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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建占地千亩的大型养老院，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地做法。如果一个社区居住的全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天抬出去的都是死人，进了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进了坟墓。这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从“单独二孩”到“渐进式延迟退休”，他研究兴趣广泛，不设禁区；从“不是仇富而是仇不公”到“中国养老不缺钱”，他的观点总能一针见血、正本清源；年过而立才涉足经济学研究，他自嘲是“半路出家”，却不到10年就收获了中国经济学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车伟。
“我从没想过能上大学”
1964年10月，张车伟出生在河南。然而，他的祖上既不姓张，也不是河南人。“我祖籍在山西高平县，祖上姓韩，家里是地主。当年土改的时候，爷爷听到风声‘跑’到了河南。土改之后，我父亲打听到我爷爷在河南教书，也跟去了。”上世纪50年代末，张车伟的爷爷在河南去世，他的父亲接了班，继续在村子里教书，又在当地找了贫农出身的妻子。“我爷爷一直认为大学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的遗愿就是让我父亲考上大学。1958年，我父亲高中毕业，成绩不如他的人都上了大学，他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落榜了。”
“父母不希望我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影响，于是让我随母亲姓张，但我父亲还是有点不甘心，苦思冥想，想出了‘车伟’这个名字。按繁体的写法，‘伟’连在一起与‘韩’形似。尽管我不把‘车’写成繁体，但一直读作jū。”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伤痕。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张车伟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上大学。“那时候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读初中。后来高考了，要报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好的当然都要学理科。又不知听谁说学生物有前途，我就填了生物系。”
由于高考失利，张车伟16岁那年进入了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的内容和医学很类似，研究动植物、做解剖等，我不是很喜欢。大二的时候听说还能考研究生，我觉得简直太好了。”把研究生考试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张车伟仔细阅读了招生简章，选择了与本科专业相近又有距离的“科学哲学”专业。
“当年考研究生有三个科目，哲学原理、英语，还有一个叫做‘数理化天地生’的综合考试，要求知识面非常广，我印象很深。除了英语之外，另外两科我都不用花特别大的力气准备。”依靠大量的阅读和反复的记忆，张车伟在研究生考试时英语科目拿到了70多分。“中国人民大学那届一共招收了200多个研究生，按英语分数高低分了10多个班，我被分到了成绩最好的1班。”
然而，上第一节英语课，张车伟就发现自己一句都没听懂。“从这时起我就知道，我的英语虽然考试很好，但却是‘哑巴英语’。”
1987年毕业到社科院从事人口学研究以后，张车伟经常找机会练习英语。“社科院和国外的交流很多，也很鼓励我们参与各种培训。记得当时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培训，遇到了不少外国人。我一见外国人就主动和他们聊，大概过了半年，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半路出家”研究经济学
现在回过头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张车伟深深地感到，他其实“占了英语好的便宜”。
1996年，一家叫做温洛克（WINROCK）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中国举办了第一期纯公益性质的博士培训项目：延请美国名校的经济学教授，完全按照美国的教材和课程设计，为从全中国农业经济博士中选拔出的30余名学员授课。
彼时，不满32周岁的张车伟已经在社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同时准备攻读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我研究的不是农业经济，但时任所长蔡昉当时在搞农业经济研究，是他推荐我去参加这个项目的。”
就在博士培训项目选拔前1个多月，张车伟拿到了Willis L. Peterson主编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本英文原版参考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
“我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考试用的又是全英文的教材，从笔试到面试也全是用英文。”张车伟回忆，“当年面试的考官都是大牌经济学家。我还记得考试小组的组长叫D. Gale Johnson，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林毅夫的导师，曾经多次获诺奖提名，那时候已经80来岁了。”
考试结果令张车伟大吃一惊：他居然在众多专业学生中名列第一。“当时真的很高兴，也奠定了我后来学习经济学的信心。”
张车伟之所以能在选拔中拔得头筹，是因为当年国内外经济学研究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确实没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但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差别很大，我们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比我多学了多少专业知识。否则，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考得过学了好多年的人？”
在接受温洛克项目培训的两年時间里，张车伟不仅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接受了先进研究方法的训练。“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人做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但我们学完以后，掌握的知识、方法和国外的博士完全一样。等到我写博士论文时，对方法的运用已经很规范了。我非常感激这个项目，让我真正地受到了经济学的训练。”
2000年，张车伟前往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他搭档研究的两位青年学者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一直在想，半路出家做经济学研究到底行不行？我和别人差的有多远？心里真是没底。后来和他们交流，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都觉得聊得来，他们也很认可我。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美国期间，张车伟主要从事健康经济学的研究。其博士论文《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研究的就是中国贫困地区的营养怎样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当时我用的资料，就是我的外国伙伴在中国做的调查”。这篇研究后来发表在2003年第1期《经济研究》上，还获得了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那时是《经济研究》杂志推荐申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能得奖我也觉得很意外。”
从1996年5月开始学习经济学，到2005年9月获奖，张车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迈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殿堂。“我总结，之所以能获奖，是因为我在一个方面研究得很深入。”
不过，现在张车伟已经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了。“社科院的定位是思想库、智囊团，这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张车伟告诉《经济》记者，他现在最关注两个大问题。“其一是中国的城镇化。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度量，依赖的是行政统计，缺乏一套科学的评估办法。这个领域，我从1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最终我希望能做到，用卫星照片把中国每一个城市的边界解析出来。然后再来定义，上面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些人才是真正城镇化了的人。初步得到的结果，比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结果稍微高一些。”
另外，张车伟表示，中国的养老产业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现象。“国家不断地提出，要发展养老产业，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有些地方建占地千亩的大型养老院，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地做法。如果一个社区居住的全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天抬出去的都是死人，进了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进了坟墓。这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在张车伟看来，养老需要国家、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我正在山东泰安等地做一些试点，探讨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管理模式的问题。希望能够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做一些先导性的探索。”
从“单独二孩”到“渐进式延迟退休”，他研究兴趣广泛，不设禁区；从“不是仇富而是仇不公”到“中国养老不缺钱”，他的观点总能一针见血、正本清源；年过而立才涉足经济学研究，他自嘲是“半路出家”，却不到10年就收获了中国经济学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车伟。
“我从没想过能上大学”
1964年10月，张车伟出生在河南。然而，他的祖上既不姓张，也不是河南人。“我祖籍在山西高平县，祖上姓韩，家里是地主。当年土改的时候，爷爷听到风声‘跑’到了河南。土改之后，我父亲打听到我爷爷在河南教书，也跟去了。”上世纪50年代末，张车伟的爷爷在河南去世，他的父亲接了班，继续在村子里教书，又在当地找了贫农出身的妻子。“我爷爷一直认为大学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的遗愿就是让我父亲考上大学。1958年，我父亲高中毕业，成绩不如他的人都上了大学，他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落榜了。”
“父母不希望我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影响，于是让我随母亲姓张，但我父亲还是有点不甘心，苦思冥想，想出了‘车伟’这个名字。按繁体的写法，‘伟’连在一起与‘韩’形似。尽管我不把‘车’写成繁体，但一直读作jū。”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伤痕。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张车伟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上大学。“那时候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读初中。后来高考了，要报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好的当然都要学理科。又不知听谁说学生物有前途，我就填了生物系。”
由于高考失利，张车伟16岁那年进入了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的内容和医学很类似，研究动植物、做解剖等，我不是很喜欢。大二的时候听说还能考研究生，我觉得简直太好了。”把研究生考试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张车伟仔细阅读了招生简章，选择了与本科专业相近又有距离的“科学哲学”专业。
“当年考研究生有三个科目，哲学原理、英语，还有一个叫做‘数理化天地生’的综合考试，要求知识面非常广，我印象很深。除了英语之外，另外两科我都不用花特别大的力气准备。”依靠大量的阅读和反复的记忆，张车伟在研究生考试时英语科目拿到了70多分。“中国人民大学那届一共招收了200多个研究生，按英语分数高低分了10多个班，我被分到了成绩最好的1班。”
然而，上第一节英语课，张车伟就发现自己一句都没听懂。“从这时起我就知道，我的英语虽然考试很好，但却是‘哑巴英语’。”
1987年毕业到社科院从事人口学研究以后，张车伟经常找机会练习英语。“社科院和国外的交流很多，也很鼓励我们参与各种培训。记得当时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培训，遇到了不少外国人。我一见外国人就主动和他们聊，大概过了半年，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半路出家”研究经济学
现在回过头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张车伟深深地感到，他其实“占了英语好的便宜”。
1996年，一家叫做温洛克（WINROCK）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中国举办了第一期纯公益性质的博士培训项目：延请美国名校的经济学教授，完全按照美国的教材和课程设计，为从全中国农业经济博士中选拔出的30余名学员授课。
彼时，不满32周岁的张车伟已经在社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同时准备攻读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我研究的不是农业经济，但时任所长蔡昉当时在搞农业经济研究，是他推荐我去参加这个项目的。”
就在博士培训项目选拔前1个多月，张车伟拿到了Willis L. Peterson主编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本英文原版参考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
“我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考试用的又是全英文的教材，从笔试到面试也全是用英文。”张车伟回忆，“当年面试的考官都是大牌经济学家。我还记得考试小组的组长叫D. Gale Johnson，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林毅夫的导师，曾经多次获诺奖提名，那时候已经80来岁了。”
考试结果令张车伟大吃一惊：他居然在众多专业学生中名列第一。“当时真的很高兴，也奠定了我后来学习经济学的信心。”
张车伟之所以能在选拔中拔得头筹，是因为当年国内外经济学研究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确实没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但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差别很大，我们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比我多学了多少专业知识。否则，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考得过学了好多年的人？”
在接受温洛克项目培训的两年時间里，张车伟不仅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接受了先进研究方法的训练。“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人做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但我们学完以后，掌握的知识、方法和国外的博士完全一样。等到我写博士论文时，对方法的运用已经很规范了。我非常感激这个项目，让我真正地受到了经济学的训练。”
2000年，张车伟前往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他搭档研究的两位青年学者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一直在想，半路出家做经济学研究到底行不行？我和别人差的有多远？心里真是没底。后来和他们交流，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都觉得聊得来，他们也很认可我。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美国期间，张车伟主要从事健康经济学的研究。其博士论文《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研究的就是中国贫困地区的营养怎样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当时我用的资料，就是我的外国伙伴在中国做的调查”。这篇研究后来发表在2003年第1期《经济研究》上，还获得了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那时是《经济研究》杂志推荐申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能得奖我也觉得很意外。”
从1996年5月开始学习经济学，到2005年9月获奖，张车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迈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殿堂。“我总结，之所以能获奖，是因为我在一个方面研究得很深入。”
不过，现在张车伟已经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了。“社科院的定位是思想库、智囊团，这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张车伟告诉《经济》记者，他现在最关注两个大问题。“其一是中国的城镇化。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度量，依赖的是行政统计，缺乏一套科学的评估办法。这个领域，我从1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最终我希望能做到，用卫星照片把中国每一个城市的边界解析出来。然后再来定义，上面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些人才是真正城镇化了的人。初步得到的结果，比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结果稍微高一些。”
另外，张车伟表示，中国的养老产业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现象。“国家不断地提出，要发展养老产业，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有些地方建占地千亩的大型养老院，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地做法。如果一个社区居住的全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天抬出去的都是死人，进了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进了坟墓。这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在张车伟看来，养老需要国家、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我正在山东泰安等地做一些试点，探讨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管理模式的问题。希望能够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做一些先导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