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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鸣有两副笔墨，一副是优秀教师手里的粉笔，课堂上为学生传道授业，一副是小说家的文笔，以小说形式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十几年来，他后来居上，厚积薄发，发表了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显示了压抑不住的文学才华。最早听说余一鸣这个名字是我的同事推荐他的小说《不二》，讲述建筑行业老板的混乱生活，写得入木三分，具有高度的仿真性，暴富者的物质和精神混乱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为中国铺天盖地的房地产业留下了历史的侧影，和后来的中篇小说《潮起潮落》《种桃种李种春风》选入我们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那时我知道，余一鸣是一位勤于思考现实问题的优秀小说家，讲述故事的技艺娴熟。
《种桃种李种春风》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因为触及中学教育中的择校问题。母亲大凤为了让儿子能上一个初中，可谓不择手段，先是到文教局陈书记家做保姆，后又花钱求助于专营指标生的公司，再到与中学食堂大厨、特级教师等人发生关系，以求得入学指标，将一个望子成龙又缺乏人脉的可怜母亲的疯狂举动刻画出来，令人揪心。我们都知道，无论在北上广一线大城市，还是基层乡镇，择校难已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家长都害怕输在起跑线上，想尽一切办，动用各种资源，为孩子谋求公平的起点。进一个初中比考一个大学还难，这是千千万万家长曾经的感受。但这方面的小说并不多见，正如中国是高考大国，高考小说并不多见一样。余一鸣有意识有计划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他的“教育三部曲”正是如此。《愤怒的小鸟》所揭示的网游对青少年的戕害，《种桃种李种春风》所呈现的家长面临择校时的煎熬疯狂，《漂洋过海来看你》通过孩子国外留学所触及的对教育体制的反思，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白菜之歌》延续了作者的教育题材，聚焦于乡村中学的教育问题。小说描绘的茅墩中学是乡村中学的缩影。十几个人物，校长罗荣成，教导主任芮安之，物理老师丁为群，语文教师田炳福，外语教师章平，代课老师周月英，裁缝桂桂，护士杏花，下围棋的郎县长，教育局胡局长，乡里的老板刘金宝，老板的儿子云宝等，构成小说的人物关系图。
不到四万字的篇幅，容纳如此众多的人物和故事，难度相当大。余一鸣挑战了这个难度。小说主要围绕茅墩中学盖教学楼展开。教导主任芮安之与刘老板联系，想促成捐款。老校长罗荣成视旧教室为至宝，隐藏着旧爱，不想让资本染指。双方暗中较劲。罗校长远走上海向弟弟筹款，芮安之、胡局长等力促刘金宝捐款。两线并行，是小说的大框架，同时穿插了云宝取通知书、田炳福恋爱、教师们吹牛、周月英暗恋、学校选先进、青水自虐、郎县长下棋等几十个相关情节，把乡村中学的问题全方位呈现出来。
乡村中学的办学窘境是小说的首要视点。资金困难，住房困难，人才困难，找对象困难，这些普遍性问题巧妙地穿插进来。资金困难通过三万块钱汇款讲述出来，“这三万是上面拨下来作为学校校办企业投资资金的，茅墩乡地处偏僻，乡里的几个厂子都半死不活，凭这三万元中学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打听各学校这笔钱的用处，都是跟乡办厂做了交易，把这笔钱投资进去，然后让厂子挂校办工厂的牌子，这样可以享受校办工厂免税等其它优惠，年终时，可跟厂里要一点钱解决教师的奖金福利问题”。资金困难成了教师们的谈资，“话题转了一圈，终归是回到教师的清苦上来，国家穷，指望国家发钱富起来，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改革，实行地方办学，条件好的地方学校立即就从糠桶里跳进了米桶里，尝到了甜头，可像茅墩这样的工业落后的乡，没有什么油水好刮”。人才困难。丁为群是物理骨干老师，“书教得很好，算得上老罗手里的一张王牌”，可身份却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待遇低，心不稳，时间长了会影响工作积极性。长期暗恋罗校长且照顾他生活的周月英也是民办教师。我们知道，民办教师是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了重要的师资，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有许多困难。教外语的小苏州章平，“因为家和未婚妻在苏州，为了调动，每个学期开学都要寻罗校长吵一番”。还不止这些问题。男教师找对象难也是暗疾，成为小说的重要动力和看点。“茅墩中学共有五十几位没结婚的青年教师，其中只有一个是女性。据说这位女教师也早已在县城找了如意郎君，做一个城里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是语文教师田炳福到卫生院找护士杏花的原因。“教师节胡局长下来慰问，问小伙子们有什么要求，田炳福就说，能不能将纺织厂搬一个女工车间到茅墩，胡局长只能摇摇头，说，这不是他职权能管到的范围。”这个段子本身就具备了强悍的文学性。青年单身教师两人一间，大夏天“烤全人”。田炳福结婚，得把同室的章平“赶出去”。由于清苦，“周末的晚上，年轻教师们是要寻出点乐趣来的，但是没有咖啡馆，没有正儿八经的电影院，最多是男的搂着男的在泥巴地上走几步，很快就没了兴致。常见的方式还是聚在田炳福宿舍里吹牛”。
余一鸣以异常繁复细密扎实的绣花一样的功夫，画出了乡村中学的清苦。这些文字本身既是叙述性的，也是奇观性的，对于新一代读者很可能带有陌生化效果，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却有切切实实的现实感。没有钱，没有房子，男教师没有对象，还怎样留人？乡村学校的情形就是如此。余一鸣对教育的熟稔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茅墩中学的额外来源是靠开办初中和高中补习班，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不准办，但罗校长还是不敢停的，一是为了学校经济，二是为了学生的前程”。这就是国人都知道的开办课外补习班的原因。
小说有关资金、人才、住房、戀爱方面的叙述，有两个功能，一个以乡村教育困难给读者制造“奇观”，一个为罗校长筹钱做铺垫。小说还以闲笔形式交待了大量细节，如“在中学里开学工作最忙的应该数校长，尤其是罗荣成，大到流生情况小到班级桌凳损失，都要一一过问”。请注意，“流生”不是错别字，是指“流失学生”，应该是中学教育的行话。类似的叙述小摆设，都增强了这部教育小说的扎实感。细节扎实是余一鸣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种桃种李种春风》中的“团购课”，绝非向壁虚构所能为。普通家庭请不起高价辅导老师，便用“团购课”的办法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名师。《白菜之歌》中，等通知是一个经典的细节。现在的孩子看成绩，上网一查，分分钟的事情，在以前那个时代，高考成绩只能等通知。“刘云宝伸手拿那封录取通知时，小许的手又缩了回去，伸出另一只摊开五指的手，云宝晓得他的意思，掏出袋中的‘希尔顿’烟送过去，小许看看，已拆了封。云宝说我刚抽了一支，不信你数数。小许才笑着将那封通知书给了他。”小许是送通知的邮递员，要烟索贿是当时常情。类似这样扎实的细节，对于过去是现实感，对于现在则有了十足的历史感。《白菜之歌》体现了很强的历史感。小说中出现的“贺年片”“货郎担”“忆苦思甜饭”，这些过往的文化符号，被组织到一个新的历史叙述中来，赋予新的故事性。余一鸣擅长综合两种话语体系，在一个句子中呈现历史记忆，“老金急了要动手，王兰兰不允，说教育孩子要文斗不要武斗”（《愤怒的小鸟》），“罗荣成去上海时，出门的感觉很陌生，他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大帆布袋，上面尽是灰尘，拍打干净，才露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个字样”，这种随处安插的精炼的提示句，一句就能点明说话者的文化基因，颇具表现力。 尽管头绪繁多，情节密集，但小说的讲述条理清晰，恐怕要归功于余一鸣娴熟的手法。阅读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气质上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手法上像《水浒传》，以一个个故事带出一个个人物，最后合在一处。小说可看成两条线索，一条是事业线，众人为学校教学楼捐款，罗校长和旧情敌刘金宝之间的较量;一条是爱情线，田炳福和桂桂谈恋爱，周月英和罗校长的爱情，丁为群和杏花谈对象，章平和申玛丽的爱情悲剧。最后一条是虚构，只存在于章平的自我叙述中，杜撰的爱情和另外两组现实的爱情并行，形成别有趣味的气质，有了某种彩虹般飞扬的成份。这是作者的才华。学者们注意到了余一鸣的叙事特点。“从叙事上来看，余一鸣的短篇带有强烈的话本小说特色。……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似乎都有一位隐形的说书人，那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就在他抑扬顿挫的‘咬文嚼字’中缓缓道来。那一抹街谈巷议的现场感，读来分外真切。”①我特别欣赏这样的句子在过渡中的衔接作用：“峰峰第一次叫他罗伯伯的时候，主管文教的郎县长推开了他的宿舍门”。这么多事件人物，这以多起伏曲折，前后的衔接行云流水，与这种技法不无关系。小说最后，几个骨干人物在学校发展事业线上达成了共识，田炳福当了副校长，承担起筹备竣工典礼的事务。罗校长并不多心，反而表达了支持理解的态度，“临走的时候老罗又说：‘明天的事要你操心了。我晓得你们的好意，现在想想，我是钻了牛角尖，为来为去都是为了学校。好了，我不说了，明天我和周老师准备洗缸腌菜了’”。
不像许多官场职场小说那样最后闹得鸡飞狗跳，人心冰冷，这部小说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教学楼盖了，刘金宝捐款成功，罗校长和周月英终成眷属。余一鸣是一个善良的作者，对人物充满了同情之理解。写到丁为群和杏花偷偷好上时，田炳福并未生他的气，而是对他抱以同情，“田炳福就明白了许多，也理解了丁为群做人为什么那样沉默和尖刻，想不到这个人心中藏着这样的凄苦。”老罗汇款三万的事披露后，他抬不起头，“尽管平时芮安之对老罗不把他放在眼里很生气，但老罗弄到这地步，芮安之心里也只剩下同情了。” 教学楼建成后喝庆功酒，芮安之并没有得意到忘形，“芮主任喝了酒，刘金宝还不走，芮主任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庆贺的话才行，可话到嘴边还是只说了两个字‘谢谢’。归根到底，芮安之是不能忘记老罗躺在医院里。”余一鸣几乎赋予了学校里的每一个人以同情，“芮安之的反革命是做得极其冤枉的”。选先进一事，芮安之和罗校长一样秉公办事，倪平出来搅乱会议，芮安之同样坚定地与老罗站在一起，没有背后捅刀子。设想一下，若放在通常的职场小说，失势的罗校长一定被踩。这部小说最令人感慨的或许是这一点。生活的变故打击，并没有使人变坏，而使人变得自省、宽容。平凡的教师们身上都有闪光之点。田炳福捅破罗校长的心理障碍，是他对校长的衷心爱戴。田炳福替章平向郎县长撒谎求情，也是出于善良的情谊。全校教师，尽管生活清苦，压力山大，但都不失同情之心，这需要作者何等的定力和信仰。读到这些情节，让我不由想起王安忆《考工记》里那位久历风雨的王校长，他在历史洪流中得以保全性命，对同样生存下来的阿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是一桩好事业”。这句话令我感慨万千。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无论生存怎样艰难，教书育人都是安身立命的事业。正如孟子所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余一鸣笔下的罗校长、芮主任、田炳福、周月英、桂桂，甚至刘金宝，哪一个不是如此，哪一个不是对教育抱以崇敬之心？哪一个不是以教育为乐？他们最终都聚集到学校的教育事业中来奉献自己，是最好的佐证。
余一鸣语言地道，醇厚，有韵味。特别是对话，都是本色语言，贴着人物写。比如，刘金宝说“钱是我挣来的，我往天上撒，我往水里漂，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 青水娘：“這考学校就是比登天还难，你也要争这口气，你伯这份苦心，就是你死鬼爹活着也不会有，做人要咬得牢筋骨。” 写罗校长和上海引路的收费老头两个老头，一个老派，一个新派，偶尔用一句地道的上海话，特别有表现力。
工笔画式的故事性是余一鸣的一大特色，也是其现实感的重要支撑，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材料的裁剪上不够精炼，有些段落似拖沓，如青水剪指甲云宝看走神的段落，跑到电视剧一般的欲望叙事上去了。戏剧性强，巧合多，比如，罗校长带人挖地基时，挖出了湖鳗和乌龟，解决了村民的饥饿;给新盖的教室盖草帘时，他的女友、村长的女儿荠荠从山墙上摔下来，“后脑正好砸在一块墓碑上”，这些巧合，尽管不乏现实依据，但聚在一起不免匠气。
余一鸣是一位有生活积淀的作家，非常具有小说天赋，并且已经创作出特色鲜明的作品，他的未来格外令人期待。
注释：
①洪治纲、曹浩：《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余一鸣短篇小说论》，《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文学杂志社）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
《种桃种李种春风》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因为触及中学教育中的择校问题。母亲大凤为了让儿子能上一个初中，可谓不择手段，先是到文教局陈书记家做保姆，后又花钱求助于专营指标生的公司，再到与中学食堂大厨、特级教师等人发生关系，以求得入学指标，将一个望子成龙又缺乏人脉的可怜母亲的疯狂举动刻画出来，令人揪心。我们都知道，无论在北上广一线大城市，还是基层乡镇，择校难已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家长都害怕输在起跑线上，想尽一切办，动用各种资源，为孩子谋求公平的起点。进一个初中比考一个大学还难，这是千千万万家长曾经的感受。但这方面的小说并不多见，正如中国是高考大国，高考小说并不多见一样。余一鸣有意识有计划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他的“教育三部曲”正是如此。《愤怒的小鸟》所揭示的网游对青少年的戕害，《种桃种李种春风》所呈现的家长面临择校时的煎熬疯狂，《漂洋过海来看你》通过孩子国外留学所触及的对教育体制的反思，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白菜之歌》延续了作者的教育题材，聚焦于乡村中学的教育问题。小说描绘的茅墩中学是乡村中学的缩影。十几个人物，校长罗荣成，教导主任芮安之，物理老师丁为群，语文教师田炳福，外语教师章平，代课老师周月英，裁缝桂桂，护士杏花，下围棋的郎县长，教育局胡局长，乡里的老板刘金宝，老板的儿子云宝等，构成小说的人物关系图。
不到四万字的篇幅，容纳如此众多的人物和故事，难度相当大。余一鸣挑战了这个难度。小说主要围绕茅墩中学盖教学楼展开。教导主任芮安之与刘老板联系，想促成捐款。老校长罗荣成视旧教室为至宝，隐藏着旧爱，不想让资本染指。双方暗中较劲。罗校长远走上海向弟弟筹款，芮安之、胡局长等力促刘金宝捐款。两线并行，是小说的大框架，同时穿插了云宝取通知书、田炳福恋爱、教师们吹牛、周月英暗恋、学校选先进、青水自虐、郎县长下棋等几十个相关情节，把乡村中学的问题全方位呈现出来。
乡村中学的办学窘境是小说的首要视点。资金困难，住房困难，人才困难，找对象困难，这些普遍性问题巧妙地穿插进来。资金困难通过三万块钱汇款讲述出来，“这三万是上面拨下来作为学校校办企业投资资金的，茅墩乡地处偏僻，乡里的几个厂子都半死不活，凭这三万元中学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打听各学校这笔钱的用处，都是跟乡办厂做了交易，把这笔钱投资进去，然后让厂子挂校办工厂的牌子，这样可以享受校办工厂免税等其它优惠，年终时，可跟厂里要一点钱解决教师的奖金福利问题”。资金困难成了教师们的谈资，“话题转了一圈，终归是回到教师的清苦上来，国家穷，指望国家发钱富起来，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改革，实行地方办学，条件好的地方学校立即就从糠桶里跳进了米桶里，尝到了甜头，可像茅墩这样的工业落后的乡，没有什么油水好刮”。人才困难。丁为群是物理骨干老师，“书教得很好，算得上老罗手里的一张王牌”，可身份却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待遇低，心不稳，时间长了会影响工作积极性。长期暗恋罗校长且照顾他生活的周月英也是民办教师。我们知道，民办教师是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了重要的师资，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有许多困难。教外语的小苏州章平，“因为家和未婚妻在苏州，为了调动，每个学期开学都要寻罗校长吵一番”。还不止这些问题。男教师找对象难也是暗疾，成为小说的重要动力和看点。“茅墩中学共有五十几位没结婚的青年教师，其中只有一个是女性。据说这位女教师也早已在县城找了如意郎君，做一个城里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是语文教师田炳福到卫生院找护士杏花的原因。“教师节胡局长下来慰问，问小伙子们有什么要求，田炳福就说，能不能将纺织厂搬一个女工车间到茅墩，胡局长只能摇摇头，说，这不是他职权能管到的范围。”这个段子本身就具备了强悍的文学性。青年单身教师两人一间，大夏天“烤全人”。田炳福结婚，得把同室的章平“赶出去”。由于清苦，“周末的晚上，年轻教师们是要寻出点乐趣来的，但是没有咖啡馆，没有正儿八经的电影院，最多是男的搂着男的在泥巴地上走几步，很快就没了兴致。常见的方式还是聚在田炳福宿舍里吹牛”。
余一鸣以异常繁复细密扎实的绣花一样的功夫，画出了乡村中学的清苦。这些文字本身既是叙述性的，也是奇观性的，对于新一代读者很可能带有陌生化效果，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却有切切实实的现实感。没有钱，没有房子，男教师没有对象，还怎样留人？乡村学校的情形就是如此。余一鸣对教育的熟稔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茅墩中学的额外来源是靠开办初中和高中补习班，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不准办，但罗校长还是不敢停的，一是为了学校经济，二是为了学生的前程”。这就是国人都知道的开办课外补习班的原因。
小说有关资金、人才、住房、戀爱方面的叙述，有两个功能，一个以乡村教育困难给读者制造“奇观”，一个为罗校长筹钱做铺垫。小说还以闲笔形式交待了大量细节，如“在中学里开学工作最忙的应该数校长，尤其是罗荣成，大到流生情况小到班级桌凳损失，都要一一过问”。请注意，“流生”不是错别字，是指“流失学生”，应该是中学教育的行话。类似的叙述小摆设，都增强了这部教育小说的扎实感。细节扎实是余一鸣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种桃种李种春风》中的“团购课”，绝非向壁虚构所能为。普通家庭请不起高价辅导老师，便用“团购课”的办法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名师。《白菜之歌》中，等通知是一个经典的细节。现在的孩子看成绩，上网一查，分分钟的事情，在以前那个时代，高考成绩只能等通知。“刘云宝伸手拿那封录取通知时，小许的手又缩了回去，伸出另一只摊开五指的手，云宝晓得他的意思，掏出袋中的‘希尔顿’烟送过去，小许看看，已拆了封。云宝说我刚抽了一支，不信你数数。小许才笑着将那封通知书给了他。”小许是送通知的邮递员，要烟索贿是当时常情。类似这样扎实的细节，对于过去是现实感，对于现在则有了十足的历史感。《白菜之歌》体现了很强的历史感。小说中出现的“贺年片”“货郎担”“忆苦思甜饭”，这些过往的文化符号，被组织到一个新的历史叙述中来，赋予新的故事性。余一鸣擅长综合两种话语体系，在一个句子中呈现历史记忆，“老金急了要动手，王兰兰不允，说教育孩子要文斗不要武斗”（《愤怒的小鸟》），“罗荣成去上海时，出门的感觉很陌生，他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大帆布袋，上面尽是灰尘，拍打干净，才露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个字样”，这种随处安插的精炼的提示句，一句就能点明说话者的文化基因，颇具表现力。 尽管头绪繁多，情节密集，但小说的讲述条理清晰，恐怕要归功于余一鸣娴熟的手法。阅读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气质上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手法上像《水浒传》，以一个个故事带出一个个人物，最后合在一处。小说可看成两条线索，一条是事业线，众人为学校教学楼捐款，罗校长和旧情敌刘金宝之间的较量;一条是爱情线，田炳福和桂桂谈恋爱，周月英和罗校长的爱情，丁为群和杏花谈对象，章平和申玛丽的爱情悲剧。最后一条是虚构，只存在于章平的自我叙述中，杜撰的爱情和另外两组现实的爱情并行，形成别有趣味的气质，有了某种彩虹般飞扬的成份。这是作者的才华。学者们注意到了余一鸣的叙事特点。“从叙事上来看，余一鸣的短篇带有强烈的话本小说特色。……余一鸣的短篇小说中，似乎都有一位隐形的说书人，那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就在他抑扬顿挫的‘咬文嚼字’中缓缓道来。那一抹街谈巷议的现场感，读来分外真切。”①我特别欣赏这样的句子在过渡中的衔接作用：“峰峰第一次叫他罗伯伯的时候，主管文教的郎县长推开了他的宿舍门”。这么多事件人物，这以多起伏曲折，前后的衔接行云流水，与这种技法不无关系。小说最后，几个骨干人物在学校发展事业线上达成了共识，田炳福当了副校长，承担起筹备竣工典礼的事务。罗校长并不多心，反而表达了支持理解的态度，“临走的时候老罗又说：‘明天的事要你操心了。我晓得你们的好意，现在想想，我是钻了牛角尖，为来为去都是为了学校。好了，我不说了，明天我和周老师准备洗缸腌菜了’”。
不像许多官场职场小说那样最后闹得鸡飞狗跳，人心冰冷，这部小说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教学楼盖了，刘金宝捐款成功，罗校长和周月英终成眷属。余一鸣是一个善良的作者，对人物充满了同情之理解。写到丁为群和杏花偷偷好上时，田炳福并未生他的气，而是对他抱以同情，“田炳福就明白了许多，也理解了丁为群做人为什么那样沉默和尖刻，想不到这个人心中藏着这样的凄苦。”老罗汇款三万的事披露后，他抬不起头，“尽管平时芮安之对老罗不把他放在眼里很生气，但老罗弄到这地步，芮安之心里也只剩下同情了。” 教学楼建成后喝庆功酒，芮安之并没有得意到忘形，“芮主任喝了酒，刘金宝还不走，芮主任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庆贺的话才行，可话到嘴边还是只说了两个字‘谢谢’。归根到底，芮安之是不能忘记老罗躺在医院里。”余一鸣几乎赋予了学校里的每一个人以同情，“芮安之的反革命是做得极其冤枉的”。选先进一事，芮安之和罗校长一样秉公办事，倪平出来搅乱会议，芮安之同样坚定地与老罗站在一起，没有背后捅刀子。设想一下，若放在通常的职场小说，失势的罗校长一定被踩。这部小说最令人感慨的或许是这一点。生活的变故打击，并没有使人变坏，而使人变得自省、宽容。平凡的教师们身上都有闪光之点。田炳福捅破罗校长的心理障碍，是他对校长的衷心爱戴。田炳福替章平向郎县长撒谎求情，也是出于善良的情谊。全校教师，尽管生活清苦，压力山大，但都不失同情之心，这需要作者何等的定力和信仰。读到这些情节，让我不由想起王安忆《考工记》里那位久历风雨的王校长，他在历史洪流中得以保全性命，对同样生存下来的阿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是一桩好事业”。这句话令我感慨万千。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无论生存怎样艰难，教书育人都是安身立命的事业。正如孟子所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余一鸣笔下的罗校长、芮主任、田炳福、周月英、桂桂，甚至刘金宝，哪一个不是如此，哪一个不是对教育抱以崇敬之心？哪一个不是以教育为乐？他们最终都聚集到学校的教育事业中来奉献自己，是最好的佐证。
余一鸣语言地道，醇厚，有韵味。特别是对话，都是本色语言，贴着人物写。比如，刘金宝说“钱是我挣来的，我往天上撒，我往水里漂，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 青水娘：“這考学校就是比登天还难，你也要争这口气，你伯这份苦心，就是你死鬼爹活着也不会有，做人要咬得牢筋骨。” 写罗校长和上海引路的收费老头两个老头，一个老派，一个新派，偶尔用一句地道的上海话，特别有表现力。
工笔画式的故事性是余一鸣的一大特色，也是其现实感的重要支撑，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材料的裁剪上不够精炼，有些段落似拖沓，如青水剪指甲云宝看走神的段落，跑到电视剧一般的欲望叙事上去了。戏剧性强，巧合多，比如，罗校长带人挖地基时，挖出了湖鳗和乌龟，解决了村民的饥饿;给新盖的教室盖草帘时，他的女友、村长的女儿荠荠从山墙上摔下来，“后脑正好砸在一块墓碑上”，这些巧合，尽管不乏现实依据，但聚在一起不免匠气。
余一鸣是一位有生活积淀的作家，非常具有小说天赋，并且已经创作出特色鲜明的作品，他的未来格外令人期待。
注释：
①洪治纲、曹浩：《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余一鸣短篇小说论》，《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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