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又上路了。
先是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这份《意见》列了一个很长的改革清单，包括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
接着，3月19日，第13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指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在改革方向上，要“構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
这些改革的框架出来，当然让人欣慰。官方和民间都清楚，改革再停滞，它将无法再挽救自身，而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可能越来越暗淡。如果这个社会，被捞取了以往改革成果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自我拯救能力越来越衰竭，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但也要看到，现在提出的“改革”，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并不必然就让人们增强信心，人们在期待之余，也会担心和怀疑—担心有的改革是不是止于一种姿态，而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怀疑有的改革，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转化为一种权力资本的掠夺？
网上有句话—“这已经不是一个用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时代了”，由于“改革”这个词一度被权力资本弄脏，它也有这种心理效果。
所以，今天的“改革”，已经具有了凝聚最后的社会信任的性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它必须玩真的，必须真正“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而绝不能浅尝辄止或变形走样，否则，将充满玩不下去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类似于“背水一战”。已经没有多少伸缩性空间可以让它因各种原因做不到如下三点：继续解放思想、敢于对特权开刀、吸取变形走样的“改革”的教训。
比如在社会管理的解放思想上。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能政府”，全面控制社会，到今天，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从宏观上，政府当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到了下面，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政府的主导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控制，“社会自治”难以激活，社会组织的弱小，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导致社会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尖锐化。这几年来，各地进行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共同点是思想解放还不够，还在“政府主导变成政府控制”的思路上打转，放不开手脚。
不打破特权，几乎是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特征。比如在公车改革、大部制改革上，都预设干部不混同于一般人民群众，在改革不触动自己利益上具有特权。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不仅难以杜绝干部公车私用，或者仍然配公车，甚至把补贴合法地变成干部的福利。而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竟然出现大部制改革后有的单位有10几位副局长这样违反法规的事情，把大部制改革简单变成单位的加减。
“改革”变形走样的教训，尤其反映在与国有资产有关的改革上。在原来针对非垄断型国企的改革中，一些地方的权力和资本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然后让工人下岗，到今天都还是社会的隐痛和对“改革”不信任的根源。缺乏公平、缺乏民主、缺乏监督的仓促改革，造就了这一恶果。而今天，如果改革还异化为权力资本得益而弱势阶层承担成本，无异于在还没痊愈的伤口上再捅一刀。
所有这些，对于这一轮的深化改革，都要求必须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严格地进行，并让人民参与改革或对改革的监督。同时，政府必须拿出政治勇气，破除“权力—利益”结构，它既是改革的阻碍，在内容上也是改革的核心。
先是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这份《意见》列了一个很长的改革清单，包括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
接着，3月19日，第13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指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在改革方向上，要“構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
这些改革的框架出来，当然让人欣慰。官方和民间都清楚，改革再停滞，它将无法再挽救自身，而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可能越来越暗淡。如果这个社会，被捞取了以往改革成果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自我拯救能力越来越衰竭，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但也要看到，现在提出的“改革”，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并不必然就让人们增强信心，人们在期待之余，也会担心和怀疑—担心有的改革是不是止于一种姿态，而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怀疑有的改革，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转化为一种权力资本的掠夺？
网上有句话—“这已经不是一个用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时代了”，由于“改革”这个词一度被权力资本弄脏，它也有这种心理效果。
所以，今天的“改革”，已经具有了凝聚最后的社会信任的性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它必须玩真的，必须真正“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而绝不能浅尝辄止或变形走样，否则，将充满玩不下去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类似于“背水一战”。已经没有多少伸缩性空间可以让它因各种原因做不到如下三点：继续解放思想、敢于对特权开刀、吸取变形走样的“改革”的教训。
比如在社会管理的解放思想上。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能政府”，全面控制社会，到今天，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从宏观上，政府当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到了下面，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政府的主导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控制，“社会自治”难以激活，社会组织的弱小，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导致社会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尖锐化。这几年来，各地进行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共同点是思想解放还不够，还在“政府主导变成政府控制”的思路上打转，放不开手脚。
不打破特权，几乎是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特征。比如在公车改革、大部制改革上，都预设干部不混同于一般人民群众，在改革不触动自己利益上具有特权。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不仅难以杜绝干部公车私用，或者仍然配公车，甚至把补贴合法地变成干部的福利。而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竟然出现大部制改革后有的单位有10几位副局长这样违反法规的事情，把大部制改革简单变成单位的加减。
“改革”变形走样的教训，尤其反映在与国有资产有关的改革上。在原来针对非垄断型国企的改革中，一些地方的权力和资本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然后让工人下岗，到今天都还是社会的隐痛和对“改革”不信任的根源。缺乏公平、缺乏民主、缺乏监督的仓促改革，造就了这一恶果。而今天，如果改革还异化为权力资本得益而弱势阶层承担成本，无异于在还没痊愈的伤口上再捅一刀。
所有这些，对于这一轮的深化改革，都要求必须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严格地进行，并让人民参与改革或对改革的监督。同时，政府必须拿出政治勇气，破除“权力—利益”结构，它既是改革的阻碍，在内容上也是改革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