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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院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一位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未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佑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
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革命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建党退党：从革命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
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 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
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
“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中共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责任编辑 李树泉）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院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一位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未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佑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
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革命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建党退党：从革命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
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 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
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
“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中共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