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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
成立之初，民盟作为中间力量，“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随着时势的发展，民盟逐渐由走中间路线转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新政协筹备和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集合“三党三派”
1939年11月23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由国民参政会中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政员，如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
但“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之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各方力量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
在此背景下，黄炎培、张澜等人“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对此也给予了支持。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参加者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张澜。盟员公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时年69岁的张澜接任。
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
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
同年冬，张澜亲自发动四川和云南的国民党要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成为秘密盟员。5年后，当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头时，这些盟员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各方面的损失。
从力促和谈到拒做调解人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共同斗争，力促和谈成功。
与此同时，他们还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一批优秀的民盟成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
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此后，民盟地方组织和成员转入地下斗争。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次会议被视为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在政治上的新生。
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電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请求张澜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
“得天下者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介绍就走上前去。
张澜被称为川北圣人，当时流传“得四川必先得张澜”的说法。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迎接，他都没有去。
8月3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会晤后，登门拜访张澜。
据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回忆，毛泽东到了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
张澜当时就愣住了。毛泽东走后，感慨万分的他，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
后来他对家人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当时，有来自解放区的同志看张澜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表示反对。
朱德说：“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有他早的。”从辛亥革命之前的“保路风潮”，到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张澜在川北组织自治，再到冒着杀头风险组织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彻底地孤立国民党、蒋介石，这些事实令大家折服。
事实上，此前，周恩来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
然后，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这就是《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的张澜的形象。
成立之初，民盟作为中间力量，“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随着时势的发展，民盟逐渐由走中间路线转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新政协筹备和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集合“三党三派”
1939年11月23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由国民参政会中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政员，如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
但“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之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各方力量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
在此背景下，黄炎培、张澜等人“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对此也给予了支持。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参加者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张澜。盟员公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时年69岁的张澜接任。
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
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
同年冬，张澜亲自发动四川和云南的国民党要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成为秘密盟员。5年后，当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头时，这些盟员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各方面的损失。
从力促和谈到拒做调解人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共同斗争，力促和谈成功。
与此同时，他们还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一批优秀的民盟成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
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此后，民盟地方组织和成员转入地下斗争。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次会议被视为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在政治上的新生。
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電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请求张澜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
“得天下者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介绍就走上前去。
张澜被称为川北圣人，当时流传“得四川必先得张澜”的说法。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迎接，他都没有去。
8月3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会晤后，登门拜访张澜。
据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回忆，毛泽东到了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
张澜当时就愣住了。毛泽东走后，感慨万分的他，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
后来他对家人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当时，有来自解放区的同志看张澜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表示反对。
朱德说：“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有他早的。”从辛亥革命之前的“保路风潮”，到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张澜在川北组织自治，再到冒着杀头风险组织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彻底地孤立国民党、蒋介石，这些事实令大家折服。
事实上，此前，周恩来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
然后，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这就是《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的张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