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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留学日本，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页。时人记载：“自辛壬之间(一九○一——一九○二)，尉历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浙江潮》第三期)以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负笈东渡者络绎不绝，可谓极一时之盛。研究中国学生留日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的专著，以舒新城先生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一九二七年)为最早。解放后，国内仅出有颖之《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一九七九年)。可见，国内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出版，对我国留日运动史的研究无疑将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实藤先生是早稻田大学教育系教授，早年曾著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
早在四十年代，实藤惠秀和他的《史稿》等论著便被介绍到中国。一九四二年九月《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期由张铭三译介了《史稿》，一九四一年七月《更生周刊》十一卷六期登载筱珊所译的实藤《中国留学生的分析》，一九四四年三月至九月，在《日本研究》第二卷三——五期、第三卷一——三期上又有张铭三所译的实藤《留日学生史话》等。战后，实藤先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史稿》改易、增订，于一九六○年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为名首次出版，一九七○年又经修订再版。
实藤研究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已历半个世纪，读者可从这本著作中感到作者厚实的治学功力。他长期广事搜求档案文献、报章杂志、日记手稿等珍贵史料，对留日运动的原因、过程，留日学生的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团体、日常生活以及在教育、语言、翻译、文学、出版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实藤惠秀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尊重历史，并不隐讳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慎重评价在这次中日文化大交流中日本所处的地位，笔端时常流溢出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深情赞美。
这本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国势日蹙，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被迫改弦更张，实行变法，谕令废科举、办学堂、遣留学，出洋学成，分授举人、进士等。科举入仕，已为蕉梦，原先以科举老路为宦达之途的学子们，便转视留学为终南捷径，利禄之阶，争相往赴。然而，也有很大一批留学生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目的，踏上东渡里程的。这一过程，常常是研究留学日本原因时的注意力所在。然而，实藤并不着力于此，他认真比较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反应，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分析了中日近代化的差别，从思想上去探索中国近代化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从而解决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必然性和思想渊源。实藤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重视思想与政治之闻的联系。读者不难看到，贯穿全书的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方法是：从思想文化的影响、承接和演变来分析、探讨留日运动的历史。这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第二，本书引证了大量日文报刊、文稿、报告等，为国内研究留日学生史提供了可信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许多疑难的解决。例如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一九○六年所达到最高数字，史学界过去便言人皆殊。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称达到万余。实藤则根据《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三论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一九○六年一月《太阳》时事评论栏《清国留学生同盟归国》、一九○七年八月《每日电报》上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等材料，指出：“一九○五与一九○六两年，留日学生人数都在八千左右”。笔者以为，实藤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一九○六年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密陈清廷：“奴才初抵任时(一九○三年)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东方杂志》三年六期)此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10、228页。也说是八千人左右，恰可与实藤的材料相印证。
第三，本书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去写历史，每章一个专题，分别论叙，使每一事件的每一过程，始终连贯，结构严密，条理明晰，这与我国目前流行的写史体例大相径庭。这使作者得以将广博的史料，系统、集中地加以运用，读者也能分别对留学生的留日原因、留日始末、留日生活、与日本人之关系以及政治活动等有一个整体概念。
不过，这本专著在内容上也并不是没有商榷之处(作者观点本文拟不讨论)，比如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的篇幅就未免嫌少。对一些重大事件，诸如一九○二年暮春留学生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事件、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等，都有所忽略，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特别是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是留学生从爱国迈向革命的转折点，轰轰烈烈，惊动中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在史料方面相当博洽，但仍难免挂一漏万。如第二章十节“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中谈到日本教习之分布，指出一九○九年前后，全国有日本教习四百六十一人。应该说还不完全，以四川为例，武备学堂、顺庆府中学、自流并私立树人两等学堂、泸县女子师范学校的日本教习都未收入。当然，这些不足并不影响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90元)
实藤先生是早稻田大学教育系教授，早年曾著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
早在四十年代，实藤惠秀和他的《史稿》等论著便被介绍到中国。一九四二年九月《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期由张铭三译介了《史稿》，一九四一年七月《更生周刊》十一卷六期登载筱珊所译的实藤《中国留学生的分析》，一九四四年三月至九月，在《日本研究》第二卷三——五期、第三卷一——三期上又有张铭三所译的实藤《留日学生史话》等。战后，实藤先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史稿》改易、增订，于一九六○年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为名首次出版，一九七○年又经修订再版。
实藤研究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已历半个世纪，读者可从这本著作中感到作者厚实的治学功力。他长期广事搜求档案文献、报章杂志、日记手稿等珍贵史料，对留日运动的原因、过程，留日学生的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团体、日常生活以及在教育、语言、翻译、文学、出版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实藤惠秀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尊重历史，并不隐讳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慎重评价在这次中日文化大交流中日本所处的地位，笔端时常流溢出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深情赞美。
这本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国势日蹙，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被迫改弦更张，实行变法，谕令废科举、办学堂、遣留学，出洋学成，分授举人、进士等。科举入仕，已为蕉梦，原先以科举老路为宦达之途的学子们，便转视留学为终南捷径，利禄之阶，争相往赴。然而，也有很大一批留学生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目的，踏上东渡里程的。这一过程，常常是研究留学日本原因时的注意力所在。然而，实藤并不着力于此，他认真比较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反应，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分析了中日近代化的差别，从思想上去探索中国近代化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从而解决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必然性和思想渊源。实藤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重视思想与政治之闻的联系。读者不难看到，贯穿全书的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方法是：从思想文化的影响、承接和演变来分析、探讨留日运动的历史。这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第二，本书引证了大量日文报刊、文稿、报告等，为国内研究留日学生史提供了可信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许多疑难的解决。例如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一九○六年所达到最高数字，史学界过去便言人皆殊。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称达到万余。实藤则根据《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三论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一九○六年一月《太阳》时事评论栏《清国留学生同盟归国》、一九○七年八月《每日电报》上的《清国留学生之减少》等材料，指出：“一九○五与一九○六两年，留日学生人数都在八千左右”。笔者以为，实藤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一九○六年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密陈清廷：“奴才初抵任时(一九○三年)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东方杂志》三年六期)此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10、228页。也说是八千人左右，恰可与实藤的材料相印证。
第三，本书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去写历史，每章一个专题，分别论叙，使每一事件的每一过程，始终连贯，结构严密，条理明晰，这与我国目前流行的写史体例大相径庭。这使作者得以将广博的史料，系统、集中地加以运用，读者也能分别对留学生的留日原因、留日始末、留日生活、与日本人之关系以及政治活动等有一个整体概念。
不过，这本专著在内容上也并不是没有商榷之处(作者观点本文拟不讨论)，比如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的篇幅就未免嫌少。对一些重大事件，诸如一九○二年暮春留学生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事件、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等，都有所忽略，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特别是一九○三年的拒俄运动，是留学生从爱国迈向革命的转折点，轰轰烈烈，惊动中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在史料方面相当博洽，但仍难免挂一漏万。如第二章十节“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中谈到日本教习之分布，指出一九○九年前后，全国有日本教习四百六十一人。应该说还不完全，以四川为例，武备学堂、顺庆府中学、自流并私立树人两等学堂、泸县女子师范学校的日本教习都未收入。当然，这些不足并不影响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