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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的那会儿，我所在的那个班实在糟糕透了。事实上，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班不好弄，30个人尽是些调皮捣蛋的家伙。五年来，我们30个人已经结成了令人生畏的集体，无人能“离间”。这也就使得我们一年比一年愚蠢，一年比一年嚣张，一年比一年让人头疼，直到六年级的时候巴拉康比老师接管了我们班。
巴拉康比老师是从别的学校新调来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摸到她的底细。我们只能从她的外貌上揣测她是怎样一个人。她大概四十岁左右，高个儿，宽肩膀，非常结实。表情不复杂，我们基本认定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要么放声大笑，要么皱紧眉头，要么神情专注。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一直使用助听器的尤今·肯特第一次上她的课就把助听器摘掉了。她的第一节课也与其他老师不同，既没有训话，也没有讲大道理，更没有给我们“下马威”。她说：“我的名字叫伏吉尼亚·巴拉康比，你们可以叫我巴拉康比老师，也许有一天你们会碰到我刚离开的那所学校的人，他们或许会说我的坏话，我想他们所说都是真的。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漫长而艰难的，一味放任自己是长不大的。我和你们有一年的合同，这一年当中，我教，你们学。只要你们听课认真，举止文明，这一年将一定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美好时光。好，现在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尺、圆规和纸，让我们复习一下小数的意义和用途。”
她的开场白简短明了，以不容置疑的态度让我们在五分钟之内就进入了学习状态，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以往，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赶快调整，仿佛放了一个暑假后我们抱团儿捣蛋的传统开始动摇了。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两天。有些人决定不能再按兵不动了，否则就会被她牢牢地束缚住。但也有些人认为她有能力，有方法，做事也公道，因此对她生出好感。这样，我们班就分裂成四派。一派是那些成绩好的，认为巴拉康比老师能够对他们的良好表现给予公正的肯定。另一派是那些无论是名字还是面孔都不易让人记住的，他们是墙头草，预感到与巴拉康比老师对抗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这两派占班上同学的三分之二。其他同学又分成装疯卖傻派和调皮捣蛋的死硬派。
装疯卖傻派首先采取了行动。装疯卖傻派实际上就是些傻子，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比方说，某“傻子”问：“我们一定要在作文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吗？”（环顾四周，得意地听到装疯卖傻派其他成员的哄笑声。）巴拉康比老师答：“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作文卷批改后，照例要将卷子发还给同学，这时该“傻子”说：“我没有收到试卷，没有成绩了。”巴拉康比老师问：“你希望有成绩吗？”傻子说：“是你说没有人强迫我们在卷子上写名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写名字！”巴拉康比老师答道：“是的，也没有人强迫你走路时一定要睁开眼睛啊！”于是，那个“傻子”的名字就出现在缺席者的名单上，还得重新再写一次作文。
装疯卖傻派从一开始就惨遭失败。巴拉康比老师对他们的小打小闹根本不当一回事，应对起来轻松自如，还在很多时候对他们悄悄地关心、帮助。这样，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和胆量弄出太大动静了。
死硬派则不同，他们以胆大出名。不过，对付巴拉康比老师还是让他们颇费脑筋。巴拉康比老师是那种洞察力极强又反应迅速的人，总能让她的“对手们”陷于一个个愚蠢的境地，从而令其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丧失地位。以他们过去的手法，莫过于逃学、活动课上起哄和课堂上制造闹剧。用逃学对付巴拉康比老师这样的精明人显然不是一个办法，毕竟家长会站在老师这一边，搞不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动课上起哄恐怕也很难奏效，因为巴拉康比老师在活动课上很宽松，允许大家尽情地玩儿、尽情地闹。看来，只有在课堂上做点文章了。死硬派中的老大勒列第一个跳了出来。
那次，在巴拉康比老师让一个女生朗读课文时，勒列发出了怪腔怪调的声音，朗读的女生被迫停止了朗读，整个教室立刻变得像坟墓一样死寂。老师看着勒列，勒列也看着老师，一点儿也不示弱，似乎他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
“你在想什么呢，勒列同学？”老师问勒列，让谁都没想到，那语气竟相当温和。
“没想什么。”勒列答道，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词语。
“我倒想起了什么。”老师说，仍然显得平静轻松而又温和。“你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把我想到的告诉你。”
从那以后，巴拉康比老师每天放学后都要将勒列留下大约四十五分钟，一边批改作业一边“陪”着他。这样的情况一共持续了好几个月。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勒列上课不再乱讲话了，也再未旷课过。说错一句话就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我们暗叹巴拉康比老师真够“心狠手辣”，同时也惊奇勒列这回怎么就变得这么“熊”。我们问勒列，他就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不过是训斥我罢了。”
“天天都要训斥？”
“也……做点别的。由她呗，我不在乎。”看得出来，勒列心里服了，只是嘴硬。
后来，班里消息最灵通的爱丽丝偷偷地告诉了我们真相，因为她常在老师办公室里帮忙。
“巴拉康比老师在教勒列朗读呢。”
没人相信她的话。勒列实际上已经该上七年级了，大家说，难道他还不会朗读？
“是的，他不会。”爱丽丝说，“我亲耳听到他读起来结结巴巴的。再说，你们谁听他朗读过？”
大家想了想，还真是这样，勒列是四年级调到我们班的，我们的确没有听他朗读过。
“老师就没有让他做其他什么事吗？”
“就这些呀。”
难怪他不再跟老师作对了，因为老师秘密地教给他一个本事，让他不需要考试作弊，不需要不懂装懂，更不需要通过搞怪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另一种能力——一种天天向上的能力。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没有机会与超强的巴拉康比老师为敌。她课上得好，总有办法让我们所有人听得懂；她治班有方，总能用规章制度让我们服服帖帖；她机敏过人，总能轻松处理突发的事件；她关心学生，总能像妈妈一样细致而耐心地照顾我们……当然，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就变成了好孩子。在其他老师的课上，我们仍然我行我素，捣蛋如故，让那些老师抓狂不已。使我们真正懂事长大的是发生在巴拉康比老师身上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天，她正在给我们上课，忽然墙上的扬声器响起了校长的声音：“巴拉康比老师，刚才来了一份你的电报，你派一名学生过来取吧。”
她让座位最靠门的哈伯特替她去取电报。她看完电报，两眼发呆，双手发颤，身子蜷缩起来，头也垂了下去，好像整个身子正变得越来越小。我们都蒙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尤其哈伯特更是惶恐不已，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冲出教室，找别的老师求助。
哈米尔顿老师被哈伯特喊了过来。她扶住了老师，巴拉康比老师蜷曲在她的怀里，像一个受伤的孩子。她们走出了教室。过了一会儿，哈米尔顿老师折了回来，对我们说：“孩子们，巴拉康比老师刚刚失去了一位亲人。所以，这一节课请你们自习，注意课堂纪律。”
那一节课上，我们所有的人都遵守纪律。事实上，从此以后，在所有老师的课上，我们都很遵守纪律，因为我们都被吓坏了。这不仅仅是为巴拉康比老师难过，更多的是为我们自己担心：如果连巴拉康比老师这样无比坚强、无所不能、又真心关爱我们的老师都不再教我们，那么我们这些需要别人管束、不懂得自控自律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这以后，我们这个班终于变好，而且变得越来越好了。
（邓笛 编译）
（责任编辑 徐家成）
巴拉康比老师是从别的学校新调来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摸到她的底细。我们只能从她的外貌上揣测她是怎样一个人。她大概四十岁左右，高个儿，宽肩膀，非常结实。表情不复杂，我们基本认定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要么放声大笑，要么皱紧眉头，要么神情专注。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一直使用助听器的尤今·肯特第一次上她的课就把助听器摘掉了。她的第一节课也与其他老师不同，既没有训话，也没有讲大道理，更没有给我们“下马威”。她说：“我的名字叫伏吉尼亚·巴拉康比，你们可以叫我巴拉康比老师，也许有一天你们会碰到我刚离开的那所学校的人，他们或许会说我的坏话，我想他们所说都是真的。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漫长而艰难的，一味放任自己是长不大的。我和你们有一年的合同，这一年当中，我教，你们学。只要你们听课认真，举止文明，这一年将一定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美好时光。好，现在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尺、圆规和纸，让我们复习一下小数的意义和用途。”
她的开场白简短明了，以不容置疑的态度让我们在五分钟之内就进入了学习状态，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以往，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赶快调整，仿佛放了一个暑假后我们抱团儿捣蛋的传统开始动摇了。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两天。有些人决定不能再按兵不动了，否则就会被她牢牢地束缚住。但也有些人认为她有能力，有方法，做事也公道，因此对她生出好感。这样，我们班就分裂成四派。一派是那些成绩好的，认为巴拉康比老师能够对他们的良好表现给予公正的肯定。另一派是那些无论是名字还是面孔都不易让人记住的，他们是墙头草，预感到与巴拉康比老师对抗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这两派占班上同学的三分之二。其他同学又分成装疯卖傻派和调皮捣蛋的死硬派。
装疯卖傻派首先采取了行动。装疯卖傻派实际上就是些傻子，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比方说，某“傻子”问：“我们一定要在作文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吗？”（环顾四周，得意地听到装疯卖傻派其他成员的哄笑声。）巴拉康比老师答：“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作文卷批改后，照例要将卷子发还给同学，这时该“傻子”说：“我没有收到试卷，没有成绩了。”巴拉康比老师问：“你希望有成绩吗？”傻子说：“是你说没有人强迫我们在卷子上写名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写名字！”巴拉康比老师答道：“是的，也没有人强迫你走路时一定要睁开眼睛啊！”于是，那个“傻子”的名字就出现在缺席者的名单上，还得重新再写一次作文。
装疯卖傻派从一开始就惨遭失败。巴拉康比老师对他们的小打小闹根本不当一回事，应对起来轻松自如，还在很多时候对他们悄悄地关心、帮助。这样，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和胆量弄出太大动静了。
死硬派则不同，他们以胆大出名。不过，对付巴拉康比老师还是让他们颇费脑筋。巴拉康比老师是那种洞察力极强又反应迅速的人，总能让她的“对手们”陷于一个个愚蠢的境地，从而令其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丧失地位。以他们过去的手法，莫过于逃学、活动课上起哄和课堂上制造闹剧。用逃学对付巴拉康比老师这样的精明人显然不是一个办法，毕竟家长会站在老师这一边，搞不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动课上起哄恐怕也很难奏效，因为巴拉康比老师在活动课上很宽松，允许大家尽情地玩儿、尽情地闹。看来，只有在课堂上做点文章了。死硬派中的老大勒列第一个跳了出来。
那次，在巴拉康比老师让一个女生朗读课文时，勒列发出了怪腔怪调的声音，朗读的女生被迫停止了朗读，整个教室立刻变得像坟墓一样死寂。老师看着勒列，勒列也看着老师，一点儿也不示弱，似乎他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
“你在想什么呢，勒列同学？”老师问勒列，让谁都没想到，那语气竟相当温和。
“没想什么。”勒列答道，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词语。
“我倒想起了什么。”老师说，仍然显得平静轻松而又温和。“你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把我想到的告诉你。”
从那以后，巴拉康比老师每天放学后都要将勒列留下大约四十五分钟，一边批改作业一边“陪”着他。这样的情况一共持续了好几个月。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勒列上课不再乱讲话了，也再未旷课过。说错一句话就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我们暗叹巴拉康比老师真够“心狠手辣”，同时也惊奇勒列这回怎么就变得这么“熊”。我们问勒列，他就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不过是训斥我罢了。”
“天天都要训斥？”
“也……做点别的。由她呗，我不在乎。”看得出来，勒列心里服了，只是嘴硬。
后来，班里消息最灵通的爱丽丝偷偷地告诉了我们真相，因为她常在老师办公室里帮忙。
“巴拉康比老师在教勒列朗读呢。”
没人相信她的话。勒列实际上已经该上七年级了，大家说，难道他还不会朗读？
“是的，他不会。”爱丽丝说，“我亲耳听到他读起来结结巴巴的。再说，你们谁听他朗读过？”
大家想了想，还真是这样，勒列是四年级调到我们班的，我们的确没有听他朗读过。
“老师就没有让他做其他什么事吗？”
“就这些呀。”
难怪他不再跟老师作对了，因为老师秘密地教给他一个本事，让他不需要考试作弊，不需要不懂装懂，更不需要通过搞怪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另一种能力——一种天天向上的能力。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没有机会与超强的巴拉康比老师为敌。她课上得好，总有办法让我们所有人听得懂；她治班有方，总能用规章制度让我们服服帖帖；她机敏过人，总能轻松处理突发的事件；她关心学生，总能像妈妈一样细致而耐心地照顾我们……当然，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就变成了好孩子。在其他老师的课上，我们仍然我行我素，捣蛋如故，让那些老师抓狂不已。使我们真正懂事长大的是发生在巴拉康比老师身上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天，她正在给我们上课，忽然墙上的扬声器响起了校长的声音：“巴拉康比老师，刚才来了一份你的电报，你派一名学生过来取吧。”
她让座位最靠门的哈伯特替她去取电报。她看完电报，两眼发呆，双手发颤，身子蜷缩起来，头也垂了下去，好像整个身子正变得越来越小。我们都蒙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尤其哈伯特更是惶恐不已，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冲出教室，找别的老师求助。
哈米尔顿老师被哈伯特喊了过来。她扶住了老师，巴拉康比老师蜷曲在她的怀里，像一个受伤的孩子。她们走出了教室。过了一会儿，哈米尔顿老师折了回来，对我们说：“孩子们，巴拉康比老师刚刚失去了一位亲人。所以，这一节课请你们自习，注意课堂纪律。”
那一节课上，我们所有的人都遵守纪律。事实上，从此以后，在所有老师的课上，我们都很遵守纪律，因为我们都被吓坏了。这不仅仅是为巴拉康比老师难过，更多的是为我们自己担心：如果连巴拉康比老师这样无比坚强、无所不能、又真心关爱我们的老师都不再教我们，那么我们这些需要别人管束、不懂得自控自律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这以后，我们这个班终于变好，而且变得越来越好了。
（邓笛 编译）
（责任编辑 徐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