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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1日至7日，周恩来总理在广东新会县视察工作，停留了7天6夜。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一个南方的县视察7天，时间不可谓不长。从《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来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一个县停留整整一个星期的这种行程安排，是空前绝后的。
周恩来在新会的行程中，有一个格外值得注意的地点——崖门古炮台。7月4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从会城乘坐电船沿银洲湖南下，到古井镇长烽农业合作社（现官冲村）视察后，又步行到附近的崖山考察。
崖山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的行宫故址，是南宋海军与元海军的决战之地。后人为了纪念南宋，曾在这里修建了全节庙、大忠祠、义士祠等。1939年日军侵占广东沿海地区，新会沦陷，日军毁灭了这些庙和祠。上世纪50年代，新会县政府组织当地民众清理庙、祠遗址残垣，挖出碑刻11块，兴建碑亭一座。
周恩来登上崖山，缓步来到碑亭，仔细观看残存的碑石和碑文，看了《慈元庙碑》，再看《全节庙碑》，一边看，一边向在场的干部、群众评说宋元大海战这场历史战事。随后，周恩来登上官冲的狮头山，群众把当地特有的两条龙缠山桔树枝送给总理，并讲述了龙缠山桔与南宋皇帝在新会的历史传说。接着，周恩来乘船南行，前往崖门古炮台。他站在船头，察看这个祖国南大门重要出海口的地势，环望崖门口的古炮台和两岸的险要地形，船只缓缓行驶，在崖门海口徐徐转圈，随后返回县城。
宋元的这场大海战，是在新会崖门以大宋全军覆没而告终，崖门因此不仅在宋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在中国朝代更替史上成为特别的一页。
崖山之战
元军在襄樊之战大破宋军后，直逼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德佑二年（1276），南宋朝廷求和不成，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临安陷落。
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晋封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成为皇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弟弟赵昺被加封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
宋端宗赵昰登基后，元朝加紧灭宋步伐。景炎二年（1277），福州沦陷，宋端宗的南宋行朝直奔泉州，张世杰要求借船，遭到泉州城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得逃往广东。宋端宗乘船前往雷州，不料途中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几乎溺死，因此得病。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先驱前往，后来“二王”数次召他回朝，他都不回，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终老。
端宗病逝后，由其弟、7岁的卫王赵昺在碙州梅蔚（今香港大屿山梅窝乡）登基，年号祥兴，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帝师）张世杰护卫赵昺逃到崖山，在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
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被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生擒，在此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今天香港九龙城的宋王台和侯王庙，都是纪念宋端宗一行的。另外，宋端宗母亦葬于九龙城，人称金夫人墓，后来此处兴建了天主教的圣三一堂，金夫人墓随之湮没。
祥兴二年（1279），元将张弘范大举进攻赵昺朝廷。随后，攻占广州不久的西夏后裔李恒也带领军队加入元军。此时，宋军占有明显优势：宋军兵力约有20万，战船千多艘；元军只有2万人，战船50余艘，且北方人不习海战，多晕眩不支。这时，宋军中有人建议，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西边的撤退路线。张世杰为防止士兵逃亡，否决建议，并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据点；又下令将千艘战船以连环船的办法用大绳索一字形连贯在海湾内，并将赵昺的龙舟安排在军队中间。
元军以小船载茅草和脂膏，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宋船皆涂泥防范，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火攻不成，元军便以水师封锁海湾，又以陆军断绝宋军汲水、砍柴的道路。宋军连吃干粮10余日，将士们口干舌燥，许多士兵以海水解渴，导致脸部浮肿，大量呕泄。张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大战元军，张弘范擒张世杰之外甥韩某，三次向张世杰招降，未果。
二月六日癸未，张弘范预备猛攻，军中有人建议先用火炮，张弘范认为，火炮会打乱宋军的一字阵型，令其容易撤退，没有采纳建议。次日，张弘范将其军分成四股，宋軍的东、南、北三面皆驻一军；张弘范自己带领一军，与宋军相去里余，并约定以奏乐为总攻讯号。
元军北军首先乘潮进攻宋军北边，没有成功，李恒等人顺潮而退。随后，元军假装奏乐，宋军以为元军正在宴会，稍微松懈。正午时段，张弘范的水师正面进攻，用布遮蔽预先建成的船楼，各伏兵负盾俯伏，在矢雨下驶近宋船。两边船舰接近，元军鸣金、撤布，发起交战，连破7艘宋船。宋师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阵营。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乃抽调精兵，和苏刘义带领余部10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
赵昺的船在军队中间，43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不少后宫和大臣亦相继跳海。据《宋史》记载，战况极其惨烈，举世罕见。事后，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死讯后，亦赴海自尽，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后，张世杰也在狂风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海陵岛对开海面）。
文天祥因早前在五坡岭被俘，一直被拘禁在元军舰船上，亲眼目睹宋军大败，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悼念。
此后，崖山作为宋朝覆灭之地，一直受到后人纪念。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专门前去祭拜，其意义是要弘扬不屈的精神和气节，鼓励全国军民对日抗战到底。
崖山战役的范围今已不可考，约位于新会区南5公里，在南海与银洲湖相接的地方，以古井镇官冲村的一个无名小丘为中心，北起银洲湖，南至崖门口，方圆数十里的水陆区域。当地的“国母坟”有可能是杨太后的陵墓。离崖山祠约4公里、屹立于崖门对开海面的崖门奇石附近，相传就是张世杰连贯千艘军船、陆秀夫背着赵昺跳海之地。张弘范灭宋后，在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元史·张弘范列传》记载，“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相传明成化年间，御史徐瑁对石上十二字深恶痛绝，命人铲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但朝野争议不断，最终没有刻成。1949年后，原凿字奇石被毁。1964年，由田汉题字于新石碑上，新碑文为“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周恩来抚今追昔
熟悉中国历史脉络的周恩来来到崖山凭吊，抚今追昔，思绪澎湃。他在这个地方发表的谈话，要点有三：一是高度肯定民族气节，二是从军事角度总结宋军的不足，三是指出南宋主要亡于腐败。
周恩来在崖山对当地陪同人员说：“崖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古迹，还是有意义的，宋朝虽然灭亡了，但当时的许多人还是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气节。”周恩来一生重视民族气节，在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将民族气节放在重要位置。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资源。周恩来视察新会，不忘专门来到崖山凭吊古战场，并强调崖山所代表的民族气节，这在今天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球华人的激励。
周恩来在碑亭看《崖门览古》碑文时，若有所思，向在场的人们说：“‘航海岂图存？’（碑文）陆秀夫不应该跳海死，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到那里可以搞根据地，还可以打嘛！到那里进可攻，退可守，打下去是有前途的。”对于崖山之役，历来的评论很多，周恩来的这个说法则是前无古人的。这反映了他作为军事家的素质以及长期军事领导的经验。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1958年时，周恩来不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全军拥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对南宋军队在抗元上的战略错误一针见血，那就是宋军不该一味往南方海边逃窜，而是可以退守周边的海岛，建立根据地。在崖山决战前，南宋的实力仍然数倍于元军，兵力20余万，战船数千，粮草充足，财力雄厚，兼有水土、地利之优势，也是民心所向。而元军兵马5万，船不过50艘，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也得不到民众支持。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辅佐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丰富的战略决策经验； 1949年后，在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和一江山岛战役中，周恩来都参与决策。有了这样丰富的战略决策经验，难怪他在崖山碑亭阅读碑文、视察崖门地形与战场遗址，联想到南宋晚年的抗元史实后，一语道破陆秀夫（实际相当于整个南宋王朝决策指挥系统）的战略错误。
1998年6月，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罗青长到新会参加纪念周恩来视察新会40周年的活动时，对记者谈到，40年前，在参观崖山古炮台时，周总理望着滔滔的崖海古战场，向大家讲述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南宋之所以灭亡，主要原因是内部腐败。后来周总理还多次对他人提到这段历史故事，告诫大家要警惕和防止腐败。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较为繁荣、科技较为发达、文化较为昌盛、艺术较为高深、人民生活水平较为富裕的朝代。宋代的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有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等被发明出来或是得到大规模运用。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了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
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朝的综合实力有着直接联系。宋代中国的GDP占全球50%，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宋朝也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中解放的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人们可以在银行贷款、异地付款等。
北宋时期，各地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应运而生，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期，军器所的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1200余人；绫锦院织工达400余人。除公办工厂外，一些私办工厂也相继大量出现并繁荣发展。因为经济空前繁荣，钱币的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然而，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土地兼并加剧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长江中下游的圩田多被皇室、大官僚、文臣武将所占领。秦桧占有大量圩田，大将张俊被解除兵权后，每岁收租米仍有60万斛。大将杨沂中在楚州一地占有良田3万多亩。兼并之风越演越烈，宋理宗时期有人说：“国朝驻跸钱塘百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口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今百姓之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矣。”到了南宋末年，这种情形变得更加严重。
农民手中土地越来越少，租赋却很沉重。南宋地域仅及北宋盛时的1/2，但政府的开支却大大超过前代；江西一路的在户籍口数和土地数量只有前代的1/3，但税收却超过以往。正税是夏、秋两税及身丁钱米等，交纳时还要加征各种“正耗”“加耗”等，连军费、赔偿金人的费用都加在人民身上。正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比如“月桩钱”，这是为供给军事开支而设的；有“经总制钱”，这是把北宋宣和年间的经制钱和高宗时的总制钱合在一起的一种杂税，规定百姓在交易田产房屋、牛羊等物品时要抽一定的税。
宋理宗时期，皇帝沉溺美色，怠于政事，导致奸相权臣贾似道掌握实权，加速了南宋灭亡。贾似道连年滥印纸币，造成物价飞涨，城市工商业、农业乃至国民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国力迅速衰微。大臣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的四个弊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结果被连贬三级。咸淳六年（1270），正当襄、樊被围，南宋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之际，贾似道却悠闲地躺在葛岭私宅中，过着极端堕落的生活。
吏治腐败、朝政混乱、民不聊生，纵观南宋末年全局，岂有不亡之理？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加紧了改朝换代的进程。
宋朝由盛转衰，过程让人惋惜。周恩来很喜欢宋朝的诗词，晚年放在床头上的就是《宋词选》。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周恩来在新会的行程中，有一个格外值得注意的地点——崖门古炮台。7月4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从会城乘坐电船沿银洲湖南下，到古井镇长烽农业合作社（现官冲村）视察后，又步行到附近的崖山考察。
崖山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的行宫故址，是南宋海军与元海军的决战之地。后人为了纪念南宋，曾在这里修建了全节庙、大忠祠、义士祠等。1939年日军侵占广东沿海地区，新会沦陷，日军毁灭了这些庙和祠。上世纪50年代，新会县政府组织当地民众清理庙、祠遗址残垣，挖出碑刻11块，兴建碑亭一座。
周恩来登上崖山，缓步来到碑亭，仔细观看残存的碑石和碑文，看了《慈元庙碑》，再看《全节庙碑》，一边看，一边向在场的干部、群众评说宋元大海战这场历史战事。随后，周恩来登上官冲的狮头山，群众把当地特有的两条龙缠山桔树枝送给总理，并讲述了龙缠山桔与南宋皇帝在新会的历史传说。接着，周恩来乘船南行，前往崖门古炮台。他站在船头，察看这个祖国南大门重要出海口的地势，环望崖门口的古炮台和两岸的险要地形，船只缓缓行驶，在崖门海口徐徐转圈，随后返回县城。
宋元的这场大海战，是在新会崖门以大宋全军覆没而告终，崖门因此不仅在宋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在中国朝代更替史上成为特别的一页。
崖山之战
元军在襄樊之战大破宋军后，直逼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德佑二年（1276），南宋朝廷求和不成，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临安陷落。
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晋封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成为皇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弟弟赵昺被加封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
宋端宗赵昰登基后，元朝加紧灭宋步伐。景炎二年（1277），福州沦陷，宋端宗的南宋行朝直奔泉州，张世杰要求借船，遭到泉州城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得逃往广东。宋端宗乘船前往雷州，不料途中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几乎溺死，因此得病。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先驱前往，后来“二王”数次召他回朝，他都不回，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终老。
端宗病逝后，由其弟、7岁的卫王赵昺在碙州梅蔚（今香港大屿山梅窝乡）登基，年号祥兴，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帝师）张世杰护卫赵昺逃到崖山，在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
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被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生擒，在此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今天香港九龙城的宋王台和侯王庙，都是纪念宋端宗一行的。另外，宋端宗母亦葬于九龙城，人称金夫人墓，后来此处兴建了天主教的圣三一堂，金夫人墓随之湮没。
祥兴二年（1279），元将张弘范大举进攻赵昺朝廷。随后，攻占广州不久的西夏后裔李恒也带领军队加入元军。此时，宋军占有明显优势：宋军兵力约有20万，战船千多艘；元军只有2万人，战船50余艘，且北方人不习海战，多晕眩不支。这时，宋军中有人建议，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西边的撤退路线。张世杰为防止士兵逃亡，否决建议，并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据点；又下令将千艘战船以连环船的办法用大绳索一字形连贯在海湾内，并将赵昺的龙舟安排在军队中间。
元军以小船载茅草和脂膏，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宋船皆涂泥防范，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火攻不成，元军便以水师封锁海湾，又以陆军断绝宋军汲水、砍柴的道路。宋军连吃干粮10余日，将士们口干舌燥，许多士兵以海水解渴，导致脸部浮肿，大量呕泄。张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大战元军，张弘范擒张世杰之外甥韩某，三次向张世杰招降，未果。
二月六日癸未，张弘范预备猛攻，军中有人建议先用火炮，张弘范认为，火炮会打乱宋军的一字阵型，令其容易撤退，没有采纳建议。次日，张弘范将其军分成四股，宋軍的东、南、北三面皆驻一军；张弘范自己带领一军，与宋军相去里余，并约定以奏乐为总攻讯号。
元军北军首先乘潮进攻宋军北边，没有成功，李恒等人顺潮而退。随后，元军假装奏乐，宋军以为元军正在宴会，稍微松懈。正午时段，张弘范的水师正面进攻，用布遮蔽预先建成的船楼，各伏兵负盾俯伏，在矢雨下驶近宋船。两边船舰接近，元军鸣金、撤布，发起交战，连破7艘宋船。宋师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阵营。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乃抽调精兵，和苏刘义带领余部10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
赵昺的船在军队中间，43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不少后宫和大臣亦相继跳海。据《宋史》记载，战况极其惨烈，举世罕见。事后，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死讯后，亦赴海自尽，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后，张世杰也在狂风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海陵岛对开海面）。
文天祥因早前在五坡岭被俘，一直被拘禁在元军舰船上，亲眼目睹宋军大败，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悼念。
此后，崖山作为宋朝覆灭之地，一直受到后人纪念。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专门前去祭拜，其意义是要弘扬不屈的精神和气节，鼓励全国军民对日抗战到底。
崖山战役的范围今已不可考，约位于新会区南5公里，在南海与银洲湖相接的地方，以古井镇官冲村的一个无名小丘为中心，北起银洲湖，南至崖门口，方圆数十里的水陆区域。当地的“国母坟”有可能是杨太后的陵墓。离崖山祠约4公里、屹立于崖门对开海面的崖门奇石附近，相传就是张世杰连贯千艘军船、陆秀夫背着赵昺跳海之地。张弘范灭宋后，在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元史·张弘范列传》记载，“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相传明成化年间，御史徐瑁对石上十二字深恶痛绝，命人铲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但朝野争议不断，最终没有刻成。1949年后，原凿字奇石被毁。1964年，由田汉题字于新石碑上，新碑文为“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周恩来抚今追昔
熟悉中国历史脉络的周恩来来到崖山凭吊，抚今追昔，思绪澎湃。他在这个地方发表的谈话，要点有三：一是高度肯定民族气节，二是从军事角度总结宋军的不足，三是指出南宋主要亡于腐败。
周恩来在崖山对当地陪同人员说：“崖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古迹，还是有意义的，宋朝虽然灭亡了，但当时的许多人还是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气节。”周恩来一生重视民族气节，在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将民族气节放在重要位置。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资源。周恩来视察新会，不忘专门来到崖山凭吊古战场，并强调崖山所代表的民族气节，这在今天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球华人的激励。
周恩来在碑亭看《崖门览古》碑文时，若有所思，向在场的人们说：“‘航海岂图存？’（碑文）陆秀夫不应该跳海死，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到那里可以搞根据地，还可以打嘛！到那里进可攻，退可守，打下去是有前途的。”对于崖山之役，历来的评论很多，周恩来的这个说法则是前无古人的。这反映了他作为军事家的素质以及长期军事领导的经验。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1958年时，周恩来不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全军拥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对南宋军队在抗元上的战略错误一针见血，那就是宋军不该一味往南方海边逃窜，而是可以退守周边的海岛，建立根据地。在崖山决战前，南宋的实力仍然数倍于元军，兵力20余万，战船数千，粮草充足，财力雄厚，兼有水土、地利之优势，也是民心所向。而元军兵马5万，船不过50艘，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也得不到民众支持。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辅佐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丰富的战略决策经验； 1949年后，在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和一江山岛战役中，周恩来都参与决策。有了这样丰富的战略决策经验，难怪他在崖山碑亭阅读碑文、视察崖门地形与战场遗址，联想到南宋晚年的抗元史实后，一语道破陆秀夫（实际相当于整个南宋王朝决策指挥系统）的战略错误。
1998年6月，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罗青长到新会参加纪念周恩来视察新会40周年的活动时，对记者谈到，40年前，在参观崖山古炮台时，周总理望着滔滔的崖海古战场，向大家讲述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南宋之所以灭亡，主要原因是内部腐败。后来周总理还多次对他人提到这段历史故事，告诫大家要警惕和防止腐败。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较为繁荣、科技较为发达、文化较为昌盛、艺术较为高深、人民生活水平较为富裕的朝代。宋代的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有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等被发明出来或是得到大规模运用。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了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
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朝的综合实力有着直接联系。宋代中国的GDP占全球50%，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宋朝也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中解放的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人们可以在银行贷款、异地付款等。
北宋时期，各地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应运而生，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期，军器所的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1200余人；绫锦院织工达400余人。除公办工厂外，一些私办工厂也相继大量出现并繁荣发展。因为经济空前繁荣，钱币的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然而，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土地兼并加剧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长江中下游的圩田多被皇室、大官僚、文臣武将所占领。秦桧占有大量圩田，大将张俊被解除兵权后，每岁收租米仍有60万斛。大将杨沂中在楚州一地占有良田3万多亩。兼并之风越演越烈，宋理宗时期有人说：“国朝驻跸钱塘百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口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今百姓之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矣。”到了南宋末年，这种情形变得更加严重。
农民手中土地越来越少，租赋却很沉重。南宋地域仅及北宋盛时的1/2，但政府的开支却大大超过前代；江西一路的在户籍口数和土地数量只有前代的1/3，但税收却超过以往。正税是夏、秋两税及身丁钱米等，交纳时还要加征各种“正耗”“加耗”等，连军费、赔偿金人的费用都加在人民身上。正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比如“月桩钱”，这是为供给军事开支而设的；有“经总制钱”，这是把北宋宣和年间的经制钱和高宗时的总制钱合在一起的一种杂税，规定百姓在交易田产房屋、牛羊等物品时要抽一定的税。
宋理宗时期，皇帝沉溺美色，怠于政事，导致奸相权臣贾似道掌握实权，加速了南宋灭亡。贾似道连年滥印纸币，造成物价飞涨，城市工商业、农业乃至国民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国力迅速衰微。大臣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的四个弊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结果被连贬三级。咸淳六年（1270），正当襄、樊被围，南宋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之际，贾似道却悠闲地躺在葛岭私宅中，过着极端堕落的生活。
吏治腐败、朝政混乱、民不聊生，纵观南宋末年全局，岂有不亡之理？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加紧了改朝换代的进程。
宋朝由盛转衰，过程让人惋惜。周恩来很喜欢宋朝的诗词，晚年放在床头上的就是《宋词选》。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