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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以后，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了皇帝，那些在深夜里闪烁了将近五百年的灯火，终于熄灭了。当曾经深锁的宫门再度打开，沉寂已久的尘土突然间抖动起来，抬脚迈进去的，已不是皇帝亲王、六宫粉黛，而是中华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宫室里的旧物一一清点进行查报、登录、写票、贴票、登记、照相。于是，在六宫东北角的景福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慈禧太后的照片。他们拂去匣子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布满灰尘的包装，慈禧消失已久的面孔又在宫殿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百般修饰过的《宫训图》，而是一位清宫太后的真实影像。她终于老了，连眼袋、皱纹都清晰毕现。
在东西六宫中，景阳宫是最不起眼的一座。它偏居在东六宫的东北角上，有一点离群索居的味道。在明代，被万历废掉的皇后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廷对景阳宫进行了重修，把这座废弃已久的宫院重新利用起来，用来收藏图书。那时，这里收藏有12幅《宫训图》，描绘的全是古代贤德后妃的励志故事，每逢年节，都在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张挂出来，供后妃们参观学习。
那些观赏《宫训图》的后宫佳丽中，一定站过年轻的慈禧。面对历代后妃的贤德，她不知作何感想。红袖添香，相夫教子，那只不过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印证、一种美好的不存在的幻觉，跟女人没什么关系。看上去繁花似锦的后宫，永远也不会太平。慈禧喜欢看戏，而她自己，一直是宫斗戏的主角。寂寞深宫里，一个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唯有想方设法残害和践踏同类，否则，她的下场，就会和万历的皇后一模一样。
没想到将近九十年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同仁们，居然在布满尘埃的旧物中，搜寻出慈禧的旧照。2014年深冬，当我决定重写慈禧时，在清宫陈设档案里，找到了他们当年的记录：
珍字
一八二，慈禧像，一张
一八四至一八五，慈禧放大像，四张
一八六，慈禧放大像，十四匣
一九五，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张
一九六，慈禧玻璃底片，一盒
一九七，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四十四张
……
珍字，是宫殿的编号。当时的清点人员，按《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对各宫殿进行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依此类推。“珍”，就是景阳宫。
“珍字”下面以汉字书写的数字，是每柜或者每箱物品的的号码。这个号码之下，每一件物品还各有分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圣容帐》记载，自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短短三年间，慈禧照片有31种、786张。]，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二
根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慈禧太后最初是看见了她在巴黎照的一些照片之后，才喜欢上照相的。那是1903年，德龄随担任外交使臣的父亲裕庚在法国居住四年以后回到北京，成为慈禧的第一女侍官。她为宫殿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而那时的慈禧也变得开放起来，外部世界的变化，突然让她年老的身体变得敏锐起来。时尚，是让她保持年龄的一种方式。她对德龄说：“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尤其是这种外边人不会知道的事情。”[ 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慈禧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轿子里，准备上朝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历史书籍中反复出现。从那一张照片出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慈禧影像，有的端坐在龙椅上，有的在湖上泛舟，有的扮成观音，四周摆满了花卉植物。照片中那份庄严、宁静的氛围，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局中，显得那么恍惚、迷离。
尽管在她只有9岁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有了第一张照片[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为耆英拍摄了一张肖像照片，被海摄影史家和档案专家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后又签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最后被咸丰帝“赐”其自尽。]，但她的这份热情，还是来得晚了。她已经拿不出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年轻时的美貌。那是慈禧的最后岁月了。游廊画舫、美器华服，掩不住她的苍老，更掩不住这个帝国的沧桑和疲惫。
这个帝国，已不复顺治的青春风景和乾隆的盛年气象，而是随着慈禧一同进入了晚景。即使在百般筹划的图像里，依旧脱不去那份悲怆与寒意。
那些花团锦簇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
如今，不要说慈禧本人，就连当年轻轻触碰过这批照片的清点人员们，也已经作古了。瞬间的永恒，与时间的飞逝，让人不由心惊。
想起一句话：“夕阳残照，天地苍茫。这一世，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三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 《1905年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见[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第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须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
五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60岁的慈禧心底，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
自从她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3月里选秀入宫，她已经在深宫里生活了41年。
那是早春二月，一乘骡车把她第一次送进紫禁城。那时的她或许没有想到，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旅程，她的命运，从此变成一条单行线。
除了庚子那年（公元1900年），西洋兵像狗追兔子一样，一路把她追上黄土高原，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宫殿的红墙。最远，只到过北方的皇家宫苑，那里也是被红墙围着，也是她走不出的围城。
所以，这41年，她锦绣富贵，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生活”。
入宫第二年，她就被封为“兰贵人”，又过了一年，被封“懿嫔”[ 《清史稿》记载：“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 此处称慈禧入宫后号“懿贵人”，有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全宗》咸丰时期修订的满文玉牒中，关于“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条下，对慈禧有如下记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征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因此可知，那拉氏在咸丰四年以前的封号为“兰贵人”而不是“懿贵人”，《清史稿》里的记载，可能是根据后来“懿嫔”“懿妃”“懿贵妃”这些封号误推的。]，此后又变身为“懿妃”、“懿贵妃”，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病逝，同治即位，她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也只有25岁。
从一名普通的宫人，一路攀升到母仪天下的太后，只花去了她九年时光。
用今天的话说，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那正是慈禧一生中的好时光，齿白唇红、眉目俊秀，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可见她的美色，已到了遭人嫉妒的程度。德龄见到慈禧时，也感叹道：“兰贵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出众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慈禧，虽然年龄大了，仍然很漂亮……”[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野史上曾经记载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召纳汉女的原因，是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唤起咸丰的“恋足癖”，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
以咸丰之色眼，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唐]李白：《妾薄命》，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第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9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17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所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 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 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像安意如所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六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8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且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 原文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八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那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
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2—54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位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让他们彻底闭嘴。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钟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马勇：《清亡启示录》，第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贲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0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十
当然，慈禧杀过人—准确地说，是处死。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有山西巡抚毓贤、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这是历史的遗案，或者说，有很强的猜测成分，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根据官方记载，慈安的死因是“正常死亡”。《清实录》里这样说：“（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脱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二天凌晨，月明凄然，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在乾清门前徘徊，等到丑正三刻，乾清门开，翁同龢急入奏事处，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他抄录如下：
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类风痫甚重”，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实际上，《翁同龢日记》中，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公元1863年3月27日），那时慈安只有26岁，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870年1月5日），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只因慈安生性忠厚，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先下手为强，毒杀了慈安。然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既然烧毁密诏时，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很多年中，人们人云亦云，把慈禧指认为凶犯，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慈禧的形象，是由集体塑造的，并不是慈禧本人。
十一
因此说，慈禧铲除的，大多是她的政敌，对于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大清未必会有“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这些权臣之死，不足惋惜。至于屠杀六君子，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如何德兰所说：这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2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所谓“百日维新”，亦有许多先天“幼稚病”，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对此，有人精辟地论道：
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
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很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废除八股，改革考试方法；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等。
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可是，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这本质，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以便在小范围内“安居乐业”，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其对任何主张、热情付之一笑，使得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麻木不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流失。因此，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诏书”的命运。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举国振奋、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而且深为气愤。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71—27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所以，百日维新，固然死于慈禧的“镇压”，但假使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成功，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依旧是未知数，因为他们的阻力，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帝国的文化。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思以一纸之伪谕，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愚也。”[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变法是个系列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分步骤实施，岂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不是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 [清]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6—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不再有积累与传承，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我在《国学与五四》中有更深入的分析。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废光绪的图谋没能得逞，慈禧再度降怒于维新党人，下令处死已遣戍新疆的阴荫桓，赐死已被革职的陈宝箴，刘梦溪先生称此为“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详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300—3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十二
相比之下，武则天杀人更多。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放入酒瓮之中“哀号而死”；为了嫁祸于王皇后，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这样的母亲，天下几乎绝无仅有；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路障”，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都被他流放致死。林语堂《武则天传》后面附有三份《武则天谋杀表》，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7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雅致端庄，既含慈悲，又不乏威严，一种说法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而她的残忍，则被忽略不计了。
假如“戊戌喋血”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毕竟，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把一个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不激流勇退，自己的寿命再长，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在这一刻，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她17岁父亲病故，25岁守寡，40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她没有想到，对这一要求，日本人不答应。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十三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訢、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訢办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此后，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訢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譞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李白说“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但慈禧的“清风明月”却大为不同。它的风花雪月、泉阁蕉窗，都是由真金白银打造的。
慈禧的颐和园，价值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才凑齐的。很多年中，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假如寻根溯源，我们会从康有为的墨迹间找到最初的蛛丝马迹。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账目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590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56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318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 590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充分的表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30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淼的避暑山庄，让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德龄：《莲花瓣》，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作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她是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十四
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 德龄：《莲花瓣》，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更何况清朝帝后的万寿（生日）、大婚，辅张早已成了习惯。依照清制，帝后的万寿，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三大节庆，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宁宫里接受朝贺，慈禧垂帘听政后，受贺地点改在养心殿。更何况慈禧的六旬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为一轮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难道轮到她，就成了罪过？
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都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 参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第八册，第46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 据《内务府奏案》记载，建园经费“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 今湖南省道县]、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尽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
[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没有几天的安宁。要带领大清从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围，连道光、咸丰都办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十五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写过的吴三桂，我的朋友张宏杰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治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十六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历史罪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对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乾隆，因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十七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帝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她生命里曾有多少缺憾，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这个帝国里的冤死鬼，却根本得不到伸冤的机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损失，又何足与外人道？
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訢、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张宏杰：《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十八
在丑化慈禧的过程中，康有为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
公元1899年初，在日本早稻田，逃亡日本三个多月之后，康有为在灯下写出了个人回忆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梦幻般的维新百日进行回顾。直到1953年，这部著作才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公开出版，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年谱》，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丝毫的反思，相反，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大和对时局的错误臆测。
在这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我读到这样的话：
廿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廿七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在徐致靖的保举下，康有为前往颐和园，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四天前，变法程序已经启动，自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
此时，正沉浸在湖光山色中的慈禧太后，纵然对甲午战败倍感失望，却没有像康有为这些民间士人那样痛切的压迫感。马关一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几乎吸干了帝国的血，但她的衣食住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她的国早就破了，她的家早就亡了，现在，这一副残山剩水，交到了她这个孤老太婆的手上，她还能干什么？或许，破罐只能破摔；或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古老的帝国，不知遭逢过多少次的危机，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这个帝国的笨重之躯，要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爬坡，她如何推得动？
她推不动，有人来推。最初看到光绪的谕旨，慈禧当然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她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对以光绪、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团队的政治把控力不大放心，为了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上，她预先布好了局，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指示光绪对朝廷中枢做出了调整：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把她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调集到中央第一线。四天后，又将变法支持者、光绪帝的恩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康有为说，此时“训政之变，已伏”，即慈禧已经为政变做准备了，这显然夸大了慈禧的政治预见性，因为在当时，即使慈禧也不可能知道变法这出大戏将向何处发展，而康有为这个“总导演”，已经把她预设为反面人物。
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十九
回到事件的开始，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公元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18。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
[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日）杨深秀要求废除八股的奏片，来检验一下光绪的权力含金量。在这份“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中，杨深秀痛批八股文之腐朽，要求罢黜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 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27。]，这一奏折，对于在八股中泡大的官场文人而言，堪称石破天惊。当天，军机处将杨深秀原折呈慈禧太后慈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肯定了杨深秀的奏折，要求礼部研究处理。这道谕旨，显然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毕竟也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礼，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像废除八股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慈禧那里都顺利过关，足见慈禧的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
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步伐零乱，但变法事业总体来讲还是顺风顺水。大臣们基本上是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所以此一期间，他们的上疏，大多支持变法，反对变法的人基本上不敢吭声了。更何况，皇帝的谕旨，基本上都请慈禧太后过了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据统计，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军机处向慈禧呈送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茅海建先生判断，“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应当说，光绪皇帝老老实实地遵守了“事后汇报”的游戏规则，慈禧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支持变法，也就顺水推舟，乐观其成。或许，在她心里，变法，就像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一样，为这个帝国迎来新的气息。此时，应当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二十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臣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四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
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旧党。变法既然绕不开慈禧，就干脆不绕开她，而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使改革蔚然成风，待慈禧死后，再将改革深化进行。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宙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在当时情况下，与慈禧合作，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对照一下同治初年，慈禧、奕訢等推进洋务的进程，便会发现，此时的光绪、康有为，以及军机四卿所形成的变法团队，与当年的慈禧、奕诉以及曾胡左李所形成的洋务团队，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团队的核心，由原来的叔嫂，变成此时的母（养母）子。慈禧的思想，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顽固，既然她能够支持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支持变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引导清廷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的，正是慈禧本人。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以后，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了皇帝，那些在深夜里闪烁了将近五百年的灯火，终于熄灭了。当曾经深锁的宫门再度打开，沉寂已久的尘土突然间抖动起来，抬脚迈进去的，已不是皇帝亲王、六宫粉黛，而是中华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宫室里的旧物一一清点进行查报、登录、写票、贴票、登记、照相。于是，在六宫东北角的景福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慈禧太后的照片。他们拂去匣子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布满灰尘的包装，慈禧消失已久的面孔又在宫殿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百般修饰过的《宫训图》，而是一位清宫太后的真实影像。她终于老了，连眼袋、皱纹都清晰毕现。
在东西六宫中，景阳宫是最不起眼的一座。它偏居在东六宫的东北角上，有一点离群索居的味道。在明代，被万历废掉的皇后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廷对景阳宫进行了重修，把这座废弃已久的宫院重新利用起来，用来收藏图书。那时，这里收藏有12幅《宫训图》，描绘的全是古代贤德后妃的励志故事，每逢年节，都在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张挂出来，供后妃们参观学习。
那些观赏《宫训图》的后宫佳丽中，一定站过年轻的慈禧。面对历代后妃的贤德，她不知作何感想。红袖添香，相夫教子，那只不过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印证、一种美好的不存在的幻觉，跟女人没什么关系。看上去繁花似锦的后宫，永远也不会太平。慈禧喜欢看戏，而她自己，一直是宫斗戏的主角。寂寞深宫里，一个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唯有想方设法残害和践踏同类，否则，她的下场，就会和万历的皇后一模一样。
没想到将近九十年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同仁们，居然在布满尘埃的旧物中，搜寻出慈禧的旧照。2014年深冬，当我决定重写慈禧时，在清宫陈设档案里，找到了他们当年的记录：
珍字
一八二，慈禧像，一张
一八四至一八五，慈禧放大像，四张
一八六，慈禧放大像，十四匣
一九五，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张
一九六，慈禧玻璃底片，一盒
一九七，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四十四张
……
珍字，是宫殿的编号。当时的清点人员，按《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对各宫殿进行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依此类推。“珍”，就是景阳宫。
“珍字”下面以汉字书写的数字，是每柜或者每箱物品的的号码。这个号码之下，每一件物品还各有分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圣容帐》记载，自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短短三年间，慈禧照片有31种、786张。]，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二
根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慈禧太后最初是看见了她在巴黎照的一些照片之后，才喜欢上照相的。那是1903年，德龄随担任外交使臣的父亲裕庚在法国居住四年以后回到北京，成为慈禧的第一女侍官。她为宫殿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而那时的慈禧也变得开放起来，外部世界的变化，突然让她年老的身体变得敏锐起来。时尚，是让她保持年龄的一种方式。她对德龄说：“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尤其是这种外边人不会知道的事情。”[ 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慈禧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轿子里，准备上朝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历史书籍中反复出现。从那一张照片出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慈禧影像，有的端坐在龙椅上，有的在湖上泛舟，有的扮成观音，四周摆满了花卉植物。照片中那份庄严、宁静的氛围，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局中，显得那么恍惚、迷离。
尽管在她只有9岁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有了第一张照片[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为耆英拍摄了一张肖像照片，被海摄影史家和档案专家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后又签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最后被咸丰帝“赐”其自尽。]，但她的这份热情，还是来得晚了。她已经拿不出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年轻时的美貌。那是慈禧的最后岁月了。游廊画舫、美器华服，掩不住她的苍老，更掩不住这个帝国的沧桑和疲惫。
这个帝国，已不复顺治的青春风景和乾隆的盛年气象，而是随着慈禧一同进入了晚景。即使在百般筹划的图像里，依旧脱不去那份悲怆与寒意。
那些花团锦簇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
如今，不要说慈禧本人，就连当年轻轻触碰过这批照片的清点人员们，也已经作古了。瞬间的永恒，与时间的飞逝，让人不由心惊。
想起一句话：“夕阳残照，天地苍茫。这一世，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三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 《1905年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见[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第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须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
五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60岁的慈禧心底，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
自从她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3月里选秀入宫，她已经在深宫里生活了41年。
那是早春二月，一乘骡车把她第一次送进紫禁城。那时的她或许没有想到，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旅程，她的命运，从此变成一条单行线。
除了庚子那年（公元1900年），西洋兵像狗追兔子一样，一路把她追上黄土高原，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宫殿的红墙。最远，只到过北方的皇家宫苑，那里也是被红墙围着，也是她走不出的围城。
所以，这41年，她锦绣富贵，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生活”。
入宫第二年，她就被封为“兰贵人”，又过了一年，被封“懿嫔”[ 《清史稿》记载：“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 此处称慈禧入宫后号“懿贵人”，有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全宗》咸丰时期修订的满文玉牒中，关于“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条下，对慈禧有如下记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征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因此可知，那拉氏在咸丰四年以前的封号为“兰贵人”而不是“懿贵人”，《清史稿》里的记载，可能是根据后来“懿嫔”“懿妃”“懿贵妃”这些封号误推的。]，此后又变身为“懿妃”、“懿贵妃”，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病逝，同治即位，她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也只有25岁。
从一名普通的宫人，一路攀升到母仪天下的太后，只花去了她九年时光。
用今天的话说，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那正是慈禧一生中的好时光，齿白唇红、眉目俊秀，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可见她的美色，已到了遭人嫉妒的程度。德龄见到慈禧时，也感叹道：“兰贵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出众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慈禧，虽然年龄大了，仍然很漂亮……”[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野史上曾经记载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召纳汉女的原因，是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唤起咸丰的“恋足癖”，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
以咸丰之色眼，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唐]李白：《妾薄命》，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第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9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17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所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 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 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像安意如所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六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8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且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 原文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八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那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
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2—54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位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让他们彻底闭嘴。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钟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马勇：《清亡启示录》，第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贲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0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十
当然，慈禧杀过人—准确地说，是处死。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有山西巡抚毓贤、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这是历史的遗案，或者说，有很强的猜测成分，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根据官方记载，慈安的死因是“正常死亡”。《清实录》里这样说：“（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脱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二天凌晨，月明凄然，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在乾清门前徘徊，等到丑正三刻，乾清门开，翁同龢急入奏事处，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他抄录如下：
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类风痫甚重”，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实际上，《翁同龢日记》中，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公元1863年3月27日），那时慈安只有26岁，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870年1月5日），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只因慈安生性忠厚，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先下手为强，毒杀了慈安。然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既然烧毁密诏时，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很多年中，人们人云亦云，把慈禧指认为凶犯，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慈禧的形象，是由集体塑造的，并不是慈禧本人。
十一
因此说，慈禧铲除的，大多是她的政敌，对于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大清未必会有“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这些权臣之死，不足惋惜。至于屠杀六君子，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如何德兰所说：这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2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所谓“百日维新”，亦有许多先天“幼稚病”，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对此，有人精辟地论道：
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
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很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废除八股，改革考试方法；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等。
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可是，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这本质，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以便在小范围内“安居乐业”，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其对任何主张、热情付之一笑，使得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麻木不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流失。因此，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诏书”的命运。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举国振奋、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而且深为气愤。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71—27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所以，百日维新，固然死于慈禧的“镇压”，但假使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成功，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依旧是未知数，因为他们的阻力，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帝国的文化。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思以一纸之伪谕，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愚也。”[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变法是个系列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分步骤实施，岂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不是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 [清]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6—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不再有积累与传承，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我在《国学与五四》中有更深入的分析。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废光绪的图谋没能得逞，慈禧再度降怒于维新党人，下令处死已遣戍新疆的阴荫桓，赐死已被革职的陈宝箴，刘梦溪先生称此为“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详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300—3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十二
相比之下，武则天杀人更多。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放入酒瓮之中“哀号而死”；为了嫁祸于王皇后，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这样的母亲，天下几乎绝无仅有；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路障”，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都被他流放致死。林语堂《武则天传》后面附有三份《武则天谋杀表》，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7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雅致端庄，既含慈悲，又不乏威严，一种说法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而她的残忍，则被忽略不计了。
假如“戊戌喋血”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毕竟，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把一个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不激流勇退，自己的寿命再长，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在这一刻，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她17岁父亲病故，25岁守寡，40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她没有想到，对这一要求，日本人不答应。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十三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訢、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訢办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此后，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訢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譞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李白说“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但慈禧的“清风明月”却大为不同。它的风花雪月、泉阁蕉窗，都是由真金白银打造的。
慈禧的颐和园，价值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才凑齐的。很多年中，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假如寻根溯源，我们会从康有为的墨迹间找到最初的蛛丝马迹。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账目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590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56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318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 590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充分的表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30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淼的避暑山庄，让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德龄：《莲花瓣》，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作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她是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十四
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 德龄：《莲花瓣》，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更何况清朝帝后的万寿（生日）、大婚，辅张早已成了习惯。依照清制，帝后的万寿，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三大节庆，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宁宫里接受朝贺，慈禧垂帘听政后，受贺地点改在养心殿。更何况慈禧的六旬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为一轮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难道轮到她，就成了罪过？
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都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 参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第八册，第46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 据《内务府奏案》记载，建园经费“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 今湖南省道县]、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尽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
[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没有几天的安宁。要带领大清从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围，连道光、咸丰都办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十五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写过的吴三桂，我的朋友张宏杰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治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十六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历史罪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对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乾隆，因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十七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帝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她生命里曾有多少缺憾，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这个帝国里的冤死鬼，却根本得不到伸冤的机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损失，又何足与外人道？
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訢、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张宏杰：《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十八
在丑化慈禧的过程中，康有为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
公元1899年初，在日本早稻田，逃亡日本三个多月之后，康有为在灯下写出了个人回忆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梦幻般的维新百日进行回顾。直到1953年，这部著作才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公开出版，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年谱》，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丝毫的反思，相反，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大和对时局的错误臆测。
在这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我读到这样的话：
廿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廿七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在徐致靖的保举下，康有为前往颐和园，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四天前，变法程序已经启动，自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
此时，正沉浸在湖光山色中的慈禧太后，纵然对甲午战败倍感失望，却没有像康有为这些民间士人那样痛切的压迫感。马关一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几乎吸干了帝国的血，但她的衣食住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她的国早就破了，她的家早就亡了，现在，这一副残山剩水，交到了她这个孤老太婆的手上，她还能干什么？或许，破罐只能破摔；或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古老的帝国，不知遭逢过多少次的危机，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这个帝国的笨重之躯，要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爬坡，她如何推得动？
她推不动，有人来推。最初看到光绪的谕旨，慈禧当然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她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对以光绪、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团队的政治把控力不大放心，为了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上，她预先布好了局，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指示光绪对朝廷中枢做出了调整：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把她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调集到中央第一线。四天后，又将变法支持者、光绪帝的恩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康有为说，此时“训政之变，已伏”，即慈禧已经为政变做准备了，这显然夸大了慈禧的政治预见性，因为在当时，即使慈禧也不可能知道变法这出大戏将向何处发展，而康有为这个“总导演”，已经把她预设为反面人物。
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十九
回到事件的开始，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公元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18。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
[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日）杨深秀要求废除八股的奏片，来检验一下光绪的权力含金量。在这份“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中，杨深秀痛批八股文之腐朽，要求罢黜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 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27。]，这一奏折，对于在八股中泡大的官场文人而言，堪称石破天惊。当天，军机处将杨深秀原折呈慈禧太后慈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肯定了杨深秀的奏折，要求礼部研究处理。这道谕旨，显然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毕竟也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礼，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像废除八股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慈禧那里都顺利过关，足见慈禧的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
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步伐零乱，但变法事业总体来讲还是顺风顺水。大臣们基本上是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所以此一期间，他们的上疏，大多支持变法，反对变法的人基本上不敢吭声了。更何况，皇帝的谕旨，基本上都请慈禧太后过了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据统计，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军机处向慈禧呈送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茅海建先生判断，“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应当说，光绪皇帝老老实实地遵守了“事后汇报”的游戏规则，慈禧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支持变法，也就顺水推舟，乐观其成。或许，在她心里，变法，就像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一样，为这个帝国迎来新的气息。此时，应当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二十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臣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四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
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旧党。变法既然绕不开慈禧，就干脆不绕开她，而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使改革蔚然成风，待慈禧死后，再将改革深化进行。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宙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在当时情况下，与慈禧合作，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对照一下同治初年，慈禧、奕訢等推进洋务的进程，便会发现，此时的光绪、康有为，以及军机四卿所形成的变法团队，与当年的慈禧、奕诉以及曾胡左李所形成的洋务团队，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团队的核心，由原来的叔嫂，变成此时的母（养母）子。慈禧的思想，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顽固，既然她能够支持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支持变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引导清廷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的，正是慈禧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