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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估计是中国一种特有的特殊的人员流动方式。常见于政府及公营机构，被借调人员从原任单位临时性被其他机构单位“借”用任职，执行指定的任务，被借用人员原有隶属关系不变。
被借单位出钱出工，某种意义上，是借调单位“揩”了被借调单位的“油”。在政府和公营机构占主导地位、拥有最大资源的社会，这种借调“揩油”自然常见，而且理由总是冠冕堂皇。
临近1990年代中期，我也曾是借调大军中的一员。20年前，我的中学好友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熟人，当时是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的一位领导。同学的本意，是希望这位领导推荐我去光明日报社。
我当时困守在北京大兴的黄村，信息闭塞，就是报纸到那儿，也要比城里晚个一两天，压根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报纸管理司。领导看了我的简历，觉得我还不错，约我见一下。于是，我从大兴黄村，倒转各路汽车，到了东四南大街，去拜访这位领导。
聊下来，领导觉得我素质不错。领导跟我介绍了《光明日报》的一些情况，然后说，也别去什么报社了，司里缺人手，建议我先借调到司里，如果表现不错，过一年办正式手续调司里工作。
当时我所在的印刷学院是新闻出版署下属单位，借调到署机关工作的人不少。那时候国家机构远不如今日公务员吃香，许多人就像我，对国家机构的内部设置一无所知，不过，离开大兴黄村的念头强过了职业选择，而且国家机关未来还有分房的可能—此时我已在谈婚论嫁了，现实的考虑自然也很重要。于是，我一口应承，愿意先到报纸管理司帮忙。
暑假期间，领导让我到报纸管理司南方处帮忙。其时，我并没有想到，我的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彼时的中国，小平南巡之后，报纸改革初起，活跃得很。在报纸司来往的，有各部委各省市报纸出版管理部门的人员，有主流的部委省市机关报的领导，也有当时还在边缘的市场化报纸的领导；报纸司还订有各种港台报纸，比如《联合报》、《中央日报》、《明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等等。
这些人员和报纸，于我，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过去我没有任何机会有这样的交流和接触。我的世界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完全不同于在黄村时的信息闭塞。我后来常跟朋友说，我在传媒行业的成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而这开始，便是从借调时开始的。
除了这样的机会，我借调期间，第一次跟着领导出差写文件是去大连，是讨论报纸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会议，第一次参与文件会签前提建议是全国妇联的“母乳喂养好”—有些滑稽，不过彼时文件的文字质量还是不错的……
借调期间，我跟署机关的许多正式员工熟悉了，包括中午跟棋友一起下棋，有了几个忘年交。但是，我的借调手续一直没有正式办。暑假过后，报纸司领导给学院领导打了招呼，希望继续借调我。就这样，我继续来回坐班车或者公交车，往返于东四南大街与北京大兴黄村之间，虽然非常累，但有新鲜感。
我并没有等来借调之后正式调入机关的机会。也就是从1994年底开始，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央国家机关要求从1995年起，副处以下的公务员调入，必须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公务员公开招考。于是，在1995年，我正式报考了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公务员，人事部统一的试卷考试，我考了所有在职报考新闻出版署人员的第一名，面试得了报纸司第二名—面试官都是熟人，这多少占了借调的光。
也就在借调期间，我还参加了北京市高教局组织的教师职称资格评定英语统一考试，拿到了哲学讲师的头衔。我也没想到，讲师，这将是我人生拥有的最高职称。
被借单位出钱出工，某种意义上，是借调单位“揩”了被借调单位的“油”。在政府和公营机构占主导地位、拥有最大资源的社会，这种借调“揩油”自然常见，而且理由总是冠冕堂皇。
临近1990年代中期，我也曾是借调大军中的一员。20年前，我的中学好友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熟人，当时是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的一位领导。同学的本意，是希望这位领导推荐我去光明日报社。
我当时困守在北京大兴的黄村，信息闭塞，就是报纸到那儿，也要比城里晚个一两天，压根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报纸管理司。领导看了我的简历，觉得我还不错，约我见一下。于是，我从大兴黄村，倒转各路汽车，到了东四南大街，去拜访这位领导。
聊下来，领导觉得我素质不错。领导跟我介绍了《光明日报》的一些情况，然后说，也别去什么报社了，司里缺人手，建议我先借调到司里，如果表现不错，过一年办正式手续调司里工作。
当时我所在的印刷学院是新闻出版署下属单位，借调到署机关工作的人不少。那时候国家机构远不如今日公务员吃香，许多人就像我，对国家机构的内部设置一无所知，不过，离开大兴黄村的念头强过了职业选择，而且国家机关未来还有分房的可能—此时我已在谈婚论嫁了，现实的考虑自然也很重要。于是，我一口应承，愿意先到报纸管理司帮忙。
暑假期间，领导让我到报纸管理司南方处帮忙。其时，我并没有想到，我的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彼时的中国，小平南巡之后，报纸改革初起，活跃得很。在报纸司来往的，有各部委各省市报纸出版管理部门的人员，有主流的部委省市机关报的领导，也有当时还在边缘的市场化报纸的领导；报纸司还订有各种港台报纸，比如《联合报》、《中央日报》、《明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等等。
这些人员和报纸，于我，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过去我没有任何机会有这样的交流和接触。我的世界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完全不同于在黄村时的信息闭塞。我后来常跟朋友说，我在传媒行业的成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而这开始，便是从借调时开始的。
除了这样的机会，我借调期间，第一次跟着领导出差写文件是去大连，是讨论报纸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会议，第一次参与文件会签前提建议是全国妇联的“母乳喂养好”—有些滑稽，不过彼时文件的文字质量还是不错的……
借调期间，我跟署机关的许多正式员工熟悉了，包括中午跟棋友一起下棋，有了几个忘年交。但是，我的借调手续一直没有正式办。暑假过后，报纸司领导给学院领导打了招呼，希望继续借调我。就这样，我继续来回坐班车或者公交车，往返于东四南大街与北京大兴黄村之间，虽然非常累，但有新鲜感。
我并没有等来借调之后正式调入机关的机会。也就是从1994年底开始，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央国家机关要求从1995年起，副处以下的公务员调入，必须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公务员公开招考。于是，在1995年，我正式报考了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公务员，人事部统一的试卷考试，我考了所有在职报考新闻出版署人员的第一名，面试得了报纸司第二名—面试官都是熟人，这多少占了借调的光。
也就在借调期间，我还参加了北京市高教局组织的教师职称资格评定英语统一考试，拿到了哲学讲师的头衔。我也没想到，讲师，这将是我人生拥有的最高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