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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岩男刚宜要来北京出差，杨海辉请了假。他为自己的日本朋友认真安排了行程：逛故宫、尝小吃，一个也不能少。
35岁的杨海辉大学毕业后就在日企瑞萨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工作。2002年入职不久，他到日本接受培训，负责人就是岩男。
“他不但教我们工作，还利用休息时间开自己的车带我到处逛。”杨海辉说。临走前，岩男还为他准备了日本小吃和小礼物。这些年来两人一直有联系。
然而，交日本朋友的他曾是“愤青”。
改变
——在时间的数轴上
像中国和日本这样联系密切、情感复杂的邻国并不太多。中日交流有几千年历史，在唐宋达到高峰，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学、佛学等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几百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伤害。
杨海辉的祖父是一名老兵。在从小听抗日故事长大的他看来，日本等于“侵略者”。刚工作时，瑞萨还是合资公司，中方上司对他很好。杨海辉抱着学习先进技术的想法，才签了工作合同。
随后，他去过日本十多次，每次短则一周长则两三个月。他对日本的看法开始改变：“日本人大多很客气、很友善。他们做事认真，虽然有时缺乏变通。”
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他注意到日本人的变化：“十多年前，日本老一辈人由于战争原因对中国或多或少心怀愧疚，因此更友好。年青一代没经历过战争，没有老一代那样在意了。”
此外，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的经济低迷让民族危机意识很强的日本人感到压力。“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可能会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杨海辉说，“有时真担心老一代人不在了，日本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更不友好。”
中国人对日本的情感也在变化。
58岁的山西人马建钢，老家榆社县是抗日根据地，发生过著名的百团大战。他的伯父马定夫参加抗战，1943年牺牲。
但这些并未让他仇视日本。甚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对日本还颇有亲近感。彼时，中国屏幕上出现了不少日本影视剧，如《追捕》《望乡》《排球女将》《血疑》等。马建钢喜欢上了演员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有时还会抱着幼女马慧欣一起看。
他对日本电器也很认可。“刚有彩电的时候，都愿意买日本的。”他家第一台彩电是日立牌。
进入九十年代，马建钢的情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有很多日本争夺钓鱼岛的报道，还有他们修改教科书，我看后很生气。”他说。
34岁的马慧欣小时爱看日本动画片，如《花仙子》《聪明的一休》，虽然历史课本会讲到抗日战争，但她并没将其与现实生活太多联系起来，正如她不会因为英法联军曾火烧圆明园就讨厌今天的英国和法国。
她对日本的排斥心理是在工作后产生的。她成了一名公务员，看了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新闻报道后决定，尽可能不买日本产的东西。
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合作实施的2016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公众对两国关系现状认可度为近十年最低。受访中国公众对日负面印象比率保持高位，对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对不好”的比率达86.8%。而受访日本公众对中国印象“不好”或“相对不好”的比例达93.0%。
牵绊
——无处不在的日本元素
但想从生活中剔除日本元素并不容易。
马慧欣的儿子听过先辈抗日的故事，也会说些“打倒小日本”这样的话，但这并不影响他喜欢奥特曼。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上映时，母子俩一起去看过。马慧欣还有台佳能相机。
韩枫是“日货控”：从手机外壳到电脑鼠标，都是粉色的Hello Kitty图案。她用的东西，从家用电器到防雾霾口罩，都是日本产的。
“我用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品质好，并不会考虑它们是不是日本生产的。”她说，“谁不希望用品质好的东西呢？”
与朋友小聚，她也喜欢挑日本料理。对此，她的朋友孟洁（化名）有不同想法。
35岁的孟洁是媒体人，从内心对日本有些排斥，尽量不用日本产品，但作为一个推理迷，她无法回避横沟正史、江户川乱步、岛田庄司这些名字。
在贸易方面，瑞萨的杨海辉表示，目前中国生产的汽车，每十辆至少有一辆用的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芯片。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据日本财务省数据，2016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2.3%。日企去年对华实际投资额为43.3亿美元。目前，日本对华投资企业已超过23500家，遍及中国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南京大概是中国对日本最排斥的一个城市了。1937年冬，入侵日军在这座当时还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江南古城屠杀了至少30万士兵和平民。这一数字至今没有被日本方面承认。
出租车司机吴其峰有个原则：不载日本人。有一次，他从一家酒店接了三名客人。叫车的是个中国人，开始他并没在意，开到一半，听他们说话，意识到有两个是日本人，他就问那个中国人：“你怎么能把鬼子放我车里啊？”还没到目的地，他就让乘客下了车。
“南京像我这样拒载日本人的不少。”他说。
“总是有乘客问，为什么南京的出租车还有凯美瑞。”吴其峰说，对此他感到很丢人。
尽管吴其峰心结未解，尽管闹市区鲜见日式料理，但南京并未完全摒弃日本元素——购物中心里的日本品牌、书店里的日本书、本地最好外语中学里的日语班等，时时提醒着外来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省会城市。
纠结
——羡慕、排斥、尝试走近
日本国内的中国元素也越来越多。记者分别邮件采访了在日本的一名41岁的公务员、一名27岁的律师和一名52岁的公司职员，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表示，中餐与日本人口味较接近，会常去吃；中医药取材天然，让人有信任感：中国制造的衣服和电器也很常见。 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有所不同，公务员和律师对国土广阔、历史悠久、独生子女政策等印象较深，公司职员看到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经济发展背后的“一党制”和扩大的贫富差距。
中国人对日本的情感同样复杂。
韩枫来自东北，她祖母幼时在伪满洲国接受教育，会说日语。韩枫认为，自己对日本有亲近感，却绝不意味忘记日本入侵曾给中国带来的苦难。
“我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去旅游时，看到京都等地的建筑，都是中国风格啊。还有日本文化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是跟中国学的。”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看到日本就好像看到了中国曾经的一个侧面。”
不过，路过靖国神社时，她很愤怒。“我算是中国人当中对日本比较有好感的了，但看到他们在介绍中公然说当年侵华是为了帮助我们，我感到特别无法接受。”
22岁的蒋翼聪在这一点上与韩枫观点相似。83年前，他的曾祖父蒋光鼐率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抵御日军。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的很想原谅日本。”他说，“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不是他们总否定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背这个包袱呢？”
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中，中日双方都有不少人从未放弃走近对方的尝试。
截至2013年4月，包含语言学校学生在内，共有9.7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学习，约占日本留学生总数的60%。
日本是来华留学生生源大国，2013年排名第四。《中国教育年鉴》显示，2012年，日本来华留学生超过2.1万人。
45岁的矢野浩二可能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日本艺人之一。2000年，他来华发展，现已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家庭。
最初，他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坏人——做了各种坏事的鬼子兵，以各种方式死掉。
2007年之后，他开始寻求转型，从反战的士兵到现代商战剧中的日本老板。他在刚杀青的爱情喜剧《恋爱教父》中扮演一个内衣设计师。“那是个很‘变态’的角色，不过对爱情很认真。”他说。影片计划11月上映。
然而，即使成功如他也会有尴尬时候。一次主持节目时，他因一句玩笑话引起麻烦，这提醒他自己是一名日本人。“在中国，有些话中国人能说，但日本人不能说。”
中国导演陆川2009年拍完南京大屠杀题材影片《南京！南京！》后，希望能在日本上映，但他被日本朋友告知，那边阻力特别大。
谈到日本，陆川说，那里的友好人士让他印象深刻，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也对他影响很大。
但是，2011年《南京！南京！》在日本点映时，由于担心右翼分子捣乱，他们甚至联系了警方。在四五十名警察、五六辆警车的保护下，影片在东京放映了两场。
友好
——共同的期盼
山崎宏已离世快五年了。在他位于山东济南的家中，挂着两幅中国友人赠送的大篆书法：“悬壶济世”“良知”。对面墙上有一幅刻在木板上的书法作品：“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的。
山崎宏1907年生于日本冈山县，在日本侵华时应征入伍成为军医。在中国，他眼见部队一路烧杀抢掠，并非日本政府宣传的实现“日中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他逃跑了，在济南当了仓库管理员。
战后，山崎宏留在中国，娶妻生女，开了一家诊所，直到生命结束前一天都在看病。在他的诊台玻璃板下，压着一篇以“赎罪”为标题的文章。
“他一直以赎罪心态在工作。”他的女儿山雍蕴说。穷人看病，他从不收费用。当地政府部门给他两套房子，他只要一套；日本政府每年发给他的养老金，他几乎都捐了出去。
2007年，山崎宏100岁生日时，在遗体捐献证书上签了字。“他高兴得了不得，觉得自己的心愿终于得偿了。”山雍蕴说。
山雍蕴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讲一口地道的济南话，与当地人唯一的不同是她的日本姓氏。她说，父亲一辈子的希望就是中日“友谊无尽”，“可别闹得你打我、我打你的”。
山崎宏生前非常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看电视时特别关注有关日本的新闻。“前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老爷子要是活着，又得给日本写信了。”山雍蕴说。
像山崎宏这样期待两国亲善的中日人士并不少。
矢野浩二希望能扮演唐代的中日友好使者阿倍仲麻吕。
“我是演员，也是中日交流的‘管道’，”他说，“其实，各行各业每个从事与中日有关工作的人都是一个细细的‘管道’。这样的‘管道’越多越好，能够汇聚成一个很大的‘管道’。这样即使国家之间有冲突，有这些‘管道’在，百姓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断。”
他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年轻人的民间交流很活跃。“希望将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能回到七八十年代那样。”他说。
陆川表示，中日之间民间交流还不够，因此双方存在误解。他访问日本时，曾有观众表示不相信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
“伤痛的记忆需要平复、治愈。”他说，“双方需要多沟通，多了解。”
孟洁记得，刚工作不久写过批评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稿子，之后一段时间她对日本的态度比较极端。
2007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制作了《岩松看日本》的节目并出版同名书籍，对日本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时尚、娱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近距离观察。这改变了孟洁的看法。
“我想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可能和我曾经一样敌视对方，却连对方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说，“白岩松的书突然敲醒了我。”
白岩松在书中写道：“学会在存在问题并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交往，是未来几年中日间的课题。”
他还说：“先把爱恨放到一边，去了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解得多了，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Judy
35岁的杨海辉大学毕业后就在日企瑞萨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工作。2002年入职不久，他到日本接受培训，负责人就是岩男。
“他不但教我们工作，还利用休息时间开自己的车带我到处逛。”杨海辉说。临走前，岩男还为他准备了日本小吃和小礼物。这些年来两人一直有联系。
然而，交日本朋友的他曾是“愤青”。
改变
——在时间的数轴上
像中国和日本这样联系密切、情感复杂的邻国并不太多。中日交流有几千年历史，在唐宋达到高峰，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学、佛学等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几百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伤害。
杨海辉的祖父是一名老兵。在从小听抗日故事长大的他看来，日本等于“侵略者”。刚工作时，瑞萨还是合资公司，中方上司对他很好。杨海辉抱着学习先进技术的想法，才签了工作合同。
随后，他去过日本十多次，每次短则一周长则两三个月。他对日本的看法开始改变：“日本人大多很客气、很友善。他们做事认真，虽然有时缺乏变通。”
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他注意到日本人的变化：“十多年前，日本老一辈人由于战争原因对中国或多或少心怀愧疚，因此更友好。年青一代没经历过战争，没有老一代那样在意了。”
此外，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的经济低迷让民族危机意识很强的日本人感到压力。“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可能会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杨海辉说，“有时真担心老一代人不在了，日本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更不友好。”
中国人对日本的情感也在变化。
58岁的山西人马建钢，老家榆社县是抗日根据地，发生过著名的百团大战。他的伯父马定夫参加抗战，1943年牺牲。
但这些并未让他仇视日本。甚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对日本还颇有亲近感。彼时，中国屏幕上出现了不少日本影视剧，如《追捕》《望乡》《排球女将》《血疑》等。马建钢喜欢上了演员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有时还会抱着幼女马慧欣一起看。
他对日本电器也很认可。“刚有彩电的时候，都愿意买日本的。”他家第一台彩电是日立牌。
进入九十年代，马建钢的情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有很多日本争夺钓鱼岛的报道，还有他们修改教科书，我看后很生气。”他说。
34岁的马慧欣小时爱看日本动画片，如《花仙子》《聪明的一休》，虽然历史课本会讲到抗日战争，但她并没将其与现实生活太多联系起来，正如她不会因为英法联军曾火烧圆明园就讨厌今天的英国和法国。
她对日本的排斥心理是在工作后产生的。她成了一名公务员，看了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新闻报道后决定，尽可能不买日本产的东西。
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合作实施的2016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公众对两国关系现状认可度为近十年最低。受访中国公众对日负面印象比率保持高位，对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对不好”的比率达86.8%。而受访日本公众对中国印象“不好”或“相对不好”的比例达93.0%。
牵绊
——无处不在的日本元素
但想从生活中剔除日本元素并不容易。
马慧欣的儿子听过先辈抗日的故事，也会说些“打倒小日本”这样的话，但这并不影响他喜欢奥特曼。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上映时，母子俩一起去看过。马慧欣还有台佳能相机。
韩枫是“日货控”：从手机外壳到电脑鼠标，都是粉色的Hello Kitty图案。她用的东西，从家用电器到防雾霾口罩，都是日本产的。
“我用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品质好，并不会考虑它们是不是日本生产的。”她说，“谁不希望用品质好的东西呢？”
与朋友小聚，她也喜欢挑日本料理。对此，她的朋友孟洁（化名）有不同想法。
35岁的孟洁是媒体人，从内心对日本有些排斥，尽量不用日本产品，但作为一个推理迷，她无法回避横沟正史、江户川乱步、岛田庄司这些名字。
在贸易方面，瑞萨的杨海辉表示，目前中国生产的汽车，每十辆至少有一辆用的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芯片。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据日本财务省数据，2016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2.3%。日企去年对华实际投资额为43.3亿美元。目前，日本对华投资企业已超过23500家，遍及中国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南京大概是中国对日本最排斥的一个城市了。1937年冬，入侵日军在这座当时还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江南古城屠杀了至少30万士兵和平民。这一数字至今没有被日本方面承认。
出租车司机吴其峰有个原则：不载日本人。有一次，他从一家酒店接了三名客人。叫车的是个中国人，开始他并没在意，开到一半，听他们说话，意识到有两个是日本人，他就问那个中国人：“你怎么能把鬼子放我车里啊？”还没到目的地，他就让乘客下了车。
“南京像我这样拒载日本人的不少。”他说。
“总是有乘客问，为什么南京的出租车还有凯美瑞。”吴其峰说，对此他感到很丢人。
尽管吴其峰心结未解，尽管闹市区鲜见日式料理，但南京并未完全摒弃日本元素——购物中心里的日本品牌、书店里的日本书、本地最好外语中学里的日语班等，时时提醒着外来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省会城市。
纠结
——羡慕、排斥、尝试走近
日本国内的中国元素也越来越多。记者分别邮件采访了在日本的一名41岁的公务员、一名27岁的律师和一名52岁的公司职员，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表示，中餐与日本人口味较接近，会常去吃；中医药取材天然，让人有信任感：中国制造的衣服和电器也很常见。 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有所不同，公务员和律师对国土广阔、历史悠久、独生子女政策等印象较深，公司职员看到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经济发展背后的“一党制”和扩大的贫富差距。
中国人对日本的情感同样复杂。
韩枫来自东北，她祖母幼时在伪满洲国接受教育，会说日语。韩枫认为，自己对日本有亲近感，却绝不意味忘记日本入侵曾给中国带来的苦难。
“我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去旅游时，看到京都等地的建筑，都是中国风格啊。还有日本文化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是跟中国学的。”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看到日本就好像看到了中国曾经的一个侧面。”
不过，路过靖国神社时，她很愤怒。“我算是中国人当中对日本比较有好感的了，但看到他们在介绍中公然说当年侵华是为了帮助我们，我感到特别无法接受。”
22岁的蒋翼聪在这一点上与韩枫观点相似。83年前，他的曾祖父蒋光鼐率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抵御日军。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的很想原谅日本。”他说，“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不是他们总否定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背这个包袱呢？”
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中，中日双方都有不少人从未放弃走近对方的尝试。
截至2013年4月，包含语言学校学生在内，共有9.7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学习，约占日本留学生总数的60%。
日本是来华留学生生源大国，2013年排名第四。《中国教育年鉴》显示，2012年，日本来华留学生超过2.1万人。
45岁的矢野浩二可能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日本艺人之一。2000年，他来华发展，现已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家庭。
最初，他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坏人——做了各种坏事的鬼子兵，以各种方式死掉。
2007年之后，他开始寻求转型，从反战的士兵到现代商战剧中的日本老板。他在刚杀青的爱情喜剧《恋爱教父》中扮演一个内衣设计师。“那是个很‘变态’的角色，不过对爱情很认真。”他说。影片计划11月上映。
然而，即使成功如他也会有尴尬时候。一次主持节目时，他因一句玩笑话引起麻烦，这提醒他自己是一名日本人。“在中国，有些话中国人能说，但日本人不能说。”
中国导演陆川2009年拍完南京大屠杀题材影片《南京！南京！》后，希望能在日本上映，但他被日本朋友告知，那边阻力特别大。
谈到日本，陆川说，那里的友好人士让他印象深刻，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也对他影响很大。
但是，2011年《南京！南京！》在日本点映时，由于担心右翼分子捣乱，他们甚至联系了警方。在四五十名警察、五六辆警车的保护下，影片在东京放映了两场。
友好
——共同的期盼
山崎宏已离世快五年了。在他位于山东济南的家中，挂着两幅中国友人赠送的大篆书法：“悬壶济世”“良知”。对面墙上有一幅刻在木板上的书法作品：“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的。
山崎宏1907年生于日本冈山县，在日本侵华时应征入伍成为军医。在中国，他眼见部队一路烧杀抢掠，并非日本政府宣传的实现“日中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他逃跑了，在济南当了仓库管理员。
战后，山崎宏留在中国，娶妻生女，开了一家诊所，直到生命结束前一天都在看病。在他的诊台玻璃板下，压着一篇以“赎罪”为标题的文章。
“他一直以赎罪心态在工作。”他的女儿山雍蕴说。穷人看病，他从不收费用。当地政府部门给他两套房子，他只要一套；日本政府每年发给他的养老金，他几乎都捐了出去。
2007年，山崎宏100岁生日时，在遗体捐献证书上签了字。“他高兴得了不得，觉得自己的心愿终于得偿了。”山雍蕴说。
山雍蕴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讲一口地道的济南话，与当地人唯一的不同是她的日本姓氏。她说，父亲一辈子的希望就是中日“友谊无尽”，“可别闹得你打我、我打你的”。
山崎宏生前非常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看电视时特别关注有关日本的新闻。“前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老爷子要是活着，又得给日本写信了。”山雍蕴说。
像山崎宏这样期待两国亲善的中日人士并不少。
矢野浩二希望能扮演唐代的中日友好使者阿倍仲麻吕。
“我是演员，也是中日交流的‘管道’，”他说，“其实，各行各业每个从事与中日有关工作的人都是一个细细的‘管道’。这样的‘管道’越多越好，能够汇聚成一个很大的‘管道’。这样即使国家之间有冲突，有这些‘管道’在，百姓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断。”
他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年轻人的民间交流很活跃。“希望将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能回到七八十年代那样。”他说。
陆川表示，中日之间民间交流还不够，因此双方存在误解。他访问日本时，曾有观众表示不相信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
“伤痛的记忆需要平复、治愈。”他说，“双方需要多沟通，多了解。”
孟洁记得，刚工作不久写过批评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稿子，之后一段时间她对日本的态度比较极端。
2007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制作了《岩松看日本》的节目并出版同名书籍，对日本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时尚、娱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近距离观察。这改变了孟洁的看法。
“我想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可能和我曾经一样敌视对方，却连对方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说，“白岩松的书突然敲醒了我。”
白岩松在书中写道：“学会在存在问题并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交往，是未来几年中日间的课题。”
他还说：“先把爱恨放到一边，去了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解得多了，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J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