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成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经典之作。它们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凝结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辈革命家的心血。
下不来的黄鹤楼
1953年春,毛主席建国后首次来武汉。2月17日,听取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的工作汇报后,他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说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还说过渡时期类似过桥,走步像是过渡了年。
毛主席打这种比方是有来由的,因为中南局汇报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情况。这可是件大事!早在20年前中央苏区的工农兵大会上,毛主席就告诫大家:“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五,蛇山来了不少游人,黄鹤楼(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黄鹤楼,真正的黄鹤楼1884年被烧毁。此楼名奥略楼,是光绪三十四年湖北学界为旌表张之洞在鄂的德政而集资修建,因与黄鹤楼相似,习惯称之黄鹤楼)下更是熙熙攘攘。这天,毛主席也来到这里,为武汉长江大桥选址。
当时关于桥址的方案集中龟山一蛇山线。毛主席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踏勘这条桥址线。
在黄鹤楼前,毛主席信步与煎豆腐的老翁拉起家常,问他生意好不好,买的人多不多。老人说:“我的豆腐好吃,买的人可多哩!”
毛主席仔细看了老人的豆腐担子,当他发现老人的棉衣有的地方都破了,就关切地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老人说:“家里还有老伴和孩子。解放了,日子越来越好了,啥也不缺,趁过节,我再卖点豆腐。”
听了老人的回答,毛主席欣慰地笑了。
突然,一个小姑娘发现这位穿军大衣的人似曾相识,小声问叶子龙:“叔叔,他是不是毛主席呀!”
叶子龙回答:“不是,你看错了!”
小姑娘说:“你撒谎,是毛主席!”说着大声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边跑边喊:“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我们见到毛主席了。”
这一喊不得了,转眼间,毛主席被成千上万游人包围,欢呼声震撼了整个江岸。最后毛主席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笑着说:“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
毛主席这次南巡时常被人们提起。据说当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农村大娘,大娘问毛主席:“毛主席,您来啦。斯大林他没空来吗?”毛主席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失败。毛主席和杨开慧也曾登临黄鹤楼,挥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主席后为此词加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样的春季。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黄鹤楼
黄鹤楼是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有“天下绝景”之称,位于武昌长江边的蛇山上。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以后各代屡毁屡建。仅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重建和维修了10次,因此有“国运昌则楼运蛊”之说。清光绪十年为大火焚毁。1985年,新建的黄鹤搂又屹立在长江之滨。
历史上的黄鹤楼轩昂宏敞,瑰丽无此,是文人骚客登临行吟之胜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都曾到此游乐,吟诗作赋。其中以崔颢的《黄鹤搂》诗最自直名,被称为唐人七律之首。
新黄鹤楼高50.4米,共5层,比古楼高出近20米,各层大小屋檐交错重叠,翘角飞举,宛如展翅欲飞的鹤翼。登楼眺望,视野开阔,远山近水一览无余。
让长江黄河到处能走
从大桥开工前踏勘桥址线,到大桥正式开工后多次到工地,听取汇报,看望职工,没有哪一座建筑像武汉长江大桥曾引起毛主席如此多关注。
1955年底,武汉长江大桥进入正式施工阶段,江中各个墩子全面开工,场面十分壮观。毛主席坐武康号轮,到了汉阳晴川阁附近水面,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请示:“是水上看?还是岸上看?”毛主席说:“水上看。”在船上,可靠近工地,更清楚地看到施工情况。
轮船徐徐稳进,犁起团团雪浪。长江之水浩浩而来,天水相连。举目四望,龟蛇对峙。近处,已露端倪的长江大桥工地,热火朝天。毛主席乘坐的轮船在江中各墩间穿行,江中的激流波涛与建设的宏大场面互相映衬,强烈地感染了他:“我想游长江!”
1956年5月底,毛主席从长沙来到武汉。此时,江中的墩子全部耸出水面,汉阳岸开始架梁,滚滚长江上,呈现出派雄伟壮观的建设图景。31日晨,毛主席决定乘船视察桥梁工地并听取关于大桥建设的汇报。
毛主席问得很详细,不仅问了工程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人才的培养,施工的管理,还询问一些桥梁科技的专门知识,如什么叫压气沉箱法,沉箱病是什么病、什么是拆装式结构、如何进行流水作业,潜水工怎么才能沉下去等。
毛主席对大桥建设十分满意。他说:“中央提出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不定都得十二年,长江大桥这是三四年,就是世界水平了。”他还对彭敏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几十个,到处能走。”
首位大桥“验收者”
1957年9月6日,武汉长江大桥已经修好,但尚未通车。傍晚,毛主席从汉阳桥头堡走下车来。站在桥头堡向武昌方向眺望,那里的中华路附近,有条小街叫都府堤。早在1927年,毛主席曾带着妻子杨开慧,以及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都府堤41号生活了半年。1963年,毛主席住进东湖宾馆时,还提起过那个令他怀念的地方:“武昌有个都府堤你们知道吗?杨开慧在那里住过,是41号。”
信步桥上,他问大桥局负责人:“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吗?”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主席又追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充满信心地回答。
看见大桥栏杆上漆着红色,蓝色等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毛主席便问何故。大桥局负责人解释:“这是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用什么颜色好。”毛主席笑着称赞:“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问毛主席哪一种颜色好,毛主席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大家明白了,“水天一色”!桥栏应选用与天、水颜色相和谐的色彩。后来,桥栏漆定为银灰色,沿用至今。
毛主席信步走过长江大桥,他是第一个走过大桥的“行人”,也是第一个走过长江大桥的伟人,是长江大桥的首位“验收者”。
武汉的9月还很热,走到武昌桥头堡处,毛主席的衣服已经汗湿,仍旧兴致不减,提出要从桥头堡下去看看。可惜楼梯内未安电灯,他惋惜地说:“那只有等以后了。”
在桥头堡的凉亭处休息时,大桥局一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主席,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建桥全体职工给主席 的。”毛主席高兴地点头收下。陪同领导请他题词,毛主席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一想。”几天后,毛主席派人送来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红色都府堤
在武昌黄鹤楼以北数百米处,有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革命圣地。它见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历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最早的革命活动地——红色都府堤。
都府堤41号是毛主席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携家人居住的地方,也是1927年前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所在地。毛主席曾在这里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年这里先后居住过的有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
农民运动讲习所位于武昌红巷(黉巷)13号,原是张之洞1904年创办的北路学堂。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
中共五大会址位于都府堤20号,建于1918年,原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10月更名为武昌第一小学。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开幕式,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内有七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
博击长江
毛主席对武汉这白云黄鹤之地特别喜爱,建国后曾46次到武汉,居住最长的一次达168天,他曾17次畅游长江,游程总计100多公里。
毛主席畅游长江,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有密切联系。
毛主席曾赌气地对阻止他游泳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说我不属于自己,九次不属于,总有一次属于吧!”他要把属于自己的这一次用来畅游长江:“我想游长江!你们总是不让我游,说江里有血吸虫,你们没有游过怎么知道。”
1956年初夏,毛主席曾三次畅游长江,当时的桥墩附近,停泊着不少正在施工的吊船,驳船,水中布有不少锚链,毛主席泰然自若地游了过去。
初游长江,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面,时而被掀上浪峰,时而沉入波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毛主席的神态吸引,也跃跃欲试,可惜水性不好,扑腾了几下便不行了,几个护游运动员迅速把他托上了小船。毛主席笑着说:“陈再道打仗行,游泳不行。”
毛主席还给罗瑞卿,刘亚楼,汪东兴等示范在水里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
那天风大水冷,大家问毛主席:“主席,今天水温这么低,你不觉得冷吗?”
毛主席回答:“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温度再高也是冷的,这里水上是夏天,水下是冬天,很锻炼身体。”
“主席,现在浪大了。”
“浪大用鼻子吹。”正说着,一个浪打过来,毛主席喝了一口水,又吐了出来,他笑着说“长江的水好甜哟。”
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共游了30里。问他累不累,他轻松地回答,“给我一个馒头吃,还可以游两小时。”
1956年6月2日,毛主席第二次横渡长江,从汉阳江边下水,计划游到青山武钢码头。这里是长江,汉水的汇合处,水流湍急,漩涡套着漩涡。正常情况流速每秒三米,是游泳的险要地段,“芳草凄凄鹦鹉洲”就在此。
毛主席穿过长江大桥1,2号桥墩后,一直向前游去……又是一个飞流直下30里!
畅游之后的毛主席回到东湖宾馆后,安然入梦,平时睡眠很少的毛主席竟然连续睡了9个小时。
就是在这一夜,他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游泳》。
邀蒙哥马利游长江
1961年9月,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9月24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蒙哥马利没有料到,凌晨5时左右,毛主席改变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他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由于要和毛主席见面,蒙哥马利访华前研究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西方军人,他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国军人那样明确和深刻。他想就这个问题当面向毛主席请教。
他问:“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如果是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毛主席说:“是我的话,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里说的,记不起说这话的确切时间了。”
蒙哥马利觉得这句话有军人专政的味道。
毛主席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革命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当然就需要枪杆子。“那么,在和平的日子里,这句话是否还有效?”蒙哥马利问。“当然!”毛主席用很慢很慢但极其坚决的口气说。
谈到下午5时,毛主席邀蒙哥马利到长江游泳。毛主席在水里游,蒙哥马利在船上看。毛主席游了近一个小时,他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欣然答应。
第二天,蒙哥马利将要回国。毛主席送他一件礼物:亲笔书写的自己的词:《水调歌头·游泳》,上面题写着:赠蒙哥马利元帅。
南京西康路33号,民国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南京解放后的三个多月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滞留在大使馆内,毛主席十分关注这里的动向,并安排黄华与熟识的司徒雷登在大使馆进行过数次秘密接触,当毛主席获悉司徒雷登表达了访问北京的意愿后,立即予以回应。1949年6月30日,司徒雷登发函请示美国国务院,7月2日,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京。”中美两国因此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接触机会。
无奈之下,司徒雷登于8月2日回国。8月18日,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1950年2月18日,美国政府最后一名外交官培根撤离大使馆,大使馆被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建国初期,这里成了毛主席来南京时的下榻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出于安全考虑曾专门作出规定:毛主席外出巡视时,一律不乘专机,而改乘火车专列。有关方面为毛主席乘专列来南京时便于加强警卫,专门从南京火车站修了一条直通伊村的专用线。专用线的尽头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人工挖凿的山洞,专列可以一直开到洞里隐蔽起来,毛主席并没有在这里住过一天。当年这里是军事禁区,因此平时戒备森严,外人很少知道。
周恩来敲定桥头堡方案
现在南京桥的特殊标志,是耸立在南北两端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这是适应当时国内形势需要的时代产物,也是向全国各地征集经过比较确定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建造,是周恩来亲自抓的。他在设计前提出,南京大桥桥头堡建筑要比武汉大桥宏伟。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外廊与几位副总理一起观看桥头堡方案模型,同意了大桥局的方案,指示要用红旗,颜色必须保持鲜红,不能褪色。为此,大桥局也经过了反复比选,用红色油漆,解决不了褪色问题,用瓷砖,烧不出鲜红的釉彩最后,选用了青岛生产的红色玻璃砖,达到了要求。
周恩来妙答尼克松
很长时间里,南京长江大桥都代表着国家形象。每当有国际友人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常陪伴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为此,周恩来亲自要求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用与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 1972年2月,他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许司令主持大桥建设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的主任。
1968年4月,许世友要求指挥部重新讨论工程进度和竣工时间,确定1968年9月底完成铁路桥,年末完成公路桥。这比原定的铁路桥1968年底通车,公路桥1969年7月1日通车方案提前了三个月和近年时间。
由于时间短,要求高,仅靠大桥承建单位是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许世友当机立断,点名把时任上海铁路军管会主任的柴书林要来,委以建桥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重任,直接率领工程兵二团,并统一指挥支援大桥建设的部队,和建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
国庆节前五个多月,总工程师王超柱表示,抢在梅雨季节之前完成一期工程,但人力仍嫌不足。许司令听了,当场拍板,增大兵力投入,调威名远扬的“临汾旅”和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
大桥试验导弹潜射
1970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被开发出一宗出人意料的“附加值”——为我国潜射导弹做模拟试验。
当时我国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黄纬禄等四处寻找合适的试验地点。太湖、青海湖,云南的抚仙湖等,远近大小几十个湖泊都先后勘察过,无理想之地。黄纬禄突发妙想:利用南京长江大桥。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好!”
许世友一听汇报就说“是个好事”。试验的日子确定后,他下令大桥宵禁3日,并亲自陪同专家们上桥勘察现场。
一切安排妥当,模型导弹被桥下的大吊车高高吊起。黄纬禄一声令下,模型导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坠落江流,溅起的水柱比桥面还高。多次试验,一个结果:落弹不会砸着潜艇。
若干年后,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华访问,当他得知我国的潜射模拟试验是凭借南京长江大桥获得成功时,连声赞道:“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你们也是‘核潜艇之父’啊!”
许司令告别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谈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南京的许世友,这几个同志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又对许世友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要求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多多帮助许世友,还要求许世友至少看五遍《红楼梦》。
许世友前往广州前,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与护桥部队的官兵和大桥管理处的职工话别。他说:“我要离开南京,离开南京长江大桥了。我对南京,对大桥是很有感情的。这座桥建起来真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把大桥管理好,警卫好,确保安全。我是快70岁的人了,将来退休我还要回南京,再来看你们,看大桥。你们辛苦了!”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特别是那些守卫战士们。两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漫天飞雪,寒风刺骨,许世友带着两个参谋前来查哨。他看见执勤的战士穿着解放鞋,披着破雨衣站在雪地里,火冒三文,问负责人:“如果你的孩子在雪地里站岗挨冻,你心疼不心疼?”在他的督促关心下,战士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
中山陵8号
原为孙中山长子孙科住过的别墅洋房,小楼外走廊植满紫藤,屋顶还有防暑降温的蓄水池。许世友晚年时住在这里,当时院子里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为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还养了十几只兔子,他在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直到1985年逝世。








下不来的黄鹤楼
1953年春,毛主席建国后首次来武汉。2月17日,听取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的工作汇报后,他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说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还说过渡时期类似过桥,走步像是过渡了年。
毛主席打这种比方是有来由的,因为中南局汇报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情况。这可是件大事!早在20年前中央苏区的工农兵大会上,毛主席就告诫大家:“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五,蛇山来了不少游人,黄鹤楼(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黄鹤楼,真正的黄鹤楼1884年被烧毁。此楼名奥略楼,是光绪三十四年湖北学界为旌表张之洞在鄂的德政而集资修建,因与黄鹤楼相似,习惯称之黄鹤楼)下更是熙熙攘攘。这天,毛主席也来到这里,为武汉长江大桥选址。
当时关于桥址的方案集中龟山一蛇山线。毛主席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踏勘这条桥址线。
在黄鹤楼前,毛主席信步与煎豆腐的老翁拉起家常,问他生意好不好,买的人多不多。老人说:“我的豆腐好吃,买的人可多哩!”
毛主席仔细看了老人的豆腐担子,当他发现老人的棉衣有的地方都破了,就关切地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老人说:“家里还有老伴和孩子。解放了,日子越来越好了,啥也不缺,趁过节,我再卖点豆腐。”
听了老人的回答,毛主席欣慰地笑了。
突然,一个小姑娘发现这位穿军大衣的人似曾相识,小声问叶子龙:“叔叔,他是不是毛主席呀!”
叶子龙回答:“不是,你看错了!”
小姑娘说:“你撒谎,是毛主席!”说着大声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边跑边喊:“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我们见到毛主席了。”
这一喊不得了,转眼间,毛主席被成千上万游人包围,欢呼声震撼了整个江岸。最后毛主席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笑着说:“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
毛主席这次南巡时常被人们提起。据说当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农村大娘,大娘问毛主席:“毛主席,您来啦。斯大林他没空来吗?”毛主席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失败。毛主席和杨开慧也曾登临黄鹤楼,挥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主席后为此词加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样的春季。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黄鹤楼
黄鹤楼是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有“天下绝景”之称,位于武昌长江边的蛇山上。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以后各代屡毁屡建。仅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重建和维修了10次,因此有“国运昌则楼运蛊”之说。清光绪十年为大火焚毁。1985年,新建的黄鹤搂又屹立在长江之滨。
历史上的黄鹤楼轩昂宏敞,瑰丽无此,是文人骚客登临行吟之胜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都曾到此游乐,吟诗作赋。其中以崔颢的《黄鹤搂》诗最自直名,被称为唐人七律之首。
新黄鹤楼高50.4米,共5层,比古楼高出近20米,各层大小屋檐交错重叠,翘角飞举,宛如展翅欲飞的鹤翼。登楼眺望,视野开阔,远山近水一览无余。
让长江黄河到处能走
从大桥开工前踏勘桥址线,到大桥正式开工后多次到工地,听取汇报,看望职工,没有哪一座建筑像武汉长江大桥曾引起毛主席如此多关注。
1955年底,武汉长江大桥进入正式施工阶段,江中各个墩子全面开工,场面十分壮观。毛主席坐武康号轮,到了汉阳晴川阁附近水面,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请示:“是水上看?还是岸上看?”毛主席说:“水上看。”在船上,可靠近工地,更清楚地看到施工情况。
轮船徐徐稳进,犁起团团雪浪。长江之水浩浩而来,天水相连。举目四望,龟蛇对峙。近处,已露端倪的长江大桥工地,热火朝天。毛主席乘坐的轮船在江中各墩间穿行,江中的激流波涛与建设的宏大场面互相映衬,强烈地感染了他:“我想游长江!”
1956年5月底,毛主席从长沙来到武汉。此时,江中的墩子全部耸出水面,汉阳岸开始架梁,滚滚长江上,呈现出派雄伟壮观的建设图景。31日晨,毛主席决定乘船视察桥梁工地并听取关于大桥建设的汇报。
毛主席问得很详细,不仅问了工程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人才的培养,施工的管理,还询问一些桥梁科技的专门知识,如什么叫压气沉箱法,沉箱病是什么病、什么是拆装式结构、如何进行流水作业,潜水工怎么才能沉下去等。
毛主席对大桥建设十分满意。他说:“中央提出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不定都得十二年,长江大桥这是三四年,就是世界水平了。”他还对彭敏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几十个,到处能走。”
首位大桥“验收者”
1957年9月6日,武汉长江大桥已经修好,但尚未通车。傍晚,毛主席从汉阳桥头堡走下车来。站在桥头堡向武昌方向眺望,那里的中华路附近,有条小街叫都府堤。早在1927年,毛主席曾带着妻子杨开慧,以及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都府堤41号生活了半年。1963年,毛主席住进东湖宾馆时,还提起过那个令他怀念的地方:“武昌有个都府堤你们知道吗?杨开慧在那里住过,是41号。”
信步桥上,他问大桥局负责人:“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吗?”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主席又追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充满信心地回答。
看见大桥栏杆上漆着红色,蓝色等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毛主席便问何故。大桥局负责人解释:“这是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用什么颜色好。”毛主席笑着称赞:“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问毛主席哪一种颜色好,毛主席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大家明白了,“水天一色”!桥栏应选用与天、水颜色相和谐的色彩。后来,桥栏漆定为银灰色,沿用至今。
毛主席信步走过长江大桥,他是第一个走过大桥的“行人”,也是第一个走过长江大桥的伟人,是长江大桥的首位“验收者”。
武汉的9月还很热,走到武昌桥头堡处,毛主席的衣服已经汗湿,仍旧兴致不减,提出要从桥头堡下去看看。可惜楼梯内未安电灯,他惋惜地说:“那只有等以后了。”
在桥头堡的凉亭处休息时,大桥局一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主席,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建桥全体职工给主席 的。”毛主席高兴地点头收下。陪同领导请他题词,毛主席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一想。”几天后,毛主席派人送来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红色都府堤
在武昌黄鹤楼以北数百米处,有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革命圣地。它见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历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最早的革命活动地——红色都府堤。
都府堤41号是毛主席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携家人居住的地方,也是1927年前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所在地。毛主席曾在这里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年这里先后居住过的有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
农民运动讲习所位于武昌红巷(黉巷)13号,原是张之洞1904年创办的北路学堂。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
中共五大会址位于都府堤20号,建于1918年,原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10月更名为武昌第一小学。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开幕式,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内有七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
博击长江
毛主席对武汉这白云黄鹤之地特别喜爱,建国后曾46次到武汉,居住最长的一次达168天,他曾17次畅游长江,游程总计100多公里。
毛主席畅游长江,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有密切联系。
毛主席曾赌气地对阻止他游泳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说我不属于自己,九次不属于,总有一次属于吧!”他要把属于自己的这一次用来畅游长江:“我想游长江!你们总是不让我游,说江里有血吸虫,你们没有游过怎么知道。”
1956年初夏,毛主席曾三次畅游长江,当时的桥墩附近,停泊着不少正在施工的吊船,驳船,水中布有不少锚链,毛主席泰然自若地游了过去。
初游长江,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面,时而被掀上浪峰,时而沉入波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毛主席的神态吸引,也跃跃欲试,可惜水性不好,扑腾了几下便不行了,几个护游运动员迅速把他托上了小船。毛主席笑着说:“陈再道打仗行,游泳不行。”
毛主席还给罗瑞卿,刘亚楼,汪东兴等示范在水里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
那天风大水冷,大家问毛主席:“主席,今天水温这么低,你不觉得冷吗?”
毛主席回答:“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温度再高也是冷的,这里水上是夏天,水下是冬天,很锻炼身体。”
“主席,现在浪大了。”
“浪大用鼻子吹。”正说着,一个浪打过来,毛主席喝了一口水,又吐了出来,他笑着说“长江的水好甜哟。”
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共游了30里。问他累不累,他轻松地回答,“给我一个馒头吃,还可以游两小时。”
1956年6月2日,毛主席第二次横渡长江,从汉阳江边下水,计划游到青山武钢码头。这里是长江,汉水的汇合处,水流湍急,漩涡套着漩涡。正常情况流速每秒三米,是游泳的险要地段,“芳草凄凄鹦鹉洲”就在此。
毛主席穿过长江大桥1,2号桥墩后,一直向前游去……又是一个飞流直下30里!
畅游之后的毛主席回到东湖宾馆后,安然入梦,平时睡眠很少的毛主席竟然连续睡了9个小时。
就是在这一夜,他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游泳》。
邀蒙哥马利游长江
1961年9月,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9月24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蒙哥马利没有料到,凌晨5时左右,毛主席改变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他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由于要和毛主席见面,蒙哥马利访华前研究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西方军人,他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国军人那样明确和深刻。他想就这个问题当面向毛主席请教。
他问:“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如果是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毛主席说:“是我的话,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里说的,记不起说这话的确切时间了。”
蒙哥马利觉得这句话有军人专政的味道。
毛主席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革命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当然就需要枪杆子。“那么,在和平的日子里,这句话是否还有效?”蒙哥马利问。“当然!”毛主席用很慢很慢但极其坚决的口气说。
谈到下午5时,毛主席邀蒙哥马利到长江游泳。毛主席在水里游,蒙哥马利在船上看。毛主席游了近一个小时,他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欣然答应。
第二天,蒙哥马利将要回国。毛主席送他一件礼物:亲笔书写的自己的词:《水调歌头·游泳》,上面题写着:赠蒙哥马利元帅。
南京西康路33号,民国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南京解放后的三个多月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滞留在大使馆内,毛主席十分关注这里的动向,并安排黄华与熟识的司徒雷登在大使馆进行过数次秘密接触,当毛主席获悉司徒雷登表达了访问北京的意愿后,立即予以回应。1949年6月30日,司徒雷登发函请示美国国务院,7月2日,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京。”中美两国因此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接触机会。
无奈之下,司徒雷登于8月2日回国。8月18日,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1950年2月18日,美国政府最后一名外交官培根撤离大使馆,大使馆被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建国初期,这里成了毛主席来南京时的下榻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出于安全考虑曾专门作出规定:毛主席外出巡视时,一律不乘专机,而改乘火车专列。有关方面为毛主席乘专列来南京时便于加强警卫,专门从南京火车站修了一条直通伊村的专用线。专用线的尽头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人工挖凿的山洞,专列可以一直开到洞里隐蔽起来,毛主席并没有在这里住过一天。当年这里是军事禁区,因此平时戒备森严,外人很少知道。
周恩来敲定桥头堡方案
现在南京桥的特殊标志,是耸立在南北两端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这是适应当时国内形势需要的时代产物,也是向全国各地征集经过比较确定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建造,是周恩来亲自抓的。他在设计前提出,南京大桥桥头堡建筑要比武汉大桥宏伟。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外廊与几位副总理一起观看桥头堡方案模型,同意了大桥局的方案,指示要用红旗,颜色必须保持鲜红,不能褪色。为此,大桥局也经过了反复比选,用红色油漆,解决不了褪色问题,用瓷砖,烧不出鲜红的釉彩最后,选用了青岛生产的红色玻璃砖,达到了要求。
周恩来妙答尼克松
很长时间里,南京长江大桥都代表着国家形象。每当有国际友人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常陪伴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为此,周恩来亲自要求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用与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 1972年2月,他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许司令主持大桥建设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的主任。
1968年4月,许世友要求指挥部重新讨论工程进度和竣工时间,确定1968年9月底完成铁路桥,年末完成公路桥。这比原定的铁路桥1968年底通车,公路桥1969年7月1日通车方案提前了三个月和近年时间。
由于时间短,要求高,仅靠大桥承建单位是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许世友当机立断,点名把时任上海铁路军管会主任的柴书林要来,委以建桥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重任,直接率领工程兵二团,并统一指挥支援大桥建设的部队,和建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
国庆节前五个多月,总工程师王超柱表示,抢在梅雨季节之前完成一期工程,但人力仍嫌不足。许司令听了,当场拍板,增大兵力投入,调威名远扬的“临汾旅”和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
大桥试验导弹潜射
1970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被开发出一宗出人意料的“附加值”——为我国潜射导弹做模拟试验。
当时我国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黄纬禄等四处寻找合适的试验地点。太湖、青海湖,云南的抚仙湖等,远近大小几十个湖泊都先后勘察过,无理想之地。黄纬禄突发妙想:利用南京长江大桥。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好!”
许世友一听汇报就说“是个好事”。试验的日子确定后,他下令大桥宵禁3日,并亲自陪同专家们上桥勘察现场。
一切安排妥当,模型导弹被桥下的大吊车高高吊起。黄纬禄一声令下,模型导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坠落江流,溅起的水柱比桥面还高。多次试验,一个结果:落弹不会砸着潜艇。
若干年后,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华访问,当他得知我国的潜射模拟试验是凭借南京长江大桥获得成功时,连声赞道:“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你们也是‘核潜艇之父’啊!”
许司令告别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谈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南京的许世友,这几个同志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又对许世友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要求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多多帮助许世友,还要求许世友至少看五遍《红楼梦》。
许世友前往广州前,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与护桥部队的官兵和大桥管理处的职工话别。他说:“我要离开南京,离开南京长江大桥了。我对南京,对大桥是很有感情的。这座桥建起来真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把大桥管理好,警卫好,确保安全。我是快70岁的人了,将来退休我还要回南京,再来看你们,看大桥。你们辛苦了!”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特别是那些守卫战士们。两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漫天飞雪,寒风刺骨,许世友带着两个参谋前来查哨。他看见执勤的战士穿着解放鞋,披着破雨衣站在雪地里,火冒三文,问负责人:“如果你的孩子在雪地里站岗挨冻,你心疼不心疼?”在他的督促关心下,战士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
中山陵8号
原为孙中山长子孙科住过的别墅洋房,小楼外走廊植满紫藤,屋顶还有防暑降温的蓄水池。许世友晚年时住在这里,当时院子里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为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还养了十几只兔子,他在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直到1985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