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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坐在我面前。他戴着鸭舌帽，喝着一杯绿茶，以一种令自己舒服的方式坐在沙发上。一个半小时的聊天中，他显得温和、克制，评述问题辩证、清晰，有条有理。似乎很矛盾。他在这本书里却写下了那么多激烈的言词。
刘仰在书中激烈表示：“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西方人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但眼前的刘仰在聊天中说。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向别人学习先进的东西。
他甚至希望借助这次采访，作一些澄清：“在我有些文章里面，我对美国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词激烈的地方，对别人造成感觉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这个意思，我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你和在书中的面貌，像是两个人?”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他的回答是，写文章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激动。
但是，坦率地讲。我宁愿相信这书里的激烈观点不过是一种书商对书的策划与包装，用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言论吸引最大量的读者；或者。这种激烈的姿态，出自作者们对于要解决书中诸多问题“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
关于后者，刘仰在采访中作过类似表示： “有时因为一边倒的舆论太强，你轻描淡写四平八稳地描述这个问题。可能引不起注意。”而另一位作者王小东也在访谈中说：这本书出来，就是要刺激一下知识分子的。
[二]
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看，书商张小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仰说，这本书最早的创意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基于2008年一整年，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从3·14事件到火炬到地震，他敏感，认为会找到大家共同关注的东西。”刘仰说。
张小波一开始找到刘仰、王小东和宋强，大家都觉得主意不错，但人不够。最后找到黄纪苏、宋晓军共同参与。
刘仰说，“开始关于形式也有过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先列个提纲，后来说列提纲也挺无聊的，反正大概是这些话题，大家敞开聊。上午聊完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考虑一下，有哪些话题要接着聊，下午重点安排这些话题……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状态。”
几个人关心的领域不一样，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方面比较多，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
书本来打算在2008年年底出，由于图书运作的关系，拖了几个月。大家对讲话稿作了补充，书中关于“内政的愤懑”，也作了不少删节，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两会结束之际推出。
根据刘仰的说法，张小波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无法听到他关于本书的策划经过。但我在出版业的朋友表示，这些年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的书，观点越激烈，越会受关注，而理性的观点，总是难以大卖。
所以面对眼前的刘仰，我始终无法判断，书中的一些激烈的观点，有多大程度上来自这5位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中西关系的真实判断。抑或是他们在书中带着情绪突出表露了观点中激烈的一面，而把类似于刘仰在聊天中所说的“我们仍要向美国学习”这样的话语省略掉了。
[三]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最受关注的是书中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中国要“持剑经商”，我们要有一个“英雄集团”。中国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作者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电话中说：“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袁伟时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
的确，许多读者发现，书中“大目标”“文艺腔”之类的概念被几位作者多次运用，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准确描述。对此刘仰解释：要讨论这个定义，那是很难的，也没有必要。“要把这个书看作纯粹的学术书，意义不大，老实说，我也不认为它是学术作品。”。
他对此书的定位很简单：就是一本畅销书。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却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许多批注。
他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100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他认为，“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许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经济学家杨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但他告诉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们的思路和路数，他赞成他们的看法。“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杨帆说，“这个事情争论得这么厉害，就有一帮中国人让美国人洗了脑子，对自己的民族长期的否定。”
刘仰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点。他并“不希望给大家脑子里灌输什么观念”。“对于观点可以见仁见智，我们不过是在书中提出一些问题，引起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四]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关注。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感叹，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本报的一位实习生采访了她的一些同学。她发现，有些同学挺喜欢这本书，但也有一些人没有看，觉得意思不大。一个女同学刚买了一本看完：“观点正不正确都是自己消化，我觉得最好抱着一个宽容的态度来看。”
这种“宽容”在13年前并不容易见到，当年说“不”的一代年轻人面临社会由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的巨大不适应，对西方采取了一种排斥性反应和对抗性思维。而这种对抗性逻辑，在开放的时代氛围里长大、熟悉了解西方的新一代年轻人中，已不大能见得到了。
在此意义上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新爱国青年，已与老一代“愤青”完成了代际更替。他们未必时刻高喊伟大崇高的目标，但却拥有生活的常识，习惯把宏大命题放在常识的框架里思考。
从目前来看，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摘自《南方周末》)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坐在我面前。他戴着鸭舌帽，喝着一杯绿茶，以一种令自己舒服的方式坐在沙发上。一个半小时的聊天中，他显得温和、克制，评述问题辩证、清晰，有条有理。似乎很矛盾。他在这本书里却写下了那么多激烈的言词。
刘仰在书中激烈表示：“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西方人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但眼前的刘仰在聊天中说。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向别人学习先进的东西。
他甚至希望借助这次采访，作一些澄清：“在我有些文章里面，我对美国的批判等等，可能也有言词激烈的地方，对别人造成感觉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这个意思，我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容易地看到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你和在书中的面貌，像是两个人?”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他的回答是，写文章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激动。
但是，坦率地讲。我宁愿相信这书里的激烈观点不过是一种书商对书的策划与包装，用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言论吸引最大量的读者；或者。这种激烈的姿态，出自作者们对于要解决书中诸多问题“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
关于后者，刘仰在采访中作过类似表示： “有时因为一边倒的舆论太强，你轻描淡写四平八稳地描述这个问题。可能引不起注意。”而另一位作者王小东也在访谈中说：这本书出来，就是要刺激一下知识分子的。
[二]
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看，书商张小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仰说，这本书最早的创意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基于2008年一整年，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从3·14事件到火炬到地震，他敏感，认为会找到大家共同关注的东西。”刘仰说。
张小波一开始找到刘仰、王小东和宋强，大家都觉得主意不错，但人不够。最后找到黄纪苏、宋晓军共同参与。
刘仰说，“开始关于形式也有过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先列个提纲，后来说列提纲也挺无聊的，反正大概是这些话题，大家敞开聊。上午聊完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考虑一下，有哪些话题要接着聊，下午重点安排这些话题……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状态。”
几个人关心的领域不一样，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方面比较多，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
书本来打算在2008年年底出，由于图书运作的关系，拖了几个月。大家对讲话稿作了补充，书中关于“内政的愤懑”，也作了不少删节，一直拖到2009年3月中旬两会结束之际推出。
根据刘仰的说法，张小波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无法听到他关于本书的策划经过。但我在出版业的朋友表示，这些年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的书，观点越激烈，越会受关注，而理性的观点，总是难以大卖。
所以面对眼前的刘仰，我始终无法判断，书中的一些激烈的观点，有多大程度上来自这5位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中西关系的真实判断。抑或是他们在书中带着情绪突出表露了观点中激烈的一面，而把类似于刘仰在聊天中所说的“我们仍要向美国学习”这样的话语省略掉了。
[三]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最受关注的是书中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中国要“持剑经商”，我们要有一个“英雄集团”。中国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作者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电话中说：“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袁伟时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
的确，许多读者发现，书中“大目标”“文艺腔”之类的概念被几位作者多次运用，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准确描述。对此刘仰解释：要讨论这个定义，那是很难的，也没有必要。“要把这个书看作纯粹的学术书，意义不大，老实说，我也不认为它是学术作品。”。
他对此书的定位很简单：就是一本畅销书。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却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许多批注。
他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100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他认为，“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许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经济学家杨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但他告诉我们，这些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知道他们的思路和路数，他赞成他们的看法。“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杨帆说，“这个事情争论得这么厉害，就有一帮中国人让美国人洗了脑子，对自己的民族长期的否定。”
刘仰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点。他并“不希望给大家脑子里灌输什么观念”。“对于观点可以见仁见智，我们不过是在书中提出一些问题，引起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四]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关注。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感叹，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本报的一位实习生采访了她的一些同学。她发现，有些同学挺喜欢这本书，但也有一些人没有看，觉得意思不大。一个女同学刚买了一本看完：“观点正不正确都是自己消化，我觉得最好抱着一个宽容的态度来看。”
这种“宽容”在13年前并不容易见到，当年说“不”的一代年轻人面临社会由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的巨大不适应，对西方采取了一种排斥性反应和对抗性思维。而这种对抗性逻辑，在开放的时代氛围里长大、熟悉了解西方的新一代年轻人中，已不大能见得到了。
在此意义上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新爱国青年，已与老一代“愤青”完成了代际更替。他们未必时刻高喊伟大崇高的目标，但却拥有生活的常识，习惯把宏大命题放在常识的框架里思考。
从目前来看，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