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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受教育的目的，有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贵族子弟要学习恰当的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这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差不多。在集体层面，贵族子弟对自己的家族乃至整个贵族阶层负有责任。往小了说，是保证自己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并尽可能繁荣发展，获得更多荣耀和权力；往大了说，要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生存和价值观。所以，贵族孩子肩负着双重责任。
而对诸侯和君王的子弟来说，教育的意义就更重大了。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说：“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系于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襁褓之始……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
贵族制度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单一的贵族家庭内部，也存在極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间也不平等。
在施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长子会继承头衔和家业，责任重大，所以长子得到的教育往往也最好，因为他长大之后要成为一家之主，整个家族的荣誉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资源有限，父母在给孩子安排婚姻时，显然最重视长子。兄弟几个都从军的话，父母往往会想方设法把长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队。
幼子们并非不重要。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儿童夭折率很高，男性也特别容易死于战乱、斗殴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够多的男孩子当预备队。不过长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在中世纪，往往是长子接受昂贵的骑士教育，将来成为骑士、统治者和军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将来当教士。
贵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场的商品。女儿们的使命主要是与其他家族结婚，以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家族。她们受到的教育主要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和庄园女主人，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文化。
男孩儿受到的教育当然与他们长大成人后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贵族可以对科学艺术感兴趣，但他们不可能以此为业；贵族可以投资商业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买卖。这些活动都是不符合贵族体面的。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为国效力，在宫廷、外交部门、行政官衙或军队为君主服务。
在中世纪盛期，身体训练对贵族子弟特别重要，主要是骑术和使用兵器。如果父亲不能亲自教导，也请经验丰富的教头来给儿子传授军事技能。奥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伯爵的教导，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艺教师是著名的骑士海因里希·冯·卡尔登。青年贵族经常到别的宫廷受教育，充当骑士侍从和侍童，长见识，学宫廷礼仪。
海因里希·冯·卡尔登
在中世纪，除了预定要当神职人员的孩子之外，大多数贵族子弟的早期教育都是在家中完成，一般不会去上公立学校，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往往是神职人员——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是这样。贵族女孩儿在家受教育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为了省钱，往往出现邻近的好几家贵族聘用和分享同一个家庭教师的现象。1699年舍恩博恩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课程安排留存至今，让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贵族孩子是多么辛苦：早晨5点起床，复习预习；9点—10点半听家庭教师讲课，然后才吃早饭；练法语会话；午饭；中午可以玩一会儿鲁特琴；学法语；下午3点开始学法律；然后练击剑、舞蹈、骑术等符合贵族身份的运动。
总的来讲，15世纪的大部分贵族至少要通文墨（除母语文字外还懂一些拉丁文），会简单的算术。到了17—18世纪，贵族还要学习法语、地理、欧洲文学、各国王朝的历史和一些法律知识。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与仆人、农民打交道，以及骑术、打猎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教育也变得更重要。贵族少年可以去专为贵族子弟服务的“骑士学校”，为进入宫廷做准备，主要学习骑术、礼节、舞蹈、击剑、音乐等贵族所需的社交技能，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教育。
此外，旅行的历练也很重要。文艺复兴以后，贵族子弟在结束教育之后，如果家庭条件许可，还往往会去“壮游”。壮游是贵族子弟的一种传统旅行，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壮游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接触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接触欧洲各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一次壮游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通常有博学的向导或教师陪伴。德意志贵族壮游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而较少去西班牙、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长于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别喜爱阳光明媚并且与古典文化有关联的意大利。德意志贵族子弟一般在14—20岁去壮游。为了交际，也为了省钱，他们常常成群结队，由一名家庭教师陪同和监督。他们会去拜访著名的大学城，比如博洛尼亚；但更重要的是拜访各地的君主宫廷和豪门大族，以汲取上流社会社交的经验，也许能缔结到有价值的友谊或盟约，也许还能邂逅合适的结婚对象。换句话说，贵族壮游主要是为了和外国的本阶级人士攀附结交。如果有机会在某位君主的宫廷服务，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随着现代国家的萌芽与发展，公务员、军人、外交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了。186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强制要求军官必须有中学毕业文凭，普鲁士没过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学历要求。贵族在家里受的传统教育和壮游的经验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求。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骑士学校逐渐关门。
德意志的“教育市民”阶层在19世纪凭借优异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文化，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贵族的有力竞争者。现代化的文理中学教育是“教育市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因素。1806—1815年，在拿破仑的威胁和压力之下，普鲁士中兴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贝格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由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负责。他的努力就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理中学。这些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自然科学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应当像启蒙时代那样讲求目的和实用，宗旨不单纯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而是全面培养人的精神与品格。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普鲁士文理中学赞扬道：“普鲁士人对它们很满意，也为之骄傲。”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说德意志文理中学比同时期英国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公学更为开明，前者的使命是培养聪明而有文化的官员。所以德意志文理中学不像英国公学那些喜欢给学生填鸭式硬灌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学者在古典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让孩子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哲学与社会产生兴趣，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可以成为治理普鲁士的栋梁之材。 虽然中世纪大部分德意志贵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贵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泽拉（989？—1043）和她的儿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图的艾格尼丝（1025？—1077）就是两位有名的识文断字的女政治家。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一世的女儿尤迪特（1130？—1174）后来成了波西米亚王后，她在科学和拉丁语方面的造诣很深。
近代，贵族女孩儿到寄宿学校受教育成为风尚。最有名的一家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要数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它始建于1665年，原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为自己的妻子玛格达莱娜准备的住所。1702年，宗教诗人和慈善活动家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男爵小姐请求当时的公爵将这家机构改为慈善机构，供生活无着的贵族女子容身，并为贵族女童提供恰当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话没说答应了。于是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从1705年开始运营，到1970年解散时共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纳粹时期曾被禁止）。
伞兵军官和双博士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男爵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
部分贵族的没文化，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与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搜集的大量贵族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材料中，贵族对自己少年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回忆往往是：可憎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沉闷无聊的上课时间，对糟糕的考试成绩无所谓；反抗乃至殴打非贵族出身的教师、校长；受到左翼教师教唆的资产阶级同学辱骂和攻击贵族学生。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主导，作为学生当中少数派的贵族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受威胁，他们的排斥教育有反资产阶级的意味。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1865—1945）是普鲁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员，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对走上资产阶级学术道路的亲戚、大学教授保罗·冯·温特菲尔特的描述却相当负面，说保罗满脸胡须，高度近视，离群索居在寒酸的公寓里，家里除了成柜的书，几乎什么都没有。温特菲尔特家族的人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官员（也就是传统的贵族行当），保罗与家族之间的鸿沟很深，交往很少，这个研究中世纪历史、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并未得到贵族的尊重，几乎被亲戚完全抛弃。还有一位贵族被其他贵族戏称为“书虫”，其实他仅仅读狩猎报纸而已。
那么贵族尊重什么呢？博济斯拉夫·冯·塞尔肖（1877—1943）出身普鲁士军官家庭，在“一战”期间是海军军官，魏玛时期上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讲过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个段子：因为体育运动时出事故，他的大脑受到“震荡”，拉丁语考试不及格。于是他写信给首相俾斯麦，引用了一句拉丁文来赞颂他。俾斯麦在回信里表扬了他的拉丁文。塞尔肖把俾斯麦的信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到俾斯麦已经发了话，只得给他及格。塞尔肖后来成为大学者，但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花招”津津乐道，这可以体现贵族对教育的观念：书本知识比不上头脑灵活和性格坚定，而这些品质，（他们相信）是贵族与生俱来的。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说“有三位德国伟人，大家只要听他们的话就足够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农民、君主和贵族）”。右翼知识分子和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也说：“对正派人来讲，50本书就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教育’。”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部分贵族对文化的轻蔑。
典型的贵族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肤浅知识”，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贵族喜欢的是广度。无论什么话题，艺术、建筑、宗教、文学、博物学、法律等等，贵族都能侃侃而谈，知识面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任何一个领域他们都没有深度。贵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浅尝辄止的广泛涉猎以及它带来的愉悦。贵族是杂家，不是专家，也不想当专家。在社交场合，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冗长而专业的夸夸其谈，令贵族厌恶。贵族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贵族天生的优雅、智慧和鉴赏力，赋予其文化上的权威和创造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学不来的（甚至会被专门学习所破坏），是专属于贵族的。
而对诸侯和君王的子弟来说，教育的意义就更重大了。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说：“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系于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襁褓之始……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
教育的不平等
贵族制度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单一的贵族家庭内部，也存在極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间也不平等。
在施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长子会继承头衔和家业，责任重大，所以长子得到的教育往往也最好，因为他长大之后要成为一家之主，整个家族的荣誉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资源有限，父母在给孩子安排婚姻时，显然最重视长子。兄弟几个都从军的话，父母往往会想方设法把长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队。
幼子们并非不重要。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儿童夭折率很高，男性也特别容易死于战乱、斗殴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够多的男孩子当预备队。不过长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在中世纪，往往是长子接受昂贵的骑士教育，将来成为骑士、统治者和军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将来当教士。
贵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场的商品。女儿们的使命主要是与其他家族结婚，以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家族。她们受到的教育主要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和庄园女主人，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文化。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男性贵族教育
男孩儿受到的教育当然与他们长大成人后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贵族可以对科学艺术感兴趣，但他们不可能以此为业；贵族可以投资商业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买卖。这些活动都是不符合贵族体面的。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为国效力，在宫廷、外交部门、行政官衙或军队为君主服务。
在中世纪盛期，身体训练对贵族子弟特别重要，主要是骑术和使用兵器。如果父亲不能亲自教导，也请经验丰富的教头来给儿子传授军事技能。奥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伯爵的教导，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艺教师是著名的骑士海因里希·冯·卡尔登。青年贵族经常到别的宫廷受教育，充当骑士侍从和侍童，长见识，学宫廷礼仪。
在中世纪，除了预定要当神职人员的孩子之外，大多数贵族子弟的早期教育都是在家中完成，一般不会去上公立学校，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往往是神职人员——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是这样。贵族女孩儿在家受教育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为了省钱，往往出现邻近的好几家贵族聘用和分享同一个家庭教师的现象。1699年舍恩博恩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课程安排留存至今，让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贵族孩子是多么辛苦：早晨5点起床，复习预习；9点—10点半听家庭教师讲课，然后才吃早饭；练法语会话；午饭；中午可以玩一会儿鲁特琴；学法语；下午3点开始学法律；然后练击剑、舞蹈、骑术等符合贵族身份的运动。
总的来讲，15世纪的大部分贵族至少要通文墨（除母语文字外还懂一些拉丁文），会简单的算术。到了17—18世纪，贵族还要学习法语、地理、欧洲文学、各国王朝的历史和一些法律知识。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与仆人、农民打交道，以及骑术、打猎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教育也变得更重要。贵族少年可以去专为贵族子弟服务的“骑士学校”，为进入宫廷做准备，主要学习骑术、礼节、舞蹈、击剑、音乐等贵族所需的社交技能，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教育。
此外，旅行的历练也很重要。文艺复兴以后，贵族子弟在结束教育之后，如果家庭条件许可，还往往会去“壮游”。壮游是贵族子弟的一种传统旅行，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壮游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接触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接触欧洲各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一次壮游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通常有博学的向导或教师陪伴。德意志贵族壮游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而较少去西班牙、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长于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别喜爱阳光明媚并且与古典文化有关联的意大利。德意志贵族子弟一般在14—20岁去壮游。为了交际，也为了省钱，他们常常成群结队，由一名家庭教师陪同和监督。他们会去拜访著名的大学城，比如博洛尼亚；但更重要的是拜访各地的君主宫廷和豪门大族，以汲取上流社会社交的经验，也许能缔结到有价值的友谊或盟约，也许还能邂逅合适的结婚对象。换句话说，贵族壮游主要是为了和外国的本阶级人士攀附结交。如果有机会在某位君主的宫廷服务，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新时代的文理中学、大学和军校
随着现代国家的萌芽与发展，公务员、军人、外交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了。186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强制要求军官必须有中学毕业文凭，普鲁士没过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学历要求。贵族在家里受的传统教育和壮游的经验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求。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骑士学校逐渐关门。
德意志的“教育市民”阶层在19世纪凭借优异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文化，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贵族的有力竞争者。现代化的文理中学教育是“教育市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因素。1806—1815年，在拿破仑的威胁和压力之下，普鲁士中兴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贝格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由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负责。他的努力就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理中学。这些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自然科学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应当像启蒙时代那样讲求目的和实用，宗旨不单纯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而是全面培养人的精神与品格。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普鲁士文理中学赞扬道：“普鲁士人对它们很满意，也为之骄傲。”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说德意志文理中学比同时期英国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公学更为开明，前者的使命是培养聪明而有文化的官员。所以德意志文理中学不像英国公学那些喜欢给学生填鸭式硬灌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学者在古典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让孩子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哲学与社会产生兴趣，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可以成为治理普鲁士的栋梁之材。 虽然中世纪大部分德意志贵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贵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泽拉（989？—1043）和她的儿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图的艾格尼丝（1025？—1077）就是两位有名的识文断字的女政治家。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一世的女儿尤迪特（1130？—1174）后来成了波西米亚王后，她在科学和拉丁语方面的造诣很深。
近代，贵族女孩儿到寄宿学校受教育成为风尚。最有名的一家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要数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它始建于1665年，原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为自己的妻子玛格达莱娜准备的住所。1702年，宗教诗人和慈善活动家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男爵小姐请求当时的公爵将这家机构改为慈善机构，供生活无着的贵族女子容身，并为贵族女童提供恰当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话没说答应了。于是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从1705年开始运营，到1970年解散时共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纳粹时期曾被禁止）。
部分贵族的没文化，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与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搜集的大量贵族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材料中，贵族对自己少年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回忆往往是：可憎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沉闷无聊的上课时间，对糟糕的考试成绩无所谓；反抗乃至殴打非贵族出身的教师、校长；受到左翼教师教唆的资产阶级同学辱骂和攻击贵族学生。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主导，作为学生当中少数派的贵族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受威胁，他们的排斥教育有反资产阶级的意味。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1865—1945）是普鲁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员，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对走上资产阶级学术道路的亲戚、大学教授保罗·冯·温特菲尔特的描述却相当负面，说保罗满脸胡须，高度近视，离群索居在寒酸的公寓里，家里除了成柜的书，几乎什么都没有。温特菲尔特家族的人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官员（也就是传统的贵族行当），保罗与家族之间的鸿沟很深，交往很少，这个研究中世纪历史、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并未得到贵族的尊重，几乎被亲戚完全抛弃。还有一位贵族被其他贵族戏称为“书虫”，其实他仅仅读狩猎报纸而已。
那么贵族尊重什么呢？博济斯拉夫·冯·塞尔肖（1877—1943）出身普鲁士军官家庭，在“一战”期间是海军军官，魏玛时期上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讲过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个段子：因为体育运动时出事故，他的大脑受到“震荡”，拉丁语考试不及格。于是他写信给首相俾斯麦，引用了一句拉丁文来赞颂他。俾斯麦在回信里表扬了他的拉丁文。塞尔肖把俾斯麦的信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到俾斯麦已经发了话，只得给他及格。塞尔肖后来成为大学者，但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花招”津津乐道，这可以体现贵族对教育的观念：书本知识比不上头脑灵活和性格坚定，而这些品质，（他们相信）是贵族与生俱来的。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说“有三位德国伟人，大家只要听他们的话就足够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农民、君主和贵族）”。右翼知识分子和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也说：“对正派人来讲，50本书就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教育’。”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部分贵族对文化的轻蔑。
典型的贵族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肤浅知识”，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贵族喜欢的是广度。无论什么话题，艺术、建筑、宗教、文学、博物学、法律等等，贵族都能侃侃而谈，知识面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任何一个领域他们都没有深度。贵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浅尝辄止的广泛涉猎以及它带来的愉悦。贵族是杂家，不是专家，也不想当专家。在社交场合，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冗长而专业的夸夸其谈，令贵族厌恶。贵族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贵族天生的优雅、智慧和鉴赏力，赋予其文化上的权威和创造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学不来的（甚至会被专门学习所破坏），是专属于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