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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弗里德·伯恩的诗歌《一个词语》中写道：“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借着恰当的词句，我们看到熟悉的生活，而（生命的）意义就在此突然呈现，仿佛一次豁然开显。有一天，我看到《罪与罚》的封面上，那个路灯下忧郁悲苦者的背影时，我可能正在期望自己熟悉的、残酷卑微的生活得到一种揭示。潜意识里，我需要一副魔镜，希望通过魔镜看到自己在生活中的形象，看到真实的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所在的高中文科从未考出过大学生，如果你期许自己能够考上，那就像贼惦记一件柜台里的宝物一样，有一种罪感。那时，我从未跨出过县城一步，在偏远小村的家里，是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屋，它的后墙下面只有一米的旧砖，砖台上面像老人退缩的牙龈一样，有一个被侵蚀的空缺，那里常落下细得像面粉一样的土，有小虫子钻进去，就会有一个酒盅一样的坑。垒土打成、分割成三大块的后墙因此突兀出来，有一种临时随意的氛围，然而我们从未觉得它们危险。这事实上也是整个家庭的隐喻，我们的生活似乎随时会崩塌。世界消隐在土屋烟熏火燎的墙壁之后，屋里上演着绝望的悲剧：父亲作为长年的病人，有两三次面临病危绝境。病重的父亲脾气暴躁，家庭里充满了他的如雷吼声。高考那年，可能是当时我们最后一年生活在村庄，随后我们就搬到沟壑里。我不知道最终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在我预谋已久地踏入书店的时候，是我的生活暂时敞开的一个貌似最为平静的时刻。我攥着高考前父亲让我改善生活的15元钱，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在书店买到一本属于自己、有自己精神属性的书。
高中二年级，看到一本附有世界名著目录的书，我借来后开始按着顺序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背面，我立志要读完这些书。然而这些书目是如此庞大，我密密麻麻抄了许多页，也只是抄到字母B的部分，我感到沮丧和茫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是读不完这些经典的，其中介绍的作家和书目我几乎闻所未闻，就像一种天书，在一种无能为力和绝望气息的氛围里，我停了下来。我记得我所记的最后一本书是《博尔赫斯小说选》，这个生僻的作家名字对我也是一种打击。所以在书店的书柜前，看到县城书店里摆放的小说经典，我心中混杂着急切和迷惘。许多小说名字非常隔膜，《前夜》《贵族之家》《高老头》《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我隐隐感到，这些书籍对于我的生活来说，距离过于遥远。等我看到柜子里的一摞《悲惨世界》时，我立刻感到激动和认同。好像它将命中注定指导我，使我认识自己的生活，并引导我在同样悲惨的世界里生活。我记得自己非常兴奋，有些害羞地让书店职工取一本《悲惨世界》。但书店职工却说：不用拿了，你买不起。我正在诧异之中，她说：一套五本！于是我也认可了她的说法，我的钱大约只能买两本书。我不太记得自己当时的衣着打扮，它一定给了书店职工强烈的印象，只记得作为一个高三男生，我穿着母亲的边开口裤子，因为其他的裤子都有一大块补丁在屁股上。
于是，我看到了柜子上摆放的《罪与罚》，《罪与罚》封面上是一个简笔画：路灯下一个消沉黯淡的背影。这个形象似乎正在经受巨大的困扰，这种消沉的氛围暗中给我以某种慰藉。出于相似的目的，我还买了一本薄薄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干活罅隙，我回家之后躺在昏暗土屋里开始阅读《罪与罚》，震慑我的并不是那个拥有杀人犯的“超人哲学”，而是他的处境和生活——他的境遇像解码一样映照出我自己。他棺材一样的顶楼对应着我家昏暗的土屋，他当做床的沙发，对应着我和两个弟弟特制的“炕”——由装满麦子的袋子临时在客厅堆成，麦子吸引了不少老鼠，它们往往大摇大摆地爬过我的脚踝。我从未意识到这样的睡觉地方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未真正有另一只眼睛在空中审视。现在，我借着这个主人公重新打量了自己。读到退职军官说到：“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不是被人用棍子从人类社会赶出去，而是被人用扫帚扫出去，这是为了使他受到更大的侮辱”，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处境，就像用望远镜看到那个远景中的自己，这个远景中的人的处境让我感到有点惊悚的意味。此前，我一直被《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浅显浪漫的文字很好地包裹，我以一种畸形的热望遥望未来，尽管伴随着不安和惶惑，但我常常以童真式的心理赋予现实以合理性，包括周围人侮辱性的苛责。因为我从未看到这一侮辱的本质。患病的父亲在一无所有之时清点所有的“白眼狼”，说自己再也不问任何人借钱的时候，父亲承受的就是这种侮辱。从此以后，这一发现重新翻新了我的生活，生活似乎变得更为绝望和难以忍受，然而你可以像戏中戏一样，用双重的意识来体会。
对于我来说，《罪与罚》还是一本恐怖之书，拉斯科尼科夫杀了人之后，拿起钥匙去开锁，但总是开不开，不断出错，并不是手发抖，而是“他明知道那把钥匙不对，不合适，他偏要插进去”。它行进在意识深处，行进在物质和事理被意识莫名地反应的时刻，并渐渐引导到精神狂乱失措以至于完全要晕厥的瞬间，以至于有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等父亲让我们坐在窗前学习，就像一种展示和铺排，以便使病重和易怒的父亲确认自己的雄心：你们都好好学，我要供你们上大学！这在整个村庄引起嘲讽，因为属于父亲的只有雄心和债务，只有褴褛中山装和他因为病痛砸向墙壁的拳头。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笑声。上小学时，我们像塑像一样坐在窗前，不敢休息，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表演，有时，父亲的怒吼会突然而至，因为他看到我们在那里“出神”，而不是学习，这解构了他的雄心。每一次，这种怒吼都具有一种恐怖气氛，又有一种狂欢特征，等父亲猛然挥起手臂，我的意识瞬间失去理解能力，世界在我面前失去了形式，我变成了一个空白的物质，我进入了列维纳斯所说的“恐怖”和“存有”之中。父亲将我的作业本扔到我的脸上时，我体验到那种纯粹属于精神的颤抖，恐怖，但有时又带有一定的喜剧性。从那时起，这样的恐怖体验就不断积累，形成丰富的经验，等我沉浸在《罪与罚》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更为锐利的社会冲突造成的恐怖之中时，我的恐怖体验就溶解在这更宽阔的恐怖世界里，我完全不再为自己忧虑，主人公成为全新的承担者。
也许正是基于与我相似的因由，父亲也阅读了《罪与罚》。父亲非常激动，让我的二弟和三弟都看了一遍，他还把故事原原本本講给我的母亲。作为一个五个成员的家庭，我们普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在《罪与罚》高大的主题丘陵中，找到属于我们的部分。《罪与罚》成为我们的隐喻和隐痛，并以一副解毒剂的功效深入我们多少有些恐怖的生活，又是几年之后，父亲开始用歪歪扭扭、错字连篇的字迹书写自己的生活，他模仿了《罪与罚》的开头：
七月酷热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满腹心事地向村外走去……
我时时记得高考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们整个家庭沿着《罪与罚》的词语和语句贸然进入那个“熟悉的生活”，并领受了“突兀的意义”，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那是一条文字铺排的道路，道路开端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因为那个年轻人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我的二弟三弟——
七月初，时当酷暑，傍晚，有个年轻人从他向C巷二房东租来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慢慢地、犹豫不决似的朝K桥方向走去。
（作者系山西文学院第五批签约作家，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我所在的高中文科从未考出过大学生，如果你期许自己能够考上，那就像贼惦记一件柜台里的宝物一样，有一种罪感。那时，我从未跨出过县城一步，在偏远小村的家里，是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屋，它的后墙下面只有一米的旧砖，砖台上面像老人退缩的牙龈一样，有一个被侵蚀的空缺，那里常落下细得像面粉一样的土，有小虫子钻进去，就会有一个酒盅一样的坑。垒土打成、分割成三大块的后墙因此突兀出来，有一种临时随意的氛围，然而我们从未觉得它们危险。这事实上也是整个家庭的隐喻，我们的生活似乎随时会崩塌。世界消隐在土屋烟熏火燎的墙壁之后，屋里上演着绝望的悲剧：父亲作为长年的病人，有两三次面临病危绝境。病重的父亲脾气暴躁，家庭里充满了他的如雷吼声。高考那年，可能是当时我们最后一年生活在村庄，随后我们就搬到沟壑里。我不知道最终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在我预谋已久地踏入书店的时候，是我的生活暂时敞开的一个貌似最为平静的时刻。我攥着高考前父亲让我改善生活的15元钱，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在书店买到一本属于自己、有自己精神属性的书。
高中二年级，看到一本附有世界名著目录的书，我借来后开始按着顺序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背面，我立志要读完这些书。然而这些书目是如此庞大，我密密麻麻抄了许多页，也只是抄到字母B的部分，我感到沮丧和茫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是读不完这些经典的，其中介绍的作家和书目我几乎闻所未闻，就像一种天书，在一种无能为力和绝望气息的氛围里，我停了下来。我记得我所记的最后一本书是《博尔赫斯小说选》，这个生僻的作家名字对我也是一种打击。所以在书店的书柜前，看到县城书店里摆放的小说经典，我心中混杂着急切和迷惘。许多小说名字非常隔膜，《前夜》《贵族之家》《高老头》《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我隐隐感到，这些书籍对于我的生活来说，距离过于遥远。等我看到柜子里的一摞《悲惨世界》时，我立刻感到激动和认同。好像它将命中注定指导我，使我认识自己的生活，并引导我在同样悲惨的世界里生活。我记得自己非常兴奋，有些害羞地让书店职工取一本《悲惨世界》。但书店职工却说：不用拿了，你买不起。我正在诧异之中，她说：一套五本！于是我也认可了她的说法，我的钱大约只能买两本书。我不太记得自己当时的衣着打扮，它一定给了书店职工强烈的印象，只记得作为一个高三男生，我穿着母亲的边开口裤子，因为其他的裤子都有一大块补丁在屁股上。
于是，我看到了柜子上摆放的《罪与罚》，《罪与罚》封面上是一个简笔画：路灯下一个消沉黯淡的背影。这个形象似乎正在经受巨大的困扰，这种消沉的氛围暗中给我以某种慰藉。出于相似的目的，我还买了一本薄薄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干活罅隙，我回家之后躺在昏暗土屋里开始阅读《罪与罚》，震慑我的并不是那个拥有杀人犯的“超人哲学”，而是他的处境和生活——他的境遇像解码一样映照出我自己。他棺材一样的顶楼对应着我家昏暗的土屋，他当做床的沙发，对应着我和两个弟弟特制的“炕”——由装满麦子的袋子临时在客厅堆成，麦子吸引了不少老鼠，它们往往大摇大摆地爬过我的脚踝。我从未意识到这样的睡觉地方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未真正有另一只眼睛在空中审视。现在，我借着这个主人公重新打量了自己。读到退职军官说到：“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不是被人用棍子从人类社会赶出去，而是被人用扫帚扫出去，这是为了使他受到更大的侮辱”，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处境，就像用望远镜看到那个远景中的自己，这个远景中的人的处境让我感到有点惊悚的意味。此前，我一直被《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浅显浪漫的文字很好地包裹，我以一种畸形的热望遥望未来，尽管伴随着不安和惶惑，但我常常以童真式的心理赋予现实以合理性，包括周围人侮辱性的苛责。因为我从未看到这一侮辱的本质。患病的父亲在一无所有之时清点所有的“白眼狼”，说自己再也不问任何人借钱的时候，父亲承受的就是这种侮辱。从此以后，这一发现重新翻新了我的生活，生活似乎变得更为绝望和难以忍受，然而你可以像戏中戏一样，用双重的意识来体会。
对于我来说，《罪与罚》还是一本恐怖之书，拉斯科尼科夫杀了人之后，拿起钥匙去开锁，但总是开不开，不断出错，并不是手发抖，而是“他明知道那把钥匙不对，不合适，他偏要插进去”。它行进在意识深处，行进在物质和事理被意识莫名地反应的时刻，并渐渐引导到精神狂乱失措以至于完全要晕厥的瞬间，以至于有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等父亲让我们坐在窗前学习，就像一种展示和铺排，以便使病重和易怒的父亲确认自己的雄心：你们都好好学，我要供你们上大学！这在整个村庄引起嘲讽，因为属于父亲的只有雄心和债务，只有褴褛中山装和他因为病痛砸向墙壁的拳头。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笑声。上小学时，我们像塑像一样坐在窗前，不敢休息，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表演，有时，父亲的怒吼会突然而至，因为他看到我们在那里“出神”，而不是学习，这解构了他的雄心。每一次，这种怒吼都具有一种恐怖气氛，又有一种狂欢特征，等父亲猛然挥起手臂，我的意识瞬间失去理解能力，世界在我面前失去了形式，我变成了一个空白的物质，我进入了列维纳斯所说的“恐怖”和“存有”之中。父亲将我的作业本扔到我的脸上时，我体验到那种纯粹属于精神的颤抖，恐怖，但有时又带有一定的喜剧性。从那时起，这样的恐怖体验就不断积累，形成丰富的经验，等我沉浸在《罪与罚》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更为锐利的社会冲突造成的恐怖之中时，我的恐怖体验就溶解在这更宽阔的恐怖世界里，我完全不再为自己忧虑，主人公成为全新的承担者。
也许正是基于与我相似的因由，父亲也阅读了《罪与罚》。父亲非常激动，让我的二弟和三弟都看了一遍，他还把故事原原本本講给我的母亲。作为一个五个成员的家庭，我们普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在《罪与罚》高大的主题丘陵中，找到属于我们的部分。《罪与罚》成为我们的隐喻和隐痛，并以一副解毒剂的功效深入我们多少有些恐怖的生活，又是几年之后，父亲开始用歪歪扭扭、错字连篇的字迹书写自己的生活，他模仿了《罪与罚》的开头：
七月酷热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满腹心事地向村外走去……
我时时记得高考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们整个家庭沿着《罪与罚》的词语和语句贸然进入那个“熟悉的生活”，并领受了“突兀的意义”，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那是一条文字铺排的道路，道路开端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因为那个年轻人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我的二弟三弟——
七月初，时当酷暑，傍晚，有个年轻人从他向C巷二房东租来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慢慢地、犹豫不决似的朝K桥方向走去。
（作者系山西文学院第五批签约作家，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