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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在清理家庭旧物时，发现一个小布袋，里面包着25张“全国通用粮票”，都是5斤一张，这是母亲留下的。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没见过粮票吧。自从粮食统购统销，粮票进入家庭，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自从粮票走出家庭，进入博物馆，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那个时代，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为了儿女，为了家庭，艰难度日。今天，我双手捧着母亲留下的一叠粮票，泪眼已经模糊，粮票上的字体在朦胧中变得虚幻起来。顿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普通母亲那苍老的形象和她充满希望的眼神，我胸中便涌动起一股难忘的苦情。
那年代的粮票就是生命通行证，没粮票寸步难行，粮票是“吃饭的护照”，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如今又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1956年，我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把节省下来的5斤粮票给了母亲。有几次，我们兄弟生病，母亲便又不得不把这珍贵的粮票拿出来，到市场上换了鸡蛋。
1961年后，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少量红薯和蔬菜，粮食局也开始把红薯当粮食指标搭配供应给居民。每人每月扣2斤粮，搭配10斤红薯，每斤红薯3分钱，当时的指标大米每斤5分钱。我们家每月有60斤红薯，有的人吃红薯多了便肚子胀气。母亲手艺好，把红薯变着各种花样，做出各种可口的食品。但没有油，终究是吃多了，也感到肚子胀了还没有吃饱，因为它不是主粮。即便在吃红薯的日子里，不知母亲是怎么样节省的，每月居然能节省出一张1斤的全省粮票。这些粮票，她用一块手巾大小的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有几次，我发现母亲坐在床边，在灯光下打开装粮票的布包看。我问她：“妈，粮票留着干吗？”母亲说：“有用。再困难，也得想办法省下两斤，留着急用。”又说：“也许过两年就不要粮票了，那时，大家都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这是母亲的希望。母亲换来的粮票说是“急用”，无非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能吃上一碗素面条。或者到星期日，买两碗面条回家，摆在桌上当菜。那年代没有生面条卖，也没有面粉卖，能走进饮食店吃碗面条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清楚地记得，离我们家不远的那条小街，有一家饮食店，唯有面条或米饭卖，可那大多是外地来此出差的人或能换到粮票的人才能去的，那当然是有本事的人。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过苦日子时，我正念高中，每月粮食指标定量30斤，女同学28斤。母亲是家庭妇女，当时说家庭妇女活动量不大，每月定量24斤，曾有一段时候还改为20斤。母亲每天家务事忙不完，20斤粮食又哪里够吃一月？粮食不够，只得吃粥，在粥里加些野菜。于是，给我们兄弟姐妹到饮食店买碗面条吃，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一碗纯净的素汤面条要一张4两粮票，外加1角2分钱。
小镇上的粮食副食品本来就不多，但样样都要粮票买。家庭“购粮本”只能买指标大米，领粮票还要工作单位开具出差证明，拿购粮本到粮食局领取。为了换几斤粮票买副食，母亲可谓想尽了办法，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办到。有一次我病了，不想吃饭，母亲走遍左邻右舍四处求人，只为能用大米换张粮票。最终是我们楼上一位大妈，她儿子出公差领了10斤省内通用粮票，听我母亲诉苦，便同意用粮票换2斤大米，母亲在家里的米桶中称出2斤大米给大妈。因为领粮票要扣指标油，大妈没要油，只收下了米，所以母亲非常感激她。那天，母亲带我去饮食店买了一碗面条，母亲坐在我身旁，看着我大口地吃，吃得好香好有味，母亲满足地笑了。
因为父亲在县委招待所当所长，常有各地来开会的人吃饭交粮票，国家还有粮食补贴，所以邻居们总以为我们家不会吃不饱饭，不会搞不到粮票。可谁又知道，我爸妈是从来不占公家便宜的人，母亲说过：“再苦的日子，哪怕饿死，也不能占公家一两粮，人要太太平平过日子。”爸爸从没有拿过公家一两粮票给家里。
到了1987年，母亲已有76岁了，好像她有什么预感，有一天，她打开一个小布包，拿出25张粮票给我，郑重地说：“你好好收起来，这是125斤全国通用粮票，不知是你爸先走还是我先走，上山那天，要请人抬棺材，要办餐请人吃饭，没粮票不行。” 不出半月，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不省人事。两年后，她因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年，市场上副食品多了起来，粮油也没那么紧张，办丧事餐也就没用母亲积攒的粮票。
粮票从1955年开始正式发行，到1993年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有38年。母亲积攒粮票是从1956年开始，到1987年中风为止，整整31个年头。母亲从45岁开始，日日省吃俭用，为粮票挨过饿，吃过苦，终其一生。
虽然母亲这一代人一生与粮票为伴，但我对粮票并无多少好感。我很庆幸，自己迎来了不再需要粮票的时代。
责任编辑/刘洋
在那个时代，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为了儿女，为了家庭，艰难度日。今天，我双手捧着母亲留下的一叠粮票，泪眼已经模糊，粮票上的字体在朦胧中变得虚幻起来。顿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普通母亲那苍老的形象和她充满希望的眼神，我胸中便涌动起一股难忘的苦情。
那年代的粮票就是生命通行证，没粮票寸步难行，粮票是“吃饭的护照”，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如今又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1956年，我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把节省下来的5斤粮票给了母亲。有几次，我们兄弟生病，母亲便又不得不把这珍贵的粮票拿出来，到市场上换了鸡蛋。
1961年后，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少量红薯和蔬菜，粮食局也开始把红薯当粮食指标搭配供应给居民。每人每月扣2斤粮，搭配10斤红薯，每斤红薯3分钱，当时的指标大米每斤5分钱。我们家每月有60斤红薯，有的人吃红薯多了便肚子胀气。母亲手艺好，把红薯变着各种花样，做出各种可口的食品。但没有油，终究是吃多了，也感到肚子胀了还没有吃饱，因为它不是主粮。即便在吃红薯的日子里，不知母亲是怎么样节省的，每月居然能节省出一张1斤的全省粮票。这些粮票，她用一块手巾大小的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有几次，我发现母亲坐在床边，在灯光下打开装粮票的布包看。我问她：“妈，粮票留着干吗？”母亲说：“有用。再困难，也得想办法省下两斤，留着急用。”又说：“也许过两年就不要粮票了，那时，大家都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这是母亲的希望。母亲换来的粮票说是“急用”，无非就是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能吃上一碗素面条。或者到星期日，买两碗面条回家，摆在桌上当菜。那年代没有生面条卖，也没有面粉卖，能走进饮食店吃碗面条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清楚地记得，离我们家不远的那条小街，有一家饮食店，唯有面条或米饭卖，可那大多是外地来此出差的人或能换到粮票的人才能去的，那当然是有本事的人。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过苦日子时，我正念高中，每月粮食指标定量30斤，女同学28斤。母亲是家庭妇女，当时说家庭妇女活动量不大，每月定量24斤，曾有一段时候还改为20斤。母亲每天家务事忙不完，20斤粮食又哪里够吃一月？粮食不够，只得吃粥，在粥里加些野菜。于是，给我们兄弟姐妹到饮食店买碗面条吃，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一碗纯净的素汤面条要一张4两粮票，外加1角2分钱。
小镇上的粮食副食品本来就不多，但样样都要粮票买。家庭“购粮本”只能买指标大米，领粮票还要工作单位开具出差证明，拿购粮本到粮食局领取。为了换几斤粮票买副食，母亲可谓想尽了办法，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办到。有一次我病了，不想吃饭，母亲走遍左邻右舍四处求人，只为能用大米换张粮票。最终是我们楼上一位大妈，她儿子出公差领了10斤省内通用粮票，听我母亲诉苦，便同意用粮票换2斤大米，母亲在家里的米桶中称出2斤大米给大妈。因为领粮票要扣指标油，大妈没要油，只收下了米，所以母亲非常感激她。那天，母亲带我去饮食店买了一碗面条，母亲坐在我身旁，看着我大口地吃，吃得好香好有味，母亲满足地笑了。
因为父亲在县委招待所当所长，常有各地来开会的人吃饭交粮票，国家还有粮食补贴，所以邻居们总以为我们家不会吃不饱饭，不会搞不到粮票。可谁又知道，我爸妈是从来不占公家便宜的人，母亲说过：“再苦的日子，哪怕饿死，也不能占公家一两粮，人要太太平平过日子。”爸爸从没有拿过公家一两粮票给家里。
到了1987年，母亲已有76岁了，好像她有什么预感，有一天，她打开一个小布包，拿出25张粮票给我，郑重地说：“你好好收起来，这是125斤全国通用粮票，不知是你爸先走还是我先走，上山那天，要请人抬棺材，要办餐请人吃饭，没粮票不行。” 不出半月，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不省人事。两年后，她因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年，市场上副食品多了起来，粮油也没那么紧张，办丧事餐也就没用母亲积攒的粮票。
粮票从1955年开始正式发行，到1993年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有38年。母亲积攒粮票是从1956年开始，到1987年中风为止，整整31个年头。母亲从45岁开始，日日省吃俭用，为粮票挨过饿，吃过苦，终其一生。
虽然母亲这一代人一生与粮票为伴，但我对粮票并无多少好感。我很庆幸，自己迎来了不再需要粮票的时代。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