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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
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陈姓是第一大宗。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陈艾木。
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姓是第一大宗。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
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泡药。曲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
一九五零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昼，集慈母严父于一身。
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
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了引度。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骛，致力于自度度人。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乡里的一致敬重，不到三十岁资格就超过了老前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友的聚会场所。
自古以来，每一种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借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自称受命于天，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
岳母在一九五零年被捕。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孩子很坚强，经过这残酷的磨练，更坚强了。
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
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專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
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 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
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
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
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做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母亲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
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温馨的感觉。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
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
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晚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
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
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
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
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砣，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的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
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不相信我会混账到这种程度。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
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二。之三将于12月10日在本栏目刊出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
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陈姓是第一大宗。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陈艾木。
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姓是第一大宗。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
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泡药。曲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
一九五零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昼，集慈母严父于一身。
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
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了引度。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骛，致力于自度度人。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乡里的一致敬重，不到三十岁资格就超过了老前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友的聚会场所。
自古以来，每一种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借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自称受命于天，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
岳母在一九五零年被捕。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孩子很坚强，经过这残酷的磨练，更坚强了。
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
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專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
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 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
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
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
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做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母亲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
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温馨的感觉。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
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
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晚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
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
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
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
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砣，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的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
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不相信我会混账到这种程度。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
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二。之三将于12月10日在本栏目刊出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