第一次close（封闭式基金），现在我们的规模是5.3亿人民币。我们的投资人里既包括政府背景的，比如苏州的元禾资本，是苏州工业园区支持的一只基金；也有一些业界的领袖人物，比如腾讯的创始人之一、前COO曾李青。
做任何事情，团队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十个人，除了三个人做必要的财务、行政工作之外，另外七个人包括我们三个，全员都是干活的，我们不养闲人。
基金毕竟是要赚钱的，我们大伙儿也是要赚钱的，怎么处理好钱这件事，对于基金的成长和稳定非常重要。国际上对中国基金业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稳定性，中国团队特别不稳，可以说基金业界产生的震动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出了问题——大家因为利益聚到一起，又因为利益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