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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记
我们要去木里。
头一天晚上，她像个真正的旅行家那样翻出她的背包，抖掉灰尘，往背包里塞入牙膏牙刷，毛巾和衣服，还有一双干活穿的平底鞋——她准备好了要爬山。她在常年居住的地方爬了五十年山，又准备去爬另一个地方的陌生的山。
她把脏毛巾拿去洗了再洗，生怕毛巾上的污渍泄漏了她的身份。她翻出压箱底的新衣服，那些衣服有的是我买给她的，有的是妹妹买给她的，还有的是她二姐买给她的，这所有衣服从前都不穿，像纪念品一样收在箱子里。
我看得出來，今天她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我爸爸的妻子，今天她只要做一个简单轻松的旅人——住旅馆，吃露天餐，如果体力允许，她希望可以在野外搭一顶帐篷。
为了预先锻炼脚力，我们决定走山路去小镇搭车，用了七小时。到镇上已是下午，顺路去县城住了一晚，次日买票去西昌转车。
我们的班车晚点，到木里天已擦黑。
央宗和她的男友在木里车站已经等了很久。我们住在她提前定下的木里酒店。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以“酒店”命名的旅馆。妈妈显得非常兴奋，她失眠了半个晚上。
木里以阴天迎接我们，平平淡淡的姿态，符合它长在半山上的性格。山势所限，它整体的区域比我出生的小镇大不了多少，许多地方正在修整，地面堆着砖块和水泥灰。
夜里幽暗的路灯下没有大城市浓雾般的霓虹。空气稀薄的夜街上，人们在灯下散步。他们低声说话，缓慢走路，就像山谷里往上吹拂的风在叶片上弄出的细碎响声。
央宗上班的时候，我和妈妈出去散步。木里的街道大部分是陡坡，从街这头走到那头，要耗去一定的体力。小型三轮车停在街道两边等客，后面塞着一块石头防滑。我们走在路上，时不时有人问要不要搭车。卖水果的摊子艰难地支在路边，包头巾的妇女穿着汉族衣服，但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是彝族。再有卖小饰品的人，那就分不清什么族了，他们大体一致的肤色和着装，跟彝人说彝话，跟汉人说汉话，跟藏人说藏话。
大概所有的小县城的白天都是一样的，谋生者占满了每一个角落。他们身上背着同样的标签：谦卑。勤劳。疲惫。顽强。
这里其实和别的地方一样。生活在哪里都是一个模样。即使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也要像蚂蚁一样奔忙。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风景。我想这么跟妈妈说。但我没有说。这一次，我们是来看风景的。我们在这里看别人怎样生活，之后，妈妈将回到农村过她的生活，而我再去过我浪子的生活。
第二天我们去了“寸多长海子”。它在卫星地图上是这个名字。从木里县城的弯路绕过去，沿着一条小河蜿蜒而上，直到县城被抛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寸多长海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我并没有一下子看到那片长海子，进入我眼里的是玛尼堆和成片的松树林。天气晴朗，白云在湛蓝的天边流动，与松树林接近，看着像是从松林里升起来，然后再飘到天上。山包上风大，玛尼堆和松树上挂着的经幡将藏族人的祝福吹到远方。
长海子就站在我的眼皮上，伸手可及，实际上它离我很远，还不到五月，它被枯色的草包围。长海子周边的山势形成缓坡的样子，大大方方展开，远望像一片稍有凹凸的大平原。当然它不是真正的平原，所以在缓坡上你能一眼看见斜站在草地上的牦牛。说起牦牛，我总是认不清它，总将它看成大号的羊。央宗提醒了几次，妈妈也提醒了几次，我还是喊它羊。
康坞大寺在长海子的另一边，转过几个山包就到了，风马旗飘摇。年轻的喇嘛向我们走来，拿了酥油灯，然后领我们进寺参拜。
我是个不合格的信徒。我只能呆呆地望着门口那个磕长头的男子心生敬意。央宗的男朋友和他的同学，俩人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磕了三个长头。接下来是央宗，也许为了教我怎样参拜，所以她并没有磕长头。她的手微微举过头顶，然后是嘴边，最后放在心口上，再弯腰拜下去。这一系列动作吸引着我。拜完之后，她眼睛柔和地望着我说，“你拜吗？”
“拜。”我这样回答。手忙脚乱不知怎样参拜。
我们点燃了酥油灯。妈妈取下了她的帽子。她向来是个虔诚的人，心中有佛，只是没有进寺庙参拜过。她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成年累月在山中的土地上劳作，只熟悉山中的石头，泥土，风色和日月。
我们再回到长海子。母亲喜欢在山包上多待一会儿。我见过真正的大海，那是个十分丰富的地方：海边站着椰子树，树下有人在卖新鲜的椰子果，有人在海边卖烤羊肉，有人在沙滩上吹风。如果你在那里的任何一处歇脚，很有可能遇上一个向你兜售廉价珍珠项链的人。在那宽敞的沙滩上，有沙滩椅可以坐下来观海，你也可以下到水里去冲浪，只要你高兴，还可以在海边掏个窝把自己埋起来。海边常年有人。海从来不缺少观众。但长海子此时就我们几个站在山包上，非常冷清也非常舒服，在我们身边只有风和牛。海鸟从松林的顶端啼叫着飞向长海子上空。长海子和天空一个颜色。海鸟落在水面踏着云彩，那时阳光也照在海面上，水鸟收住翅膀停在长海子漂浮着的一团一团的“陆地上”，仿佛在欢呼自己是第一只找到新大陆的鸟。
央宗说，到了五月，海子上面漂着的陆地就会转成一团一团的绿色。它们本身就是由水草组成，漂到水上看起来像袖珍型小岛。
藏族人的信仰随处可见，山包上几棵矮树披着洁白的哈达，它们像四月的花开放在山顶。
妈妈迎着山风拍了一张照片。她的短发被吹到脸上，身板挺直，精神抖擞。在照片上你根本不能发现她已经是个驼背的老人。我可以从她沉默的脸上看出她的心思。她无法抑制的感动跑到她的眉头，平日紧皱的眉头此刻是舒展的，它们像音符一样跳开。还没有来长海子的那天晚上，她在旅馆的房间整理她的东西。她不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去长海子。她翻出红色的毛衣，一条深色的裤子，还有一顶新帽子。她把它们又一次摆在床上。
“我是穿这身衣服去呢？还是换上这一些？”她想得到我的意见。
看着她瘦巴巴的脸，蜡黄的肤色，我想起朋友小康在西昌饭桌上说的话一阿姨，你好瘦哦，不过精神很好呢。 她确实精神很好，穿什么都精神。我对她说，你穿什么都好。我把那红色毛衣递过去。
她没有换上新衣服来看长海子，仍然一身旧装，站在山包上，她望着长海子周边的山林赞美那些她熟悉了半辈子的松树，也赞美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海鸟、白塔和哈达，以及飘在四处的风马旗。牧民的木房子让她大开眼界，她说她也想去做牧民。
“这里没有人跳舞，应该是没到季节吧？这个时候格桑花是不是没有开？我一朵也没看见。”她说。
我感到愧疚。五十岁第一次当旅人，这么晚的年纪却来早了，格桑花还要等一阵才开，跳舞的人要过一阵才来。
“我们等到花开再来。”这话说得很心虚，谁知道哪时花开，哪年再来。人总是在错过里满怀希望，又在满怀希望中错过和老去。
她一个人走到山包的另一边去了。她孤零零正对着长海子，时而抬眼望天，像一只孤单的海鸟。终于她坐在了地上，背对着海，背景碧蓝，像一片美好的回忆，可她左边是石头和枯草，右边也是石头和枯草。她是我见到的最美丽又最孤单的妈妈。我回忆起她二十八岁的样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孩童。我看见妈妈穿着白底碎花的衬衣，梳着两条辫子，手里端着一个撮箕，从地里给我摘来一些红番茄。她的聲音温柔而年轻，她的笑容就像红番茄。多年来，我回想她的样子总是不由自主跳到她二十八岁的时段。
过了一会子，她起身，转身望着山包上的我。她远远朝我招了一下手，指着天边，大概要告诉我那里有一只海鸟飞得好像高过云彩。
我所站的位置，可以一眼看到山包下面的牧民区。他们的木房子低矮地站在草地上，央宗说，这些房子的抗震效果极好，冬天还很暖和。这几年为了方便牧民，减少四处游走的辛劳，在山顶建了许多木房子。我们来的一路上有好几个地方看到许多牧民。
长海子周围有几百头牦牛，它们像星星散落在地上，摇着笨笨的尾巴，一双短腿踩着草地，有的动也不动立在那里好几分钟，有的干脆躺在地上休息。其中一头牦牛独自站在水边，最后它走进水中，不很强烈的阳光碎碎地落在它周围，水珠被它的尾巴搅起来镀上一层朦胧的金黄。我将这个画面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天谁问我隐士是什么状态，我就指给他看这头牦牛。
离开长海子有万分的不舍。但我知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风景也是。三毛曾经找到了她的心湖，然后将心湖带走了。我也是。
我们从山包上往下走，央宗在草地上发现了一朵细小的白花。这朵白花正是那些枯草开出来的。它藏在草叶下，眼力不好或者不低头根本瞧不见。再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白花，妈妈也看见了。她一路低头寻找。这是她的格桑花。
一路沿着小河回木里县城。中途吃了点东西。傍晚，我和妈妈在木里公园逛了一圈。一人买了一只土豆坐在白塔面前的椅子上吃。这样子肯定有些傻。当时打着雨点，我们没有带伞，就着雨水将土豆吃下去。
“人一辈子就一个五十岁，我此生当中能来这里一趟，值了。”妈妈站到白塔前，挺直腰板，准备让我给她拍照。她身后是一棵开花的树，紫色的花瓣粘着几滴雨。
她拍照永远是一个姿态：挺直腰板，精神抖擞。不管是站在长海子还是公园的白塔前，换的只是背景，她始终一脸沧桑，但神态坚定。她很少在拍照时露出笑容。她的笑容非常少。或许她心中是有笑容的，但常年面对大山，面对大山上的土地和庄稼，时间长了，她的表情只剩下剔除笑容后的温顺模样。差不多所有山上的女人都和妈妈一样的神态，她们用这种近乎漠然的神态面对大山，也用这种单调的神态过完一生。她们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长海子，从来不知道藏族人将玛尼堆修在高山顶的松树林，将祝福和祈祷拴在风马旗上——她们一生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们去朋友家里聚餐。妈妈显得十分拘谨。这个拘谨与我的疏忽多少有些关系。首次去别人家里不带任何礼物登门是很不礼貌的。而这种事情，粗心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所以这次再犯我也表现得非常淡定。当然，在看到朋友家中有三个老人时感到一阵羞愧。我属于死鸭子嘴硬的人，低声安慰妈妈：没什么关系啦，大家都是朋友，应该不拘小节，再说现在不是季节，许多水果也不好吃。
我笑着与三个老人说话、喝酒，好像我是她们家的常客—样。
吃完饭还没等到彻底散席，我和妈妈提前告辞了。又不带礼物还提早退席，是更大的无礼。但次日要搭早车离开，只能无礼到底。我们走路回旅店，晚间九点，路灯已经亮了，空气很冷。从朋友家出来的那条路一直是爬坡，坡度很陡，爬坡的时间用得比较长，好像要爬到山顶去的样子。这是我们在木里走的最陡的街道。之前酒店门口那条斜坡跟这个比起来真不算什么。很庆幸没有打车回旅馆，像这样的街道一辈子不走一回要后晦，何况与妈妈肩并肩，我们像两个得胜而归的老战友。
爬完那段陡坡，走到平缓的地方时，三天里熟悉的夜市摊子又出现在眼前。卖烧烤的人拿着一把夸张的大扇子对着炭火扇风。“来两串吗？来吗来吗？”他的声音像夜风轻微响在耳边。
这天晚上妈妈没有失眠，她比我早入梦乡。
竹林里的麻雀
它们飞到竹林里的时候是黄昏，在黄昏里开了一个会，次日的清晨，鸡叫两遍时又来了。昨日的到来，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约定吧。它们约定以后就住在竹林里。
这些细小的麻雀——我只能用细小去形容它们，当我的奶奶从草房子的矮门里走出来，我就指着它们喊：看，它们像黄豆一样！
奶奶当然要笑话我。
这个村子是孤独的，甚至，我作为一个不大的孩子，也会在某个时候感觉到心慌。这些山，水，石头，泥土，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树和草，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都罩着一层薄薄的雾。——不仅是下雨才会有雾，在高山环绕的村庄里，太阳落山以后，雾气便一点一点上来，直到它们变成夜晚的黑。
我有时找不着玩乐的游戏。许多游戏都玩腻了。在晚上，更是没有什么意思。麻雀在这个时候都睡了。它们睡得早，起得也早。
有那么几个闲散的老人坐在黑漆漆的院子里聊天，聊那片枯死的庄稼，或者，聊那只昨晚不知怎么死掉的猫，聊到动情的时候就落下几滴看不见的眼泪。她们到了这个年纪，心里只剩慈悲。 母亲的鞋垫要在傍晚才有时间缝补，还有奶奶，还有三婶，还有我的大伯母，她们像约定好的一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来到竹林边，一起缝补。她们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吵架了，也许为了一只鸡蛋，也许为了谁多给谁—把米。
奶奶是村里唯一清闲的人。她有时从竹林里突然钻出来，手里握着一只鸡蛋。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钻进竹林的。我感觉奶奶比我更会玩游戏。
我从此就钻进竹林去了。
奶奶和我有时在竹林里相遇，彼此都要大吃一惊，因为都在认真找鸡蛋，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进的竹林。
竹叶实在太厚，除了用眼睛，还得用手。当竹叶翻遍了也没有鸡蛋，祖孙两人才心甘情愿从竹林里钻出来。
出来要快快地打水洗脸，洗手，洗脖子；竹叶上的竹毛痒得人难受。
竹林里的麻雀在黄昏最是吵闹，但也有闭嘴的时候，比如竹林下的女人吵嘴了。
當然也有男人吵架的时候。男人吵架只是干吼，吼完就走。如果要打架，也是打完就走。他们很干脆。那不干脆的必是醉鬼，他不与任何人吵架，终天躺在竹林下，咒骂，呕吐。
春天是这个村落的忙日子。女人不在家，男人也不在。只有几个小孩孤零零立在某个地边，无所事事。春天没有什么好玩，除了去山林把开得最好的山花一朵一朵掐掉，把那些刚刚冒出芽的嫩草一脚踩回地下，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
“这娃儿真是坏透了！”——如果得不到大人们这样一句责骂，花就是白掐的，草也白踩了。
麻雀似乎想着搬家，在夏天的时候，我看它们全部飞到水井边的一棵水麻树上，那么小的树，居然可以站满它们所有的成员。它们说话的时候，嘴里似乎含着一口泉——咚咚咚，然后是——丁丁丁；也许我形容得不对，但这没什么关系。那些我听不懂的话，就从树叶的枝桠间漏下来。
过一阵子，麻雀又回到竹林里来了。这时候，已经是秋天。
秋天是母亲不得闲的季节，她要把收回来的粮食都晒在院坝里，然后派我站在那里守护这些粮食，她去坡地里继续忙碌。
麻雀在这个时候就从竹林里飞下来，它们落在院坝里的苞谷子上，看上去，它们不比苞谷子大多少。滑稽得很，它们居然张大了嘴巴，想把根本不能通过它们喉咙的苞谷子吞下去。
对于这些小贼，我只是看着。反正它们最终不能偷走一粒苞谷。它们最终会可笑地站在那里着急惊慌、又似乎带点羞愧地尖叫。
如果我实在不想听它们吵叫，就抓一把苞谷子撒它们。
母亲让我守护这些粮食，以为我是个精明的孩子。她错了。我是个稻草人。假如老天爷跟我开玩笑突然下雨，我不会把晒着的粮食盖起来，我会像稻草人那样，只是忠诚地站在院边，实在受不了雨水，才会退到屋檐下。
我想之所以我受不住雨水，是因为我没有稻草人那样的草衣。
母亲只让我看着场地上的粮食，除此，她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她不交代的事情，我绝不自作主张。
我挨打了。
有一天我的奶奶和大伯母吵架，她们分别把自己栽种的南瓜从地里摘下来砸在地上，然后指着树上的麻雀骂，说，就算是麻雀，也有心肝五脏，人就这么无情无义么？
我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吵架。也许是为了一个南瓜？
麻雀是无所谓的，当它们看惯了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性格和生活，也就无所谓地长久居住下来。
有时，我羡慕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可以在比我高的竹林上跳来跳去。但不是长久的羡慕。
我有时候也会糊涂，我想不明白麻雀是不是有耳朵，当它们被骂的时候，它们毫无反应地住在竹林里继续歌唱，只有竹竿扫在它们的尾巴上，才大祸临头地惊叫着飞走。
除了没有耳朵，它们的眼睛很明亮。这个我可以确定。
月色明朗的夜晚，麻雀似乎也懂得赏月。它们在竹林里低声轻叫，声音就像草地里偶然滑落的露水，这声音不往地上落，也不往竹叶上落，它们原还落回麻雀的喉咙里。麻雀卷进喉咙的声音，仿佛是一个轻柔的赞美，它们不大声唱出这个赞美，只把它卷在舌头底下，好似一颗什么甜蜜的东西，往舌下一压，把那丝甜蜜吞下去了。
这是我所感觉到的麻雀们的自私。
我也有自己的自私。我还是个孩子，我的自私是天真而粗暴的：我用竹竿扫开它们。
我一点也不担心它们要永远飞走，我清楚，这些可笑的家伙会在黎明飞回竹林，甚至会在我转身的时候已经飞回来了。
只要竹林还在，麻雀一定会飞回来。
（责任编辑：李慧）
我们要去木里。
头一天晚上，她像个真正的旅行家那样翻出她的背包，抖掉灰尘，往背包里塞入牙膏牙刷，毛巾和衣服，还有一双干活穿的平底鞋——她准备好了要爬山。她在常年居住的地方爬了五十年山，又准备去爬另一个地方的陌生的山。
她把脏毛巾拿去洗了再洗，生怕毛巾上的污渍泄漏了她的身份。她翻出压箱底的新衣服，那些衣服有的是我买给她的，有的是妹妹买给她的，还有的是她二姐买给她的，这所有衣服从前都不穿，像纪念品一样收在箱子里。
我看得出來，今天她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我爸爸的妻子，今天她只要做一个简单轻松的旅人——住旅馆，吃露天餐，如果体力允许，她希望可以在野外搭一顶帐篷。
为了预先锻炼脚力，我们决定走山路去小镇搭车，用了七小时。到镇上已是下午，顺路去县城住了一晚，次日买票去西昌转车。
我们的班车晚点，到木里天已擦黑。
央宗和她的男友在木里车站已经等了很久。我们住在她提前定下的木里酒店。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以“酒店”命名的旅馆。妈妈显得非常兴奋，她失眠了半个晚上。
木里以阴天迎接我们，平平淡淡的姿态，符合它长在半山上的性格。山势所限，它整体的区域比我出生的小镇大不了多少，许多地方正在修整，地面堆着砖块和水泥灰。
夜里幽暗的路灯下没有大城市浓雾般的霓虹。空气稀薄的夜街上，人们在灯下散步。他们低声说话，缓慢走路，就像山谷里往上吹拂的风在叶片上弄出的细碎响声。
央宗上班的时候，我和妈妈出去散步。木里的街道大部分是陡坡，从街这头走到那头，要耗去一定的体力。小型三轮车停在街道两边等客，后面塞着一块石头防滑。我们走在路上，时不时有人问要不要搭车。卖水果的摊子艰难地支在路边，包头巾的妇女穿着汉族衣服，但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是彝族。再有卖小饰品的人，那就分不清什么族了，他们大体一致的肤色和着装，跟彝人说彝话，跟汉人说汉话，跟藏人说藏话。
大概所有的小县城的白天都是一样的，谋生者占满了每一个角落。他们身上背着同样的标签：谦卑。勤劳。疲惫。顽强。
这里其实和别的地方一样。生活在哪里都是一个模样。即使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也要像蚂蚁一样奔忙。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风景。我想这么跟妈妈说。但我没有说。这一次，我们是来看风景的。我们在这里看别人怎样生活，之后，妈妈将回到农村过她的生活，而我再去过我浪子的生活。
第二天我们去了“寸多长海子”。它在卫星地图上是这个名字。从木里县城的弯路绕过去，沿着一条小河蜿蜒而上，直到县城被抛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寸多长海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我并没有一下子看到那片长海子，进入我眼里的是玛尼堆和成片的松树林。天气晴朗，白云在湛蓝的天边流动，与松树林接近，看着像是从松林里升起来，然后再飘到天上。山包上风大，玛尼堆和松树上挂着的经幡将藏族人的祝福吹到远方。
长海子就站在我的眼皮上，伸手可及，实际上它离我很远，还不到五月，它被枯色的草包围。长海子周边的山势形成缓坡的样子，大大方方展开，远望像一片稍有凹凸的大平原。当然它不是真正的平原，所以在缓坡上你能一眼看见斜站在草地上的牦牛。说起牦牛，我总是认不清它，总将它看成大号的羊。央宗提醒了几次，妈妈也提醒了几次，我还是喊它羊。
康坞大寺在长海子的另一边，转过几个山包就到了，风马旗飘摇。年轻的喇嘛向我们走来，拿了酥油灯，然后领我们进寺参拜。
我是个不合格的信徒。我只能呆呆地望着门口那个磕长头的男子心生敬意。央宗的男朋友和他的同学，俩人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磕了三个长头。接下来是央宗，也许为了教我怎样参拜，所以她并没有磕长头。她的手微微举过头顶，然后是嘴边，最后放在心口上，再弯腰拜下去。这一系列动作吸引着我。拜完之后，她眼睛柔和地望着我说，“你拜吗？”
“拜。”我这样回答。手忙脚乱不知怎样参拜。
我们点燃了酥油灯。妈妈取下了她的帽子。她向来是个虔诚的人，心中有佛，只是没有进寺庙参拜过。她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成年累月在山中的土地上劳作，只熟悉山中的石头，泥土，风色和日月。
我们再回到长海子。母亲喜欢在山包上多待一会儿。我见过真正的大海，那是个十分丰富的地方：海边站着椰子树，树下有人在卖新鲜的椰子果，有人在海边卖烤羊肉，有人在沙滩上吹风。如果你在那里的任何一处歇脚，很有可能遇上一个向你兜售廉价珍珠项链的人。在那宽敞的沙滩上，有沙滩椅可以坐下来观海，你也可以下到水里去冲浪，只要你高兴，还可以在海边掏个窝把自己埋起来。海边常年有人。海从来不缺少观众。但长海子此时就我们几个站在山包上，非常冷清也非常舒服，在我们身边只有风和牛。海鸟从松林的顶端啼叫着飞向长海子上空。长海子和天空一个颜色。海鸟落在水面踏着云彩，那时阳光也照在海面上，水鸟收住翅膀停在长海子漂浮着的一团一团的“陆地上”，仿佛在欢呼自己是第一只找到新大陆的鸟。
央宗说，到了五月，海子上面漂着的陆地就会转成一团一团的绿色。它们本身就是由水草组成，漂到水上看起来像袖珍型小岛。
藏族人的信仰随处可见，山包上几棵矮树披着洁白的哈达，它们像四月的花开放在山顶。
妈妈迎着山风拍了一张照片。她的短发被吹到脸上，身板挺直，精神抖擞。在照片上你根本不能发现她已经是个驼背的老人。我可以从她沉默的脸上看出她的心思。她无法抑制的感动跑到她的眉头，平日紧皱的眉头此刻是舒展的，它们像音符一样跳开。还没有来长海子的那天晚上，她在旅馆的房间整理她的东西。她不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去长海子。她翻出红色的毛衣，一条深色的裤子，还有一顶新帽子。她把它们又一次摆在床上。
“我是穿这身衣服去呢？还是换上这一些？”她想得到我的意见。
看着她瘦巴巴的脸，蜡黄的肤色，我想起朋友小康在西昌饭桌上说的话一阿姨，你好瘦哦，不过精神很好呢。 她确实精神很好，穿什么都精神。我对她说，你穿什么都好。我把那红色毛衣递过去。
她没有换上新衣服来看长海子，仍然一身旧装，站在山包上，她望着长海子周边的山林赞美那些她熟悉了半辈子的松树，也赞美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海鸟、白塔和哈达，以及飘在四处的风马旗。牧民的木房子让她大开眼界，她说她也想去做牧民。
“这里没有人跳舞，应该是没到季节吧？这个时候格桑花是不是没有开？我一朵也没看见。”她说。
我感到愧疚。五十岁第一次当旅人，这么晚的年纪却来早了，格桑花还要等一阵才开，跳舞的人要过一阵才来。
“我们等到花开再来。”这话说得很心虚，谁知道哪时花开，哪年再来。人总是在错过里满怀希望，又在满怀希望中错过和老去。
她一个人走到山包的另一边去了。她孤零零正对着长海子，时而抬眼望天，像一只孤单的海鸟。终于她坐在了地上，背对着海，背景碧蓝，像一片美好的回忆，可她左边是石头和枯草，右边也是石头和枯草。她是我见到的最美丽又最孤单的妈妈。我回忆起她二十八岁的样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孩童。我看见妈妈穿着白底碎花的衬衣，梳着两条辫子，手里端着一个撮箕，从地里给我摘来一些红番茄。她的聲音温柔而年轻，她的笑容就像红番茄。多年来，我回想她的样子总是不由自主跳到她二十八岁的时段。
过了一会子，她起身，转身望着山包上的我。她远远朝我招了一下手，指着天边，大概要告诉我那里有一只海鸟飞得好像高过云彩。
我所站的位置，可以一眼看到山包下面的牧民区。他们的木房子低矮地站在草地上，央宗说，这些房子的抗震效果极好，冬天还很暖和。这几年为了方便牧民，减少四处游走的辛劳，在山顶建了许多木房子。我们来的一路上有好几个地方看到许多牧民。
长海子周围有几百头牦牛，它们像星星散落在地上，摇着笨笨的尾巴，一双短腿踩着草地，有的动也不动立在那里好几分钟，有的干脆躺在地上休息。其中一头牦牛独自站在水边，最后它走进水中，不很强烈的阳光碎碎地落在它周围，水珠被它的尾巴搅起来镀上一层朦胧的金黄。我将这个画面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天谁问我隐士是什么状态，我就指给他看这头牦牛。
离开长海子有万分的不舍。但我知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风景也是。三毛曾经找到了她的心湖，然后将心湖带走了。我也是。
我们从山包上往下走，央宗在草地上发现了一朵细小的白花。这朵白花正是那些枯草开出来的。它藏在草叶下，眼力不好或者不低头根本瞧不见。再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白花，妈妈也看见了。她一路低头寻找。这是她的格桑花。
一路沿着小河回木里县城。中途吃了点东西。傍晚，我和妈妈在木里公园逛了一圈。一人买了一只土豆坐在白塔面前的椅子上吃。这样子肯定有些傻。当时打着雨点，我们没有带伞，就着雨水将土豆吃下去。
“人一辈子就一个五十岁，我此生当中能来这里一趟，值了。”妈妈站到白塔前，挺直腰板，准备让我给她拍照。她身后是一棵开花的树，紫色的花瓣粘着几滴雨。
她拍照永远是一个姿态：挺直腰板，精神抖擞。不管是站在长海子还是公园的白塔前，换的只是背景，她始终一脸沧桑，但神态坚定。她很少在拍照时露出笑容。她的笑容非常少。或许她心中是有笑容的，但常年面对大山，面对大山上的土地和庄稼，时间长了，她的表情只剩下剔除笑容后的温顺模样。差不多所有山上的女人都和妈妈一样的神态，她们用这种近乎漠然的神态面对大山，也用这种单调的神态过完一生。她们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长海子，从来不知道藏族人将玛尼堆修在高山顶的松树林，将祝福和祈祷拴在风马旗上——她们一生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们去朋友家里聚餐。妈妈显得十分拘谨。这个拘谨与我的疏忽多少有些关系。首次去别人家里不带任何礼物登门是很不礼貌的。而这种事情，粗心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所以这次再犯我也表现得非常淡定。当然，在看到朋友家中有三个老人时感到一阵羞愧。我属于死鸭子嘴硬的人，低声安慰妈妈：没什么关系啦，大家都是朋友，应该不拘小节，再说现在不是季节，许多水果也不好吃。
我笑着与三个老人说话、喝酒，好像我是她们家的常客—样。
吃完饭还没等到彻底散席，我和妈妈提前告辞了。又不带礼物还提早退席，是更大的无礼。但次日要搭早车离开，只能无礼到底。我们走路回旅店，晚间九点，路灯已经亮了，空气很冷。从朋友家出来的那条路一直是爬坡，坡度很陡，爬坡的时间用得比较长，好像要爬到山顶去的样子。这是我们在木里走的最陡的街道。之前酒店门口那条斜坡跟这个比起来真不算什么。很庆幸没有打车回旅馆，像这样的街道一辈子不走一回要后晦，何况与妈妈肩并肩，我们像两个得胜而归的老战友。
爬完那段陡坡，走到平缓的地方时，三天里熟悉的夜市摊子又出现在眼前。卖烧烤的人拿着一把夸张的大扇子对着炭火扇风。“来两串吗？来吗来吗？”他的声音像夜风轻微响在耳边。
这天晚上妈妈没有失眠，她比我早入梦乡。
竹林里的麻雀
它们飞到竹林里的时候是黄昏，在黄昏里开了一个会，次日的清晨，鸡叫两遍时又来了。昨日的到来，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约定吧。它们约定以后就住在竹林里。
这些细小的麻雀——我只能用细小去形容它们，当我的奶奶从草房子的矮门里走出来，我就指着它们喊：看，它们像黄豆一样！
奶奶当然要笑话我。
这个村子是孤独的，甚至，我作为一个不大的孩子，也会在某个时候感觉到心慌。这些山，水，石头，泥土，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树和草，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都罩着一层薄薄的雾。——不仅是下雨才会有雾，在高山环绕的村庄里，太阳落山以后，雾气便一点一点上来，直到它们变成夜晚的黑。
我有时找不着玩乐的游戏。许多游戏都玩腻了。在晚上，更是没有什么意思。麻雀在这个时候都睡了。它们睡得早，起得也早。
有那么几个闲散的老人坐在黑漆漆的院子里聊天，聊那片枯死的庄稼，或者，聊那只昨晚不知怎么死掉的猫，聊到动情的时候就落下几滴看不见的眼泪。她们到了这个年纪，心里只剩慈悲。 母亲的鞋垫要在傍晚才有时间缝补，还有奶奶，还有三婶，还有我的大伯母，她们像约定好的一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来到竹林边，一起缝补。她们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吵架了，也许为了一只鸡蛋，也许为了谁多给谁—把米。
奶奶是村里唯一清闲的人。她有时从竹林里突然钻出来，手里握着一只鸡蛋。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钻进竹林的。我感觉奶奶比我更会玩游戏。
我从此就钻进竹林去了。
奶奶和我有时在竹林里相遇，彼此都要大吃一惊，因为都在认真找鸡蛋，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进的竹林。
竹叶实在太厚，除了用眼睛，还得用手。当竹叶翻遍了也没有鸡蛋，祖孙两人才心甘情愿从竹林里钻出来。
出来要快快地打水洗脸，洗手，洗脖子；竹叶上的竹毛痒得人难受。
竹林里的麻雀在黄昏最是吵闹，但也有闭嘴的时候，比如竹林下的女人吵嘴了。
當然也有男人吵架的时候。男人吵架只是干吼，吼完就走。如果要打架，也是打完就走。他们很干脆。那不干脆的必是醉鬼，他不与任何人吵架，终天躺在竹林下，咒骂，呕吐。
春天是这个村落的忙日子。女人不在家，男人也不在。只有几个小孩孤零零立在某个地边，无所事事。春天没有什么好玩，除了去山林把开得最好的山花一朵一朵掐掉，把那些刚刚冒出芽的嫩草一脚踩回地下，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
“这娃儿真是坏透了！”——如果得不到大人们这样一句责骂，花就是白掐的，草也白踩了。
麻雀似乎想着搬家，在夏天的时候，我看它们全部飞到水井边的一棵水麻树上，那么小的树，居然可以站满它们所有的成员。它们说话的时候，嘴里似乎含着一口泉——咚咚咚，然后是——丁丁丁；也许我形容得不对，但这没什么关系。那些我听不懂的话，就从树叶的枝桠间漏下来。
过一阵子，麻雀又回到竹林里来了。这时候，已经是秋天。
秋天是母亲不得闲的季节，她要把收回来的粮食都晒在院坝里，然后派我站在那里守护这些粮食，她去坡地里继续忙碌。
麻雀在这个时候就从竹林里飞下来，它们落在院坝里的苞谷子上，看上去，它们不比苞谷子大多少。滑稽得很，它们居然张大了嘴巴，想把根本不能通过它们喉咙的苞谷子吞下去。
对于这些小贼，我只是看着。反正它们最终不能偷走一粒苞谷。它们最终会可笑地站在那里着急惊慌、又似乎带点羞愧地尖叫。
如果我实在不想听它们吵叫，就抓一把苞谷子撒它们。
母亲让我守护这些粮食，以为我是个精明的孩子。她错了。我是个稻草人。假如老天爷跟我开玩笑突然下雨，我不会把晒着的粮食盖起来，我会像稻草人那样，只是忠诚地站在院边，实在受不了雨水，才会退到屋檐下。
我想之所以我受不住雨水，是因为我没有稻草人那样的草衣。
母亲只让我看着场地上的粮食，除此，她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她不交代的事情，我绝不自作主张。
我挨打了。
有一天我的奶奶和大伯母吵架，她们分别把自己栽种的南瓜从地里摘下来砸在地上，然后指着树上的麻雀骂，说，就算是麻雀，也有心肝五脏，人就这么无情无义么？
我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吵架。也许是为了一个南瓜？
麻雀是无所谓的，当它们看惯了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性格和生活，也就无所谓地长久居住下来。
有时，我羡慕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可以在比我高的竹林上跳来跳去。但不是长久的羡慕。
我有时候也会糊涂，我想不明白麻雀是不是有耳朵，当它们被骂的时候，它们毫无反应地住在竹林里继续歌唱，只有竹竿扫在它们的尾巴上，才大祸临头地惊叫着飞走。
除了没有耳朵，它们的眼睛很明亮。这个我可以确定。
月色明朗的夜晚，麻雀似乎也懂得赏月。它们在竹林里低声轻叫，声音就像草地里偶然滑落的露水，这声音不往地上落，也不往竹叶上落，它们原还落回麻雀的喉咙里。麻雀卷进喉咙的声音，仿佛是一个轻柔的赞美，它们不大声唱出这个赞美，只把它卷在舌头底下，好似一颗什么甜蜜的东西，往舌下一压，把那丝甜蜜吞下去了。
这是我所感觉到的麻雀们的自私。
我也有自己的自私。我还是个孩子，我的自私是天真而粗暴的：我用竹竿扫开它们。
我一点也不担心它们要永远飞走，我清楚，这些可笑的家伙会在黎明飞回竹林，甚至会在我转身的时候已经飞回来了。
只要竹林还在，麻雀一定会飞回来。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