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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社会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所引发的矛盾尤为凸显，社会和个人都在期待能够挖掘出一套对教育的更加科学有效的投资方式，从而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全社会以及个人的一生之中得以优化配置。本文采用个案对比以及小范围抽样分析的方式，以教育模式与个人成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博弈为前提，主要探讨了有关教育的外部因素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作用，通过对教育成本收益的特征分析来促成大众对当今教育模式的反思。
关键词：教育成本特征 教育收益特征 潜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04-02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产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我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的改革使得教育作为一项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逐渐被推向市场，出现了由“公益事业”（Public good）向“私益事业”（Private good）的转化，市场化改革模糊了教育的基础理念。这一变化是给“使用者”即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向教育付费的更大压力。截至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虽为正值，但仍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有学者认为，收益的非货币化与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乃是造成中国教育收益低下的主要诱因。
教育收益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及知识经济的萌芽，收入的提高部分被用来度量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乃至社会的收益。人们越来越多的以经济学的角度看待教育问题，自然而然的其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讲，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率反应出该项投资的优劣，进而为个人或政府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
1 教育投入的种类呈现的趋同性特征
知识积淀是一种可以受用终身的无形财富，这种“软实力”成为很多求学者一跃龙门、跻身上层社会的必备条件。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观念基础，其所带来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也打破了原本平衡稳定的社会结构。求稳、不愿冒险是国人的基本心态，这一方面反映在成功的经验被模仿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也限缩了国人使用教育资源的路径。
人们在面对教育投资的抉择问题时，自身相关的经验的匮乏以及外界各类因素的鱼龙混杂，加重了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从而相互盲目模仿，导致了对教育极为相似的投资决策。
2 教育投入的程度呈现的地域性特征
从社会总体上看，人们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上存在着趋同性的决策倾向，但在文化习俗、政策制度、社会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同的地域之间也凸显了各自的特色。接受调查问卷的受访者多数来自于中国的东部城镇地区，经研究发现，高达85%的受访者（城镇占77%）表示个人的家庭都较为重视对其教育的投入，并对产出存有较高的期望，但并不太重视两者实际上是否成正相关。也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大于市场经历对收入的影响，这也恰好解释了国人更倾向于继续接受教育，而非过早参加工作的现象。
为了更加具体的了解教育投入的地域性特征，我们选取了两组个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做研究之前，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在图1中，我们选取了四个个案，分别是来自中国东部、西部的处于相似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和分别来自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农村的处于相近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见图1）
从图1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在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上，四个个案对教育投入的趋势都是随着求学者受教育阶段的提升而不断上升的。由图1可以看出，在受教育的各个阶段中，教育投入分别为东部高于西部和城镇高于农村，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都随着其受教育阶段的不断升高而明显拉大。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这一理论假设，如陈晓宇教授对教育的私人内部收益率方面做了分地区的调研，其采用的样本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故而其权威性有所保障。
3 教育投入呈现的代际性特征
从现实生活看来，教育收益存在两个范畴，即一是产生满足现时期的家庭精神生活或者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此属“消费”范畴，二是被期望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家庭或个人产生精神或者物质的效用，此属“投资”范畴。相较而言，“投资”的比重会占的更大一些，因为人们可以从对教育的投入中，获取预期的收益。如：（1）获得选择机会增量，包括获取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以及进入更高层次社会生活领域的机会；（2）增加安全保障，主要是集中在就业保障和工作的安全性上；（3）提升生活质量，包括与身份挂钩的可能享有的福利待遇；（4）世代传递效应，即有利于形成优良的“书香门第”的传统。主要是指，父母受教育的增量与孩子受教育的增量的正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学历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高学历或者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父母通常会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种类的教育以及对子女的课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对于“文盲”的定义已经从“不识字”演变成了“低学历”。而随之所带来一系列的竞争压力，也让在“减负”政策下的学子们负担越来越重。为了让子女能够在未来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丛林法则”的优胜者，父母们在为子女的成长“加餐”上煞费苦心，不仅仅是课业的精益求精，近年来业余爱好也竟成了为子女增加竞争实力的筹码。
图2中，对于课业的“加餐”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代际的差别，“其他”一项中包含了各种才艺的培养。由图2中“正规教育”一项80后与90后之间差异可以推断，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情况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成本的相应随之增加。然而，我们在“特殊辅导；其他”两项中可以明显看出代际之间的差异要明显大于“正规教育”一项中，说明人们在提升自身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增加并利用了学校之外稀缺资源占有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因素除生活水平外还应该有现代社会人才竞争的加剧和个体自身能力之间差异性的缩小。 4 教育投入呈现的过剩性特征
教育投入不单是金钱成本，还可以细化为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等。以英语教育为例，完整地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小学1～2年+初中4年+高中3年+大学4年+硕士1年+博士1年=14～15年，而学生花在课后学习英语的时间肯定远远多余这个时间界定。
在调研的过程中，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很多实用的技能多半是参加工作后学到的。这也反映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学校教育与实际的工作生活存在脱节。多数高校组织学生实习，但这因为时间过短、形式单一、过程仓促而流于形式，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对问题有所缓解。
为了能够具体直观的呈现部分教育过剩性的现象，我们在本科生群体中对“是否参见过才艺培训以及现在还有多少记忆”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样本容量为100份。我们可以得出大半以上的人参加过不同种类的才艺培训，但仍然留有记忆的却占不到1/5。在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能力”不再是智力知识考试的本事，它包含了知识转换、社会适应能力乃至经济支持的能力。
5 教育收益的社会导向性特征
教育收益在职业选择上存在定向性的特征，在被调查的100位本科生中，79%的受访者在专业选择方面有自己明显的偏好，但经深入研究发现，这其中有超过50%的受访者是受其家庭或者媒体炒作的影响来最终确立自己的专业偏好和将来的职业定位，其中高校教师、律师法官、企业白领以及科研人员仍旧是角逐的热门。
教育经济学反映教育收益水平最常用的是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陈晓宇教授曾对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利用明瑟收益率函数进行分析，估算当年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不难看出，2000年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达到13%，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当前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具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优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的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持续旺盛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成为我国家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具有较高竞争性的非公有经济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的提升和整个社会就业中竞争机制的逐步引入，劳动力的收入逐渐回归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理论假设和框架才能得以体现，教育的收益也随之提高。
6 教育收益的多元性特征
教育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我们在对本科生的调查中发现，有70%的受访者能够很好学会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但我们也发现，能够照顾家人的受访者仅占到23%。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心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完善，但是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也使得每个人不能够选择接受适合自己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教育也存在高昂的情感成本，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完全贯穿于现今的教育模式之中。
7 教育收益的社会性特征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T.W.Schultz）认为：学校可以看作是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则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工业部门。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科恩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还带来较高的收入，它包括下面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社会成员通过受教育获得的读写能力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而信息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是市场竞争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存在前提。科学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可为社会引入一种发明创新的风气，对于社会和科技进步十分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还把教育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即称全社会共同受益（Socialin General）。
参考文献
[1] 韩锋.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J].东岳论丛，2000（3）：91-94.
[2] 陈晓宇，陈良，夏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65-72.
[3] 赖得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1998（5）：43-45.
[4] 陈晓宇，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个人收益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1998（6）：36-40.
[5] （美）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关键词：教育成本特征 教育收益特征 潜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04-02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产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我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的改革使得教育作为一项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逐渐被推向市场，出现了由“公益事业”（Public good）向“私益事业”（Private good）的转化，市场化改革模糊了教育的基础理念。这一变化是给“使用者”即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向教育付费的更大压力。截至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虽为正值，但仍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有学者认为，收益的非货币化与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乃是造成中国教育收益低下的主要诱因。
教育收益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及知识经济的萌芽，收入的提高部分被用来度量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乃至社会的收益。人们越来越多的以经济学的角度看待教育问题，自然而然的其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讲，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率反应出该项投资的优劣，进而为个人或政府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
1 教育投入的种类呈现的趋同性特征
知识积淀是一种可以受用终身的无形财富，这种“软实力”成为很多求学者一跃龙门、跻身上层社会的必备条件。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观念基础，其所带来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也打破了原本平衡稳定的社会结构。求稳、不愿冒险是国人的基本心态，这一方面反映在成功的经验被模仿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也限缩了国人使用教育资源的路径。
人们在面对教育投资的抉择问题时，自身相关的经验的匮乏以及外界各类因素的鱼龙混杂，加重了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从而相互盲目模仿，导致了对教育极为相似的投资决策。
2 教育投入的程度呈现的地域性特征
从社会总体上看，人们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上存在着趋同性的决策倾向，但在文化习俗、政策制度、社会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同的地域之间也凸显了各自的特色。接受调查问卷的受访者多数来自于中国的东部城镇地区，经研究发现，高达85%的受访者（城镇占77%）表示个人的家庭都较为重视对其教育的投入，并对产出存有较高的期望，但并不太重视两者实际上是否成正相关。也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大于市场经历对收入的影响，这也恰好解释了国人更倾向于继续接受教育，而非过早参加工作的现象。
为了更加具体的了解教育投入的地域性特征，我们选取了两组个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做研究之前，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在图1中，我们选取了四个个案，分别是来自中国东部、西部的处于相似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和分别来自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农村的处于相近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见图1）
从图1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在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上，四个个案对教育投入的趋势都是随着求学者受教育阶段的提升而不断上升的。由图1可以看出，在受教育的各个阶段中，教育投入分别为东部高于西部和城镇高于农村，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都随着其受教育阶段的不断升高而明显拉大。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这一理论假设，如陈晓宇教授对教育的私人内部收益率方面做了分地区的调研，其采用的样本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故而其权威性有所保障。
3 教育投入呈现的代际性特征
从现实生活看来，教育收益存在两个范畴，即一是产生满足现时期的家庭精神生活或者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此属“消费”范畴，二是被期望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家庭或个人产生精神或者物质的效用，此属“投资”范畴。相较而言，“投资”的比重会占的更大一些，因为人们可以从对教育的投入中，获取预期的收益。如：（1）获得选择机会增量，包括获取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以及进入更高层次社会生活领域的机会；（2）增加安全保障，主要是集中在就业保障和工作的安全性上；（3）提升生活质量，包括与身份挂钩的可能享有的福利待遇；（4）世代传递效应，即有利于形成优良的“书香门第”的传统。主要是指，父母受教育的增量与孩子受教育的增量的正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学历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高学历或者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父母通常会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种类的教育以及对子女的课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对于“文盲”的定义已经从“不识字”演变成了“低学历”。而随之所带来一系列的竞争压力，也让在“减负”政策下的学子们负担越来越重。为了让子女能够在未来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丛林法则”的优胜者，父母们在为子女的成长“加餐”上煞费苦心，不仅仅是课业的精益求精，近年来业余爱好也竟成了为子女增加竞争实力的筹码。
图2中，对于课业的“加餐”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代际的差别，“其他”一项中包含了各种才艺的培养。由图2中“正规教育”一项80后与90后之间差异可以推断，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情况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成本的相应随之增加。然而，我们在“特殊辅导；其他”两项中可以明显看出代际之间的差异要明显大于“正规教育”一项中，说明人们在提升自身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增加并利用了学校之外稀缺资源占有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因素除生活水平外还应该有现代社会人才竞争的加剧和个体自身能力之间差异性的缩小。 4 教育投入呈现的过剩性特征
教育投入不单是金钱成本，还可以细化为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等。以英语教育为例，完整地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小学1～2年+初中4年+高中3年+大学4年+硕士1年+博士1年=14～15年，而学生花在课后学习英语的时间肯定远远多余这个时间界定。
在调研的过程中，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很多实用的技能多半是参加工作后学到的。这也反映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学校教育与实际的工作生活存在脱节。多数高校组织学生实习，但这因为时间过短、形式单一、过程仓促而流于形式，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对问题有所缓解。
为了能够具体直观的呈现部分教育过剩性的现象，我们在本科生群体中对“是否参见过才艺培训以及现在还有多少记忆”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样本容量为100份。我们可以得出大半以上的人参加过不同种类的才艺培训，但仍然留有记忆的却占不到1/5。在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能力”不再是智力知识考试的本事，它包含了知识转换、社会适应能力乃至经济支持的能力。
5 教育收益的社会导向性特征
教育收益在职业选择上存在定向性的特征，在被调查的100位本科生中，79%的受访者在专业选择方面有自己明显的偏好，但经深入研究发现，这其中有超过50%的受访者是受其家庭或者媒体炒作的影响来最终确立自己的专业偏好和将来的职业定位，其中高校教师、律师法官、企业白领以及科研人员仍旧是角逐的热门。
教育经济学反映教育收益水平最常用的是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陈晓宇教授曾对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利用明瑟收益率函数进行分析，估算当年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不难看出，2000年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达到13%，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当前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具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优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的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持续旺盛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成为我国家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具有较高竞争性的非公有经济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的提升和整个社会就业中竞争机制的逐步引入，劳动力的收入逐渐回归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理论假设和框架才能得以体现，教育的收益也随之提高。
6 教育收益的多元性特征
教育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我们在对本科生的调查中发现，有70%的受访者能够很好学会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但我们也发现，能够照顾家人的受访者仅占到23%。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心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完善，但是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也使得每个人不能够选择接受适合自己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教育也存在高昂的情感成本，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完全贯穿于现今的教育模式之中。
7 教育收益的社会性特征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T.W.Schultz）认为：学校可以看作是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则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工业部门。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科恩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还带来较高的收入，它包括下面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社会成员通过受教育获得的读写能力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而信息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是市场竞争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存在前提。科学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可为社会引入一种发明创新的风气，对于社会和科技进步十分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还把教育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即称全社会共同受益（Socialin General）。
参考文献
[1] 韩锋.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J].东岳论丛，2000（3）：91-94.
[2] 陈晓宇，陈良，夏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65-72.
[3] 赖得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1998（5）：43-45.
[4] 陈晓宇，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个人收益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1998（6）：36-40.
[5] （美）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