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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要想持续创新下去，必须把新药源头创新做大
上海市郊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道路的命名方式与众不同。南北向，有哈雷路、爱迪生路、哥白尼路;东西向，则是李冰路、蔡伦路、沈括路、张衡路。
这些路名昭示着张江的使命——做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中心。
除了大众熟知的信息技术以外，张江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医药健康。这里是中国药物研发机构最多、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有“药谷”之称。据统计，张江已经聚集了500多家药企，包括一批国际顶尖制药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
2011年4月14日坐落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某跨国医药集团“上海扩建项目”正式落成
不过，曾在中、美两国制药行业工作20多年、如今在张江工作的复旦大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邵黎明博士认为，“张江药谷”虽然已是中国一流的医药产业中心，但与美国最发达的“环波士顿药谷”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第一个轮子”是最大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环波士顿药谷”领先的秘密何在？
邵黎明：美国环波士顿地区是目前全球最发达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在这里，有122所高校、35所教学医院（包括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医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医药研究体系，基础研究能力超强，每年产生大量药物专利和技术专利。
这些技术和专利，又催生出大量的初创公司，其中既有第三方购买专利来创业的，也有教授自己创业的。
位于上海浦东张江的蛋白质核磁共振分析系统实验室
目前在环波士顿地区共有500多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密度非常高，光是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地区就有超过150家。
此外，包括诺华、辉瑞、赛诺菲、施贵宝在内的全世界排名前20的大型跨国制药企业中有16家，都通过新建或并购的方式，在这里建立了研发基地。
高校、初创公司、大公司这“三个轮子”相辅相成，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人才磁场，吸引了一流的科学家、医生在这里做研究，以及学生前来求学。初创公司还带来一大批“技术员”层次的初中级技术人员和资金，政府再通过税收优惠给予鼓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结下来，高校、初创公司、大企业、政府、资金和人才这六个要素“六位一体”，是环波士顿地区能够成为全球顶尖医药创新中心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与环波士顿地区相比，上海张江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邵黎明：从时间来看，上海的生物医学产业，特别是“张江药谷”启动发展的20多年，与环波士顿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几乎重叠。从各项成功元素来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上海聚集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知名高校以及上海药物所、上海有机所等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多个研究所，还有众多中国一流医院。此外，国际制药巨头研发总部的数目不断增加，以“海归创业”为主体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也方兴未艾。加上上海金融资本云集，市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各类园区给予一系列优惠扶持的政策，这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医药创新的结果来看，上海张江与环波士顿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
比如，张江的初创公司，绝大部分是“海归”创业，从上海和中国其他省市的高校及科学院凭借自己的知识产权出来创业的例子很少。因此，跟波士顿相比，张江的“第一个轮子”（高校）显得比较小。
张江要想持续创新下去，必须把“第一个轮子”——新药源头创新——做大，这是张江和波士顿最大的差距。这个可以用不同圆的周长比率来解释：小轮子要转好多圈，才能带动其他的轮子转一大圈。
在生物医药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创新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临床、基础医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及生命科学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这些原创研究，一端直接依赖基础研究，另一端与临床及生物医药产业紧密结合，是医药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约400个“靶点”，还没有中国发现的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个轮子”没做大的原因有哪些？
邵黎明：首先，目前中国高校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生态环境氛围相对浮躁。
大家都想做出药来，但研制药物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上通用的估算是，一种新药从开始研发到上市，需要投入25.6亿美元，花费10～15年时间，其中包括很多次失败的尝试。
当然，目前在中国，研制药物的成本要低很多，只有国际通常成本的约三十分之一，但换算成人民币，也要5亿～6亿元。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个轮子”对于药物研发有多重要？
邵黎明：中国制药行业目前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落在西方甚至印度后面，与中国的国力不太相称。现在全世界已验证的可以成药的“靶点”约400个，还没有一个是中国发现的。
就新药研发而言，什么叫有国际影响力？就是中国人发明的药，全世界都在吃。或者，中国人在基础研究上实现突破，比如找到新的靶点，让全世界的药厂都针对这个靶点开发新药。这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
这方面，中国仍然缺乏突破。其中最大的症结之一，就是高校基础研究不足。所以中国高校还是要专注基础研究，要有聚焦、有定力，否则就没有创新的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从实际操作环节来看，中国高校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邵黎明：现在，中国很多高校的医药基础研究缺乏“顶层设计”。很多药物研究人员对研制药物的全过程了解不足，对市场、对病患未被满足的需求也缺乏研究。
比如治疗慢性病的药，必须做成口服药才有市场，否则每天跑到医院打针太麻烦，很难有市场远景。
新药研发不应该是从自己的推断开始，而应从结果倒推过来——要先做一个分析：市场和病人的需求是什么？病人现有的药还有哪些缺陷？医生在寻找什么样的新药来治疗疑难杂症？
要填补空白，寻找差异化，就要先进行“顶层设计”，然后设定阶段性指标，再开始进行研究。
我们都在说“产业化”，但研究首先要符合市场需求，才有可能转化成产业。此外，现在的不少课题都是“快速跟踪型”的，创新程度不高，即使转化，也不能创造较高的价值。
做好专利管理，掌握两种“语言”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要改变这些问题，提高医药源头创新能力，具体需要进行哪些变革？
邵黎明：注重基础研究，首先要从改革考评机制入手。不要以硬性的在某些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做出好的新药，需要更加注重“结果导向”。
其次，医药基础研究管理需要去行政化，走向专业化。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理解这个专业化？管理专业化和研发之间是什么关系？
邵黎明：医药行业有一个特点：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申请非常重要。药物专利里，最值钱的是结构性物质的专利，即化合物专利，什么时候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有很多技巧。研究人员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申请专利保护，以免除后顾之忧。
专利的申请过程中，还要一步步跟踪——其中有很多时间节点，一旦错过，专利就有可能作废。
专利管理在公司是头等大事，由资深人士为研究者提供专业指导服务。美国高校医药专业的专利办公室一般也是管理最严格的部门。中国高校确实也有专利办公室，但工作的专业程度与美国同行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还有一个需要提高专业化程度的领域，是技术转移。
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理工学院，都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人员，许多都懂两门“语言”——学术界的语言和企业界的语言，既了解前沿的研究动态、市场需求，又能够从事商业拓展。
一流的美国综合性大学或学院，专利许可和技术转移是学校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也是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有一条清晰的产业链，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制。
中国的高校，目前主要由科技处来承担专利管理和技术转移工作，但工作人员在两种“语言”的专业化程度方面，还远远不够。
避免“一窝蜂”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加强产学研合作，发挥高校在源头创新上的优势之外，你认为“张江药谷”未来的发展还应注意哪些方面？
邵黎明：首先应该增加投入。近20年来，中国在医药研发上的投入迅速增加，但总量还是太少，特别是在源头创新上的投入。
其次，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研究中国的重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肺癌等，并进行大系统协作。
药物研发要有长远眼光，要避免“一窝蜂”。
中国制药企业有近5000家，其他国家的药企都加起来，可能也就这么多，但这些药企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碎片化严重、重复多、创新能力低。
比如，一个热门抗体品种，会有20家公司在仿制，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真正的价值，其实在于原创性强的研究，而不是快速产生效益的东西。价值和原创性是成正比的，做长线才能赚长远的钱，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大系统协作？
邵黎明：以肺癌为例，在中国，肺癌是肿瘤里的头号杀手，在其导致的死亡中，30%～40%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脑部，压迫神经导致死亡。一方面，这很难在早期诊断，另一方面，癌细胞一旦转移，有效药物较少。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能不能对肺癌进行早期诊断？能不能在脑转移之前就预测到，或者至少在转移早期及时诊断，进行有效干预？能不能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通过基础研究找出创新靶点，或者针对已知靶点加速研发出靶向药物，让中国人吃上有效且买得起的药？
有效的大范围的系统协作不仅可以回答这些科学问题，同时也会有实际研发产出。
再比如老年痴呆症，上海华山医院的神经科世界知名，有大量脑影像大数据。因此可以考虑，如何从临床数据结合基础研究结果延伸到药物研发，形成一个大循环？
上海市郊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道路的命名方式与众不同。南北向，有哈雷路、爱迪生路、哥白尼路;东西向，则是李冰路、蔡伦路、沈括路、张衡路。
这些路名昭示着张江的使命——做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中心。
除了大众熟知的信息技术以外，张江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医药健康。这里是中国药物研发机构最多、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有“药谷”之称。据统计，张江已经聚集了500多家药企，包括一批国际顶尖制药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
不过，曾在中、美两国制药行业工作20多年、如今在张江工作的复旦大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邵黎明博士认为，“张江药谷”虽然已是中国一流的医药产业中心，但与美国最发达的“环波士顿药谷”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第一个轮子”是最大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环波士顿药谷”领先的秘密何在？
邵黎明：美国环波士顿地区是目前全球最发达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在这里，有122所高校、35所教学医院（包括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医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医药研究体系，基础研究能力超强，每年产生大量药物专利和技术专利。
这些技术和专利，又催生出大量的初创公司，其中既有第三方购买专利来创业的，也有教授自己创业的。
目前在环波士顿地区共有500多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密度非常高，光是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地区就有超过150家。
此外，包括诺华、辉瑞、赛诺菲、施贵宝在内的全世界排名前20的大型跨国制药企业中有16家，都通过新建或并购的方式，在这里建立了研发基地。
高校、初创公司、大公司这“三个轮子”相辅相成，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人才磁场，吸引了一流的科学家、医生在这里做研究，以及学生前来求学。初创公司还带来一大批“技术员”层次的初中级技术人员和资金，政府再通过税收优惠给予鼓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结下来，高校、初创公司、大企业、政府、资金和人才这六个要素“六位一体”，是环波士顿地区能够成为全球顶尖医药创新中心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与环波士顿地区相比，上海张江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邵黎明：从时间来看，上海的生物医学产业，特别是“张江药谷”启动发展的20多年，与环波士顿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几乎重叠。从各项成功元素来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上海聚集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知名高校以及上海药物所、上海有机所等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多个研究所，还有众多中国一流医院。此外，国际制药巨头研发总部的数目不断增加，以“海归创业”为主体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也方兴未艾。加上上海金融资本云集，市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各类园区给予一系列优惠扶持的政策，这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医药创新的结果来看，上海张江与环波士顿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
比如，张江的初创公司，绝大部分是“海归”创业，从上海和中国其他省市的高校及科学院凭借自己的知识产权出来创业的例子很少。因此，跟波士顿相比，张江的“第一个轮子”（高校）显得比较小。
张江要想持续创新下去，必须把“第一个轮子”——新药源头创新——做大，这是张江和波士顿最大的差距。这个可以用不同圆的周长比率来解释：小轮子要转好多圈，才能带动其他的轮子转一大圈。
在生物医药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创新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临床、基础医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及生命科学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这些原创研究，一端直接依赖基础研究，另一端与临床及生物医药产业紧密结合，是医药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约400个“靶点”，还没有中国发现的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个轮子”没做大的原因有哪些？
邵黎明：首先，目前中国高校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生态环境氛围相对浮躁。
大家都想做出药来，但研制药物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上通用的估算是，一种新药从开始研发到上市，需要投入25.6亿美元，花费10～15年时间，其中包括很多次失败的尝试。
当然，目前在中国，研制药物的成本要低很多，只有国际通常成本的约三十分之一，但换算成人民币，也要5亿～6亿元。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个轮子”对于药物研发有多重要？
邵黎明：中国制药行业目前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落在西方甚至印度后面，与中国的国力不太相称。现在全世界已验证的可以成药的“靶点”约400个，还没有一个是中国发现的。
就新药研发而言，什么叫有国际影响力？就是中国人发明的药，全世界都在吃。或者，中国人在基础研究上实现突破，比如找到新的靶点，让全世界的药厂都针对这个靶点开发新药。这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
这方面，中国仍然缺乏突破。其中最大的症结之一，就是高校基础研究不足。所以中国高校还是要专注基础研究，要有聚焦、有定力，否则就没有创新的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从实际操作环节来看，中国高校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邵黎明：现在，中国很多高校的医药基础研究缺乏“顶层设计”。很多药物研究人员对研制药物的全过程了解不足，对市场、对病患未被满足的需求也缺乏研究。
比如治疗慢性病的药，必须做成口服药才有市场，否则每天跑到医院打针太麻烦，很难有市场远景。
新药研发不应该是从自己的推断开始，而应从结果倒推过来——要先做一个分析：市场和病人的需求是什么？病人现有的药还有哪些缺陷？医生在寻找什么样的新药来治疗疑难杂症？
要填补空白，寻找差异化，就要先进行“顶层设计”，然后设定阶段性指标，再开始进行研究。
我们都在说“产业化”，但研究首先要符合市场需求，才有可能转化成产业。此外，现在的不少课题都是“快速跟踪型”的，创新程度不高，即使转化，也不能创造较高的价值。
做好专利管理，掌握两种“语言”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要改变这些问题，提高医药源头创新能力，具体需要进行哪些变革？
邵黎明：注重基础研究，首先要从改革考评机制入手。不要以硬性的在某些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做出好的新药，需要更加注重“结果导向”。
其次，医药基础研究管理需要去行政化，走向专业化。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理解这个专业化？管理专业化和研发之间是什么关系？
邵黎明：医药行业有一个特点：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申请非常重要。药物专利里，最值钱的是结构性物质的专利，即化合物专利，什么时候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有很多技巧。研究人员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申请专利保护，以免除后顾之忧。
专利的申请过程中，还要一步步跟踪——其中有很多时间节点，一旦错过，专利就有可能作废。
专利管理在公司是头等大事，由资深人士为研究者提供专业指导服务。美国高校医药专业的专利办公室一般也是管理最严格的部门。中国高校确实也有专利办公室，但工作的专业程度与美国同行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还有一个需要提高专业化程度的领域，是技术转移。
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理工学院，都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人员，许多都懂两门“语言”——学术界的语言和企业界的语言，既了解前沿的研究动态、市场需求，又能够从事商业拓展。
一流的美国综合性大学或学院，专利许可和技术转移是学校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也是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有一条清晰的产业链，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制。
中国的高校，目前主要由科技处来承担专利管理和技术转移工作，但工作人员在两种“语言”的专业化程度方面，还远远不够。
避免“一窝蜂”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加强产学研合作，发挥高校在源头创新上的优势之外，你认为“张江药谷”未来的发展还应注意哪些方面？
邵黎明：首先应该增加投入。近20年来，中国在医药研发上的投入迅速增加，但总量还是太少，特别是在源头创新上的投入。
其次，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研究中国的重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肺癌等，并进行大系统协作。
药物研发要有长远眼光，要避免“一窝蜂”。
中国制药企业有近5000家，其他国家的药企都加起来，可能也就这么多，但这些药企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碎片化严重、重复多、创新能力低。
比如，一个热门抗体品种，会有20家公司在仿制，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真正的价值，其实在于原创性强的研究，而不是快速产生效益的东西。价值和原创性是成正比的，做长线才能赚长远的钱，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大系统协作？
邵黎明：以肺癌为例，在中国，肺癌是肿瘤里的头号杀手，在其导致的死亡中，30%～40%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脑部，压迫神经导致死亡。一方面，这很难在早期诊断，另一方面，癌细胞一旦转移，有效药物较少。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能不能对肺癌进行早期诊断？能不能在脑转移之前就预测到，或者至少在转移早期及时诊断，进行有效干预？能不能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通过基础研究找出创新靶点，或者针对已知靶点加速研发出靶向药物，让中国人吃上有效且买得起的药？
有效的大范围的系统协作不仅可以回答这些科学问题，同时也会有实际研发产出。
再比如老年痴呆症，上海华山医院的神经科世界知名，有大量脑影像大数据。因此可以考虑，如何从临床数据结合基础研究结果延伸到药物研发，形成一个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