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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途去餐车吃饭，从那个女人的对面路过，但她恰巧侧转身体，去看窗外，所以他最后只看见了她右边的脸颊。吃饭的时候他想，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漂亮又这么暗淡无光？
他不记得那天他点了什么主菜，反正不是鱼香肉丝就是宫保鸡丁，那是他最偏爱的两道菜了。他大口吞咽，急着吃完，那副吃相要是被他母亲看见，肯定又要啰嗦，会给他举出很多因急性胰腺炎发作导致死亡的例子。他意识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心情，有点好笑，想吃得慢一点、从容一点，但最后还是很快就结束了午餐。他往回走，一面走一面用纸巾飞快地擦嘴。快要走到那节车厢时他放慢了速度，从后面往前，一排一排地看，在10F的座位上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女人;她仍然侧脸向外，姿势跟他之前看到的完全一样。这次他注意到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的羽绒服，领子高高竖起，头发藏在里面，看不出长短。越过她的座位时，他忍住了没回头，他觉得那样就未免有些放肆了，于是目视前方，径直穿过两节车厢，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玩手机、打盹、上卫生间、和旁边座位上一个回家奔丧的年轻人闲聊，尽力不让自己去想那个女人。有那么两三次，他成功地抑制住了想要再去餐车吃一顿饭的冲动。
那是一列从贵阳开往武汉的高铁。当时他刚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武汉物外书店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分享会。他和那本书的责编赵金以及负责营销的黎金飞约好，先各自坐高铁去武汉，在车站汇合，然后再一起去预订的酒店。之前他从未坐过高铁，只是听说过许多相关的传闻，比如一枚硬币立在桌面上可以纹丝不动之类。刚上车时他的确有些新鲜感，因为他发现比他从小到大坐过的任何火车都要整洁、舒适和时尚;但列车开动之后，他发现从视觉上说，列车行驶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慢，当然，他知道那并不是真的慢，而是窗外那些大型参照物，比如工厂、楼舍等等，都距离遥远的缘故。他听说那是为了避开辐射有意设计的。
按照黎金飞最早的设想，分享会将由他们两个分别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进行;但不久黎金飞又改变了主意，觉得零碎的问题会限制他对作品的完整阐释，还是他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更好。那是一本有关博尔赫斯的学术随笔，书名叫《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内容包括十三篇解读博尔赫斯小说的随笔作品和四篇他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创作的小说。他花了十五年时间断断续续把它们写出来，自己并不完全满意，但感觉已经无话可说，于是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算是做个了结。书出版后，已经先在贵阳达德书店举办过一次分享会，整个过程除了结束前和书友们有半小时互动，其余时间都由他一人讲述，等于有了一次预先排演，所以黎金飞最后的决定对他来说其实更简单，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分享会总的来说果然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先是介绍了博尔赫斯的生平，提到博尔赫斯英雄辈出的祖先、悲惨的眼盲以及平生唯一的一次性经验，接着他把博尔赫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都历数了一遍，强调了其虚幻的内容与作者悲惨的身世之间的关系;最后，为了指出大师身上也难免出现瑕疵，他特别列举了一个平时并不常被研究者们提到的例子，那就是小说《埃玛·宗兹》。但他刚复述完故事梗概，黎金飞就过来和他耳语，说他的讲座已经超时，必须马上结束，因为下一场分享会的嘉宾和书友们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顺着黎金飞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发现门边聚集着一大群默不作声的人，他对他们做了个抱歉的表情，匆匆结束他的讲座。他隐隐有些不快。这之前，在提到博尔赫斯唯一的一次性经验时，台阶上的听众席中间传来轻微的笑声，显然有人把他的话当成了轻佻的噱头，于是他向笑声传来的方位瞪了一眼，笑声戛然而止——就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高铁上那个女人的侧面，与此同时，他的肚腹开始隐隐作痛，而且似乎越来越明显，好在疼痛并没有强烈到影响他说话。分享会结束之后，他又陷入一连串的后续环节之中：接受当地一家汽车电台的采访，为一些购买随笔集的读者签名，等等。中途时他还和两个曾在贵阳实习过的大学生聊了几分钟贵阳的小吃，比如豆腐果、肠旺面和素粉什么的。整个过程，他的肚子一直在痛，只是并没有加剧，始终保持在一种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直等到所有事情终于完结，他和赵金还有黎金飞来到物外书店的餐厅开始喝一杯柠檬水，疼痛才一下释放出来，几秒钟就传遍了全身。最先疼痛的那个部位如今躲在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螺丝一样紧绞，似乎还在向更深的部位挖掘。他脸色煞白，借故离开书店，独自来到大门外一个垃圾桶的旁边蹲下来，佯装抽烟，静静地等待疼痛过去。
回到贵阳之后，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不得不反复向不同的朋友描述那次分享会：物外书店號称“武汉最美书店”、规模接近一万平米、精致的装饰，以及它和台湾诚品书店的渊源。但他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没什么好说，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有的只是一些无以言表的感觉。
他着重描述的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疼痛。好在我控制得很好，他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发现。但他父亲一点也不奇怪，说那实际上还是因为紧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他反驳说，如果他真的紧张，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整个分享会了。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分享会上他开的几个玩笑以及书友们欢快的回应。他最终说服了父亲。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父亲说。是啊，他说，真是咄咄怪事。
但在私底下，他却固执地相信那阵疼痛与高铁上的女人有关，与他看到那个女人时的一瞥有关。什么原因他说不清楚。可能我哪里被刺痛了。他想。然后又觉得刺痛这个词严重了些，于是换成了触动。可能我哪里被触动了。
半年之后，他几乎忘掉了那次短暂的武汉之行，只有在想起高铁上那个女人时，他才会把武汉和物外书店顺带联想起来。又过了一年，他发现其实就连那个女人本身，他的记忆也在开始隐退，就像年深日久的笔迹从底部浮上纸面，然后洇开。
六月的一个下午，五点半，他从供职的杂志社下班出门，站在中华北路老出版大楼的小广场前挥手打的，准备去一个叫“一鸢”的话剧社。剧社当时正在排练一部由他改编自博尔赫斯小说的舞台剧，剧名与小说同名，就是他在武汉分享会上提到过的《埃玛·宗兹》。 “一鸢”是贵阳目前唯一的一家实验剧社，完全民营，已经成立五年，每年都会自筹资金演出两部新戏和重演两部旧戏。剧社创始人马玲是贵大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也是剧社的专职导演;剧社其他成员都是马玲在戏剧系的历届学生，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大都已经没有再从事表演专业，但“一鸢”成立后，马玲又把他们从四面八方征召回来，平时各自谋生，有戏要演这才又聚在一起。马玲的丈夫吴勇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年轻时经常会和另外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啤酒听摇滚乐，都对“U2”和“恐怖海峡”着迷不已。两年前，也就是他去武汉前不久，剧社曾排演过他的一个剧本《技术问题》，双方合作很愉快。那次从武汉回来后，他送了一本《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给马玲，马玲说她多年来一直想执导一部描写女性心理的、具有极端情绪和强大冲击力的作品，看了武汉分享会的现场直播之后，对他在现场提到的《埃玛·宗兹》非常感兴趣，找了小说来看，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读了不到一半就已经决定把它改编成话剧。它太合适我的想法了，她说，你想想，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没有勇气面对杀父仇人，只好假装妓女去接客……从表面上看，她是个妓女，但从心理上说，她认为自己是被强奸了，她有意让自己被强奸，好激发出最大的愤怒去报杀父之仇，这种心理太复杂太有意思了，对我，对演员，都是一次考验。她希望他能把这篇小说改编成剧本。
对马玲的这个想法，他并不认同，不过他很高兴有个机会把他在武汉没有说完的话说出来。他一直觉得《埃玛·宗兹》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写得比较糟糕的一篇，许多情节设置都令人难以信服，比如马玲最激赏的，也就是艾玛·宗兹去枪杀仇人之前先冒充妓女接客的情节，他就认为不可理解。难道杀父之仇的愤恨还不够饱满和强烈，还需要再多那个冒充妓女的环节吗？另外，小说里，女主角是趁仇人给她倒水之机，偷出仇人放在抽屉里的手枪杀死了仇人的，这是小说里最大的败笔，因为这一系列过程（她请求喝水、仇人转身去倒水、她趁机打开抽屉、抽屉里一如既往地放着一把枪），只要出现哪怕一丁点偶然情况（仇人不肯去倒水、她拉开抽屉时弄出声响惊动了仇人、手枪那天碰巧不在抽屉里、手枪在抽屉里，但没有上子弹，等等），就足以毁掉整个计划，而且导致的结果女主角根本不可能承受。试想，一个像埃玛尼·宗兹这样处心积虑的复仇者，会把性命攸关的计划建立在一系列偶然之上吗？
他建议不如改编博尔赫斯《恶棍列传》中那些极富戏剧性的作品，比如《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或者《女海盗金寡妇》……还把其中的几篇的故事大致说了一遍。但马玲坚持要改编《埃玛·宗兹》。她说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一篇各方面都能满足她想法的作品，不能遇到一点麻烦就放弃。关键是我看了这篇小说后有冲动，她说，非它不可。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合理。
他拗不过她，只得假装同意，他知道剧社当年还有两部已经确定要演的新戏正在筹备，一部是原创的《花·鱼》，一部是曹禺的《原野》，加上按照剧社的惯例，中间还要重演一部旧戏《射背碑》，真要把排演《埃玛·宗兹》的事提上日程，至少已经是来年的事。何况，《原野》中的金子一角，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满足马玲的愿望，导完《原野》，她也许不会再对《埃玛·宗兹》有现在那么大的热情。
但他猜错了。《射背碑》重演了两场，第二场演完，马玲把他作为与剧社长期合作的编剧之一请上了台，事前完全没有和他商量就突然向观众们宣布，“一鸢”在新一年的第一部戏，将是由他改编自伟大的博尔赫斯的《埃玛·宗兹》;她还强调，这是剧社第一次演出一部外国题材的戏剧，她希望能给“一鸢”的粉丝们带来惊喜。
他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马玲既然当众宣布，那就是把他逼到了墙角，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所以只得放下手上别的事情，立即开始写剧本。他按照他的想法修改了原著中那些不合理的地方，又经过两个多月反复争论和修改，剧本《埃玛·宗兹》的故事最后变成了这样：十九岁的埃玛·宗兹得到父亲的死讯，知道真凶是工厂老板艾伦·洛文泰尔，于是决心为父报仇。她到鱼龙混杂的码头买了一把手枪，准备寻机杀死洛文泰尔，但她怎么也做不到朝一个活生生的人开枪（即使那是杀父仇人）;她整日在工厂门口徘徊，几次目睹洛文泰尔进出办公室，却始终无法下手。她痛恨洛文泰尔的同时也开始痛恨自己。某个晚上，她到码头的酒吧喝酒，被一个瑞典水手误以为是妓女，强奸了她，之后，她发现愤怒和屈辱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勇气（原文：“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她利用了这次稍纵即逝的心理变化，打电话给洛文泰尔，说她有一些关于工人罢工的秘密讯息要告诉他。洛文泰尔同意见她。她来到洛文泰尔家里，掏枪打死了他，然后撕碎自己的衣裙，打电话报警，说工厂老板借口向她了解罢工的事，试图强奸她，被她失手开枪打死。
在他完成劇本初稿不久，马玲就已经决定，埃玛·宗兹一角将由剧社最年轻的女演员李芯来扮演。马玲选择李芯的原由，不仅因为李芯的年纪和长相都非常合适扮演埃玛·宗兹，最主要的是，她是马玲唯一一个参加过美国华德福教育专业戏剧大师工作坊培训的学生，马玲非常看好她，认为她潜力巨大，希望她最终能成为剧社的专职女演员。但剧本刚开始排了不到十天，大家就发现有点排不下去了，问题恰好就出在李芯身上。
依据剧本提示，埃玛·宗兹在被那个粗野的瑞典水手误当成妓女施暴的过程中，她的心理变化是层次丰富且极其微妙的：开始她当然是本能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又导致了瑞典水手更激烈的施暴，但她突然意识到这个过程让她产生了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愤怒，一种可以驱使她实施任何极端行为的愤怒（比如杀死洛文泰尔）——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时候，面对瑞典水手，埃玛·宗兹的反抗已经不再出于本能，而是出于策略（原文：“对他来说，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来说，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报仇雪恨的手段”），所以她的反抗必须表现出某种内省的、犹豫的甚至若有所思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反抗又必须是真实的，因为只有反抗是真实的，强奸才是真实的，由此导致的愤怒也才是真实的——而这一切，既不能表现得太隐晦，也不能表现得太显明，难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他们为此陆续设计了不下十种具体的表现方式，但李芯还是把握不住。在试演了无数次之后，她终于临近崩溃，对着马玲大喊大叫，任性地威胁说她不演了，她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人能表现出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来。 排练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带着一些模糊和零碎的想法去到剧社，和剧社的人一起吃盒饭，然后聚在演出大厅，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討论，也参与讨论别人的一些模糊和零碎的想法。他轻微地焦虑，但并不特别上心，因为他觉得解决表演的问题，那是导演马玲的事情，越俎代庖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正是下班高峰期，路过的每一辆出租车上都挤满了人，短时间内看样子连拼客的可能性都没有。他的嘴里又干又苦。每天这个时候他的嘴里都又干又苦。他想如果五分钟之内再打不到车，他就要去旁边的“阅读时光”咖啡吧喝一杯加冰的柠檬水。他突然非常渴望那种冰凉和酸甜的口味。据他母亲说，黄昏时分喜欢酸甜口味的人都是因为脾脏不好。
他掏出手机看看，六点差十分。一辆银灰色的富康车从他面前滑过，停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沙哑的女声从车里传出来：“兄弟，走不走？”
他犹豫了那么几秒钟。通常情况下他是不打黑的的，黑的司机大多不熟道路，喊价通常又比正规出租高出三分之一，但他似乎没什么选择余地，只得拉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水口寺，老化工原料厂。他说，看了开车的女人一眼。
哟，水口寺我知道，但化工原料厂我可不知道。
到了水口寺我再给你指路。他说，又看了她一眼。
车子拐进六广门体育场，往右绕了个大圈子，重新又回到一环，然后朝着油榨街方向行驰。
车真多啊，贵阳的交通看样子是离崩溃不远了。他无话找话，目的是可以再看那个女人一眼。她比他几年前第一次在高铁上看到时胖了一些，也没印象中那么漂亮，头发染成一种像是玉米须的颜色，一半披着，一半挽成一个髻，潦草地堆在后脑。和印象中的形象相比，他觉得她唯一没变的，就是那种说不清楚，但是笼罩全身的一种什么东西。
但她根本没有听他说话。她一手拿手机，一手握方向盘，始终和一群男男女女在微信群里用语音聊天。那显然是一群跟她一样的黑的司机，快活，又相当粗俗，聊天的内容在他听来毫无意义，不过是相互之间暧昧的调侃打趣。偶尔有一两个严肃的声音冒出来，煞有介事地通报某个地段已经堵死，或者某个地段有警察正在查车……她非常投入，不时咯咯大笑，或者把手机的底部靠近嘴边，说几句凑趣的俏皮话。在一个路口，漫长的等待之后，红灯闪烁，变成绿灯，她启动车子，眼睛从手机屏上移开，瞟一眼窗外，又回到手机屏上。一辆电动摩托从他的一侧飞快地插进来，左右晃动，最后狠狠地撞上了前面一辆轿车的尾部。她听见声响，头都没抬就踩下了刹车。车子往前一怂，稳稳停住，离前面已经侧翻在地的摩托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兄弟，看我这技术。她得意地说。
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玩微信？他忍不住呵斥了一声，口气激烈得出乎他的意料。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赶紧自言自语地解释一句，这太危险了……
他以为那个女人会因此不快，但她没有，而是笑嘻嘻地连连点头。好吧，听你的，不玩了。她说，其实不用担心的，兄弟，我的技术好得很，老司机了。
那之后她果真没有再摸手机。下一个路口等待红灯时，她从左边的车门下面取出一副白手套，在他惊诧的注视下，很认真地一只一只套到手上。那副手套白得耀眼，像是把她身上那种暗淡的东西都冲淡了几分。她的举动让他心生愧疚。干这行很无聊吧，他说，和朋友聊聊天倒是个解闷的好办法。
我聊微信倒不是为了解闷。她说，主要是为了随时掌握情况。上星期三就是因为没上微信，打脱了一个交警查车的消息，结果被逮住，罚了五千元。
那天为什么没上微信？
群里冒出个原本不认识的人，天天盯着我胡言乱语，恶心透了。
男的？
她看了他一眼。废话。
又遇到一个红灯。他终于没忍住。
大前年，他说，十一月底，冬天，你是不是去过一趟武汉，坐的高铁？
她看了他一眼。没啊……
不可能。他说，好像……他算了一下从餐车回到自己座位时一共经过了几节车厢。六号车厢的10F……
没有，我从来没去过武汉……
目的地到了，她果然向他要了比正规出租多出一半的钱。他没有搭腔，心里隐隐焦虑，他知道付钱下车之后，他几乎没有再见到她的可能。四百万人口呐，他想，茫茫人海……
她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嫌她要价高了，于是解释说，这么远，又这么堵，好多红灯……
能不能微信付款？他问。
当然可以。她像是松了口气。
他掏出手机扫她的二维码，付了钱。她盯着手机等钱到账，同时用抱歉的口气说，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几年前开的车，说出来吓死你，不过都不说了，说了伤心。
留一个你的电话吧。他说，以后有急事我就请你送我。
好啊。她说，不过也得看当时我在哪里，远了也没办法。
她报了手机号，他仔细核对两遍，这才开门下车。
他没忙着去剧社，而是站在路边，打开刚才扫的二维码，看到收款人姓名那一栏写着“张琼”两个字。他用她的手机号加了她，备注说“就是刚才打车的那个人”。不过两秒钟，她就验证同意了。他发了条消息：这么快？同时加了两个表示惊讶的表情。对方立即发回两个龇牙的表情。他继续发消息：我一下车，你肯定马上脱下白手套，开始玩手机。对方这次回了两个字：那是。开车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玩手机，很危险。他劝告道。没事，我有把握的。她又回过来，不过还是谢谢兄弟提醒……
他还想再说几句，但觉得再说就无聊了，于是没有继续。
那天晚上的讨论跟之前几天一样，没有任何进展，大家沉闷地散坐在演出大厅的地毯上，抽烟、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恍恍惚惚，不断想起从高铁窗口看出去，那轻盈的、梦幻般的速度让田野突兀地展开又倾倒般地收缩，每一个刹那都朝着左后方逝去……但他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的位子是背对着列车行驶的方向，景物不应该退向左后方，于是他很快醒悟过来，那其实不是他的视角，而是高铁上那个女人的视角，是那个叫张琼的女人侧身坐在窗前时看到的景象…… 扮演瑞典水手的演员高宏明（西南工具厂一个货车司机，马玲最老的学生，年纪比马玲还大三岁），在毯子上走来走去，突然把手臂上印着一只褐色大锚的假刺青刷地揭了下来，发出刺耳的一聲响，就像他揭下的是自己的一层皮。他一面朝大门走去，一面很不高兴地嘀咕：我每天都以为要演，每天都以为要演……要不等你们商量好了再叫我吧，我还得回家招呼孩子做作业呢。而李芯坐在地毯上，听着对面的马玲说戏。她显然已经对演出失去了信心，这时垂着头，眼神游离，似乎根本没有在听马玲说话。
他掏出手机，在微信里给那个叫张琼的女人发了条消息：能不能到刚才我下车的地方接我一趟？我付你两趟的钱。他顺便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微信很快就回复过来：对不起，我住得远，今天不想再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兄弟。
马玲给他打电话，说照目前这种情形，戏可能就排不下去了，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修改剧本情节，要么换掉李芯;她个人意见是修改剧本，因为如果连李芯这样一个专业演员都搞不掂，她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找更合适的了。
我们总不能因为一点挫折就换人吧，她说，这对一个年轻演员来说太残忍了，甚至可能从此毁了她的专业信心。
他暗自埋怨马玲当初不听他的建议，但也知道相比之下，修改剧本更现实些;他不想李芯以后恨他，何况换一个演员，整出戏就得从头来过，而且新换的演员未必一定就比李芯强。
接下来的十多天（周末除外），他白天躲在办公室改剧本，下午仍旧到剧社去和大家吃晚饭，然后一起讨论。他先后设计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埃玛·宗兹发现自己始终没有勇气开枪杀死洛文泰尔，于是主动引诱洛文泰尔和她发生关系，然后再撕烂自己的衣裙，开枪杀死洛文泰尔，最后再报警指控后者强暴了她;第二个是埃玛·宗兹被水手强暴时什么也没想，只是单纯地表现出本能的反抗，之后（当强暴完成），她一面哭喊咒骂，一面掏出手枪向水手胡乱射击，水手仓皇而逃，一面逃一面说，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水手的话提醒了她（让她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正处于一种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状态），于是她来到洛文泰尔的办公室，杀死了他……
这两个方案的确大大降低了埃玛的表演难度，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来，整个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部分也就跟着丧失了，变得非常平庸和老套。马玲毫不犹豫地否掉了它们。排练于是又回到了之前那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他开始觉得厌倦，考虑是不是建议马玲另找一个编剧，或者干脆下个决心，换掉李芯。
这期间，每天下班之前一小时，他会先给张琼发一条微信，问她有没有空过来接他，而每次从剧社出来，他也会提前一小时，问她有没有时间过来送他。在他的印象里，张琼真过来接送他的时候其实不多，有时候即便事先答应了，临到事头又可能会有变化，比如她的车被堵死在某条路上，估计一时半会动不了;或者她的车突然被谁刮擦了，正扯皮。这种时候，她总是先说完来不了的原因，然后加一句，对不起啊兄弟。他很不喜欢她这种听上去相当市井和江湖的口吻，他甚至觉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抑制不住地呵斥她，似乎也跟这种口吻有关。但他们根本不熟悉（也似乎怎么也熟悉不起来），他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指责她或者劝说她。其实每次只要坐上她的车，他总是不断提起各种话头，试图让她把话题引向她自己，但她心不在焉，对他的搭讪敷衍了事。大部分时间里，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挂在方向盘旁边的手机上，只要遇上红灯，她立即就会把手机从挂架上取下来，打开微信，听群友们发送的各种语音信息，听到俏皮话，仍旧自顾自地咯咯大笑——自从第一次他明确地表示过反对之后，她倒不再跟群里的人聊天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坐在旁边的原故。他意识得到这一点，但依然感到焦虑和不快，他觉得高铁上那个原本模模糊糊的形象如今虽然活生生地挨着自己，感觉上却还是那么遥远和模糊，而那句几乎每句话都会捎带上的口头禅更加深了那种间离感。他觉得她不应该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
有天下午，她比答应到达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见面就给他道歉，说对不起啊兄弟，今天我换机油耽误了点时间。他开始没有吭声，走到一半才说出来。你能不能不要每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兄弟？
怎么了兄弟，她说，这话怎么了？
他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因为要解释就不得不提到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又想起那个女人侧身坐在窗前时看到的景象，突然觉得她其实并不是任它们毫无滞留地掠过，而更像是在与眼前的万事万物一一道别。
你真的没去过武汉？他问。虽然她已经否认过一次，但他还是不得不再问一次。他费力地想要找到一些更确切更清晰的细节来证明她就是那个女人。
当时正是冬天，你穿了件银灰色的羽绒衣，领子很高，这样竖起来，加上头发，你大半个脸都被遮住了。你一直侧着身子看窗外……
这样说的时候，他模仿那个女人的坐姿，把身子朝着她的方向侧过来。他又一次看到了她右边的脸颊，再次肯定眼前这个握着方向盘的女人就是高铁上那个看着窗外的女人。她们都把同一张脸的同一个面向他呈现出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距离更近。
我没有说错吧？他看着她，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要否认。
你已经是第二次问这事了。她说，你看到的那个人真的不是我，我真的没去过武汉……你看，我这次就没说兄弟对吧，你说我每句话后面都会加一个兄弟。
他的嘴里又出现了那种又干又苦的味道。他没有理睬她，而是自顾自地说下去。他描述了高铁上那个女人从头发和衣领里翘出来的精致的鼻尖、石雕般一动不动的坐姿以及好像正与整个世界一一道别的神情;他急匆匆地吃饭，想要尽快再次看到她;邻座的年轻人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母亲离奇的死亡，而他却想着是不是再去餐车吃一顿饭;他还说到分享会上他突然想到那个女人，然后肚子开始阵阵剧痛……
你喜欢上她了兄弟？她说，你就看了她那么一眼就喜欢上她了？还喜欢得这样耿耿于怀的。
有时候一眼就够了。他说，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熟悉她了，熟悉得就像已经认识有一百年。 她似乎有点不安。你都在想些什么哦兄弟，她说，至于吗？
他继续自顾自地往下说。所以那天一上你的车，虽然你长胖了点，又染了头发，我还是一眼就知道是你。你不承認也没关系，也可能你真的不是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就是她。
说完这句话，他觉得她承不承认真的变成了一件特别不重要的事情。
那个叫张琼的女人在座位上局促地扭动了几下，就像她被屁股底下一个细小但是坚硬的东西硌得非常难受。
那又怎么样？她说，你想泡我？我可比你大呢。
谁想泡你啊？他觉得那个泡字太刺耳了。
她嬉笑起来。你不想泡我为什么天天叫我接你送你？还开那么高的价，贵阳市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黑的。瞎子都看得出来你想干什么。我给你说兄弟，想泡我的人多了，全国各地的都有，重庆、昆明、长沙……也有武汉的，不骗你，不过我真的没去过武汉。
为了避免在她是不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上发生争吵，他觉得他已经退让一步，暂且假定她有可能不是那个女人了，但她把他看得跟别的男人一样，却让他不能容忍，感到自己受到了轻微的侮辱。
又是兄弟又是泡，他说，你说话怎么像个天桥底下卖国库券的婆娘……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想到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形象。
这样说的时候，他尽力克制着语气免得过于严厉，但张琼还是不高兴了。见你的鬼……她嚷起来，又一下刹住口，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你是觉得高铁上那个女人不会这样说话是吧？问题是我不是她啊，已经给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是她，你这话可说不到我头上……听不惯我说话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喊我来接你！
他非常沮丧。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承认她就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相像的人，不只是外貌的相像，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骨子里的那种东西，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又笼罩全身的东西。他不相信那种东西也会相像，他坚信那种东西可能比人的指纹还要独一无二。
那之后，直到车子停在他居住的那个小区入口，他们之间谁也没再说过一句话。下车之前，为了向她传达一种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的态度，他第一次用现金付了费，仍旧是双倍。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他自己打的来去，没再联系她，不过他只打黑的，一次也没有打过正规出租。平时他坐出租车，是不怎么跟司机聊天的，他天生不是个爱闲聊的人，但那段时间，他一上车就对黑的司机嘘寒问暖，表现得十分健谈。他和他们一起议论那些最日常的话题：孩子、房子、物价、交规、单行线……自从他听一个黑的司机说到不久前发生的一起“群殴事件”（一方是正规出租车司机，一方是黑的司机，为争夺客源大打出手）之后，和他们的交流就变得更为容易和热烈。当然，也有天性冷漠或者那天心情不好的司机，压根不搭他的腔，但即便遇上这样的司机，他也不会放弃碰碰运气的机会，他会先非常好奇地问那个司机：听说贵阳的黑的是从二○○八年凝冻时的“绿丝带”行动开始的？据说那一年因为凝冻路滑，公交车停运，有些私家车主出于助人为乐的初衷，发起了“绿丝带”爱心活动，免费搭乘那些顺路的上班族;自愿加入行动的私家车主们会在后视镜上系一根绿丝带，活动由此得名。有些得到帮助的人心怀感激，会主动拿一点费用给车主，渐渐由绿转黑，发展成黑的行业。对这个说法，黑的司机们大都并不认同，他们认为黑的行业早在零八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
但贵阳的黑的行业是不是由“绿丝带”行动发展而来，对他来说无关紧要，那不过是个话头，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另外的事。出租车司机一向都很团结，他说，其实你们黑的司机也很团结啊。他又一次提到那次群殴。是啊，黑的司机很得意，群里一发消息，四面八方立马来了几十部黑的，如果不是警察把路封死了，那次出租车们还要更惨。你们黑的司机都在群里吧？他问，我想打听一个叫张琼的黑的司机，女的，你知道不？他要打听张琼的理由听上去非常充分：有一天晚上，他坐她的车，下车后手机落车上了，她还给了他。
幸好我的手机没设密码哦，他说，她打开手机拨了我一个朋友的电话……刚买的iphoneX，新崭崭的，差不多一万块呢。
但黑的司机们大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们说贵阳的黑的有差不多八万辆，司机们各有各的群，群里聊得多，平时见得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用真名，微信名又稀奇古怪各式各样，很难知道谁是谁。
但她的微信名就是真名啊。他说。
你怎么知道？黑的司机不屑地说，说不定只是看起来像真名呢。这种看起来像真名的微信名其实更假。
只有一个女司机对张琼这个名字似乎有些印象。我入行入得晚，她说，如果不是我上班的那家仪表厂去年破产，没别的办法，我一个女的，说什么也不会愿意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据她说，她刚入现在这个黑的微信群时，曾听群里的人说过，群里原来有个女人，好像遇到过一些不好的事，所以微信名也取得怪，一长串，具体什么她记不清楚了，大约是谁谁谁悔恨过去或者后悔过去再或者害怕过去之类，那名字不是张琼就是张什么琼。据她说，那个女的长得有点漂亮，所以群里好多男人喜欢跟她啰嗦;她平时看上去也特别开朗随和，但哪个男的要是真的挨她挨得近了，她说翻脸就翻脸，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说到这里，女司机笑起来，说那个女人最经典的段子是有一次她的车限号，坐公交车，就是司机后面那排长椅子，一个男的可能看她长得好，硬要挤着她坐，她让了几次让不开了，就站起来抓那个男人的头撞旁边的铁杆子，还当着一车老老小小的人问他，说你老妈的×那么窄，你也要硬挤进去？
一个女的呢，女司机说，真骂得出口，我现在说给你听都觉得不好意思。
群里人多了，总有几个玩得好的。女司机说，玩得好的几个有时候肯定就会约着打盘麻将，吃顿饭嘛，或者一起自驾游，我都跟着他们出去过两次了，一次是小七孔，一次是大理——只要找的钱够敷得走一天三顿，我们也要享受生活对不对？但他们说那女的从来喊不动，就没听过她跟谁一起玩过。 她以前遇到过什么不好的事？他问。
我哪知道。
她后来又为什么要退群呢？
我哪知道。我不是给你说我入行入得晚吗？
他一阵茫然，感到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无法想象张琼不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更不能想象女司机嘴里那个污言秽语的女人也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
周三早上，他接到吴勇电话，让他下班后别来剧社了，直接到蛮坡小海螺酒家的215包房去吃饭。马玲在上海读研时的导师来了，吴勇说，刚从法国参加街头艺术节回来，兴奋得不得了，现在又准备去云南参加一个艺术节，特意在贵阳停留一天，会会马玲。马玲的意思是不如大家都一起见见，一是听他聊聊艺术节，二是也将就和他讨论一下《埃玛·宗兹》现在这种状况。
这倒是个好事。他发现大家对李芯的抱怨已经过了高潮期，慢慢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他，剧本改不出来，看样子最后所有的抱怨都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现在是既无可奈何又骑虎难下。
那天他到场之后才发现，参加晚宴的全是《埃玛·宗兹》剧组的人，别的一个也没叫。他由此看出了马玲焦虑的心情。
导师大约有六十来岁，脑门很大，梳着大披头，一口细碎的烂牙在他飞快说话的间隙不时暗黑地一闪，配着鲜红的嘴唇，就像西瓜瓤上的西瓜籽。
他的猜測没错，开席之前，马玲分别给大家一一打招呼，说我这个导师只要沾到酒，可就什么正事也谈不成的，你们今天别灌他酒啊。
但局面显然并不受马玲控制，那个导师才一入席，就开始一面自顾自地喝酒吃菜，一面大谈法国艺术节，从巴黎的戏剧说到里昂的丑角杂耍表演，然后又是瑟堡和沙隆的车技、飞人、高空秋千……根本由不得马玲插嘴。晚上十点的时候，导师醉了，眼睛变成一大一小，他看着马玲，用家乡话（据说导师是江苏南汇人）问她，好像你在电话里说要问我一个什么事？马玲很勉强地笑，说没什么重要事，等你回上海我再电话给你说吧。
他坐在导师的右边，对导师在瑟堡看到的一部韩国实验剧非常感兴趣，一直默不作声地在心里琢磨。那部韩国实验剧听上去非常血腥，内容是仇杀，表现方式很独特：整个演出都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类似磨砂玻璃的材料，观众只能听见对话和看见模模糊糊的人影，最后，血案发生，飞溅的鲜血像特写镜头一样清晰地布满整个玻璃。他感兴趣的不是那道玻璃，《埃玛·宗兹》显然不能照搬这种方式，而是它有意与观众之间形成某种间离的观念。他想起他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中曾经讨论过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名字叫《叛徒和英雄的主题》，他认为那是一篇典型的“元小说”，一篇关于小说的小说。他觉得那篇小说与那部韩国实验剧在性质上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他一时还没想明白，但许多场景已经纷繁而至，让他隐隐地激动。
他不顾礼貌，当着大家的面用手机在网上找到了那篇小说，开头就是那段他迫切想要看到的文字，和他印象中的一模一样：在切斯特顿（他撰写了许多优美的神秘故事）和枢密顾问利比尼兹（他发明了预先建立的和谐学说）明显的影响下，我想出了这个情节，有朝一日也许会写出来，不过最近下午闲来无事，我先记个梗概。这个故事还有待补充细节，调整修改;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今天，1944年1月3号，我是这样设想的。
他盯着那段文字反复阅读，相信《埃玛·宗兹》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几乎通宵未睡，一口气改完了整个剧本。他是这样设想的：为减轻李芯的表演难度，也为了增加视觉上的动感，剧本中埃玛被强暴一节将采用他后来修改方案中的第二种，即强暴结束后，埃玛向水手开枪射击，水手的话提醒了她（“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其余的不变;但整部戏增加了一个关键角色，那就是“《埃玛·宗兹》的导演马玲”;也就是说，《埃玛·宗兹》的导演将在《埃玛·宗兹》中饰演《埃玛·宗兹》的导演;马玲将在整部戏的表演过程中与演出同步，向观众阐释她导演整部戏的过程，从开始到最后，让整部戏都被包裹在她的叙述中。比如她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多年来就一直渴望执导一部描写女性心理的、具有极端情绪和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她如何偶然在一次网络直播中听到了《埃玛·宗兹》的故事，于是决意改编这篇小说;她如何听从编剧的劝告，修改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她如何理解女主角埃玛·宗兹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为处理这种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她曾设计过哪些具体的表现方式;剧本排练到中途，又出现了哪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观众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结果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最终导致的……等等。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演员可以停顿下来，也可以做一些不需要与别的演员交集的动作，比如沉思，走动、喃喃自语——甚至可以考虑让演员在过程中中断自己的演出，插入她的阐释，与她对话，提出自己在表演这个环节时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她阐释时的语气还应该是日常的，带有日常表达惯有的轻微语法错误、反复、停顿，甚至口吃，与演员在表演时经过刻意雕琢的对白区别开来，形成另外一个语境系统……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埃玛被强暴时一系列难以被外在表演传达出来的复杂心理（一切都可以在马玲的阐释里被描述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让整部戏具备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性和先锋性。
修改过程中他觉得自己脑洞大开，思如泉涌，各种新奇的念头层出不穷，他都快要被自己大胆得近乎荒唐的构想吓住了。凌晨四点，剧本改完了，在发给马玲之前，他特意在剧本的第一页最上端用比正文大两号的粗体字打下一行提示：“一部元戏剧。一部关于戏剧的戏剧。”
他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他甚至有点等不及天亮就想立即就给马玲打电话，但现在可是凌晨四点半，窗外一片寂静，只有遥远的某个工地上传来清冷的角铁敲击的声响，这种时候给马玲打电话未免过于疯狂。他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搓着手，他想上床睡觉，但事先就知道自己睡不着，接着他就想起了张琼，意识到整个晚上他居然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她。他拿过手机，给张琼发了条微信：那天我说话太冲动，是不好听，让你生气了，我道歉。微信发出去，他有些惊讶地发现，重新想起张琼，让他轻易就从刚才那种急不可待的狂热中抽出身来。但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解释一下，于是又发了一条：可能是我太不希望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让我痛心。第二条微信还没发出去，他突然想，如果她们三个真的是同一人，张琼可比女司机嘴里那个粗鄙得不可思议的女人正常得多，也可爱得多，那么时间再久一点，她会不会又重新变回高铁上的那个女人呢？这个想法让他隐隐有点内疚，于是接着刚才的话又补充了一段：不过你可能比起以前已经改得多了，只是我不知道。 深更半夜的，他原本想张琼不可能马上看到，但才过了几分钟，居然就收到了张琼的回复：你这是非要把我当成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啊兄弟，你要我怎么给你说呢？
他没意料到她会回复得这么快，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但她的口气里显然没有太多生气的意思，那句平时让他听起来非常刺耳的“兄弟”，这次却让他倍感欣慰。他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和她争论，免得又回到之前那种不通音讯的局面，于是简短地发了一条：那就不说了呗。明天下午五点半，我还在老出版大楼路边等你。
张琼的回复更简短：嗯。
不出他的意料，剧本得到了包括马玲的导师在内的所有人的激赏，马玲的导师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发来将近五千字的解读，从莱昂内尔·阿贝尔对元戏剧的三种界定说到理查德·霍恩比对元戏剧的五种界定;从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途》说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只有承认自身内在戏剧性的生活才能成为有意味的舞台表演，他写道，只要导演表现出她知道她正在导演，而演员表现出她知道她正在表演，这戏就算是成功了——其实很难想象它会失败，因为演出过程中无论出现任何情形，比如某一时刻的即兴呈现甚至错误，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故意为之和事前设置……他还特别肯定了剧本中演员可以停下来和导演讨论剧情的設想，认为这是对元戏剧理论的一种拓展。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称之为戏剧上的一种“复调叙事”，他说，每个参与者都既是演员，也是导演……
类似的话听上去非常玄乎，大约除了马玲，没有人听得明白，但他的身份（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导），加上文中那种引经据典的理论氛围和不容置疑的雄辩口吻无疑给整个剧社吃了一颗定心丸。马玲尤其兴奋，她说这部戏肯定可以给“一鸢”带来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她甚至在考虑带着这部戏去参加第二年的乌镇戏剧节。其实从排练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写导演手记，已经写了差不多有三万字了，她说，原本只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不想现在派上用场了，我可以把那些最有感觉的部分挑出来。她环视了剧社所有的人一圈，也包括他，挥着拳头喊了一声，加油，“一鸢”。
吴勇当然也很高兴。他对剧社事务的参与程度一向很深，对马玲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一点从《原野》剧尾配乐竟然是崔健的音乐作品就可以看出来。他笑眯眯地上前握了一下李芯的手，说幸得你原来没演好哦，演好就没现在这个本子了。
接下来的排练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小混乱，混乱的原因来自马玲导师那句“每个参与者都既是演员也是导演”的话，大家可能对这句话有些过度发挥，每个演员都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主体意识充分表现出来，于是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比如李芯演着演着，会一把推开高宏明，说你他妈别那么用力卡我脖子啊，又不是真的要强奸，卡得老子气都喘不过来;高宏明有一次刚把李芯扑倒在木床上，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真的捏一下她的乳房……在被马玲喝止后他们都觉得委屈，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正体现了“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表演”的性质。类似的情形弄得整个过程不太严肃，像个玩笑，但总的来说还谈不上是问题，倒更像是欢乐的花絮，等马玲稍作修改，删掉了演员可以中止演出停下来讨论的部分之后，排练又回到了那种无比顺利的进度当中。
他们坐在那辆银色富康车狭窄的厢体里，还是跟从前一样找不到什么话说，但他感觉到，自从她重新开始接送他，他们之间的氛围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之前他们像一滴水和一滴油，各自待在自己的分子结构里，他琢磨她，而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手机上;现在不同，她始终戴着那双白得耀眼的手套，手机从方向盘旁边的挂架上永久性消失，躲进了随身的小挎包（小挎包放在打开的中央扶手盒里）。她没有刻意改变她灰朴朴的着装，但他注意到她扎头的橡筋换成了暗红的彩带。与此同时，她眼睛里那种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得有点神经质的光亮也暗淡下来，变成一种近乎羞怯的柔和的神色。他稍有举动，她的眼角就会立即扫过来……她还是忍不住在每句话的后面加上兄弟两个字，为此，她特地向他道过歉。好多年了，她说，改不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时候说习惯的。
她第一次拒绝接受他付的双倍车费，是有一次他请她宵夜之后，她从微信上转回来二十元钱，大方地说你是老主顾了，从今天开始我优惠你。那是《埃玛·宗兹》排练完成的当天晚上，他的心情就像刚修改完剧本那天一样好，虽然去掉了演员参与讨论的部分，但马玲表现得极为出色，她时而插入演员的演出情景中，对埃玛的遭遇表现得感同身受，时而又抽身出来，面向观众席侃侃而谈，或激情或理性地阐释她的导演理念……他坐在一旁，几次为其中的一些场景感到震撼，不得不承认去掉了那些闹剧般的部分之后，整个演出更具探索、反叛和另类的精神，
开始她只想吃碗素粉，但他觉得那样未免结束得太快。我今天特别高兴，他说，我想喝瓶啤酒，我们吃烫菜吧。
她同意了。我就发现你今天是有点高兴，满面红光的，眼睛眨得也比平时快。什么事这样高兴啊？
他觉得真要给她说清楚他高兴的原因就太复杂了，那他得从博尔赫斯和他的《埃玛·宗兹》说起，说到马玲和“一鸢”剧社，说到埃玛悲惨的遭遇和细腻的心理过程，说到扮演埃玛的李芯、马玲的导师、元戏剧……他事先就觉得张琼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就算感兴趣也没法给她说明白，所以他只是简短地说，我写了个剧本，今天刚排完，再听听大家的意见，抠抠细节，就可以公演了。
啊，她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情。你原来是个拍电影的啊，我就说，你天天往那么个旮旮旯旯的地方跑，原来是去拍电影哦？你猜我以为你干什么去了，我以为那里有一堆麻友，你天天去和他们搓麻将呢。后来我一想又觉得不对，打麻将哪会散得那么早呢，和你不熟，也不好问。难怪哦。
他们在路边一家烫菜摊子旁停下车来。张琼主动为他拿杯子倒啤酒，又不停地往他的碗里夹菜，劝他多吃点，还冲着老板娘大声嚷嚷，说拿给他的碗没洗干净。他不知道她这样殷勤是不是因为把他误会成了拍电影的，所以不等她也坐下来就告诉她，他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在排一部话剧，他也只是写剧本的那个人。这次她听明白了。那也不得了啊，她说，那就是说，你是个文边人啰？说着她突然笑起来。说其实我最不喜欢文边人了。为什么？他问。文边人啰嗦得很，她说，只要是个戴眼镜的上来，不信你看嘛，还没坐稳就开始和你讲价钱，一块两块的，计较得很。不过你和他们不同。他想起他每次都给她双倍的钱，但还是问了一句，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她又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你神神叨叨的。 等戏真演的时候带我去看？她说。
好啊。他很高兴。这个戏正好说的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挺可怕的，你可别吓着了。
有多可怕？
他于是简单地把故事给她说了一遍，同时出于某种隐约的炫耀的意图，他还把元戏剧理论也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她听得很专心，听完之后愣了愣神，惊讶地看着他。别的我不懂，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啊？她说，小姑娘包里有手枪，那个水手抓她的时候，她怎么不马上掏出来打死他呢？
她来不及啊。他说。
哦。
但她想想，还是摇头。就算当时来不及吧，她说，但后来她想杀的应该还是那个水手啊，怎么又变成去杀另外一个人了呢？
他只能简单地给她解释。不是给你说了吗，他说，那是她的杀父仇人啊。原本她不是不敢吗，后来被水手强暴，然后水手又跑了，追不到了，她这股气找不到地方发，不是正好借着那股气把那个仇人杀了吗？
她困惑地看着他，啧啧称奇。你真能编……
他有点尴尬，解释说其实故事不是他编的，而是另外一个叫博尔赫斯的特别有名的外国老头编的，他只是把这个故事改成剧本。
其实那老头编的还要不合理些。他说，我都改得合理多了。
谁编的都不行。她似乎越來越感觉不可思议。要杀就杀，不敢杀就算了，为什么要让人家一个好端端的姑娘被强奸呢？完全是瞎编嘛。你刚才说那老头叫什么斯？哪个国家的？
他被她的神情逗笑了。问这么清楚干什么？你还想追过去打他？
她也笑起来。你说这老头很有名吗？我是说编这样的东西也能出名？
他很赞成她的这个说法，但是又告诉她，那老头不是靠这样的故事出名的，而是靠另外一些故事。他想起他其实一开始就给马玲说过，《埃玛·宗兹》是博尔赫斯最失败的作品之一，但她不听。他觉得自己最终把本子改成目前这个样子，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了。
他给她说了几个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故事：《阿莱夫》《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和《圆形废墟》。她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一脸茫然。我承认我没什么文化，她费力地比划着手势，但这个老头到底想讲些什么呢？
他想起他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的最末一篇里曾引用过巴伦内查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博尔赫斯是一个立志毁灭现实，把人变成阴影的出色作家。于是对她说，他就是想把所有真的东西都写成是假的。
她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想想说，那怎么可能呢兄弟，要真能那样，倒好。
按照惯例，剧社的每部戏，在公演之前十天，都会先举办一场小范围观摩演出，之后还会有一场讨论会;邀请的人员每次不超过三十人，大多是媒体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请专业人士提意见，看看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二是媒体动员，为公演当天的报道营造气氛。
他原本的计划，是想等公演那天再请张琼去看的，但张琼一听说之前有这么一场演出，就非要先看不可。公演那天肯定人山人海的，她说，我最不喜欢这种场合了。你不是说这一场人少吗，正好。
他只犹豫一秒钟就同意了，他很高兴她表现得这么亟不可待。
那天到场的人数比预计的要多一些（有些人事先不打招呼就带来了亲戚朋友），大约有四十人左右，坐满了小剧场座位的前面两排。张琼显然把看演出当成一件郑重的事情，不仅换了套灰白色的职业装，淡淡地化了口红（颜色和她扎头发的带子一样），还给他和自己都准备了饮料和零食;给他带的是一瓶可乐、一袋红枣和一袋芒果干，她自己则捧着一大包“德克士”的爆米花。他陪她坐在第二排靠右些的位置。演出开始不久，他就听见她小心地咀嚼爆米花的声响，喳、喳、喳。他几次想阻止她，但最后都没有忍心那样去做，这让他有些心神不宁，好一会儿才把注意力重新投入到演出中去。
……埃玛捧着那封被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一面读一面在房间里踱步，动作越来越缓慢，脸色越来越凝重，渐渐变成痛苦，变成愤怒……聚光灯从埃玛身上移开，罩住一直站在舞台一角的马玲。她左手捧着一个十六开大的红色硬塑料文件夹，右手拿着一支笔，面向观众，声音缓慢地：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洛文泰尔编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她父亲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埃玛在工厂大门外徘徊。她看着洛文泰尔从办公室离开的背影，手放在手袋里（捏着手枪），紧张得浑身发抖……埃玛沮丧地来到码头的酒吧，要了杯烈性酒一饮而尽，又要了一杯。一个粗壮的水手站在一旁，始终淫邪地看着她……水手一手扼住埃玛的喉部，一手抓着她的肩膀，在周围酒客的哄笑声中把她拖进旁边的小屋（小屋实际上只是一个用涂色泡沫隔开的虚拟空间，面向观众的一侧完全敞开，但垂下一层黑色的、半透明的纱幕。这个想法还是马玲从那部韩国剧里得到的启发，目的主要是不想让强暴过程过于露骨和刺激）……水手半裸着身体从小屋逃窜而出，埃玛一只手提着裙子的下摆，一只手挥舞着手枪朝他胡乱射击。水手一面四处躲闪，一面说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两人追逐而下……埃玛拿着手枪又独自回到舞台，绝望、沮丧、略有所思……
他突然意识他有一会儿没听见张琼咀嚼爆米花的声音了，他转头去看，发现她的嘴角沾着一粒爆米花的碎屑，鼻头发红，浓密的假睫毛上挂着一粒反光的东西，他不确定那是不是眼泪，但还是取出一张纸巾，碰了碰她，示意她擦掉嘴角的碎屑。她接过纸巾，慌乱地擦去嘴角的碎屑，又要了一张纸巾，把眼睛鼻子都擦了一遍。她似乎尴尬得手足失措。他不知道她是因为嘴角上的碎屑尴尬，还是因为大动感情尴尬，总之她显然不希望他看到她当时那个样子。他若无其事地继续看戏，直到结束，他再没转头去看过她。
讨论会的地点安排在演出大厅楼上一间小会议室。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朝楼上走，他自然而然地也跟着上楼，调脸却发现张琼没有跟上来，他只得下楼找，一直找到她停车的位置，才看到她已经坐回车里，正在手机上写着什么。看见他，她说我正要给你发微信呢，你开你的会，我在车里等你。一起去啊。他说，还不知道开到几点呢。没事，她说，多久我都等你。说着，她抽了一下鼻子，他这才肯定她刚才的确是哭了。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他说，其实你也可以说说嘛，刚才我发现你好像也看得比较……投入。她用力摇头，你们都是些文化人，我哪插得上嘴哦，别去丢你的脸了。他有点失望。人家剧社还准备得有水果糕点呢，你不想去吃点？她还是用力摇头。他不忍心让她独自一人待在黑漆漆的院子里，于是默默站了一会。她没有看他，只是心不在焉地乱翻手机，好一会才像是突然发现了他。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开会啊。人家怕是都开始了。他不好再强迫她，只得回来。 那天的讨论会分歧很大。他进到会议室的时候，正听见贵大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王良范和艺术批评家张建建在激烈争论，两人平时是好朋友，这时说话却毫不留情，似乎都已经动了意气。他听了好一会，才恍然明白，两人实际上都在批评这部戏，王良范的意见是马玲在一旁阐释的这个构想完全多余，影响了角色形象的塑造，还把原本线索流畅的情节分割得七零八碎，让观众根本无法进入情景。这种想法只在观念层面成立，他说，似乎很先锋，很前卫，但今天的演出却证明实际效果不好，而且可以说非常不好。马玲之前显然已经解释过这样做的理由，所以他还听见王良范非常不客气地说，传达不出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那只能是导演的问题，是演员的问题，不能避重就轻玩这些花招。
张建建的意见跟他正好相反，认为元戏剧的方式正是这部戏最大的特点，问题出在元戏剧的成分不够，观念上不彻底。观念艺术不做彻底就没有意义，他说，这个戏跟《原野》不同，本来就不是给普通观众看的，这一点事先就得想清楚，要有信心。“一鸢”是个实验剧社，本来就该尝试各种可能性，否则实验二字又从何说起？他建议让所有的演员参与进来，把演出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都当众呈现出来。每一场肯定都不一样，他说，那就让它们不一样。这样，每一场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这个想法不就跟他和马玲导师当初的设想完全一致吗？他连忙插话进去（也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把当初排练时两个演员的表现当成笑话说了一遍，大家果然哄堂大笑。张建建非常高兴，大声说太好了，这就对了嘛，就该是这样，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李芯原本在王良范发言的时候已经一副心如刀割大受打击的样子，这时听了张建建的话又才缓过神来。
其余的人有的赞成王良范，有的赞成张建建，还有的模棱两可，比如《贵州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就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他赞成王良范的意见，但从他的职业角度说，他赞成张建建的意见。因为有新闻点嘛。他说。
马玲悄悄走过来，忧心忡忡地给他说，分歧太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安慰马玲，说一部实验剧有争论是好事嘛，没争论才叫麻烦呢;何况今天我带了个朋友来，人家都看哭了。马玲睁大眼睛看着他。真的，我不骗你，他说，一个女的，我还拿餐巾纸给她擦眼泪呢。
讨论会在继续，但他已经不想再待下去了，一方面时间晚了，他不好意思让张琼在外面没完没了地等，另一方面讨论会上两拨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争论不休，越说越南辕北辙，就是同一个人的两次发言，也开始前后矛盾起来。
他谁也没打招呼，下楼来到张琼的车边，发现她开着车窗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手机。她睡得很沉，鼻息浓重，头向后靠在椅背上。他悄悄在车窗前蹲下来，有点犹豫，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马上把她叫醒。他发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左边的脸颊。发现这一点让他微微有点吃惊。他回想了一下他们见面时的那些场景，确定他这是真的第一次看到她的这个侧面。他想起他母亲说过，为了不惊吓熟睡的人，最好的唤醒方式就是用中指和食指交替轻点两条眉毛的正中心。于是他伸出右手，在她的眉心轻点了几下。她果然眼皮跳动，然后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开完了？她问，一面说话，一面发动车子。但他蹲在原地不想起来。上次我在高铁上只看到你右边的脸，他说，隔了这么久，我今天才又看到你左边的脸。
老天呢。张琼按下门锁，快上车走啰。你这人怎么像做梦醒不过来一样。
他绕到另外一边，打开车门上车。她问他，大家都怎么说？肯定表扬的多吧？
他简单地复述了一下两边的意见。说着说着，他也像马玲那样，心里越来越没底。这种事就是这样，他有些感慨，众口难调，谁的意见都好像有道理。
那等于是说，大家都不喜欢了？
他没有接话。说大家都不喜欢不是事实，但大家显然也不像他和马玲之前以为的那样认可，也是事实。
他的心情开始有点阴郁，有种前功尽弃的感觉。费了这么大工夫……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写什么剧本了。
她转过头来，抚慰似地看了他一眼，伸手拍拍他的膝头。我确实不懂你们那些高深的东西，她说，什么圆戏剧、方戏剧，不过我觉得这戏真看的时候，比只是听你说要好。那个水手演得真像，真让人恶心;但女的不行，她躲在黑纱后面其实还是看得出动作，软绵绵的，声音更不对，小声小气，哪像被强奸哦……开个玩笑你别当真，我怎么觉得她倒像挺喜欢这样似的。
他解释说那是为了不干扰导演在旁边的解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懂的，她说，我就是觉得太假。说到这儿，她停下来，似乎微微一笑。她肯定没被强奸过，她说，所以她演不出那种被强奸的感觉。
她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这句话有点荒唐，于是咯咯大笑起来。
人家当然没被强奸过，他说，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你被强奸过似的。他不高兴了，可以说很不高兴，他突然觉得今天好像所有人都在和他作对。你懂个屁。他先在心里骂了一句，等了几秒钟，压压情绪，才又口气冷淡地说，人家可是参加过美国华德福教育专业戲剧大师工作坊培训的……
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他有些懊恼，他知道自己是把演出没有得到预期认可的气撒她身上了。他自说自话地加了一句，反正我只是个写剧本的，要好，也是导演的功劳，要不好，也是导演的责任。戏剧啊，电影啊，都是导演的艺术嘛。
她显然也有点不高兴，没有理睬他。车到蟠桃宫，她才重新开了口，声音又干又涩，就像嗓子里沾满了沙子。我原来有个闺蜜，她说，我们两个好得跟一个人没什么差别。市西路批发市场还没拆的时候，她在那儿有三个门面，两个租出去，一个自己做，做童装。财运好得挡都挡不住，冬天晚上数钱，数到手上开裂口。可能是因为长得漂亮……
有你漂亮没有？他故意问。
我有什么漂亮的，她说，比我漂亮。
我不相信。
你平时没这么会聊天啊。她笑起来，那种又干又涩的嗓音消失了，就像喉咙里的沙子被她吞了下去。 有个男的，她接着说，冒充水泥厂子校管后勤的，打电话要订八百套校服，说得有鼻子有眼，约好第二天下午送几套样货去学校给他们领导挑。第二天，她开部小面包车，拿蛇皮袋装了七八套过去，到了才发现是个圈套。那男的帮她提袋子，带她七弯八拐，最后进到一间废弃的厂房，四面不靠，到处都是厚厚的水泥灰，另外两个男的就在那里等着。他们用一块不知从哪个餐馆弄来的旧地毯，油浸浸的，铺在地上，从下午两点过到天快黑尽，折磨了她六、七个小时……
她没再说下去，他也没敢接话。过了几分钟，他才问，人后来抓住没有？
她摇摇头。没报警。放她走之前，他们就这么光着身子围住她，轻言细语地和她商量，说他们也不想伤天害理，如果她不报警，他们以后也不会再找她，如果她报警，他们的原话是说，警察总不见得一次就把他们三个同时抓住吧，只要其中一个还有点时间，就一定先把她老公和女儿都杀了……他们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她老公在哪上班，她女儿读哪个学校……
后来呢？
后来她老公就带着女儿和她离婚回老家了。她老公本来不是贵阳人，是黔西那边的。
她后来没有继续做生意了？
哪还有什么心情做生意？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公，名义上说是给女儿读书留学用，其实是觉得出这个事，对老公有亏欠……
你和她现在还有往来吗？
她愣了一下，就像这个问题让她猝不及防。几年没见了，她想想说，出这个事情后她好像谁都不想见，也包括我……
那你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肯定过得不好啊，她说，出这样的事谁还可能过得好呢，又不是白胆猪。
从她开车到水泥厂和那个男的接上头，她说，一直到那三个男的离开很久，她一个人从毯子上爬起来，她什么都给我说了，我什么都记得，时间久了，我觉得就像我亲身经历的一样。
车来在小区大门，她熄了火，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面。已经是凌晨一点，整个街面上死寂无声，偶尔有一辆摩托或者小车从桥上悄无声息地滑下来，低沉地掠过他们的车，像一种冷漠的邂逅。他意识到她叙述的整个过程一次都没有说兄弟两个字。
她最后悔的不是她当初太轻信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她说，谁会知道那是个圈套呢？她最后悔的是他们折磨她的时候，她因为害怕没有拼命反抗，她后来觉得要是她当时使劲咬他们，掐他们，把他们惹毛了，一刀捅死她，事情反而就简单了。
你能不能想象那几个小时她遭的罪？那之后我就得个教训。她说，一边伸手到座位底下去，弄出一阵塑料袋哗啦啦的声响。只要晚上出来跑车，我都会在座位底下躲一把匕首，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我打不过他们，我就在自己脖子上来一下……你想不想看看这把匕首？
第二下午，他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去剧社，因为马玲有点不高兴，觉得他头天晚上不打招呼就擅自离开，留她一个人听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批评和建议很不仗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她在电话里嚷起来，导演和演员都没溜，你这个写剧本的怎么倒先溜了？她让他马上到剧社去，一起商量接下来怎么办，是原封不动照常演，还是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做一点小范围的改动。为此，她专门请了省话剧团一个退休老导演来把关。
因为事发突然，他没有请张琼送，只是在微信里大致解释了一下，最后说如果晚上有空的话，他还是希望她来接他，他会提前半小时通知她。
老导演是马玲读本科时的老师的老师，八十多岁了，戴着老光镜，花了差不多两小时反复读剧本，读完闭着眼睛又是半天。大家围着他，屏气凝息，就像在等一个老法官最后的判决。终于，老先生睁开眼睛，说剧本没问题，有点花里胡哨的噱头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我还是得看了具体的演出才知道该怎么说。
他松口气，回头看马玲，发现她眼睛都急红了。那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吴勇建议大家先赶紧出去找个地方把晚饭吃了，然后再回来演。马玲不同意，硬逼着吴勇去给老导演打盒饭和豆浆，一面吃一面看演出，其他人等演完再吃。她抱拳四面作揖，说陈老，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火烧眉毛的事，大家见谅……
整部戏演完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老导演自始至终看得非常专心，腰板挺得笔直。他坐在老导演的右边，饥肠辘辘，神思恍惚，只在演到埃玛被强暴时看得仔细一些。他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出戏里，埃玛和水手的对手戏本来就只是背景，重要的是马玲的解说;黑纱后面的埃玛的确声音偏小动作无力，但声音偏小是必须的，不可能真的让她大喊大叫，那样一来，她和马玲之间就没有主次之分了;至于动作无力就更容易解决了，他甚至觉得可以考虑让埃玛完全不发出一点声音，只要加大撕打挣扎的强度就可以了。
但老导演和他的意见正好相反。演出结束之后，老导演先欠起身子用力拍巴掌，又一连说了五六个very good，这才招手把马玲叫过来。说你算我的徒孙了，但我看完你们年轻人排的戏，却觉得惭愧啊，好多手法是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看样子我们这辈人是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开场白把马玲吓坏了，赶紧上前想扶老导演坐下，老导演却把她挡开了。不过我还是要提点意见，他说，仅供你们参考。说得昏聩，你们就全当耳边风。他所谓的意见，针对的还是埃玛被水手强暴那一节。不能本末倒置。他说，这一节是全剧最重要的转折，是真正的高潮，一般来说，一部戏的高潮大多设置在全剧的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但这部戏的高潮却是在中间，这正是这部戏的特點所在。这个时候，应该让观众被情景吸引，进入到情景中去，而不是让马玲的解说把观众从情景中抽离出来。马玲在这个时候解说，只能遮盖和削弱高潮部分的张力。不是情景应该为马玲让步，而是马玲应该为情景让步……我建议演到水手把女工拖进小屋时，甚至更早一些，马玲就要退开了，退到舞台最边上去，一直要靠到墙，然后聚光灯要打在那间小屋里——你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舞台艺术中灯光语言的重要性——好，接下来就是考验两个演员的时候了，男的要表现得出那种蛮横的兽性，而女的要表现得出那种拼命挣扎但最终无可奈何的虚弱……之后，高潮结束，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缓冲，一个安安静静的缓冲，水手干完坏事，要恢复一下体力，女工被蹂躏，要回回神;观众也一样，他们是屏着呼吸看完这一段的，这一段完了，当然也要喘口气——这不仅是现实逻辑的需要，更是艺术节奏的需要。这个时候，马玲就可以重新上来了。记住，马玲回来，灯光也要跟着回来，离开小屋，让小屋一片漆黑，悄无声息，这个时候的小屋就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 陈老的眼睛太毒了。马玲显得由衷的佩服。生姜还是老的辣啊。
他也觉得老导演的建议切中要害，改动起来也很容易，只是这样一来，又得加强李芯的表演强度，她能不能胜任又成了个问题。
老导演把外衣脱下来，扔在座位上，走到场子中央，要两个演员马上照他的要求重演一遍。记住，他说，一个兽性大发，越来越疯狂，一个拼命反抗，但越来越虚弱。
陈老……李芯带着哭腔说，我现在就开始虚弱了，我都饿得快要站不住了。
老导演呵呵地笑，说忘记大家还没吃东西了，我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先吃饭，先吃饭。
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他躲到屋外给张琼打了个电话，让她今天别过来了。吃完饭可能还得继续排，他说，也不知会搞到几点钟。
她迟疑了一下，问他，不会搞一个通宵吧？如果只是晚点倒没关系，反正我天天晚上不吃安眠药都是睡不着的，弄完了你通知我，我还是过来接你吧。
那也好。他说，今天我们请了个话剧团退休的老导演来看，他跟你的意见一样，也是觉得女主角和水手那场戏要加强。我还在担心，现在这样你都觉得她演不好，再加强怎么得了。
哈，真的啊。张琼有点惊喜，你看，人家老导演也这么说，可见我还是有点感觉吧。
听到张琼这句话，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模糊的想法，还没想明白，他已经说了出来。要不，他说，你现在就过来？看看在老导演的指导下是不是要演得好些？
好啊好啊。她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导演怎么拍戏呢。
他回到饭馆，把马玲拉到一边，悄悄给她介绍了下张琼的情况。就是昨天我给你说的那个看哭了的朋友。他说。然后又把张琼闺蜜遇到的事情又复述了一遍。
昨天晚上她就给我说李芯演得特别不像，他说，我看李芯也没信心。我刚才已经打电话让这个朋友马上过来。我的意思是一会儿重排那一段，你也可以私底下问问她的意见，说不定她能提供一些很特别的细节也说不定。
马玲听得惊诧不已。天，太好了，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嘛。我刚才也在担心，这样一来，不是又回到原来的老问题上了吗。
但他反复告诫马玲，千万别在张琼面前提她闺蜜的事。那事对她刺激特别大，他说，你就当她是个普通观众，假装只是因为她在场，所以顺便问一下她的意见。
明白。马玲说。
排练开始的时候，他看到马玲非常亲热地挽着张琼的手，把她拉来和自己坐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他则故意走开，坐到了第二排她们后面的位子上去。
接下来的排练中，老导演果然显示了深厚的导演功力，短短几句提示，就让李芯的表演起色不少，特别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更是让马玲佩服不已：埃玛先是拼命挣扎，然后突然停下，接着四肢开始痉挛似的抽动，一下，一下，节奏越来越慢，但力度却越来越大，最后完全停顿下来，保持在一个极不自然的、僵硬的姿势上，任由那个水手肆意摆布。
也许是马玲认为在老导演的指导下，李芯已经完全达到了她的要求，所以他看到马玲悄悄在张琼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琼扭捏地动了动身体，然后用力摇摇手，之后一直到排戏结束，马玲没再和她说过什么。
快离开剧社的时候，他找个机会悄悄问马玲，你问过她了吗？
马玲说问过了。但人家不肯说啊，她说，只是一味的夸演得好。
回去的路上，他问她，我听马玲说你觉得这次演得比上次好？
我哪好意思说演得不好啊，人家老导演亲自指挥的。
我倒觉得比原来好呢，特别是那个抽筋的动作。
我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好，反正还是觉得假，一眼就看得出来是装的;特别是你说的那个抽筋的动作，太搞笑了，像我小时候看过的木偶一样。
那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演呢？他有点烦躁。要不你给我说说你那个闺蜜，她当时到底什么感觉，你不是说她什么都给你说了，你什么都记得吗？
她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她是在回忆那个闺蜜的话呢，还是在想什么别的。
好一会她才又说，我只是觉得那个演员的情绪没有出来，她没有那种从心里面冒出来的东西。我说不出来，但我知道。
情绪没有出来，他夸她，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呢，已经是专业的了。
是吗？她得到了鼓励，口气也轻快起来。有次我的车和别人挂了，其实是我的责任，不过我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这个账对吧，我怕我没这么憨，我就和他鬼扯，扯了半天，他不说话了，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也没看我，但我一看他的脖子就知道他氣毒了，气得要开始发狠了，吓得我连忙认错。
他的脖子怎么了？变红了？变粗了？
不是，是突然变粗糙了，起了一层小疹子，就像鸡皮疙瘩。
你怎么知道他原来脖子不是这样？
说不清楚，我就知道。我一看他右边耳朵下面的皮肤变了，我就知道不能再和他扯，再扯就要出事了。那个女演员就没有演出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她假。
他困惑地看着她，想半天，还是觉得不能理解。
她转头看了他一眼。你别这样看我，我给你说过我说不清楚的。不过要是我来演，肯定比她演得好——我只是说小房子里那一段啊，别的当然不行。
他突然想起她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的：悲惨和恶心。他的心怦怦乱跳。这跟博尔赫斯原著里的话只差了一个字，博尔赫斯是怎么说的？“悲哀和恶心盖过了恐惧”。
要不……他说，我们让那个演水手的和你演一次给我们看？
她完全没把他的话当真。你神经哦，她头都没动一下。怎么可能。
我说的可是真的。他说。他越想越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次天意，翻来覆去折腾不完的一部戏，难说就在她这里收了口。
你靠边把车停下来，他说，我们好好说说这事。
你别又神叨叨的了。她说，这深更半夜的停在外环路上，一会警察来还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我座位底下还有把刀，查出来可是要拘留的。 他没有说话。她感到了他的执拗，有点紧张。我可是不会去演的，她说，我怕是疯了还差不多。
又不是真的演，他说，只是把那种感觉给他们示范一下。就算最后不行，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演员，谁也不会笑你。
车子缓缓地插进一条斜巷，停了下来。就算帮我们一个忙，他说，你只是按你认为对的样子做给他们看一下，完全是私底下的，又没让你真的上台演出。
她开玩笑似地把手在他额头上按了一下。你没发烧吧？想得出这种馊主意。
他突然很想抽烟。他已经戒了有一段时间了，平时没什么感觉，但他发现每次只要他想要郑重其事地说点什么，就会犯烟瘾。你先等下，我去买包烟。他说着，准备去开门。
啊，你还抽烟啊？她有点惊讶。我这里有。她从旁边的扶手盒子拿出半包烟递给他。
这次轮到他有点吃惊了。你抽烟？
她摇摇头。前两天一个客人掉的。她说。把点烟器烧红，递给他，他接过来点上烟，吸了一口，感到后脑勺一阵晕眩。
给你这样说吧。他又抽了一口。这部戏反反复复已经排了好几个月，不是这毛病，就是那问题，不说别的，光是每天吃盒饭就不知道花了几千块钱。问题就出在那个演女主角的演员身上，她毕竟太年轻了，没什么生活阅历……当然了，这种事也不是有生活阅历就能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像你闺蜜遇到的那种事，可能一百万一千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会遇到……是很悲惨，这不用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从我们排戏的角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难得的，甚至可以说可遇不可求的经验……你别多心啊，各人的角度不同。我原来也想过，请你那个闺蜜过来看一次戏，但又觉得太残忍，何况你又说你也好几年没见过她……她肯定给你说了许多细节性的东西，动作啊，心理啊什么的，所以昨天晚上你才会给我说，时间久了，你觉得就像你亲身经历的一样，要不你也不会看出来李芯演得不对是吧……我是写小说的，我知道这个，这就是细节的感染力了……你看，离公演已经没有几天了……你帮我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会感激你的……
他觉得自己说得语无伦次，毫无一点说服力。他越说越气馁，几乎不敢看她。最后，他决定放弃。算了，走吧。他说，不为难你了，这想法是有点神神叨叨的……其实我都想得很周到了。马玲有个朋友，也是“一鸢”的粉丝，至少有两部戏都是他资助的;他在花溪河邊有个庄园，里面有间很大的茶室，起码有六十平米，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现场人也不要多，只要我、马玲还有那个演水手的演员高宏明，就我们三个……你不是说那个演水手的演得好，演得让你恶心吗？
她没有说话，直直地靠在座椅上，平静地看着窗外的马路。那些不多的、来来往往的车辆亮着灯驶过，在窗玻璃上形成一些发散的光晕，又投射到她的脸上，让她的脸亮一下，暗一下。
我们昨天晚上看演出的那个房子……她突然问，那里原来应该就是一间厂房吧？
是啊，他说，化工原料厂嘛。
其实那里还要更像些……跟我那个闺蜜说的差不多，都是那么高的房顶……还有地毯，脏兮兮的红地毯……
他一阵惊喜。你是说你同意了？
她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他。上次你说编这个故事的人，就是你改成演出的这个故事，那个老头，瞎眼那个，叫什么斯那个？
博尔赫斯。
嗯。她费力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你说过他是想把所有真的东西都变成假的？
他记不起他给她说过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只是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佛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不是想问这个，我想问的是，他用什么办法把真的变成假的呢？把它写出来，真的就变成假的了吗？
他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
并不是说他写出来就把真的变成假的了，他说，这个作家只是有这样一种想法，于是他就用小说的方式把它写了出来……大致就这么回事。
噢……她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也说不清楚。算了，不说了，和你们文边人说话真的太费劲了。
她发动车子，从巷子里倒出来，重新又回到外环路上。
他迟疑地看着她，说那么……你到底同不同意呢？
同意什么？
给我们演一下啊。
她没有马上接话，想了一下才说，那……除了你，就只能有刚才你说的两个人，多一个都不行……
秘密演出安排在周三晚上，离周六的第一场公演只有两天时间。之前他给马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马玲大感吃惊，她说昨天晚上她连说都不肯说，现在倒愿意演了？但她很犹豫，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必要。陈老设计的那个细节已经非常精彩，她说，我觉得够了，加上时间紧迫，何必节外生枝。他极力劝说，说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说动她，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以后你还到哪去找这样的事？何况你作为导演，多收集点细节也不是什么坏事，这部戏用不上，说不定下部戏就用上了呢？
吴勇坐在那个大设计台的后面，一直没吭声，这时才慢腾腾地说，我觉得看她演一次也不费什么事。说句不该说的话，陈老这个人有水平，这次也算是帮了忙，但老先生平时爱邀功，爱显摆，经常芝麻说成西瓜，戏出来，说成是你在他指导下导的也保不定……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换成你自己设计的细节，又有什么不好呢？
马玲恨了吴勇一眼。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说，她说，人家陈老什么时候把芝麻说成西瓜了？你看人家昨天说话好谦虚。你就是这张嘴。
吴勇嘿嘿两声，没有继续说下去。
马玲又恨了吴勇一眼，转头对他说，那就趁早，就今天晚上。我先通知周宏明，排练完以后他悄悄留下来，如果有人问起，大家口径一致，就说他的表演也需要加强，我们要单独给他说说戏。
那天下午，他是自己打的去的剧社。临离开单位时，他给张琼打了个电话，约好晚上十点她准时到剧社来。你就不要来接我了，他说，你在家好好回忆一下你那个闺蜜给你说的话，把那种……就是你说的从心里面冒出来的东西好好酝酿一下。记住，十点，不要晚了。 张琼在电话那头没有说话，等他说完，才自言自语的回了一句，你们这些人呐……
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怕问多了，她又改变主意，于是假装没听见，赶紧挂断了电话。
他不知道马玲是怎么给高宏明交代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给高宏明说说他的想法，所以那天晚上等高宏明演完他的部分，从后台下来之后，他又单独把他拉到吴勇的工作室，反复叮嘱他。虽然这不是真正的演出，他说，但从某种角度说，比真正的演出还要重要;既然是对手戏，你们之间就是一种相互激发的关系，你要投入，她就投入，你要不投入，她也不可能投入……
总之，他总结说，你只有真的想强奸她，她才会真的反抗。
为了不让高宏明太过劳累，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早点离开，那天晚上马玲只排练了埃玛枪杀洛文泰尔的一幕，所以九点不到，大家就散了。他先是给张琼发了条微信，说排练提前结束，你也可以提前出发了，然后和马玲、高宏明坐在吴勇的工作室喝茶闲聊。他们都有点兴奋，尤其是高宏明，但他同时又表现得忧心忡忡。我只瞥过这个女的一眼，他说，就是观摩演出那天晚上，我还以为是哪个报社的记者呢;样子都没看清楚，我怎么好意思突然就去那个人家呢？何况她又不是干我们这行的，适应得了不哦……
他们安慰他。说她知道这是在演戏。不过，他怕这句话又误导了高宏明，赶紧补充说，一会你可别想这么多，你必须动真格的，否则今天晚上就白忙活了。
高宏明又腼腆又局促地搓着手，说哪可能动真格的哦。
但那天晚上直到十一点，张琼都没有出现，打她电话是通的，但无人接听，给她发微信、短信，也不见她回。
他开始时非常恼怒，觉得没法向马玲他们交代，后来又担心起来，想起她藏在座位底下的匕首，怀疑是不是遇到警察查车，被搜出来了……直到十二点半，他已经回到家，才接到她的微信。对不起，我觉得我做不到。
他立即拨打她的电话，这一次她接听了，但除了浓重的鼻息（他想起她在车里睡着的情形），她始终一言不发。
他的恼怒一扫而光。其实应该是我说对不起。他说，我这个主意真的是太馊了。
她还是不说话。
你在哪里？他问。我马上过来。
她挂断了电话，但随即给他发来一个微信导航地址，同时简短地说明：五号房。那是恒丰步行街上一家普通的酒吧，名字叫“棕色”。他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先是打的到了步行街，之后，又跟着导航走了好一会儿，才在一条岔路的尽头看到那家酒吧的招牌。酒吧显然是由一座老建筑改造的，很陈旧，顾客也不多，围绕房子的回廊四角都安置得有隐形的音箱，只有走到跟前，才能听见若有若无的音乐，烟雾一样从地里冒出来，又飘散在空气中，像在倦怠地营造着某种氛围。
包房里的陈设跟大厅一样陈旧，墙纸、窗花、桌布和沙发的色调都是那种很耐脏的褐色暗纹。之前，跟着服务生在那些回廊里绕来绕去时，他设想过这时坐在包房里的张琼会在干什么，是无声无息地流眼泪？还是正恨得牙痒痒？他设想不出来。他这时才意识到，刚才她在电话里的那阵沉默，深沉得像口井，堆满了他之前想象不到的枯枝败叶。
进门之后他情绪激动，但碍于服务生也跟着进来，守在一旁，礼貌地请他点单，他什么也没敢说，什么也没敢做。沙发前宽大的茶几上除了一杯几乎没动过的柚子茶，别的什么都没有，空旷得就像沙漠中央一处突兀的峭壁。张琼胸前抱着一个肮脏的靠垫，挤在沙发靠背和扶手之间的夹角里，空出了沙发的绝大部分。她从他进门开始就一动不动，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他點茶，点水果，脸上的神色平静得让他又一次想到了那口井。她身上穿的还是那天看戏时的灰白色套装，但没有扎头发，而是让它们卷曲地披散下来。
服务生一离开，他立即就坐到她旁边，侧身看了她一会，然后一下把她搂了过来。她的双手自然下垂，下颏沉重同时尖锐地顶着他右边肩膀和脖子的交界处，几秒钟之后就让他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一动不动;那阵疼痛开始肿大，同时向下传播，最后抵达他身体内部一个什么位置，并在那儿开始形成结核。他醒悟过来，那就是几年前武汉分享会上他突然开始疼痛的地方……他推开她，抓住她的两个肩膀，好让她能够看到他;他想对她说出他在那阵沉默里感悟到的一切，那些黑暗的光亮，那些腐烂的芳香……但他才吸了口气，就听见服务生敲门的声音。张琼往后一靠，回到了他刚进门时看到的姿势。
他不知道服务生是怎么离开的，他茫然地看着托盘里的茶壶、茶杯和果盘里那些切成片、插着塑料叉子的水果，有那么几秒钟，他完全不明白那是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只感觉到在他发愣的时候，张琼慢慢向他挪动过来，几乎来到了他的背后。接着他感到张琼的一只手搭上了他右边的肩膀，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喷在他左边的耳朵上，让他忍不住打了个惊悚般的激灵。
我没法和你做那种事……他听见她说，停了一会，他又听见她说，我身上好多东西都没了，有些还是假的。嗯？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我觉得我其实已经不是个女人……
他想扭过头去看她，但发现如果那样他就需要转动一个几乎一百八十度的弧形，那太遥远了，遥远得根本不可能抵达。
那之后他们没再怎么说话。又待了不到十分钟，她提议回家。我下午四点就到这里来了，她说，坐到现在，屁股都坐痛了。
他陪她走出恒丰街，一路来到马路对面的市美术馆停车场。他们还是没有讲话。她坐进车里，没有说要送他，而是把手指按在车窗按钮上，抬头对他笑了一下。我真的不是高铁上那个女人，她说，我没骗你，不过我一直都很喜欢你把我当成她。
他知道这是一种道别的方式。对此他心领神会。
他想问一下她的微信名一直都是现在这个呢，还是后来改的。但没等他开口，车窗已经缓缓地升上来，隔在了他和她之间。
《埃玛·宗兹》按照老导演最后决定的版本如期在周六公演了第一场。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现场真就像张琼那天说的那样，人山人海，而且还有人倒票，一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到距离开场半小时前居然炒到三百二十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剧社的人，当然也包括他，都互相交换着眼色，露出不可思议甚至感觉有点滑稽的神色。事后，剧社专门邀请各界朋友，又开了个研讨会来分析这种现象。有人认为这是经过几年努力，“一鸢”的品牌形象已经完全塑造成功，这次出现的火爆场面正是这种品牌效应的结果。另外有人认为这与事前宣传的方式和力度有关，而其中宣传方式又更为重要。比如《贵阳日报·文艺周刊》的记者，就创造性地请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对埃玛·宗兹的愤怒、胆怯以及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非要亲手杀死洛文泰尔的执拗进行了常人闻所未闻的分析。还有人认为，这是博尔赫斯本人闻名遐迩的声名所致。说这话的人提到当年他那本关于博尔赫斯的随笔集在贵阳举办分享会时的情形。楼上都坐满了，他说，达德书店的老板廖云飞为此还担心老旧的木楼板承受不住，最后酿出什么事故来。在我看来，那人总结说，那次分享会实际上是这次演出的一次遥远的伏笔和前奏，而这次演出则是那次分享会的一个回声。后面发言的人显然占了最大的便宜，他们把前面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认为此次的盛况并不是某种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所有以上那些原因的综合作用……
演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共演出了六场，其中最后一场是一家银行工会的包场，为此，他多得了五千元的稿酬。第二年五月，《埃玛·宗兹》作为“一鸢”的经典剧目又重演了四场，他只观看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最后一场结束前（他记得很清楚，他坐在第三排正中的位置），埃玛突然从挎包里掏出手枪，对准了惊慌失措的洛文泰尔。他知道接下来他会听到连续三声枪响，但那天他发现自己听到了四声，只是第四声比前三声明显微弱，就像子弹刚飞出枪膛，就掉到了地上。几秒钟之后，他意识到那其实不是枪声，而是微信的提示音。他打开微信，发现是张琼的信息：你方便给我打个电话不？他暗自笑了起来，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算是扯平了，因为上次他们好久不见，是他主动联系的她，只是这一次他们没见面的时间比上次长了无数倍。
他离开剧场，一面拨打张琼的手机号码，一面往下走，一直来到楼前的院子里。
张琼的声音听上去喜气洋洋。我要去武汉结婚了。她说，嗯，我给你说过的对吧，想追我的人全中国都有，因为……所以我最后选了个武汉的。他也是个黑的司机，人特别好……不过我不是来给你说这个的。我是想再核实一下，我怕我记错了，你说你上次在高铁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她坐的是六号车厢的10F位子，对不对？
他想了一下，说没错，是六号车厢的10F。
太好了。她在电话那头几乎欢呼起来，那我就没有买错。我简直不相信我真的买到了这个座位。
他非常困惑。哪有这么巧的事？
什么这么巧？她说，是我故意挑的啊。你不知道现在高铁已经可以在网上自己选票了吗？
我真不知道呢，他说，那太好了。
挂上电话，他才发现他一直站在那天晚上张琼停车的位置上。
他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想，我为什么要说太好了呢？这有什么好的。
戴冰，作家，现居贵阳。主要著作有《月的暗面》《双重经验》等。
他不记得那天他点了什么主菜，反正不是鱼香肉丝就是宫保鸡丁，那是他最偏爱的两道菜了。他大口吞咽，急着吃完，那副吃相要是被他母亲看见，肯定又要啰嗦，会给他举出很多因急性胰腺炎发作导致死亡的例子。他意识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心情，有点好笑，想吃得慢一点、从容一点，但最后还是很快就结束了午餐。他往回走，一面走一面用纸巾飞快地擦嘴。快要走到那节车厢时他放慢了速度，从后面往前，一排一排地看，在10F的座位上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女人;她仍然侧脸向外，姿势跟他之前看到的完全一样。这次他注意到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的羽绒服，领子高高竖起，头发藏在里面，看不出长短。越过她的座位时，他忍住了没回头，他觉得那样就未免有些放肆了，于是目视前方，径直穿过两节车厢，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玩手机、打盹、上卫生间、和旁边座位上一个回家奔丧的年轻人闲聊，尽力不让自己去想那个女人。有那么两三次，他成功地抑制住了想要再去餐车吃一顿饭的冲动。
那是一列从贵阳开往武汉的高铁。当时他刚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武汉物外书店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分享会。他和那本书的责编赵金以及负责营销的黎金飞约好，先各自坐高铁去武汉，在车站汇合，然后再一起去预订的酒店。之前他从未坐过高铁，只是听说过许多相关的传闻，比如一枚硬币立在桌面上可以纹丝不动之类。刚上车时他的确有些新鲜感，因为他发现比他从小到大坐过的任何火车都要整洁、舒适和时尚;但列车开动之后，他发现从视觉上说，列车行驶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慢，当然，他知道那并不是真的慢，而是窗外那些大型参照物，比如工厂、楼舍等等，都距离遥远的缘故。他听说那是为了避开辐射有意设计的。
按照黎金飞最早的设想，分享会将由他们两个分别坐在一张圆桌的两侧，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进行;但不久黎金飞又改变了主意，觉得零碎的问题会限制他对作品的完整阐释，还是他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更好。那是一本有关博尔赫斯的学术随笔，书名叫《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内容包括十三篇解读博尔赫斯小说的随笔作品和四篇他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创作的小说。他花了十五年时间断断续续把它们写出来，自己并不完全满意，但感觉已经无话可说，于是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算是做个了结。书出版后，已经先在贵阳达德书店举办过一次分享会，整个过程除了结束前和书友们有半小时互动，其余时间都由他一人讲述，等于有了一次预先排演，所以黎金飞最后的决定对他来说其实更简单，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分享会总的来说果然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先是介绍了博尔赫斯的生平，提到博尔赫斯英雄辈出的祖先、悲惨的眼盲以及平生唯一的一次性经验，接着他把博尔赫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都历数了一遍，强调了其虚幻的内容与作者悲惨的身世之间的关系;最后，为了指出大师身上也难免出现瑕疵，他特别列举了一个平时并不常被研究者们提到的例子，那就是小说《埃玛·宗兹》。但他刚复述完故事梗概，黎金飞就过来和他耳语，说他的讲座已经超时，必须马上结束，因为下一场分享会的嘉宾和书友们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顺着黎金飞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发现门边聚集着一大群默不作声的人，他对他们做了个抱歉的表情，匆匆结束他的讲座。他隐隐有些不快。这之前，在提到博尔赫斯唯一的一次性经验时，台阶上的听众席中间传来轻微的笑声，显然有人把他的话当成了轻佻的噱头，于是他向笑声传来的方位瞪了一眼，笑声戛然而止——就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高铁上那个女人的侧面，与此同时，他的肚腹开始隐隐作痛，而且似乎越来越明显，好在疼痛并没有强烈到影响他说话。分享会结束之后，他又陷入一连串的后续环节之中：接受当地一家汽车电台的采访，为一些购买随笔集的读者签名，等等。中途时他还和两个曾在贵阳实习过的大学生聊了几分钟贵阳的小吃，比如豆腐果、肠旺面和素粉什么的。整个过程，他的肚子一直在痛，只是并没有加剧，始终保持在一种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直等到所有事情终于完结，他和赵金还有黎金飞来到物外书店的餐厅开始喝一杯柠檬水，疼痛才一下释放出来，几秒钟就传遍了全身。最先疼痛的那个部位如今躲在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螺丝一样紧绞，似乎还在向更深的部位挖掘。他脸色煞白，借故离开书店，独自来到大门外一个垃圾桶的旁边蹲下来，佯装抽烟，静静地等待疼痛过去。
回到贵阳之后，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不得不反复向不同的朋友描述那次分享会：物外书店號称“武汉最美书店”、规模接近一万平米、精致的装饰，以及它和台湾诚品书店的渊源。但他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没什么好说，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有的只是一些无以言表的感觉。
他着重描述的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疼痛。好在我控制得很好，他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发现。但他父亲一点也不奇怪，说那实际上还是因为紧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他反驳说，如果他真的紧张，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整个分享会了。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分享会上他开的几个玩笑以及书友们欢快的回应。他最终说服了父亲。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父亲说。是啊，他说，真是咄咄怪事。
但在私底下，他却固执地相信那阵疼痛与高铁上的女人有关，与他看到那个女人时的一瞥有关。什么原因他说不清楚。可能我哪里被刺痛了。他想。然后又觉得刺痛这个词严重了些，于是换成了触动。可能我哪里被触动了。
半年之后，他几乎忘掉了那次短暂的武汉之行，只有在想起高铁上那个女人时，他才会把武汉和物外书店顺带联想起来。又过了一年，他发现其实就连那个女人本身，他的记忆也在开始隐退，就像年深日久的笔迹从底部浮上纸面，然后洇开。
六月的一个下午，五点半，他从供职的杂志社下班出门，站在中华北路老出版大楼的小广场前挥手打的，准备去一个叫“一鸢”的话剧社。剧社当时正在排练一部由他改编自博尔赫斯小说的舞台剧，剧名与小说同名，就是他在武汉分享会上提到过的《埃玛·宗兹》。 “一鸢”是贵阳目前唯一的一家实验剧社，完全民营，已经成立五年，每年都会自筹资金演出两部新戏和重演两部旧戏。剧社创始人马玲是贵大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也是剧社的专职导演;剧社其他成员都是马玲在戏剧系的历届学生，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大都已经没有再从事表演专业，但“一鸢”成立后，马玲又把他们从四面八方征召回来，平时各自谋生，有戏要演这才又聚在一起。马玲的丈夫吴勇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年轻时经常会和另外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啤酒听摇滚乐，都对“U2”和“恐怖海峡”着迷不已。两年前，也就是他去武汉前不久，剧社曾排演过他的一个剧本《技术问题》，双方合作很愉快。那次从武汉回来后，他送了一本《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给马玲，马玲说她多年来一直想执导一部描写女性心理的、具有极端情绪和强大冲击力的作品，看了武汉分享会的现场直播之后，对他在现场提到的《埃玛·宗兹》非常感兴趣，找了小说来看，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读了不到一半就已经决定把它改编成话剧。它太合适我的想法了，她说，你想想，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没有勇气面对杀父仇人，只好假装妓女去接客……从表面上看，她是个妓女，但从心理上说，她认为自己是被强奸了，她有意让自己被强奸，好激发出最大的愤怒去报杀父之仇，这种心理太复杂太有意思了，对我，对演员，都是一次考验。她希望他能把这篇小说改编成剧本。
对马玲的这个想法，他并不认同，不过他很高兴有个机会把他在武汉没有说完的话说出来。他一直觉得《埃玛·宗兹》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写得比较糟糕的一篇，许多情节设置都令人难以信服，比如马玲最激赏的，也就是艾玛·宗兹去枪杀仇人之前先冒充妓女接客的情节，他就认为不可理解。难道杀父之仇的愤恨还不够饱满和强烈，还需要再多那个冒充妓女的环节吗？另外，小说里，女主角是趁仇人给她倒水之机，偷出仇人放在抽屉里的手枪杀死了仇人的，这是小说里最大的败笔，因为这一系列过程（她请求喝水、仇人转身去倒水、她趁机打开抽屉、抽屉里一如既往地放着一把枪），只要出现哪怕一丁点偶然情况（仇人不肯去倒水、她拉开抽屉时弄出声响惊动了仇人、手枪那天碰巧不在抽屉里、手枪在抽屉里，但没有上子弹，等等），就足以毁掉整个计划，而且导致的结果女主角根本不可能承受。试想，一个像埃玛尼·宗兹这样处心积虑的复仇者，会把性命攸关的计划建立在一系列偶然之上吗？
他建议不如改编博尔赫斯《恶棍列传》中那些极富戏剧性的作品，比如《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或者《女海盗金寡妇》……还把其中的几篇的故事大致说了一遍。但马玲坚持要改编《埃玛·宗兹》。她说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一篇各方面都能满足她想法的作品，不能遇到一点麻烦就放弃。关键是我看了这篇小说后有冲动，她说，非它不可。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合理。
他拗不过她，只得假装同意，他知道剧社当年还有两部已经确定要演的新戏正在筹备，一部是原创的《花·鱼》，一部是曹禺的《原野》，加上按照剧社的惯例，中间还要重演一部旧戏《射背碑》，真要把排演《埃玛·宗兹》的事提上日程，至少已经是来年的事。何况，《原野》中的金子一角，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满足马玲的愿望，导完《原野》，她也许不会再对《埃玛·宗兹》有现在那么大的热情。
但他猜错了。《射背碑》重演了两场，第二场演完，马玲把他作为与剧社长期合作的编剧之一请上了台，事前完全没有和他商量就突然向观众们宣布，“一鸢”在新一年的第一部戏，将是由他改编自伟大的博尔赫斯的《埃玛·宗兹》;她还强调，这是剧社第一次演出一部外国题材的戏剧，她希望能给“一鸢”的粉丝们带来惊喜。
他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马玲既然当众宣布，那就是把他逼到了墙角，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所以只得放下手上别的事情，立即开始写剧本。他按照他的想法修改了原著中那些不合理的地方，又经过两个多月反复争论和修改，剧本《埃玛·宗兹》的故事最后变成了这样：十九岁的埃玛·宗兹得到父亲的死讯，知道真凶是工厂老板艾伦·洛文泰尔，于是决心为父报仇。她到鱼龙混杂的码头买了一把手枪，准备寻机杀死洛文泰尔，但她怎么也做不到朝一个活生生的人开枪（即使那是杀父仇人）;她整日在工厂门口徘徊，几次目睹洛文泰尔进出办公室，却始终无法下手。她痛恨洛文泰尔的同时也开始痛恨自己。某个晚上，她到码头的酒吧喝酒，被一个瑞典水手误以为是妓女，强奸了她，之后，她发现愤怒和屈辱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勇气（原文：“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她利用了这次稍纵即逝的心理变化，打电话给洛文泰尔，说她有一些关于工人罢工的秘密讯息要告诉他。洛文泰尔同意见她。她来到洛文泰尔家里，掏枪打死了他，然后撕碎自己的衣裙，打电话报警，说工厂老板借口向她了解罢工的事，试图强奸她，被她失手开枪打死。
在他完成劇本初稿不久，马玲就已经决定，埃玛·宗兹一角将由剧社最年轻的女演员李芯来扮演。马玲选择李芯的原由，不仅因为李芯的年纪和长相都非常合适扮演埃玛·宗兹，最主要的是，她是马玲唯一一个参加过美国华德福教育专业戏剧大师工作坊培训的学生，马玲非常看好她，认为她潜力巨大，希望她最终能成为剧社的专职女演员。但剧本刚开始排了不到十天，大家就发现有点排不下去了，问题恰好就出在李芯身上。
依据剧本提示，埃玛·宗兹在被那个粗野的瑞典水手误当成妓女施暴的过程中，她的心理变化是层次丰富且极其微妙的：开始她当然是本能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又导致了瑞典水手更激烈的施暴，但她突然意识到这个过程让她产生了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愤怒，一种可以驱使她实施任何极端行为的愤怒（比如杀死洛文泰尔）——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时候，面对瑞典水手，埃玛·宗兹的反抗已经不再出于本能，而是出于策略（原文：“对他来说，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来说，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报仇雪恨的手段”），所以她的反抗必须表现出某种内省的、犹豫的甚至若有所思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反抗又必须是真实的，因为只有反抗是真实的，强奸才是真实的，由此导致的愤怒也才是真实的——而这一切，既不能表现得太隐晦，也不能表现得太显明，难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他们为此陆续设计了不下十种具体的表现方式，但李芯还是把握不住。在试演了无数次之后，她终于临近崩溃，对着马玲大喊大叫，任性地威胁说她不演了，她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人能表现出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来。 排练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带着一些模糊和零碎的想法去到剧社，和剧社的人一起吃盒饭，然后聚在演出大厅，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討论，也参与讨论别人的一些模糊和零碎的想法。他轻微地焦虑，但并不特别上心，因为他觉得解决表演的问题，那是导演马玲的事情，越俎代庖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正是下班高峰期，路过的每一辆出租车上都挤满了人，短时间内看样子连拼客的可能性都没有。他的嘴里又干又苦。每天这个时候他的嘴里都又干又苦。他想如果五分钟之内再打不到车，他就要去旁边的“阅读时光”咖啡吧喝一杯加冰的柠檬水。他突然非常渴望那种冰凉和酸甜的口味。据他母亲说，黄昏时分喜欢酸甜口味的人都是因为脾脏不好。
他掏出手机看看，六点差十分。一辆银灰色的富康车从他面前滑过，停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沙哑的女声从车里传出来：“兄弟，走不走？”
他犹豫了那么几秒钟。通常情况下他是不打黑的的，黑的司机大多不熟道路，喊价通常又比正规出租高出三分之一，但他似乎没什么选择余地，只得拉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水口寺，老化工原料厂。他说，看了开车的女人一眼。
哟，水口寺我知道，但化工原料厂我可不知道。
到了水口寺我再给你指路。他说，又看了她一眼。
车子拐进六广门体育场，往右绕了个大圈子，重新又回到一环，然后朝着油榨街方向行驰。
车真多啊，贵阳的交通看样子是离崩溃不远了。他无话找话，目的是可以再看那个女人一眼。她比他几年前第一次在高铁上看到时胖了一些，也没印象中那么漂亮，头发染成一种像是玉米须的颜色，一半披着，一半挽成一个髻，潦草地堆在后脑。和印象中的形象相比，他觉得她唯一没变的，就是那种说不清楚，但是笼罩全身的一种什么东西。
但她根本没有听他说话。她一手拿手机，一手握方向盘，始终和一群男男女女在微信群里用语音聊天。那显然是一群跟她一样的黑的司机，快活，又相当粗俗，聊天的内容在他听来毫无意义，不过是相互之间暧昧的调侃打趣。偶尔有一两个严肃的声音冒出来，煞有介事地通报某个地段已经堵死，或者某个地段有警察正在查车……她非常投入，不时咯咯大笑，或者把手机的底部靠近嘴边，说几句凑趣的俏皮话。在一个路口，漫长的等待之后，红灯闪烁，变成绿灯，她启动车子，眼睛从手机屏上移开，瞟一眼窗外，又回到手机屏上。一辆电动摩托从他的一侧飞快地插进来，左右晃动，最后狠狠地撞上了前面一辆轿车的尾部。她听见声响，头都没抬就踩下了刹车。车子往前一怂，稳稳停住，离前面已经侧翻在地的摩托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兄弟，看我这技术。她得意地说。
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玩微信？他忍不住呵斥了一声，口气激烈得出乎他的意料。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赶紧自言自语地解释一句，这太危险了……
他以为那个女人会因此不快，但她没有，而是笑嘻嘻地连连点头。好吧，听你的，不玩了。她说，其实不用担心的，兄弟，我的技术好得很，老司机了。
那之后她果真没有再摸手机。下一个路口等待红灯时，她从左边的车门下面取出一副白手套，在他惊诧的注视下，很认真地一只一只套到手上。那副手套白得耀眼，像是把她身上那种暗淡的东西都冲淡了几分。她的举动让他心生愧疚。干这行很无聊吧，他说，和朋友聊聊天倒是个解闷的好办法。
我聊微信倒不是为了解闷。她说，主要是为了随时掌握情况。上星期三就是因为没上微信，打脱了一个交警查车的消息，结果被逮住，罚了五千元。
那天为什么没上微信？
群里冒出个原本不认识的人，天天盯着我胡言乱语，恶心透了。
男的？
她看了他一眼。废话。
又遇到一个红灯。他终于没忍住。
大前年，他说，十一月底，冬天，你是不是去过一趟武汉，坐的高铁？
她看了他一眼。没啊……
不可能。他说，好像……他算了一下从餐车回到自己座位时一共经过了几节车厢。六号车厢的10F……
没有，我从来没去过武汉……
目的地到了，她果然向他要了比正规出租多出一半的钱。他没有搭腔，心里隐隐焦虑，他知道付钱下车之后，他几乎没有再见到她的可能。四百万人口呐，他想，茫茫人海……
她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嫌她要价高了，于是解释说，这么远，又这么堵，好多红灯……
能不能微信付款？他问。
当然可以。她像是松了口气。
他掏出手机扫她的二维码，付了钱。她盯着手机等钱到账，同时用抱歉的口气说，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几年前开的车，说出来吓死你，不过都不说了，说了伤心。
留一个你的电话吧。他说，以后有急事我就请你送我。
好啊。她说，不过也得看当时我在哪里，远了也没办法。
她报了手机号，他仔细核对两遍，这才开门下车。
他没忙着去剧社，而是站在路边，打开刚才扫的二维码，看到收款人姓名那一栏写着“张琼”两个字。他用她的手机号加了她，备注说“就是刚才打车的那个人”。不过两秒钟，她就验证同意了。他发了条消息：这么快？同时加了两个表示惊讶的表情。对方立即发回两个龇牙的表情。他继续发消息：我一下车，你肯定马上脱下白手套，开始玩手机。对方这次回了两个字：那是。开车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玩手机，很危险。他劝告道。没事，我有把握的。她又回过来，不过还是谢谢兄弟提醒……
他还想再说几句，但觉得再说就无聊了，于是没有继续。
那天晚上的讨论跟之前几天一样，没有任何进展，大家沉闷地散坐在演出大厅的地毯上，抽烟、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恍恍惚惚，不断想起从高铁窗口看出去，那轻盈的、梦幻般的速度让田野突兀地展开又倾倒般地收缩，每一个刹那都朝着左后方逝去……但他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的位子是背对着列车行驶的方向，景物不应该退向左后方，于是他很快醒悟过来，那其实不是他的视角，而是高铁上那个女人的视角，是那个叫张琼的女人侧身坐在窗前时看到的景象…… 扮演瑞典水手的演员高宏明（西南工具厂一个货车司机，马玲最老的学生，年纪比马玲还大三岁），在毯子上走来走去，突然把手臂上印着一只褐色大锚的假刺青刷地揭了下来，发出刺耳的一聲响，就像他揭下的是自己的一层皮。他一面朝大门走去，一面很不高兴地嘀咕：我每天都以为要演，每天都以为要演……要不等你们商量好了再叫我吧，我还得回家招呼孩子做作业呢。而李芯坐在地毯上，听着对面的马玲说戏。她显然已经对演出失去了信心，这时垂着头，眼神游离，似乎根本没有在听马玲说话。
他掏出手机，在微信里给那个叫张琼的女人发了条消息：能不能到刚才我下车的地方接我一趟？我付你两趟的钱。他顺便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微信很快就回复过来：对不起，我住得远，今天不想再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兄弟。
马玲给他打电话，说照目前这种情形，戏可能就排不下去了，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修改剧本情节，要么换掉李芯;她个人意见是修改剧本，因为如果连李芯这样一个专业演员都搞不掂，她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找更合适的了。
我们总不能因为一点挫折就换人吧，她说，这对一个年轻演员来说太残忍了，甚至可能从此毁了她的专业信心。
他暗自埋怨马玲当初不听他的建议，但也知道相比之下，修改剧本更现实些;他不想李芯以后恨他，何况换一个演员，整出戏就得从头来过，而且新换的演员未必一定就比李芯强。
接下来的十多天（周末除外），他白天躲在办公室改剧本，下午仍旧到剧社去和大家吃晚饭，然后一起讨论。他先后设计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埃玛·宗兹发现自己始终没有勇气开枪杀死洛文泰尔，于是主动引诱洛文泰尔和她发生关系，然后再撕烂自己的衣裙，开枪杀死洛文泰尔，最后再报警指控后者强暴了她;第二个是埃玛·宗兹被水手强暴时什么也没想，只是单纯地表现出本能的反抗，之后（当强暴完成），她一面哭喊咒骂，一面掏出手枪向水手胡乱射击，水手仓皇而逃，一面逃一面说，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水手的话提醒了她（让她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正处于一种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状态），于是她来到洛文泰尔的办公室，杀死了他……
这两个方案的确大大降低了埃玛的表演难度，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来，整个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部分也就跟着丧失了，变得非常平庸和老套。马玲毫不犹豫地否掉了它们。排练于是又回到了之前那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他开始觉得厌倦，考虑是不是建议马玲另找一个编剧，或者干脆下个决心，换掉李芯。
这期间，每天下班之前一小时，他会先给张琼发一条微信，问她有没有空过来接他，而每次从剧社出来，他也会提前一小时，问她有没有时间过来送他。在他的印象里，张琼真过来接送他的时候其实不多，有时候即便事先答应了，临到事头又可能会有变化，比如她的车被堵死在某条路上，估计一时半会动不了;或者她的车突然被谁刮擦了，正扯皮。这种时候，她总是先说完来不了的原因，然后加一句，对不起啊兄弟。他很不喜欢她这种听上去相当市井和江湖的口吻，他甚至觉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抑制不住地呵斥她，似乎也跟这种口吻有关。但他们根本不熟悉（也似乎怎么也熟悉不起来），他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指责她或者劝说她。其实每次只要坐上她的车，他总是不断提起各种话头，试图让她把话题引向她自己，但她心不在焉，对他的搭讪敷衍了事。大部分时间里，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挂在方向盘旁边的手机上，只要遇上红灯，她立即就会把手机从挂架上取下来，打开微信，听群友们发送的各种语音信息，听到俏皮话，仍旧自顾自地咯咯大笑——自从第一次他明确地表示过反对之后，她倒不再跟群里的人聊天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坐在旁边的原故。他意识得到这一点，但依然感到焦虑和不快，他觉得高铁上那个原本模模糊糊的形象如今虽然活生生地挨着自己，感觉上却还是那么遥远和模糊，而那句几乎每句话都会捎带上的口头禅更加深了那种间离感。他觉得她不应该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
有天下午，她比答应到达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见面就给他道歉，说对不起啊兄弟，今天我换机油耽误了点时间。他开始没有吭声，走到一半才说出来。你能不能不要每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兄弟？
怎么了兄弟，她说，这话怎么了？
他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因为要解释就不得不提到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又想起那个女人侧身坐在窗前时看到的景象，突然觉得她其实并不是任它们毫无滞留地掠过，而更像是在与眼前的万事万物一一道别。
你真的没去过武汉？他问。虽然她已经否认过一次，但他还是不得不再问一次。他费力地想要找到一些更确切更清晰的细节来证明她就是那个女人。
当时正是冬天，你穿了件银灰色的羽绒衣，领子很高，这样竖起来，加上头发，你大半个脸都被遮住了。你一直侧着身子看窗外……
这样说的时候，他模仿那个女人的坐姿，把身子朝着她的方向侧过来。他又一次看到了她右边的脸颊，再次肯定眼前这个握着方向盘的女人就是高铁上那个看着窗外的女人。她们都把同一张脸的同一个面向他呈现出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距离更近。
我没有说错吧？他看着她，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要否认。
你已经是第二次问这事了。她说，你看到的那个人真的不是我，我真的没去过武汉……你看，我这次就没说兄弟对吧，你说我每句话后面都会加一个兄弟。
他的嘴里又出现了那种又干又苦的味道。他没有理睬她，而是自顾自地说下去。他描述了高铁上那个女人从头发和衣领里翘出来的精致的鼻尖、石雕般一动不动的坐姿以及好像正与整个世界一一道别的神情;他急匆匆地吃饭，想要尽快再次看到她;邻座的年轻人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母亲离奇的死亡，而他却想着是不是再去餐车吃一顿饭;他还说到分享会上他突然想到那个女人，然后肚子开始阵阵剧痛……
你喜欢上她了兄弟？她说，你就看了她那么一眼就喜欢上她了？还喜欢得这样耿耿于怀的。
有时候一眼就够了。他说，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熟悉她了，熟悉得就像已经认识有一百年。 她似乎有点不安。你都在想些什么哦兄弟，她说，至于吗？
他继续自顾自地往下说。所以那天一上你的车，虽然你长胖了点，又染了头发，我还是一眼就知道是你。你不承認也没关系，也可能你真的不是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就是她。
说完这句话，他觉得她承不承认真的变成了一件特别不重要的事情。
那个叫张琼的女人在座位上局促地扭动了几下，就像她被屁股底下一个细小但是坚硬的东西硌得非常难受。
那又怎么样？她说，你想泡我？我可比你大呢。
谁想泡你啊？他觉得那个泡字太刺耳了。
她嬉笑起来。你不想泡我为什么天天叫我接你送你？还开那么高的价，贵阳市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黑的。瞎子都看得出来你想干什么。我给你说兄弟，想泡我的人多了，全国各地的都有，重庆、昆明、长沙……也有武汉的，不骗你，不过我真的没去过武汉。
为了避免在她是不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上发生争吵，他觉得他已经退让一步，暂且假定她有可能不是那个女人了，但她把他看得跟别的男人一样，却让他不能容忍，感到自己受到了轻微的侮辱。
又是兄弟又是泡，他说，你说话怎么像个天桥底下卖国库券的婆娘……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想到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形象。
这样说的时候，他尽力克制着语气免得过于严厉，但张琼还是不高兴了。见你的鬼……她嚷起来，又一下刹住口，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你是觉得高铁上那个女人不会这样说话是吧？问题是我不是她啊，已经给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是她，你这话可说不到我头上……听不惯我说话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喊我来接你！
他非常沮丧。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承认她就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相像的人，不只是外貌的相像，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骨子里的那种东西，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又笼罩全身的东西。他不相信那种东西也会相像，他坚信那种东西可能比人的指纹还要独一无二。
那之后，直到车子停在他居住的那个小区入口，他们之间谁也没再说过一句话。下车之前，为了向她传达一种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的态度，他第一次用现金付了费，仍旧是双倍。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他自己打的来去，没再联系她，不过他只打黑的，一次也没有打过正规出租。平时他坐出租车，是不怎么跟司机聊天的，他天生不是个爱闲聊的人，但那段时间，他一上车就对黑的司机嘘寒问暖，表现得十分健谈。他和他们一起议论那些最日常的话题：孩子、房子、物价、交规、单行线……自从他听一个黑的司机说到不久前发生的一起“群殴事件”（一方是正规出租车司机，一方是黑的司机，为争夺客源大打出手）之后，和他们的交流就变得更为容易和热烈。当然，也有天性冷漠或者那天心情不好的司机，压根不搭他的腔，但即便遇上这样的司机，他也不会放弃碰碰运气的机会，他会先非常好奇地问那个司机：听说贵阳的黑的是从二○○八年凝冻时的“绿丝带”行动开始的？据说那一年因为凝冻路滑，公交车停运，有些私家车主出于助人为乐的初衷，发起了“绿丝带”爱心活动，免费搭乘那些顺路的上班族;自愿加入行动的私家车主们会在后视镜上系一根绿丝带，活动由此得名。有些得到帮助的人心怀感激，会主动拿一点费用给车主，渐渐由绿转黑，发展成黑的行业。对这个说法，黑的司机们大都并不认同，他们认为黑的行业早在零八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
但贵阳的黑的行业是不是由“绿丝带”行动发展而来，对他来说无关紧要，那不过是个话头，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另外的事。出租车司机一向都很团结，他说，其实你们黑的司机也很团结啊。他又一次提到那次群殴。是啊，黑的司机很得意，群里一发消息，四面八方立马来了几十部黑的，如果不是警察把路封死了，那次出租车们还要更惨。你们黑的司机都在群里吧？他问，我想打听一个叫张琼的黑的司机，女的，你知道不？他要打听张琼的理由听上去非常充分：有一天晚上，他坐她的车，下车后手机落车上了，她还给了他。
幸好我的手机没设密码哦，他说，她打开手机拨了我一个朋友的电话……刚买的iphoneX，新崭崭的，差不多一万块呢。
但黑的司机们大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们说贵阳的黑的有差不多八万辆，司机们各有各的群，群里聊得多，平时见得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用真名，微信名又稀奇古怪各式各样，很难知道谁是谁。
但她的微信名就是真名啊。他说。
你怎么知道？黑的司机不屑地说，说不定只是看起来像真名呢。这种看起来像真名的微信名其实更假。
只有一个女司机对张琼这个名字似乎有些印象。我入行入得晚，她说，如果不是我上班的那家仪表厂去年破产，没别的办法，我一个女的，说什么也不会愿意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据她说，她刚入现在这个黑的微信群时，曾听群里的人说过，群里原来有个女人，好像遇到过一些不好的事，所以微信名也取得怪，一长串，具体什么她记不清楚了，大约是谁谁谁悔恨过去或者后悔过去再或者害怕过去之类，那名字不是张琼就是张什么琼。据她说，那个女的长得有点漂亮，所以群里好多男人喜欢跟她啰嗦;她平时看上去也特别开朗随和，但哪个男的要是真的挨她挨得近了，她说翻脸就翻脸，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说到这里，女司机笑起来，说那个女人最经典的段子是有一次她的车限号，坐公交车，就是司机后面那排长椅子，一个男的可能看她长得好，硬要挤着她坐，她让了几次让不开了，就站起来抓那个男人的头撞旁边的铁杆子，还当着一车老老小小的人问他，说你老妈的×那么窄，你也要硬挤进去？
一个女的呢，女司机说，真骂得出口，我现在说给你听都觉得不好意思。
群里人多了，总有几个玩得好的。女司机说，玩得好的几个有时候肯定就会约着打盘麻将，吃顿饭嘛，或者一起自驾游，我都跟着他们出去过两次了，一次是小七孔，一次是大理——只要找的钱够敷得走一天三顿，我们也要享受生活对不对？但他们说那女的从来喊不动，就没听过她跟谁一起玩过。 她以前遇到过什么不好的事？他问。
我哪知道。
她后来又为什么要退群呢？
我哪知道。我不是给你说我入行入得晚吗？
他一阵茫然，感到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无法想象张琼不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更不能想象女司机嘴里那个污言秽语的女人也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
周三早上，他接到吴勇电话，让他下班后别来剧社了，直接到蛮坡小海螺酒家的215包房去吃饭。马玲在上海读研时的导师来了，吴勇说，刚从法国参加街头艺术节回来，兴奋得不得了，现在又准备去云南参加一个艺术节，特意在贵阳停留一天，会会马玲。马玲的意思是不如大家都一起见见，一是听他聊聊艺术节，二是也将就和他讨论一下《埃玛·宗兹》现在这种状况。
这倒是个好事。他发现大家对李芯的抱怨已经过了高潮期，慢慢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他，剧本改不出来，看样子最后所有的抱怨都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现在是既无可奈何又骑虎难下。
那天他到场之后才发现，参加晚宴的全是《埃玛·宗兹》剧组的人，别的一个也没叫。他由此看出了马玲焦虑的心情。
导师大约有六十来岁，脑门很大，梳着大披头，一口细碎的烂牙在他飞快说话的间隙不时暗黑地一闪，配着鲜红的嘴唇，就像西瓜瓤上的西瓜籽。
他的猜測没错，开席之前，马玲分别给大家一一打招呼，说我这个导师只要沾到酒，可就什么正事也谈不成的，你们今天别灌他酒啊。
但局面显然并不受马玲控制，那个导师才一入席，就开始一面自顾自地喝酒吃菜，一面大谈法国艺术节，从巴黎的戏剧说到里昂的丑角杂耍表演，然后又是瑟堡和沙隆的车技、飞人、高空秋千……根本由不得马玲插嘴。晚上十点的时候，导师醉了，眼睛变成一大一小，他看着马玲，用家乡话（据说导师是江苏南汇人）问她，好像你在电话里说要问我一个什么事？马玲很勉强地笑，说没什么重要事，等你回上海我再电话给你说吧。
他坐在导师的右边，对导师在瑟堡看到的一部韩国实验剧非常感兴趣，一直默不作声地在心里琢磨。那部韩国实验剧听上去非常血腥，内容是仇杀，表现方式很独特：整个演出都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类似磨砂玻璃的材料，观众只能听见对话和看见模模糊糊的人影，最后，血案发生，飞溅的鲜血像特写镜头一样清晰地布满整个玻璃。他感兴趣的不是那道玻璃，《埃玛·宗兹》显然不能照搬这种方式，而是它有意与观众之间形成某种间离的观念。他想起他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中曾经讨论过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名字叫《叛徒和英雄的主题》，他认为那是一篇典型的“元小说”，一篇关于小说的小说。他觉得那篇小说与那部韩国实验剧在性质上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他一时还没想明白，但许多场景已经纷繁而至，让他隐隐地激动。
他不顾礼貌，当着大家的面用手机在网上找到了那篇小说，开头就是那段他迫切想要看到的文字，和他印象中的一模一样：在切斯特顿（他撰写了许多优美的神秘故事）和枢密顾问利比尼兹（他发明了预先建立的和谐学说）明显的影响下，我想出了这个情节，有朝一日也许会写出来，不过最近下午闲来无事，我先记个梗概。这个故事还有待补充细节，调整修改;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今天，1944年1月3号，我是这样设想的。
他盯着那段文字反复阅读，相信《埃玛·宗兹》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几乎通宵未睡，一口气改完了整个剧本。他是这样设想的：为减轻李芯的表演难度，也为了增加视觉上的动感，剧本中埃玛被强暴一节将采用他后来修改方案中的第二种，即强暴结束后，埃玛向水手开枪射击，水手的话提醒了她（“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其余的不变;但整部戏增加了一个关键角色，那就是“《埃玛·宗兹》的导演马玲”;也就是说，《埃玛·宗兹》的导演将在《埃玛·宗兹》中饰演《埃玛·宗兹》的导演;马玲将在整部戏的表演过程中与演出同步，向观众阐释她导演整部戏的过程，从开始到最后，让整部戏都被包裹在她的叙述中。比如她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多年来就一直渴望执导一部描写女性心理的、具有极端情绪和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她如何偶然在一次网络直播中听到了《埃玛·宗兹》的故事，于是决意改编这篇小说;她如何听从编剧的劝告，修改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她如何理解女主角埃玛·宗兹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为处理这种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她曾设计过哪些具体的表现方式;剧本排练到中途，又出现了哪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观众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结果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最终导致的……等等。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演员可以停顿下来，也可以做一些不需要与别的演员交集的动作，比如沉思，走动、喃喃自语——甚至可以考虑让演员在过程中中断自己的演出，插入她的阐释，与她对话，提出自己在表演这个环节时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她阐释时的语气还应该是日常的，带有日常表达惯有的轻微语法错误、反复、停顿，甚至口吃，与演员在表演时经过刻意雕琢的对白区别开来，形成另外一个语境系统……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埃玛被强暴时一系列难以被外在表演传达出来的复杂心理（一切都可以在马玲的阐释里被描述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让整部戏具备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性和先锋性。
修改过程中他觉得自己脑洞大开，思如泉涌，各种新奇的念头层出不穷，他都快要被自己大胆得近乎荒唐的构想吓住了。凌晨四点，剧本改完了，在发给马玲之前，他特意在剧本的第一页最上端用比正文大两号的粗体字打下一行提示：“一部元戏剧。一部关于戏剧的戏剧。”
他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他甚至有点等不及天亮就想立即就给马玲打电话，但现在可是凌晨四点半，窗外一片寂静，只有遥远的某个工地上传来清冷的角铁敲击的声响，这种时候给马玲打电话未免过于疯狂。他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搓着手，他想上床睡觉，但事先就知道自己睡不着，接着他就想起了张琼，意识到整个晚上他居然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她。他拿过手机，给张琼发了条微信：那天我说话太冲动，是不好听，让你生气了，我道歉。微信发出去，他有些惊讶地发现，重新想起张琼，让他轻易就从刚才那种急不可待的狂热中抽出身来。但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解释一下，于是又发了一条：可能是我太不希望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让我痛心。第二条微信还没发出去，他突然想，如果她们三个真的是同一人，张琼可比女司机嘴里那个粗鄙得不可思议的女人正常得多，也可爱得多，那么时间再久一点，她会不会又重新变回高铁上的那个女人呢？这个想法让他隐隐有点内疚，于是接着刚才的话又补充了一段：不过你可能比起以前已经改得多了，只是我不知道。 深更半夜的，他原本想张琼不可能马上看到，但才过了几分钟，居然就收到了张琼的回复：你这是非要把我当成是高铁上的那个女人啊兄弟，你要我怎么给你说呢？
他没意料到她会回复得这么快，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但她的口气里显然没有太多生气的意思，那句平时让他听起来非常刺耳的“兄弟”，这次却让他倍感欣慰。他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和她争论，免得又回到之前那种不通音讯的局面，于是简短地发了一条：那就不说了呗。明天下午五点半，我还在老出版大楼路边等你。
张琼的回复更简短：嗯。
不出他的意料，剧本得到了包括马玲的导师在内的所有人的激赏，马玲的导师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发来将近五千字的解读，从莱昂内尔·阿贝尔对元戏剧的三种界定说到理查德·霍恩比对元戏剧的五种界定;从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途》说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只有承认自身内在戏剧性的生活才能成为有意味的舞台表演，他写道，只要导演表现出她知道她正在导演，而演员表现出她知道她正在表演，这戏就算是成功了——其实很难想象它会失败，因为演出过程中无论出现任何情形，比如某一时刻的即兴呈现甚至错误，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故意为之和事前设置……他还特别肯定了剧本中演员可以停下来和导演讨论剧情的設想，认为这是对元戏剧理论的一种拓展。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称之为戏剧上的一种“复调叙事”，他说，每个参与者都既是演员，也是导演……
类似的话听上去非常玄乎，大约除了马玲，没有人听得明白，但他的身份（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导），加上文中那种引经据典的理论氛围和不容置疑的雄辩口吻无疑给整个剧社吃了一颗定心丸。马玲尤其兴奋，她说这部戏肯定可以给“一鸢”带来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她甚至在考虑带着这部戏去参加第二年的乌镇戏剧节。其实从排练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写导演手记，已经写了差不多有三万字了，她说，原本只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不想现在派上用场了，我可以把那些最有感觉的部分挑出来。她环视了剧社所有的人一圈，也包括他，挥着拳头喊了一声，加油，“一鸢”。
吴勇当然也很高兴。他对剧社事务的参与程度一向很深，对马玲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一点从《原野》剧尾配乐竟然是崔健的音乐作品就可以看出来。他笑眯眯地上前握了一下李芯的手，说幸得你原来没演好哦，演好就没现在这个本子了。
接下来的排练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小混乱，混乱的原因来自马玲导师那句“每个参与者都既是演员也是导演”的话，大家可能对这句话有些过度发挥，每个演员都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主体意识充分表现出来，于是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比如李芯演着演着，会一把推开高宏明，说你他妈别那么用力卡我脖子啊，又不是真的要强奸，卡得老子气都喘不过来;高宏明有一次刚把李芯扑倒在木床上，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真的捏一下她的乳房……在被马玲喝止后他们都觉得委屈，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正体现了“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表演”的性质。类似的情形弄得整个过程不太严肃，像个玩笑，但总的来说还谈不上是问题，倒更像是欢乐的花絮，等马玲稍作修改，删掉了演员可以中止演出停下来讨论的部分之后，排练又回到了那种无比顺利的进度当中。
他们坐在那辆银色富康车狭窄的厢体里，还是跟从前一样找不到什么话说，但他感觉到，自从她重新开始接送他，他们之间的氛围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之前他们像一滴水和一滴油，各自待在自己的分子结构里，他琢磨她，而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手机上;现在不同，她始终戴着那双白得耀眼的手套，手机从方向盘旁边的挂架上永久性消失，躲进了随身的小挎包（小挎包放在打开的中央扶手盒里）。她没有刻意改变她灰朴朴的着装，但他注意到她扎头的橡筋换成了暗红的彩带。与此同时，她眼睛里那种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得有点神经质的光亮也暗淡下来，变成一种近乎羞怯的柔和的神色。他稍有举动，她的眼角就会立即扫过来……她还是忍不住在每句话的后面加上兄弟两个字，为此，她特地向他道过歉。好多年了，她说，改不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时候说习惯的。
她第一次拒绝接受他付的双倍车费，是有一次他请她宵夜之后，她从微信上转回来二十元钱，大方地说你是老主顾了，从今天开始我优惠你。那是《埃玛·宗兹》排练完成的当天晚上，他的心情就像刚修改完剧本那天一样好，虽然去掉了演员参与讨论的部分，但马玲表现得极为出色，她时而插入演员的演出情景中，对埃玛的遭遇表现得感同身受，时而又抽身出来，面向观众席侃侃而谈，或激情或理性地阐释她的导演理念……他坐在一旁，几次为其中的一些场景感到震撼，不得不承认去掉了那些闹剧般的部分之后，整个演出更具探索、反叛和另类的精神，
开始她只想吃碗素粉，但他觉得那样未免结束得太快。我今天特别高兴，他说，我想喝瓶啤酒，我们吃烫菜吧。
她同意了。我就发现你今天是有点高兴，满面红光的，眼睛眨得也比平时快。什么事这样高兴啊？
他觉得真要给她说清楚他高兴的原因就太复杂了，那他得从博尔赫斯和他的《埃玛·宗兹》说起，说到马玲和“一鸢”剧社，说到埃玛悲惨的遭遇和细腻的心理过程，说到扮演埃玛的李芯、马玲的导师、元戏剧……他事先就觉得张琼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就算感兴趣也没法给她说明白，所以他只是简短地说，我写了个剧本，今天刚排完，再听听大家的意见，抠抠细节，就可以公演了。
啊，她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情。你原来是个拍电影的啊，我就说，你天天往那么个旮旮旯旯的地方跑，原来是去拍电影哦？你猜我以为你干什么去了，我以为那里有一堆麻友，你天天去和他们搓麻将呢。后来我一想又觉得不对，打麻将哪会散得那么早呢，和你不熟，也不好问。难怪哦。
他们在路边一家烫菜摊子旁停下车来。张琼主动为他拿杯子倒啤酒，又不停地往他的碗里夹菜，劝他多吃点，还冲着老板娘大声嚷嚷，说拿给他的碗没洗干净。他不知道她这样殷勤是不是因为把他误会成了拍电影的，所以不等她也坐下来就告诉她，他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在排一部话剧，他也只是写剧本的那个人。这次她听明白了。那也不得了啊，她说，那就是说，你是个文边人啰？说着她突然笑起来。说其实我最不喜欢文边人了。为什么？他问。文边人啰嗦得很，她说，只要是个戴眼镜的上来，不信你看嘛，还没坐稳就开始和你讲价钱，一块两块的，计较得很。不过你和他们不同。他想起他每次都给她双倍的钱，但还是问了一句，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她又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你神神叨叨的。 等戏真演的时候带我去看？她说。
好啊。他很高兴。这个戏正好说的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挺可怕的，你可别吓着了。
有多可怕？
他于是简单地把故事给她说了一遍，同时出于某种隐约的炫耀的意图，他还把元戏剧理论也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她听得很专心，听完之后愣了愣神，惊讶地看着他。别的我不懂，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啊？她说，小姑娘包里有手枪，那个水手抓她的时候，她怎么不马上掏出来打死他呢？
她来不及啊。他说。
哦。
但她想想，还是摇头。就算当时来不及吧，她说，但后来她想杀的应该还是那个水手啊，怎么又变成去杀另外一个人了呢？
他只能简单地给她解释。不是给你说了吗，他说，那是她的杀父仇人啊。原本她不是不敢吗，后来被水手强暴，然后水手又跑了，追不到了，她这股气找不到地方发，不是正好借着那股气把那个仇人杀了吗？
她困惑地看着他，啧啧称奇。你真能编……
他有点尴尬，解释说其实故事不是他编的，而是另外一个叫博尔赫斯的特别有名的外国老头编的，他只是把这个故事改成剧本。
其实那老头编的还要不合理些。他说，我都改得合理多了。
谁编的都不行。她似乎越來越感觉不可思议。要杀就杀，不敢杀就算了，为什么要让人家一个好端端的姑娘被强奸呢？完全是瞎编嘛。你刚才说那老头叫什么斯？哪个国家的？
他被她的神情逗笑了。问这么清楚干什么？你还想追过去打他？
她也笑起来。你说这老头很有名吗？我是说编这样的东西也能出名？
他很赞成她的这个说法，但是又告诉她，那老头不是靠这样的故事出名的，而是靠另外一些故事。他想起他其实一开始就给马玲说过，《埃玛·宗兹》是博尔赫斯最失败的作品之一，但她不听。他觉得自己最终把本子改成目前这个样子，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了。
他给她说了几个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故事：《阿莱夫》《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和《圆形废墟》。她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一脸茫然。我承认我没什么文化，她费力地比划着手势，但这个老头到底想讲些什么呢？
他想起他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的最末一篇里曾引用过巴伦内查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博尔赫斯是一个立志毁灭现实，把人变成阴影的出色作家。于是对她说，他就是想把所有真的东西都写成是假的。
她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想想说，那怎么可能呢兄弟，要真能那样，倒好。
按照惯例，剧社的每部戏，在公演之前十天，都会先举办一场小范围观摩演出，之后还会有一场讨论会;邀请的人员每次不超过三十人，大多是媒体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请专业人士提意见，看看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二是媒体动员，为公演当天的报道营造气氛。
他原本的计划，是想等公演那天再请张琼去看的，但张琼一听说之前有这么一场演出，就非要先看不可。公演那天肯定人山人海的，她说，我最不喜欢这种场合了。你不是说这一场人少吗，正好。
他只犹豫一秒钟就同意了，他很高兴她表现得这么亟不可待。
那天到场的人数比预计的要多一些（有些人事先不打招呼就带来了亲戚朋友），大约有四十人左右，坐满了小剧场座位的前面两排。张琼显然把看演出当成一件郑重的事情，不仅换了套灰白色的职业装，淡淡地化了口红（颜色和她扎头发的带子一样），还给他和自己都准备了饮料和零食;给他带的是一瓶可乐、一袋红枣和一袋芒果干，她自己则捧着一大包“德克士”的爆米花。他陪她坐在第二排靠右些的位置。演出开始不久，他就听见她小心地咀嚼爆米花的声响，喳、喳、喳。他几次想阻止她，但最后都没有忍心那样去做，这让他有些心神不宁，好一会儿才把注意力重新投入到演出中去。
……埃玛捧着那封被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一面读一面在房间里踱步，动作越来越缓慢，脸色越来越凝重，渐渐变成痛苦，变成愤怒……聚光灯从埃玛身上移开，罩住一直站在舞台一角的马玲。她左手捧着一个十六开大的红色硬塑料文件夹，右手拿着一支笔，面向观众，声音缓慢地：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洛文泰尔编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她父亲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埃玛在工厂大门外徘徊。她看着洛文泰尔从办公室离开的背影，手放在手袋里（捏着手枪），紧张得浑身发抖……埃玛沮丧地来到码头的酒吧，要了杯烈性酒一饮而尽，又要了一杯。一个粗壮的水手站在一旁，始终淫邪地看着她……水手一手扼住埃玛的喉部，一手抓着她的肩膀，在周围酒客的哄笑声中把她拖进旁边的小屋（小屋实际上只是一个用涂色泡沫隔开的虚拟空间，面向观众的一侧完全敞开，但垂下一层黑色的、半透明的纱幕。这个想法还是马玲从那部韩国剧里得到的启发，目的主要是不想让强暴过程过于露骨和刺激）……水手半裸着身体从小屋逃窜而出，埃玛一只手提着裙子的下摆，一只手挥舞着手枪朝他胡乱射击。水手一面四处躲闪，一面说您居然开枪打我，看样子您是真生气了，生气的女人真是什么也干得出来。两人追逐而下……埃玛拿着手枪又独自回到舞台，绝望、沮丧、略有所思……
他突然意识他有一会儿没听见张琼咀嚼爆米花的声音了，他转头去看，发现她的嘴角沾着一粒爆米花的碎屑，鼻头发红，浓密的假睫毛上挂着一粒反光的东西，他不确定那是不是眼泪，但还是取出一张纸巾，碰了碰她，示意她擦掉嘴角的碎屑。她接过纸巾，慌乱地擦去嘴角的碎屑，又要了一张纸巾，把眼睛鼻子都擦了一遍。她似乎尴尬得手足失措。他不知道她是因为嘴角上的碎屑尴尬，还是因为大动感情尴尬，总之她显然不希望他看到她当时那个样子。他若无其事地继续看戏，直到结束，他再没转头去看过她。
讨论会的地点安排在演出大厅楼上一间小会议室。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朝楼上走，他自然而然地也跟着上楼，调脸却发现张琼没有跟上来，他只得下楼找，一直找到她停车的位置，才看到她已经坐回车里，正在手机上写着什么。看见他，她说我正要给你发微信呢，你开你的会，我在车里等你。一起去啊。他说，还不知道开到几点呢。没事，她说，多久我都等你。说着，她抽了一下鼻子，他这才肯定她刚才的确是哭了。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他说，其实你也可以说说嘛，刚才我发现你好像也看得比较……投入。她用力摇头，你们都是些文化人，我哪插得上嘴哦，别去丢你的脸了。他有点失望。人家剧社还准备得有水果糕点呢，你不想去吃点？她还是用力摇头。他不忍心让她独自一人待在黑漆漆的院子里，于是默默站了一会。她没有看他，只是心不在焉地乱翻手机，好一会才像是突然发现了他。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开会啊。人家怕是都开始了。他不好再强迫她，只得回来。 那天的讨论会分歧很大。他进到会议室的时候，正听见贵大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王良范和艺术批评家张建建在激烈争论，两人平时是好朋友，这时说话却毫不留情，似乎都已经动了意气。他听了好一会，才恍然明白，两人实际上都在批评这部戏，王良范的意见是马玲在一旁阐释的这个构想完全多余，影响了角色形象的塑造，还把原本线索流畅的情节分割得七零八碎，让观众根本无法进入情景。这种想法只在观念层面成立，他说，似乎很先锋，很前卫，但今天的演出却证明实际效果不好，而且可以说非常不好。马玲之前显然已经解释过这样做的理由，所以他还听见王良范非常不客气地说，传达不出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那只能是导演的问题，是演员的问题，不能避重就轻玩这些花招。
张建建的意见跟他正好相反，认为元戏剧的方式正是这部戏最大的特点，问题出在元戏剧的成分不够，观念上不彻底。观念艺术不做彻底就没有意义，他说，这个戏跟《原野》不同，本来就不是给普通观众看的，这一点事先就得想清楚，要有信心。“一鸢”是个实验剧社，本来就该尝试各种可能性，否则实验二字又从何说起？他建议让所有的演员参与进来，把演出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都当众呈现出来。每一场肯定都不一样，他说，那就让它们不一样。这样，每一场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这个想法不就跟他和马玲导师当初的设想完全一致吗？他连忙插话进去（也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把当初排练时两个演员的表现当成笑话说了一遍，大家果然哄堂大笑。张建建非常高兴，大声说太好了，这就对了嘛，就该是这样，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李芯原本在王良范发言的时候已经一副心如刀割大受打击的样子，这时听了张建建的话又才缓过神来。
其余的人有的赞成王良范，有的赞成张建建，还有的模棱两可，比如《贵州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就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他赞成王良范的意见，但从他的职业角度说，他赞成张建建的意见。因为有新闻点嘛。他说。
马玲悄悄走过来，忧心忡忡地给他说，分歧太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安慰马玲，说一部实验剧有争论是好事嘛，没争论才叫麻烦呢;何况今天我带了个朋友来，人家都看哭了。马玲睁大眼睛看着他。真的，我不骗你，他说，一个女的，我还拿餐巾纸给她擦眼泪呢。
讨论会在继续，但他已经不想再待下去了，一方面时间晚了，他不好意思让张琼在外面没完没了地等，另一方面讨论会上两拨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争论不休，越说越南辕北辙，就是同一个人的两次发言，也开始前后矛盾起来。
他谁也没打招呼，下楼来到张琼的车边，发现她开着车窗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手机。她睡得很沉，鼻息浓重，头向后靠在椅背上。他悄悄在车窗前蹲下来，有点犹豫，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马上把她叫醒。他发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左边的脸颊。发现这一点让他微微有点吃惊。他回想了一下他们见面时的那些场景，确定他这是真的第一次看到她的这个侧面。他想起他母亲说过，为了不惊吓熟睡的人，最好的唤醒方式就是用中指和食指交替轻点两条眉毛的正中心。于是他伸出右手，在她的眉心轻点了几下。她果然眼皮跳动，然后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开完了？她问，一面说话，一面发动车子。但他蹲在原地不想起来。上次我在高铁上只看到你右边的脸，他说，隔了这么久，我今天才又看到你左边的脸。
老天呢。张琼按下门锁，快上车走啰。你这人怎么像做梦醒不过来一样。
他绕到另外一边，打开车门上车。她问他，大家都怎么说？肯定表扬的多吧？
他简单地复述了一下两边的意见。说着说着，他也像马玲那样，心里越来越没底。这种事就是这样，他有些感慨，众口难调，谁的意见都好像有道理。
那等于是说，大家都不喜欢了？
他没有接话。说大家都不喜欢不是事实，但大家显然也不像他和马玲之前以为的那样认可，也是事实。
他的心情开始有点阴郁，有种前功尽弃的感觉。费了这么大工夫……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写什么剧本了。
她转过头来，抚慰似地看了他一眼，伸手拍拍他的膝头。我确实不懂你们那些高深的东西，她说，什么圆戏剧、方戏剧，不过我觉得这戏真看的时候，比只是听你说要好。那个水手演得真像，真让人恶心;但女的不行，她躲在黑纱后面其实还是看得出动作，软绵绵的，声音更不对，小声小气，哪像被强奸哦……开个玩笑你别当真，我怎么觉得她倒像挺喜欢这样似的。
他解释说那是为了不干扰导演在旁边的解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懂的，她说，我就是觉得太假。说到这儿，她停下来，似乎微微一笑。她肯定没被强奸过，她说，所以她演不出那种被强奸的感觉。
她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这句话有点荒唐，于是咯咯大笑起来。
人家当然没被强奸过，他说，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你被强奸过似的。他不高兴了，可以说很不高兴，他突然觉得今天好像所有人都在和他作对。你懂个屁。他先在心里骂了一句，等了几秒钟，压压情绪，才又口气冷淡地说，人家可是参加过美国华德福教育专业戲剧大师工作坊培训的……
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他有些懊恼，他知道自己是把演出没有得到预期认可的气撒她身上了。他自说自话地加了一句，反正我只是个写剧本的，要好，也是导演的功劳，要不好，也是导演的责任。戏剧啊，电影啊，都是导演的艺术嘛。
她显然也有点不高兴，没有理睬他。车到蟠桃宫，她才重新开了口，声音又干又涩，就像嗓子里沾满了沙子。我原来有个闺蜜，她说，我们两个好得跟一个人没什么差别。市西路批发市场还没拆的时候，她在那儿有三个门面，两个租出去，一个自己做，做童装。财运好得挡都挡不住，冬天晚上数钱，数到手上开裂口。可能是因为长得漂亮……
有你漂亮没有？他故意问。
我有什么漂亮的，她说，比我漂亮。
我不相信。
你平时没这么会聊天啊。她笑起来，那种又干又涩的嗓音消失了，就像喉咙里的沙子被她吞了下去。 有个男的，她接着说，冒充水泥厂子校管后勤的，打电话要订八百套校服，说得有鼻子有眼，约好第二天下午送几套样货去学校给他们领导挑。第二天，她开部小面包车，拿蛇皮袋装了七八套过去，到了才发现是个圈套。那男的帮她提袋子，带她七弯八拐，最后进到一间废弃的厂房，四面不靠，到处都是厚厚的水泥灰，另外两个男的就在那里等着。他们用一块不知从哪个餐馆弄来的旧地毯，油浸浸的，铺在地上，从下午两点过到天快黑尽，折磨了她六、七个小时……
她没再说下去，他也没敢接话。过了几分钟，他才问，人后来抓住没有？
她摇摇头。没报警。放她走之前，他们就这么光着身子围住她，轻言细语地和她商量，说他们也不想伤天害理，如果她不报警，他们以后也不会再找她，如果她报警，他们的原话是说，警察总不见得一次就把他们三个同时抓住吧，只要其中一个还有点时间，就一定先把她老公和女儿都杀了……他们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她老公在哪上班，她女儿读哪个学校……
后来呢？
后来她老公就带着女儿和她离婚回老家了。她老公本来不是贵阳人，是黔西那边的。
她后来没有继续做生意了？
哪还有什么心情做生意？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公，名义上说是给女儿读书留学用，其实是觉得出这个事，对老公有亏欠……
你和她现在还有往来吗？
她愣了一下，就像这个问题让她猝不及防。几年没见了，她想想说，出这个事情后她好像谁都不想见，也包括我……
那你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肯定过得不好啊，她说，出这样的事谁还可能过得好呢，又不是白胆猪。
从她开车到水泥厂和那个男的接上头，她说，一直到那三个男的离开很久，她一个人从毯子上爬起来，她什么都给我说了，我什么都记得，时间久了，我觉得就像我亲身经历的一样。
车来在小区大门，她熄了火，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面。已经是凌晨一点，整个街面上死寂无声，偶尔有一辆摩托或者小车从桥上悄无声息地滑下来，低沉地掠过他们的车，像一种冷漠的邂逅。他意识到她叙述的整个过程一次都没有说兄弟两个字。
她最后悔的不是她当初太轻信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她说，谁会知道那是个圈套呢？她最后悔的是他们折磨她的时候，她因为害怕没有拼命反抗，她后来觉得要是她当时使劲咬他们，掐他们，把他们惹毛了，一刀捅死她，事情反而就简单了。
你能不能想象那几个小时她遭的罪？那之后我就得个教训。她说，一边伸手到座位底下去，弄出一阵塑料袋哗啦啦的声响。只要晚上出来跑车，我都会在座位底下躲一把匕首，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我打不过他们，我就在自己脖子上来一下……你想不想看看这把匕首？
第二下午，他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去剧社，因为马玲有点不高兴，觉得他头天晚上不打招呼就擅自离开，留她一个人听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批评和建议很不仗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她在电话里嚷起来，导演和演员都没溜，你这个写剧本的怎么倒先溜了？她让他马上到剧社去，一起商量接下来怎么办，是原封不动照常演，还是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做一点小范围的改动。为此，她专门请了省话剧团一个退休老导演来把关。
因为事发突然，他没有请张琼送，只是在微信里大致解释了一下，最后说如果晚上有空的话，他还是希望她来接他，他会提前半小时通知她。
老导演是马玲读本科时的老师的老师，八十多岁了，戴着老光镜，花了差不多两小时反复读剧本，读完闭着眼睛又是半天。大家围着他，屏气凝息，就像在等一个老法官最后的判决。终于，老先生睁开眼睛，说剧本没问题，有点花里胡哨的噱头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我还是得看了具体的演出才知道该怎么说。
他松口气，回头看马玲，发现她眼睛都急红了。那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吴勇建议大家先赶紧出去找个地方把晚饭吃了，然后再回来演。马玲不同意，硬逼着吴勇去给老导演打盒饭和豆浆，一面吃一面看演出，其他人等演完再吃。她抱拳四面作揖，说陈老，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火烧眉毛的事，大家见谅……
整部戏演完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老导演自始至终看得非常专心，腰板挺得笔直。他坐在老导演的右边，饥肠辘辘，神思恍惚，只在演到埃玛被强暴时看得仔细一些。他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出戏里，埃玛和水手的对手戏本来就只是背景，重要的是马玲的解说;黑纱后面的埃玛的确声音偏小动作无力，但声音偏小是必须的，不可能真的让她大喊大叫，那样一来，她和马玲之间就没有主次之分了;至于动作无力就更容易解决了，他甚至觉得可以考虑让埃玛完全不发出一点声音，只要加大撕打挣扎的强度就可以了。
但老导演和他的意见正好相反。演出结束之后，老导演先欠起身子用力拍巴掌，又一连说了五六个very good，这才招手把马玲叫过来。说你算我的徒孙了，但我看完你们年轻人排的戏，却觉得惭愧啊，好多手法是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看样子我们这辈人是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开场白把马玲吓坏了，赶紧上前想扶老导演坐下，老导演却把她挡开了。不过我还是要提点意见，他说，仅供你们参考。说得昏聩，你们就全当耳边风。他所谓的意见，针对的还是埃玛被水手强暴那一节。不能本末倒置。他说，这一节是全剧最重要的转折，是真正的高潮，一般来说，一部戏的高潮大多设置在全剧的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但这部戏的高潮却是在中间，这正是这部戏的特點所在。这个时候，应该让观众被情景吸引，进入到情景中去，而不是让马玲的解说把观众从情景中抽离出来。马玲在这个时候解说，只能遮盖和削弱高潮部分的张力。不是情景应该为马玲让步，而是马玲应该为情景让步……我建议演到水手把女工拖进小屋时，甚至更早一些，马玲就要退开了，退到舞台最边上去，一直要靠到墙，然后聚光灯要打在那间小屋里——你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舞台艺术中灯光语言的重要性——好，接下来就是考验两个演员的时候了，男的要表现得出那种蛮横的兽性，而女的要表现得出那种拼命挣扎但最终无可奈何的虚弱……之后，高潮结束，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缓冲，一个安安静静的缓冲，水手干完坏事，要恢复一下体力，女工被蹂躏，要回回神;观众也一样，他们是屏着呼吸看完这一段的，这一段完了，当然也要喘口气——这不仅是现实逻辑的需要，更是艺术节奏的需要。这个时候，马玲就可以重新上来了。记住，马玲回来，灯光也要跟着回来，离开小屋，让小屋一片漆黑，悄无声息，这个时候的小屋就叫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 陈老的眼睛太毒了。马玲显得由衷的佩服。生姜还是老的辣啊。
他也觉得老导演的建议切中要害，改动起来也很容易，只是这样一来，又得加强李芯的表演强度，她能不能胜任又成了个问题。
老导演把外衣脱下来，扔在座位上，走到场子中央，要两个演员马上照他的要求重演一遍。记住，他说，一个兽性大发，越来越疯狂，一个拼命反抗，但越来越虚弱。
陈老……李芯带着哭腔说，我现在就开始虚弱了，我都饿得快要站不住了。
老导演呵呵地笑，说忘记大家还没吃东西了，我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先吃饭，先吃饭。
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他躲到屋外给张琼打了个电话，让她今天别过来了。吃完饭可能还得继续排，他说，也不知会搞到几点钟。
她迟疑了一下，问他，不会搞一个通宵吧？如果只是晚点倒没关系，反正我天天晚上不吃安眠药都是睡不着的，弄完了你通知我，我还是过来接你吧。
那也好。他说，今天我们请了个话剧团退休的老导演来看，他跟你的意见一样，也是觉得女主角和水手那场戏要加强。我还在担心，现在这样你都觉得她演不好，再加强怎么得了。
哈，真的啊。张琼有点惊喜，你看，人家老导演也这么说，可见我还是有点感觉吧。
听到张琼这句话，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模糊的想法，还没想明白，他已经说了出来。要不，他说，你现在就过来？看看在老导演的指导下是不是要演得好些？
好啊好啊。她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导演怎么拍戏呢。
他回到饭馆，把马玲拉到一边，悄悄给她介绍了下张琼的情况。就是昨天我给你说的那个看哭了的朋友。他说。然后又把张琼闺蜜遇到的事情又复述了一遍。
昨天晚上她就给我说李芯演得特别不像，他说，我看李芯也没信心。我刚才已经打电话让这个朋友马上过来。我的意思是一会儿重排那一段，你也可以私底下问问她的意见，说不定她能提供一些很特别的细节也说不定。
马玲听得惊诧不已。天，太好了，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嘛。我刚才也在担心，这样一来，不是又回到原来的老问题上了吗。
但他反复告诫马玲，千万别在张琼面前提她闺蜜的事。那事对她刺激特别大，他说，你就当她是个普通观众，假装只是因为她在场，所以顺便问一下她的意见。
明白。马玲说。
排练开始的时候，他看到马玲非常亲热地挽着张琼的手，把她拉来和自己坐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他则故意走开，坐到了第二排她们后面的位子上去。
接下来的排练中，老导演果然显示了深厚的导演功力，短短几句提示，就让李芯的表演起色不少，特别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更是让马玲佩服不已：埃玛先是拼命挣扎，然后突然停下，接着四肢开始痉挛似的抽动，一下，一下，节奏越来越慢，但力度却越来越大，最后完全停顿下来，保持在一个极不自然的、僵硬的姿势上，任由那个水手肆意摆布。
也许是马玲认为在老导演的指导下，李芯已经完全达到了她的要求，所以他看到马玲悄悄在张琼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琼扭捏地动了动身体，然后用力摇摇手，之后一直到排戏结束，马玲没再和她说过什么。
快离开剧社的时候，他找个机会悄悄问马玲，你问过她了吗？
马玲说问过了。但人家不肯说啊，她说，只是一味的夸演得好。
回去的路上，他问她，我听马玲说你觉得这次演得比上次好？
我哪好意思说演得不好啊，人家老导演亲自指挥的。
我倒觉得比原来好呢，特别是那个抽筋的动作。
我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好，反正还是觉得假，一眼就看得出来是装的;特别是你说的那个抽筋的动作，太搞笑了，像我小时候看过的木偶一样。
那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演呢？他有点烦躁。要不你给我说说你那个闺蜜，她当时到底什么感觉，你不是说她什么都给你说了，你什么都记得吗？
她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她是在回忆那个闺蜜的话呢，还是在想什么别的。
好一会她才又说，我只是觉得那个演员的情绪没有出来，她没有那种从心里面冒出来的东西。我说不出来，但我知道。
情绪没有出来，他夸她，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呢，已经是专业的了。
是吗？她得到了鼓励，口气也轻快起来。有次我的车和别人挂了，其实是我的责任，不过我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这个账对吧，我怕我没这么憨，我就和他鬼扯，扯了半天，他不说话了，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也没看我，但我一看他的脖子就知道他氣毒了，气得要开始发狠了，吓得我连忙认错。
他的脖子怎么了？变红了？变粗了？
不是，是突然变粗糙了，起了一层小疹子，就像鸡皮疙瘩。
你怎么知道他原来脖子不是这样？
说不清楚，我就知道。我一看他右边耳朵下面的皮肤变了，我就知道不能再和他扯，再扯就要出事了。那个女演员就没有演出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她假。
他困惑地看着她，想半天，还是觉得不能理解。
她转头看了他一眼。你别这样看我，我给你说过我说不清楚的。不过要是我来演，肯定比她演得好——我只是说小房子里那一段啊，别的当然不行。
他突然想起她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的：悲惨和恶心。他的心怦怦乱跳。这跟博尔赫斯原著里的话只差了一个字，博尔赫斯是怎么说的？“悲哀和恶心盖过了恐惧”。
要不……他说，我们让那个演水手的和你演一次给我们看？
她完全没把他的话当真。你神经哦，她头都没动一下。怎么可能。
我说的可是真的。他说。他越想越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次天意，翻来覆去折腾不完的一部戏，难说就在她这里收了口。
你靠边把车停下来，他说，我们好好说说这事。
你别又神叨叨的了。她说，这深更半夜的停在外环路上，一会警察来还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我座位底下还有把刀，查出来可是要拘留的。 他没有说话。她感到了他的执拗，有点紧张。我可是不会去演的，她说，我怕是疯了还差不多。
又不是真的演，他说，只是把那种感觉给他们示范一下。就算最后不行，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演员，谁也不会笑你。
车子缓缓地插进一条斜巷，停了下来。就算帮我们一个忙，他说，你只是按你认为对的样子做给他们看一下，完全是私底下的，又没让你真的上台演出。
她开玩笑似地把手在他额头上按了一下。你没发烧吧？想得出这种馊主意。
他突然很想抽烟。他已经戒了有一段时间了，平时没什么感觉，但他发现每次只要他想要郑重其事地说点什么，就会犯烟瘾。你先等下，我去买包烟。他说着，准备去开门。
啊，你还抽烟啊？她有点惊讶。我这里有。她从旁边的扶手盒子拿出半包烟递给他。
这次轮到他有点吃惊了。你抽烟？
她摇摇头。前两天一个客人掉的。她说。把点烟器烧红，递给他，他接过来点上烟，吸了一口，感到后脑勺一阵晕眩。
给你这样说吧。他又抽了一口。这部戏反反复复已经排了好几个月，不是这毛病，就是那问题，不说别的，光是每天吃盒饭就不知道花了几千块钱。问题就出在那个演女主角的演员身上，她毕竟太年轻了，没什么生活阅历……当然了，这种事也不是有生活阅历就能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像你闺蜜遇到的那种事，可能一百万一千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会遇到……是很悲惨，这不用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从我们排戏的角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难得的，甚至可以说可遇不可求的经验……你别多心啊，各人的角度不同。我原来也想过，请你那个闺蜜过来看一次戏，但又觉得太残忍，何况你又说你也好几年没见过她……她肯定给你说了许多细节性的东西，动作啊，心理啊什么的，所以昨天晚上你才会给我说，时间久了，你觉得就像你亲身经历的一样，要不你也不会看出来李芯演得不对是吧……我是写小说的，我知道这个，这就是细节的感染力了……你看，离公演已经没有几天了……你帮我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会感激你的……
他觉得自己说得语无伦次，毫无一点说服力。他越说越气馁，几乎不敢看她。最后，他决定放弃。算了，走吧。他说，不为难你了，这想法是有点神神叨叨的……其实我都想得很周到了。马玲有个朋友，也是“一鸢”的粉丝，至少有两部戏都是他资助的;他在花溪河邊有个庄园，里面有间很大的茶室，起码有六十平米，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现场人也不要多，只要我、马玲还有那个演水手的演员高宏明，就我们三个……你不是说那个演水手的演得好，演得让你恶心吗？
她没有说话，直直地靠在座椅上，平静地看着窗外的马路。那些不多的、来来往往的车辆亮着灯驶过，在窗玻璃上形成一些发散的光晕，又投射到她的脸上，让她的脸亮一下，暗一下。
我们昨天晚上看演出的那个房子……她突然问，那里原来应该就是一间厂房吧？
是啊，他说，化工原料厂嘛。
其实那里还要更像些……跟我那个闺蜜说的差不多，都是那么高的房顶……还有地毯，脏兮兮的红地毯……
他一阵惊喜。你是说你同意了？
她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他。上次你说编这个故事的人，就是你改成演出的这个故事，那个老头，瞎眼那个，叫什么斯那个？
博尔赫斯。
嗯。她费力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你说过他是想把所有真的东西都变成假的？
他记不起他给她说过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只是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佛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不是想问这个，我想问的是，他用什么办法把真的变成假的呢？把它写出来，真的就变成假的了吗？
他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
并不是说他写出来就把真的变成假的了，他说，这个作家只是有这样一种想法，于是他就用小说的方式把它写了出来……大致就这么回事。
噢……她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也说不清楚。算了，不说了，和你们文边人说话真的太费劲了。
她发动车子，从巷子里倒出来，重新又回到外环路上。
他迟疑地看着她，说那么……你到底同不同意呢？
同意什么？
给我们演一下啊。
她没有马上接话，想了一下才说，那……除了你，就只能有刚才你说的两个人，多一个都不行……
秘密演出安排在周三晚上，离周六的第一场公演只有两天时间。之前他给马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马玲大感吃惊，她说昨天晚上她连说都不肯说，现在倒愿意演了？但她很犹豫，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必要。陈老设计的那个细节已经非常精彩，她说，我觉得够了，加上时间紧迫，何必节外生枝。他极力劝说，说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说动她，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以后你还到哪去找这样的事？何况你作为导演，多收集点细节也不是什么坏事，这部戏用不上，说不定下部戏就用上了呢？
吴勇坐在那个大设计台的后面，一直没吭声，这时才慢腾腾地说，我觉得看她演一次也不费什么事。说句不该说的话，陈老这个人有水平，这次也算是帮了忙，但老先生平时爱邀功，爱显摆，经常芝麻说成西瓜，戏出来，说成是你在他指导下导的也保不定……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换成你自己设计的细节，又有什么不好呢？
马玲恨了吴勇一眼。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说，她说，人家陈老什么时候把芝麻说成西瓜了？你看人家昨天说话好谦虚。你就是这张嘴。
吴勇嘿嘿两声，没有继续说下去。
马玲又恨了吴勇一眼，转头对他说，那就趁早，就今天晚上。我先通知周宏明，排练完以后他悄悄留下来，如果有人问起，大家口径一致，就说他的表演也需要加强，我们要单独给他说说戏。
那天下午，他是自己打的去的剧社。临离开单位时，他给张琼打了个电话，约好晚上十点她准时到剧社来。你就不要来接我了，他说，你在家好好回忆一下你那个闺蜜给你说的话，把那种……就是你说的从心里面冒出来的东西好好酝酿一下。记住，十点，不要晚了。 张琼在电话那头没有说话，等他说完，才自言自语的回了一句，你们这些人呐……
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怕问多了，她又改变主意，于是假装没听见，赶紧挂断了电话。
他不知道马玲是怎么给高宏明交代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给高宏明说说他的想法，所以那天晚上等高宏明演完他的部分，从后台下来之后，他又单独把他拉到吴勇的工作室，反复叮嘱他。虽然这不是真正的演出，他说，但从某种角度说，比真正的演出还要重要;既然是对手戏，你们之间就是一种相互激发的关系，你要投入，她就投入，你要不投入，她也不可能投入……
总之，他总结说，你只有真的想强奸她，她才会真的反抗。
为了不让高宏明太过劳累，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早点离开，那天晚上马玲只排练了埃玛枪杀洛文泰尔的一幕，所以九点不到，大家就散了。他先是给张琼发了条微信，说排练提前结束，你也可以提前出发了，然后和马玲、高宏明坐在吴勇的工作室喝茶闲聊。他们都有点兴奋，尤其是高宏明，但他同时又表现得忧心忡忡。我只瞥过这个女的一眼，他说，就是观摩演出那天晚上，我还以为是哪个报社的记者呢;样子都没看清楚，我怎么好意思突然就去那个人家呢？何况她又不是干我们这行的，适应得了不哦……
他们安慰他。说她知道这是在演戏。不过，他怕这句话又误导了高宏明，赶紧补充说，一会你可别想这么多，你必须动真格的，否则今天晚上就白忙活了。
高宏明又腼腆又局促地搓着手，说哪可能动真格的哦。
但那天晚上直到十一点，张琼都没有出现，打她电话是通的，但无人接听，给她发微信、短信，也不见她回。
他开始时非常恼怒，觉得没法向马玲他们交代，后来又担心起来，想起她藏在座位底下的匕首，怀疑是不是遇到警察查车，被搜出来了……直到十二点半，他已经回到家，才接到她的微信。对不起，我觉得我做不到。
他立即拨打她的电话，这一次她接听了，但除了浓重的鼻息（他想起她在车里睡着的情形），她始终一言不发。
他的恼怒一扫而光。其实应该是我说对不起。他说，我这个主意真的是太馊了。
她还是不说话。
你在哪里？他问。我马上过来。
她挂断了电话，但随即给他发来一个微信导航地址，同时简短地说明：五号房。那是恒丰步行街上一家普通的酒吧，名字叫“棕色”。他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先是打的到了步行街，之后，又跟着导航走了好一会儿，才在一条岔路的尽头看到那家酒吧的招牌。酒吧显然是由一座老建筑改造的，很陈旧，顾客也不多，围绕房子的回廊四角都安置得有隐形的音箱，只有走到跟前，才能听见若有若无的音乐，烟雾一样从地里冒出来，又飘散在空气中，像在倦怠地营造着某种氛围。
包房里的陈设跟大厅一样陈旧，墙纸、窗花、桌布和沙发的色调都是那种很耐脏的褐色暗纹。之前，跟着服务生在那些回廊里绕来绕去时，他设想过这时坐在包房里的张琼会在干什么，是无声无息地流眼泪？还是正恨得牙痒痒？他设想不出来。他这时才意识到，刚才她在电话里的那阵沉默，深沉得像口井，堆满了他之前想象不到的枯枝败叶。
进门之后他情绪激动，但碍于服务生也跟着进来，守在一旁，礼貌地请他点单，他什么也没敢说，什么也没敢做。沙发前宽大的茶几上除了一杯几乎没动过的柚子茶，别的什么都没有，空旷得就像沙漠中央一处突兀的峭壁。张琼胸前抱着一个肮脏的靠垫，挤在沙发靠背和扶手之间的夹角里，空出了沙发的绝大部分。她从他进门开始就一动不动，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他點茶，点水果，脸上的神色平静得让他又一次想到了那口井。她身上穿的还是那天看戏时的灰白色套装，但没有扎头发，而是让它们卷曲地披散下来。
服务生一离开，他立即就坐到她旁边，侧身看了她一会，然后一下把她搂了过来。她的双手自然下垂，下颏沉重同时尖锐地顶着他右边肩膀和脖子的交界处，几秒钟之后就让他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一动不动;那阵疼痛开始肿大，同时向下传播，最后抵达他身体内部一个什么位置，并在那儿开始形成结核。他醒悟过来，那就是几年前武汉分享会上他突然开始疼痛的地方……他推开她，抓住她的两个肩膀，好让她能够看到他;他想对她说出他在那阵沉默里感悟到的一切，那些黑暗的光亮，那些腐烂的芳香……但他才吸了口气，就听见服务生敲门的声音。张琼往后一靠，回到了他刚进门时看到的姿势。
他不知道服务生是怎么离开的，他茫然地看着托盘里的茶壶、茶杯和果盘里那些切成片、插着塑料叉子的水果，有那么几秒钟，他完全不明白那是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只感觉到在他发愣的时候，张琼慢慢向他挪动过来，几乎来到了他的背后。接着他感到张琼的一只手搭上了他右边的肩膀，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喷在他左边的耳朵上，让他忍不住打了个惊悚般的激灵。
我没法和你做那种事……他听见她说，停了一会，他又听见她说，我身上好多东西都没了，有些还是假的。嗯？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我觉得我其实已经不是个女人……
他想扭过头去看她，但发现如果那样他就需要转动一个几乎一百八十度的弧形，那太遥远了，遥远得根本不可能抵达。
那之后他们没再怎么说话。又待了不到十分钟，她提议回家。我下午四点就到这里来了，她说，坐到现在，屁股都坐痛了。
他陪她走出恒丰街，一路来到马路对面的市美术馆停车场。他们还是没有讲话。她坐进车里，没有说要送他，而是把手指按在车窗按钮上，抬头对他笑了一下。我真的不是高铁上那个女人，她说，我没骗你，不过我一直都很喜欢你把我当成她。
他知道这是一种道别的方式。对此他心领神会。
他想问一下她的微信名一直都是现在这个呢，还是后来改的。但没等他开口，车窗已经缓缓地升上来，隔在了他和她之间。
《埃玛·宗兹》按照老导演最后决定的版本如期在周六公演了第一场。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现场真就像张琼那天说的那样，人山人海，而且还有人倒票，一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到距离开场半小时前居然炒到三百二十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剧社的人，当然也包括他，都互相交换着眼色，露出不可思议甚至感觉有点滑稽的神色。事后，剧社专门邀请各界朋友，又开了个研讨会来分析这种现象。有人认为这是经过几年努力，“一鸢”的品牌形象已经完全塑造成功，这次出现的火爆场面正是这种品牌效应的结果。另外有人认为这与事前宣传的方式和力度有关，而其中宣传方式又更为重要。比如《贵阳日报·文艺周刊》的记者，就创造性地请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对埃玛·宗兹的愤怒、胆怯以及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非要亲手杀死洛文泰尔的执拗进行了常人闻所未闻的分析。还有人认为，这是博尔赫斯本人闻名遐迩的声名所致。说这话的人提到当年他那本关于博尔赫斯的随笔集在贵阳举办分享会时的情形。楼上都坐满了，他说，达德书店的老板廖云飞为此还担心老旧的木楼板承受不住，最后酿出什么事故来。在我看来，那人总结说，那次分享会实际上是这次演出的一次遥远的伏笔和前奏，而这次演出则是那次分享会的一个回声。后面发言的人显然占了最大的便宜，他们把前面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认为此次的盛况并不是某种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所有以上那些原因的综合作用……
演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共演出了六场，其中最后一场是一家银行工会的包场，为此，他多得了五千元的稿酬。第二年五月，《埃玛·宗兹》作为“一鸢”的经典剧目又重演了四场，他只观看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最后一场结束前（他记得很清楚，他坐在第三排正中的位置），埃玛突然从挎包里掏出手枪，对准了惊慌失措的洛文泰尔。他知道接下来他会听到连续三声枪响，但那天他发现自己听到了四声，只是第四声比前三声明显微弱，就像子弹刚飞出枪膛，就掉到了地上。几秒钟之后，他意识到那其实不是枪声，而是微信的提示音。他打开微信，发现是张琼的信息：你方便给我打个电话不？他暗自笑了起来，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算是扯平了，因为上次他们好久不见，是他主动联系的她，只是这一次他们没见面的时间比上次长了无数倍。
他离开剧场，一面拨打张琼的手机号码，一面往下走，一直来到楼前的院子里。
张琼的声音听上去喜气洋洋。我要去武汉结婚了。她说，嗯，我给你说过的对吧，想追我的人全中国都有，因为……所以我最后选了个武汉的。他也是个黑的司机，人特别好……不过我不是来给你说这个的。我是想再核实一下，我怕我记错了，你说你上次在高铁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她坐的是六号车厢的10F位子，对不对？
他想了一下，说没错，是六号车厢的10F。
太好了。她在电话那头几乎欢呼起来，那我就没有买错。我简直不相信我真的买到了这个座位。
他非常困惑。哪有这么巧的事？
什么这么巧？她说，是我故意挑的啊。你不知道现在高铁已经可以在网上自己选票了吗？
我真不知道呢，他说，那太好了。
挂上电话，他才发现他一直站在那天晚上张琼停车的位置上。
他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想，我为什么要说太好了呢？这有什么好的。
戴冰，作家，现居贵阳。主要著作有《月的暗面》《双重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