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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队长》获得观众、警界、专家、媒体各方认可，为公安题材创作竖立了一个有影响、有说服力的成功范例。”在近日召开的电视剧《刑警队长》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刘梅茹评价道。
这部由SMG尚世影业、北京金盛信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公安部宣传局、南通市公安局联合摄制的刑侦剧，根据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顾瑛等干警的事迹改编。自5月25日于江苏卫视和重庆卫视双星联播，收视低开高走。该剧6月8日当天收视破1，多次登顶CSM 50城收视榜首，超越同时段播出的其他都市题材剧及民国偶像剧。该剧网络播放量近5亿次。
最被业界关注之处在于，《刑警队长》算是近10年来，首部回归卫视黄金档的涉案题材剧。
吃透“三项要求”
涉案剧创作曾陷入误区，乱象丛生。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电视台把涉案题材电视剧等安排在每晚23：00以后播放。涉案剧在黄金档播出受到限制，公安题材电视剧成为影视公司想做又不敢碰触的“雷区”。
当天研讨会上，刘梅茹澄清，公安剧并非一律不能进黄金档，业界对政策可能存在误解，考虑到拍摄难度而选择避开。
“广电总局一直倡导、支持现实题材的创作和播出，公安题材是现实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是创作的热门类型。但曾走过一段弯路，2004年开始总局不得不对涉案剧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管理政策。”
刘梅茹重申了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政策，指出涉案剧进入卫视黄金档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塑造人物与演绎案件的关系;二是挖掘人性深度与确保正面精神价值引领的关系;三是编织戏剧冲突与还原生活真实的关系。
《刑警队长》的成功给业界提振了信心，业内人士称，“涉案剧的黄金时代或将到来。”在电视剧导演、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看来，涉案剧是电视剧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品类，如今该题材创作出现了好苗头。“以展现公安战线形象、保卫安全和制止犯罪过程为主题的涉案剧相对容易被肯定;以描写犯罪、刑侦过程为主题的涉案剧上黄金档依旧比较困难。从操作上来说，制作公司需在创作方向、分寸感、价值观、故事走向、人物刻画等方面严格把控，题材立项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以人为主 案件为辅
“涉案题材剧拍摄难度大，对于此类题材的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在政策和市场之间，我们找了很多方法，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最终趟出了一条比较适合的道路。”北京金盛信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珂表示，“创作方向确定为以人物的成长逻辑为主轴，将人物形象去光环化、返璞归真，对案件叙述做艺术化和虚化处理。”
马珂介绍，前期剧本创作也曾迷茫，对英模人物的刻画写出来太像报告文学，先后更替3茬编剧。最后请来曾担任电影《钱学森》及电视剧《聂荣臻》的编剧陶纯，他对此类剧的创作经验比较丰富。编剧李晓明、慕星、钱戎后期也加入进来调整剧本。
《刑警队长》以塑造人物为主，案件描写则为塑造人物服务。相较于单纯展现刑侦案件的电视剧，这种创作方式可以作为涉案剧的一个切入口。
以英模人物为素材，《刑警队长》在政策上有先天优势，但容易陷入人物形象“高大全”的误区，不容易得到市场认可。创作上，编剧陶纯运用了一个技巧，即不用顾瑛的真实姓名，人物塑造上，主人公既有顾瑛的影子，也加入大量虚构内容，使人物更加丰满。
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比较认可，“不用真名的做法系一种创作模式。对真人真事的改编，不需要还原人物所有的真实环境，可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合理虚构人物所代表的普遍性价值和普通矛盾。如此创作自由度更大。”
据了解，《刑警队长》中的素材全部参考真实案例，20多个案子中2/3为原型顾瑛参与的，1/3是由其他案件移植而来。
主人公形象刻画采用“养成式”表现手法。从最初的非科班出身，但对刑侦事业痴迷的派出所所长，到空降刑警队，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刑警队队长。
剧中，刑警群像设计也都有碎片化人物原型的影子。“群像设计根据真实刑警队伍建设的构架，兼顾到老中青及男女比例，没有一个多余的角色，形成具有张力的戏剧架构。”陶纯说。
此外，反面角色塑造的分寸感至关重要。陶纯认为，过去一些剧过分渲染犯罪人员的悲情身世，或将犯罪心理细致描写，观众对其产生同情、理解心理，与国情、现实规则相抵触。为此，陶纯在写犯罪分子时，除了否定还会有反思，包括警察对案件的反思以及罪犯本人的忏悔，目的是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
平衡“方法论”
涉案剧制作最难把握的是对案件的描写。案件侦破、剧情悬念是涉案剧的看点，但政策要求，需要对犯罪过程以及侦破过程进行弱化。如何在艺术和规则之间寻求平衡，是涉案剧创作的关键。
“如果以展示案件为主，就会陷入把案件写得更离奇、邪乎、刺激的创作困境，进而触碰高压线。《刑警队长》则走朴素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对案件的描写，《刑警队长》运用了一些方法。首先，政策规定涉案题材电视剧不能全剧自始至终只写一个案子，对此，陶纯选择了20多个类型各异、独特新颖的案件，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案子串起来，遵循政策规定的同时，又具有可视性。对案例的选择，陶纯有几项原则：暴力性太强的诸如连续杀人案、涉黑案件不触碰，复杂性和侦破难度太低的案件不选择;更多选择与民生相关的案件，且每个案子要有亮点，就像一个个难题待解开，既好看又可以彰显刑警智慧。
其次，用艺术手段加工，尽量虚化案件过程，不完全展示侦破过程，采用迂回的办法节制性描写。例如第十集，命案再次发生，线索将犯罪嫌疑人指向丁作君，但苦于无直接证据，于是编剧设计让顾铭（《刑警队长》主人公）等人正面跟踪嫌疑人，上演斗智斗勇又状况百出的有趣戏码，实则将重心放在利用指纹识别技术搜查证据，最终将案件侦破。
第三，剧中杀人现场没有过于恐怖、血腥的画面，不正面描写被害人或者行凶过程。
《刑警队长》对真实尺度的把握比较到位。陶纯曾经在军事检察院工作过，为写好《刑警队长》奠定常识性基础。
此外，马珂表示制作方还请来老刑警担任公安顾问常驻剧组，很多重场戏在现场指导，以确保剧集的真实性、准确性，不为内行所诟病。
这部由SMG尚世影业、北京金盛信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公安部宣传局、南通市公安局联合摄制的刑侦剧，根据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顾瑛等干警的事迹改编。自5月25日于江苏卫视和重庆卫视双星联播，收视低开高走。该剧6月8日当天收视破1，多次登顶CSM 50城收视榜首，超越同时段播出的其他都市题材剧及民国偶像剧。该剧网络播放量近5亿次。
最被业界关注之处在于，《刑警队长》算是近10年来，首部回归卫视黄金档的涉案题材剧。
吃透“三项要求”
涉案剧创作曾陷入误区，乱象丛生。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电视台把涉案题材电视剧等安排在每晚23：00以后播放。涉案剧在黄金档播出受到限制，公安题材电视剧成为影视公司想做又不敢碰触的“雷区”。
当天研讨会上，刘梅茹澄清，公安剧并非一律不能进黄金档，业界对政策可能存在误解，考虑到拍摄难度而选择避开。
“广电总局一直倡导、支持现实题材的创作和播出，公安题材是现实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是创作的热门类型。但曾走过一段弯路，2004年开始总局不得不对涉案剧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管理政策。”
刘梅茹重申了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政策，指出涉案剧进入卫视黄金档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塑造人物与演绎案件的关系;二是挖掘人性深度与确保正面精神价值引领的关系;三是编织戏剧冲突与还原生活真实的关系。
《刑警队长》的成功给业界提振了信心，业内人士称，“涉案剧的黄金时代或将到来。”在电视剧导演、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看来，涉案剧是电视剧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品类，如今该题材创作出现了好苗头。“以展现公安战线形象、保卫安全和制止犯罪过程为主题的涉案剧相对容易被肯定;以描写犯罪、刑侦过程为主题的涉案剧上黄金档依旧比较困难。从操作上来说，制作公司需在创作方向、分寸感、价值观、故事走向、人物刻画等方面严格把控，题材立项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以人为主 案件为辅
“涉案题材剧拍摄难度大，对于此类题材的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在政策和市场之间，我们找了很多方法，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最终趟出了一条比较适合的道路。”北京金盛信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珂表示，“创作方向确定为以人物的成长逻辑为主轴，将人物形象去光环化、返璞归真，对案件叙述做艺术化和虚化处理。”
马珂介绍，前期剧本创作也曾迷茫，对英模人物的刻画写出来太像报告文学，先后更替3茬编剧。最后请来曾担任电影《钱学森》及电视剧《聂荣臻》的编剧陶纯，他对此类剧的创作经验比较丰富。编剧李晓明、慕星、钱戎后期也加入进来调整剧本。
《刑警队长》以塑造人物为主，案件描写则为塑造人物服务。相较于单纯展现刑侦案件的电视剧，这种创作方式可以作为涉案剧的一个切入口。
以英模人物为素材，《刑警队长》在政策上有先天优势，但容易陷入人物形象“高大全”的误区，不容易得到市场认可。创作上，编剧陶纯运用了一个技巧，即不用顾瑛的真实姓名，人物塑造上，主人公既有顾瑛的影子，也加入大量虚构内容，使人物更加丰满。
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比较认可，“不用真名的做法系一种创作模式。对真人真事的改编，不需要还原人物所有的真实环境，可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合理虚构人物所代表的普遍性价值和普通矛盾。如此创作自由度更大。”
据了解，《刑警队长》中的素材全部参考真实案例，20多个案子中2/3为原型顾瑛参与的，1/3是由其他案件移植而来。
主人公形象刻画采用“养成式”表现手法。从最初的非科班出身，但对刑侦事业痴迷的派出所所长，到空降刑警队，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刑警队队长。
剧中，刑警群像设计也都有碎片化人物原型的影子。“群像设计根据真实刑警队伍建设的构架，兼顾到老中青及男女比例，没有一个多余的角色，形成具有张力的戏剧架构。”陶纯说。
此外，反面角色塑造的分寸感至关重要。陶纯认为，过去一些剧过分渲染犯罪人员的悲情身世，或将犯罪心理细致描写，观众对其产生同情、理解心理，与国情、现实规则相抵触。为此，陶纯在写犯罪分子时，除了否定还会有反思，包括警察对案件的反思以及罪犯本人的忏悔，目的是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
平衡“方法论”
涉案剧制作最难把握的是对案件的描写。案件侦破、剧情悬念是涉案剧的看点，但政策要求，需要对犯罪过程以及侦破过程进行弱化。如何在艺术和规则之间寻求平衡，是涉案剧创作的关键。
“如果以展示案件为主，就会陷入把案件写得更离奇、邪乎、刺激的创作困境，进而触碰高压线。《刑警队长》则走朴素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对案件的描写，《刑警队长》运用了一些方法。首先，政策规定涉案题材电视剧不能全剧自始至终只写一个案子，对此，陶纯选择了20多个类型各异、独特新颖的案件，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案子串起来，遵循政策规定的同时，又具有可视性。对案例的选择，陶纯有几项原则：暴力性太强的诸如连续杀人案、涉黑案件不触碰，复杂性和侦破难度太低的案件不选择;更多选择与民生相关的案件，且每个案子要有亮点，就像一个个难题待解开，既好看又可以彰显刑警智慧。
其次，用艺术手段加工，尽量虚化案件过程，不完全展示侦破过程，采用迂回的办法节制性描写。例如第十集，命案再次发生，线索将犯罪嫌疑人指向丁作君，但苦于无直接证据，于是编剧设计让顾铭（《刑警队长》主人公）等人正面跟踪嫌疑人，上演斗智斗勇又状况百出的有趣戏码，实则将重心放在利用指纹识别技术搜查证据，最终将案件侦破。
第三，剧中杀人现场没有过于恐怖、血腥的画面，不正面描写被害人或者行凶过程。
《刑警队长》对真实尺度的把握比较到位。陶纯曾经在军事检察院工作过，为写好《刑警队长》奠定常识性基础。
此外，马珂表示制作方还请来老刑警担任公安顾问常驻剧组，很多重场戏在现场指导，以确保剧集的真实性、准确性，不为内行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