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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是不屑一顾的，是受到反对的。在众多的反对者中，波普尔可算是主要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犯了西方哲学中固有的理性主义传统错误，总是试图从历史中找寻可以彰明未来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调调，这一“历史主义的贫困”必须通过批判的理性加以克服。应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个人的哲学思路确实是秉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髓，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式体现在其哲学中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对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而恰好是对其纯粹思辨理路的彻底颠覆和变革，从现实人的现实关系出发，找寻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这种带有必然性的结论却成了批判理性主义者批判的关键。
一、批判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以其批判的理性主义理论为基本范式，主要展开对封闭社会即极权主义的清算，这种清算主要针对三个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即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他在此书及《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批判，这种批判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从内容上讲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1]，“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认识社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集中论述了历史主义与自然科学所谓“规律”上的差异，他认为，对历史的发展变化最多可以称为“趋向”而无法言之为规律，即必然性。
其次，针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决定论基于对经济动机的肯定而建立的观点，波普尔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他直接指出，选择经济动机作为社会驱动的力量，违背了马克思自己在其哲学中所述的唯物主义原则“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说“这种发展的驱动力是对一种观念的热情。这个事例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用马克思的术语讲，我们可以说，他低估了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2]
再次，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从方法上讲是贫困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根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论调，这种方法摆脱不了对本体、本质、基础等必然性的追求，对确定无疑的真理的向往，而这种对确定性、必然性的盲目追求势必导致政治上的极端化——对集体意志的屈服以致最终导致极权主义。
最后，他指出對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决定论的批判目的在于清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理论上的理论范式影响。“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3]
我们必须看到，波普尔的批判虽然看似有力，但并非无法回击。要回应这一批判，我们首先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范式前提，然后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解决哲学范式困境的区别与差异，继而再论证为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意味着哲学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最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来解决波普尔对其的置疑和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范式前提
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曾经有过多次重大的变更，其中的一些变更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西方哲学的阶段划分往往是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作为标准，研究范式从一种基本方向（思路）转向另一个方向（思路），或者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或者基本的理论前设改变等等，都会导致哲学时代的更替。
比如西方哲学的划分，目前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阶段。这个分段并不完全是按时间发展的顺序来划分的，更重要的是哲学范式的区别：
古代哲学大致有两条发展理路：一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致力于寻找万物确定不变的、永恒唯一的实体性基础，并以此作为世界存在的出发点。另一条是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以逻各斯为基本和方式来探究世界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两者的共性在于其哲学的基本分析范式是一致的，都是确定了以对“真”或者说是对确定性的把握为最终极的目标，同时信守“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基本伦理价值。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仅关注存在者，后者关注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后者不仅追问本原，更着重的是讨论世界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
必须要说明的是，自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就走向了一条被称为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辨道路，这一思维传统把对“真”或者“确定性”的把握作為其哲学的基本价值诉求，并确信“真”能为认识主体经过理性的内在之光而知晓，通过理性的表现形式——逻辑、概念和范畴的自在演绎，人类能够追求终极实在、永恒原则和绝对真理，寻求到灵魂拯救和人类解放的路径。然而，人何以求真，何以自明？古希腊哲学这种假定前提的演绎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所引发的是宗教对哲学困境的解决方式。
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哲学主要理论范式是用一个毋庸置疑的实体性的根基——上帝——来解决早期哲学无法自圆的理论困境，这种解决方式表面看是一劳永逸的：通过神秘主义的方式回答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但实际是无效的，它并没有回答出人通过自己无法解释的思维能力而发出的理性追问——人何以存在，何以如此存在？即使是上帝的创造，答案依然不是最终的。
近代哲学摆脱中世纪哲学思维方式的标识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这一思维方式的最直观表现。当上帝无法解释人类的困境时，人终于把目光从天国投射回现实人间，哲学的理性之光由此灿烂。自笛卡尔以降，哲学家们通过对心灵与身体、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辨析来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通过对自我、主体的确定从而确定了人自身所拥有的“理性”对世界的无所不能的认知能力，这一思维方式既承接了古代哲学对“真”或者“逻各斯”的探求精神，又克服了上帝万能的神秘主义，更彰显了理性本身的智慧之光。应该说，这一思维变革充分展现了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时代精神。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哲学对理性、主体性的强调都是建立在主体对确定性的把握，即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理论，因而往往被称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中主客二分、心物两立的思维范式确定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即恩格斯所言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也顺应产生了唯物和唯心、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时代斗争。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主客两分的哲学思维方式自身却蕴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理性权威的绝对化，主客二分的思维直接分裂了人对世界的总体性和个体性之间关系的感知。应该说，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确定主客两分的基本原则以来，经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纯粹理性批判，再到黑格尔绝对精神——自然——人类活动三段式演绎的唯心主义哲学王国，已经把投注焦点从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向人类活动的演变历史所转化。但这是基于对人所拥有的“理性”能力的无限肯定，这种理性的超凡能力通过“科学”范式运用的不断推波助澜，逐步演变成了理性的独断，或者说是独断的理性。及至工业时代，理性主义范式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外，还包括在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人文科学（如语言、建筑、音乐等）领域的高歌猛进，直接导致了原子式的人与人的群体之间那种冰冷的、令人窒息的关系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在自身一手导演的理性的光芒引领下，人的历史第一次变得如此缺乏温情。
所以，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跨越或者说范式转变是必然的，但是，从哪一个缺口出发打破固有思维的束缚，则是不同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8、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包括演进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解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困境的方法无非是两种思路，一是用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消除理性主义对人的生活世界的侵吞，代表事件是胡塞尔的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运动（包括存在主义）的兴起，一是继承却又超越主客二分的理性分析方式，强调经验实证、反对形而上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现在看来，很难说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哲学）处理好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现代哲学史上的“革命”，意味它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上与西方近代哲学必定有方向性的变更。这种革命性的变革是以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核心代表的。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超越它的前期理论的呢？
前面已说过，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推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这种对理性的无上推崇既有益处，又有明显的害处。近代西方哲学提出人为哲学的中心，克服了上帝绝对权威的束缚，倡导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倡导人文精神，这是它的益处。害处是什么呢？“理性”一词的含义颇多，广义的理性泛指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是指人的本性，除了理智、智慧的意思以外，还包含了思维、感觉、心理、情感、意志等多種心理意识内容。狭义的理性则仅指由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思维活动，排斥了感觉、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近代西方哲学竭力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从更准确的角度讲其实是指一种本质主义或者叫基础主义，即运用人的理智能力去尽力探求事物根源、终极真理的理论方法。如果把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论方法直接解释关于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则容易导致被称为“决定论”的理解偏差，因为人性之复杂程度是不可能单纯靠人的思维中的理性因素或感情因素哪一方面就能完全诠释的，必须从两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知人及人的社会，才能避免片面性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抵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4]近代哲学可以说正是“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导致了一系列极端化的结局，凸显了内在的种种矛盾。奠基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理性运用方面的光辉成就，是影响近代哲学臣服于理性的无上权威的直接原因，理性成为解决自然界一切疑问的方法，也成为了解决理想社会的唯一可靠依据，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原则、规律。主客二分的哲学理念确立了一个认识的基本原则，即认识主体可以通过运用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这种认知能力是无限的，之所以还有未知的事物和现象，并不是理性之不达，而只是认知自身的发展尚未及至而已。这种把理性发挥极致的思维范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心物二元论的主张，人无可避免陷入到主客两分的分裂状态。这种分裂成为了西方哲学直至今天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的梦魇，几乎所有现代、后现代哲学流派的主旨都申明自己是以整合身心两性为己任的，但是否真正摆脱则很难说了。
对于如何克服近代哲学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革之路：
首先，它转变旧哲学的思辨范式为历史的实践范式，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哲学中作为其根本的观点。
早期的《德法年鉴》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章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唯物史观的思想得以确立。但这一思想的确立得益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止一次谈到关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观念不过是被移入到人的头脑中的存在而已”，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心主义的头脚重新倒立过来，确定了社会历史具有客观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基本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精辟地彰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正是看到了历史的现实一面，不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不停留于理性自身的逻辑运演过程，而是始终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以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为立足点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规律，从而使其历史观获得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也是其成为哲学史上最伟大变革的根本之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的否认是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政治哲學思想中贫乏的理论思想表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不仅看出其历史哲学的视野狭隘，仅局限于对社会活动开展的个别性特例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其理论的根本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捍卫，注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核无法给予正确的理解。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取代了旧哲学的庸俗决定伦。
马克思哲学用一种历史生成的视野来考察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历史地反思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内在矛盾以及人的真实生存状况，而非停留于静态的历史经验材料之中追求终极的本体，进而用历史生成论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义所固有的本体还原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他对于社会的批判考察不是从理性的一般出发，而是历史生成的视野；对社会规律的探求也不能停留在对历史事实和资料的平铺直叙和简单描述上，而走向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历史分析。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是每一代人类的活动形成社会历史的生成和创造，這种生成与创造不会是毫无理性可言，但是蕴含着其内在的规律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就决定了现实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既有其产生的根源又有其消亡的必然。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经历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也终究将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被更加合理的生产关系所替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波普尔所言的历史趋向的预言者，历史也不是他所言的，对未来没有任何彰显的经验意义，相反，历史从来都是人类活动的根源，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如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一样，总是在它应该显现出威力的时候表达出来其力量。“两个必然”的结论决不是理论的胡言乱语，而是终将被事实证明的警言。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个人的解放消解了旧哲学的伦理拯救论
马克思哲学通过从现实历史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寻找社会关系合理化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走向以独特社会主体（无产阶级）支撑的社会理性发展之路，摒弃了逻各斯中心义所固有的以规范伦理为基础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道路，从而真正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历史性飞跃。
旧哲学对人性的认知是形而上的，理性和精神是人的本质最主要的内涵。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断然生活在社会之中，离开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不能理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不是什么人的主体性或存在论的内涵，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通过现实的前提和历史视野来界定人的本质，显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抽象人本主义的基本理路。
人的真正解放只能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不可能依赖单个的人实现，只能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发展和革命的力量来实现，旧哲学中强调的单个人的自我完善和个体的精神启蒙以及上帝的宗教救赎，都只是理性崇拜的错误结果而已。只有对现实世界不满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通过足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社会实践，才能达到改变世界，拯救人类，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斗争依然尖锐存在，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受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抨击与批判，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价值仍然无可怀疑：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其从西方传统哲学中蕴育而出，却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资本主义社会在垄断高度存在，经济危机时常席卷世界的状态下，“回到马克思”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伟大变革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现代转型一道从不同的角度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更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从基本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困境，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纠结，在当下与永恒之间徘徊，克服其现代文明病，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上来，从现实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
参考文献：
[1]吴仁平，刘善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扬弃及其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 2004（4）：58-61
[2]蒋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与超越：从休谟到马克思[J].思想战线， 2003， 29（4）：13-16
[3]陈志刚.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演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37-43
[4]李步楼.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江汉论坛，1995（6）：62-66
[5]王淼，李桂花.理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思想之比较[J].社会科学家，2011（12）：8-11
作者简介：阙敏（1964—），男，汉，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是不屑一顾的，是受到反对的。在众多的反对者中，波普尔可算是主要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犯了西方哲学中固有的理性主义传统错误，总是试图从历史中找寻可以彰明未来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调调，这一“历史主义的贫困”必须通过批判的理性加以克服。应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个人的哲学思路确实是秉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髓，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式体现在其哲学中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对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而恰好是对其纯粹思辨理路的彻底颠覆和变革，从现实人的现实关系出发，找寻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这种带有必然性的结论却成了批判理性主义者批判的关键。
一、批判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以其批判的理性主义理论为基本范式，主要展开对封闭社会即极权主义的清算，这种清算主要针对三个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即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他在此书及《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批判，这种批判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从内容上讲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1]，“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认识社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集中论述了历史主义与自然科学所谓“规律”上的差异，他认为，对历史的发展变化最多可以称为“趋向”而无法言之为规律，即必然性。
其次，针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决定论基于对经济动机的肯定而建立的观点，波普尔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他直接指出，选择经济动机作为社会驱动的力量，违背了马克思自己在其哲学中所述的唯物主义原则“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说“这种发展的驱动力是对一种观念的热情。这个事例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用马克思的术语讲，我们可以说，他低估了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2]
再次，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从方法上讲是贫困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根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论调，这种方法摆脱不了对本体、本质、基础等必然性的追求，对确定无疑的真理的向往，而这种对确定性、必然性的盲目追求势必导致政治上的极端化——对集体意志的屈服以致最终导致极权主义。
最后，他指出對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决定论的批判目的在于清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理论上的理论范式影响。“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3]
我们必须看到，波普尔的批判虽然看似有力，但并非无法回击。要回应这一批判，我们首先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范式前提，然后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解决哲学范式困境的区别与差异，继而再论证为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意味着哲学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最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来解决波普尔对其的置疑和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范式前提
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曾经有过多次重大的变更，其中的一些变更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西方哲学的阶段划分往往是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作为标准，研究范式从一种基本方向（思路）转向另一个方向（思路），或者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或者基本的理论前设改变等等，都会导致哲学时代的更替。
比如西方哲学的划分，目前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阶段。这个分段并不完全是按时间发展的顺序来划分的，更重要的是哲学范式的区别：
古代哲学大致有两条发展理路：一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致力于寻找万物确定不变的、永恒唯一的实体性基础，并以此作为世界存在的出发点。另一条是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以逻各斯为基本和方式来探究世界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两者的共性在于其哲学的基本分析范式是一致的，都是确定了以对“真”或者说是对确定性的把握为最终极的目标，同时信守“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基本伦理价值。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仅关注存在者，后者关注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后者不仅追问本原，更着重的是讨论世界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
必须要说明的是，自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就走向了一条被称为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辨道路，这一思维传统把对“真”或者“确定性”的把握作為其哲学的基本价值诉求，并确信“真”能为认识主体经过理性的内在之光而知晓，通过理性的表现形式——逻辑、概念和范畴的自在演绎，人类能够追求终极实在、永恒原则和绝对真理，寻求到灵魂拯救和人类解放的路径。然而，人何以求真，何以自明？古希腊哲学这种假定前提的演绎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所引发的是宗教对哲学困境的解决方式。
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哲学主要理论范式是用一个毋庸置疑的实体性的根基——上帝——来解决早期哲学无法自圆的理论困境，这种解决方式表面看是一劳永逸的：通过神秘主义的方式回答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但实际是无效的，它并没有回答出人通过自己无法解释的思维能力而发出的理性追问——人何以存在，何以如此存在？即使是上帝的创造，答案依然不是最终的。
近代哲学摆脱中世纪哲学思维方式的标识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这一思维方式的最直观表现。当上帝无法解释人类的困境时，人终于把目光从天国投射回现实人间，哲学的理性之光由此灿烂。自笛卡尔以降，哲学家们通过对心灵与身体、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辨析来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通过对自我、主体的确定从而确定了人自身所拥有的“理性”对世界的无所不能的认知能力，这一思维方式既承接了古代哲学对“真”或者“逻各斯”的探求精神，又克服了上帝万能的神秘主义，更彰显了理性本身的智慧之光。应该说，这一思维变革充分展现了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时代精神。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哲学对理性、主体性的强调都是建立在主体对确定性的把握，即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理论，因而往往被称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中主客二分、心物两立的思维范式确定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即恩格斯所言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也顺应产生了唯物和唯心、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时代斗争。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主客两分的哲学思维方式自身却蕴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理性权威的绝对化，主客二分的思维直接分裂了人对世界的总体性和个体性之间关系的感知。应该说，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确定主客两分的基本原则以来，经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纯粹理性批判，再到黑格尔绝对精神——自然——人类活动三段式演绎的唯心主义哲学王国，已经把投注焦点从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向人类活动的演变历史所转化。但这是基于对人所拥有的“理性”能力的无限肯定，这种理性的超凡能力通过“科学”范式运用的不断推波助澜，逐步演变成了理性的独断，或者说是独断的理性。及至工业时代，理性主义范式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外，还包括在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人文科学（如语言、建筑、音乐等）领域的高歌猛进，直接导致了原子式的人与人的群体之间那种冰冷的、令人窒息的关系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在自身一手导演的理性的光芒引领下，人的历史第一次变得如此缺乏温情。
所以，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跨越或者说范式转变是必然的，但是，从哪一个缺口出发打破固有思维的束缚，则是不同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8、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包括演进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解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困境的方法无非是两种思路，一是用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消除理性主义对人的生活世界的侵吞，代表事件是胡塞尔的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运动（包括存在主义）的兴起，一是继承却又超越主客二分的理性分析方式，强调经验实证、反对形而上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现在看来，很难说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哲学）处理好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现代哲学史上的“革命”，意味它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上与西方近代哲学必定有方向性的变更。这种革命性的变革是以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核心代表的。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超越它的前期理论的呢？
前面已说过，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推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这种对理性的无上推崇既有益处，又有明显的害处。近代西方哲学提出人为哲学的中心，克服了上帝绝对权威的束缚，倡导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倡导人文精神，这是它的益处。害处是什么呢？“理性”一词的含义颇多，广义的理性泛指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是指人的本性，除了理智、智慧的意思以外，还包含了思维、感觉、心理、情感、意志等多種心理意识内容。狭义的理性则仅指由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思维活动，排斥了感觉、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近代西方哲学竭力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从更准确的角度讲其实是指一种本质主义或者叫基础主义，即运用人的理智能力去尽力探求事物根源、终极真理的理论方法。如果把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论方法直接解释关于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则容易导致被称为“决定论”的理解偏差，因为人性之复杂程度是不可能单纯靠人的思维中的理性因素或感情因素哪一方面就能完全诠释的，必须从两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知人及人的社会，才能避免片面性错误。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抵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4]近代哲学可以说正是“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导致了一系列极端化的结局，凸显了内在的种种矛盾。奠基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理性运用方面的光辉成就，是影响近代哲学臣服于理性的无上权威的直接原因，理性成为解决自然界一切疑问的方法，也成为了解决理想社会的唯一可靠依据，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原则、规律。主客二分的哲学理念确立了一个认识的基本原则，即认识主体可以通过运用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这种认知能力是无限的，之所以还有未知的事物和现象，并不是理性之不达，而只是认知自身的发展尚未及至而已。这种把理性发挥极致的思维范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心物二元论的主张，人无可避免陷入到主客两分的分裂状态。这种分裂成为了西方哲学直至今天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的梦魇，几乎所有现代、后现代哲学流派的主旨都申明自己是以整合身心两性为己任的，但是否真正摆脱则很难说了。
对于如何克服近代哲学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革之路：
首先，它转变旧哲学的思辨范式为历史的实践范式，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哲学中作为其根本的观点。
早期的《德法年鉴》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章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唯物史观的思想得以确立。但这一思想的确立得益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止一次谈到关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观念不过是被移入到人的头脑中的存在而已”，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心主义的头脚重新倒立过来，确定了社会历史具有客观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基本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精辟地彰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正是看到了历史的现实一面，不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不停留于理性自身的逻辑运演过程，而是始终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以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为立足点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规律，从而使其历史观获得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也是其成为哲学史上最伟大变革的根本之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的否认是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政治哲學思想中贫乏的理论思想表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不仅看出其历史哲学的视野狭隘，仅局限于对社会活动开展的个别性特例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其理论的根本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捍卫，注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核无法给予正确的理解。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取代了旧哲学的庸俗决定伦。
马克思哲学用一种历史生成的视野来考察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历史地反思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内在矛盾以及人的真实生存状况，而非停留于静态的历史经验材料之中追求终极的本体，进而用历史生成论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义所固有的本体还原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他对于社会的批判考察不是从理性的一般出发，而是历史生成的视野；对社会规律的探求也不能停留在对历史事实和资料的平铺直叙和简单描述上，而走向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历史分析。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是每一代人类的活动形成社会历史的生成和创造，這种生成与创造不会是毫无理性可言，但是蕴含着其内在的规律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就决定了现实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既有其产生的根源又有其消亡的必然。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经历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也终究将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被更加合理的生产关系所替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波普尔所言的历史趋向的预言者，历史也不是他所言的，对未来没有任何彰显的经验意义，相反，历史从来都是人类活动的根源，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如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一样，总是在它应该显现出威力的时候表达出来其力量。“两个必然”的结论决不是理论的胡言乱语，而是终将被事实证明的警言。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个人的解放消解了旧哲学的伦理拯救论
马克思哲学通过从现实历史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寻找社会关系合理化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走向以独特社会主体（无产阶级）支撑的社会理性发展之路，摒弃了逻各斯中心义所固有的以规范伦理为基础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道路，从而真正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历史性飞跃。
旧哲学对人性的认知是形而上的，理性和精神是人的本质最主要的内涵。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断然生活在社会之中，离开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不能理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不是什么人的主体性或存在论的内涵，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通过现实的前提和历史视野来界定人的本质，显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抽象人本主义的基本理路。
人的真正解放只能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不可能依赖单个的人实现，只能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发展和革命的力量来实现，旧哲学中强调的单个人的自我完善和个体的精神启蒙以及上帝的宗教救赎，都只是理性崇拜的错误结果而已。只有对现实世界不满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通过足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社会实践，才能达到改变世界，拯救人类，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斗争依然尖锐存在，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受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抨击与批判，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价值仍然无可怀疑：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其从西方传统哲学中蕴育而出，却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资本主义社会在垄断高度存在，经济危机时常席卷世界的状态下，“回到马克思”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伟大变革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现代转型一道从不同的角度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更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从基本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困境，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纠结，在当下与永恒之间徘徊，克服其现代文明病，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上来，从现实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
参考文献：
[1]吴仁平，刘善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扬弃及其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 2004（4）：58-61
[2]蒋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与超越：从休谟到马克思[J].思想战线， 2003， 29（4）：13-16
[3]陈志刚.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演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37-43
[4]李步楼.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江汉论坛，1995（6）：62-66
[5]王淼，李桂花.理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思想之比较[J].社会科学家，2011（12）：8-11
作者简介：阙敏（1964—），男，汉，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