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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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虽然方便,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生出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不久,刘太行和农村的孩子一样,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解放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刘弥群说:“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们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是按照父亲教导做的。”刘弥群说。
  (编辑/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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