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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展了“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元帅曾任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他深入群众、作风严谨、实事求是，深得“三线建设”职工的爱戴。在职工们的印象中，他永远都是那样的随和、平易近人，但却有一件事除外——那一次，他坚决地拒绝了与彭真等人合影的要求。可能至今，仍有很多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彭真风尘仆仆来到蓉城
1966年3月的一天，时任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让他到锦江宾馆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彭德怀赶到锦江宾馆，推开会议室的门一看，坐在正中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德怀见状不禁停住了脚步……
1965年9月11日，被罢官后迁往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彭德怀突然接到彭真打来的电话，让他速去人民大会堂，说有急事相商。已经在挂甲屯种田度日达6年之久的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匆匆忙忙换了一件衣裳，直奔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站起来同他握手。然而，“二彭”相见，谈得却并不投机。
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基于目前国际形势，决定建设大三线的部署。彭德怀仔细地听着，一言不发。彭真说：“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倔强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还怎么干工作!”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无语而对。
在1966年前后，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中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经破裂，在中国北方，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集了数十万军队；在中国南方，美军侵占了越南的大片领土，战火随时可能烧过友谊关；在中国西部，中印边境反击战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印度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东部的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仍在“巡逻”。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鉴于这样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加快“大三线”建设的指示。经过认真考虑，毛泽东决定让已被罢官6年的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可是，庐山会议的阴影仍在，彭德怀愿不愿意离京赴任呢?毛泽东因此让彭真首先出面，找彭德怀谈话，试探一下彭德怀的态度。
彭德怀向彭真袒露了自己的想法：自从平江起义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自己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磊落光明，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年6月16日，自己曾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八万言，陈述自己的心声。之所以写这封“八万言书”，目的在于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自己的历史，给历史和本人一个公正的结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对在庐山会议上与自己一同遭到批判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自己既没有被通知参加这个大会，也未将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但信交上去之后，却一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难道自己就永远这么不明不白地背着这口“反党集团”的黑锅……彭德怀这些早已闷在心里的话，此时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彭真和乔明甫认真地听着。
彭德怀在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认真地对彭真说道：“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彭德怀表示自己早已跟军队脱离了关系。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自己犯了错误，说话无人听，说对说错下面的同志都会怀疑，不好开展工作。同时自己对工业的确不熟悉，还是到农村去作调查好，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并希望干自己熟悉的工作。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也许是一次命运的转机，是对他这位“反党集团头子”的一次“宽容”，一次“悔改”的机会。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既然犯了错误，并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六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就这么去干工作，下面的同志如何听自己的指挥，自己又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干不好就会给三线建设带来损失，这个责任重大，还不如自己尽早提出来。于是他站起来说：“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彭真见彭德怀不愿“出山”，只好回去向毛泽东汇报。
彭德怀拒绝与彭真合影
彭真没有做通彭德怀的工作，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就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虽然最终经与毛泽东的面谈后，彭德怀还是到成都就任了这个“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彭德怀与彭真搭档工作时，难免有些尴尬。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头也不抬，走上前去，找了个座位坐下，抽出香烟，独自抽了起来。
彭真看着彭德怀，也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过去一直是不抽烟的。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直沉默，很少发言，只有当彭真问到他分管的工作时，才偶尔讲上几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的成绩来……”
会议开始，各部门分别汇报了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彭真对前几天他在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时所掌握的情况也向与会的同志们作了通报，并传达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
第二天上午，根据昨天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同志分组进行了讨论。彭德怀被分配在川东组，他根据自己在各地考察、了解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加快三线建设步伐的一些设想和措施，讲得十分透彻，也很结合实际。川东组在他的带动下，发言都很积极，大家的情绪也很高。正在这时，有人通知各组讨论会暂时停止，大家—起到外面去与彭真同志合影。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一起往外走，在锦江宾馆外面集合、整队。不一会儿，彭真从大会堂里面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跟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程子华(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阎秀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廖志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人员热烈鼓掌。 彭真等人按照已留好的位子入座。摄影师调好了镜头，准备按下快门。突然，有人发现合影的人员中少了彭德怀。原来，彭德怀听说彭真等人要接见参加三线建委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与大家合影，就在大家集合排队时，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负责会务的同志找到彭德怀，动员他到外面合影。彭德怀痛苦地摇了摇头，执意不肯。会务的同志再三动员，彭德怀还是不去，并说：“你快去吧，不要耽误了同志们。”过了一会儿，西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又跑来动员，彭德怀仍然拒绝。合影的人一共排了四排，包括彭真在内的几位领导。都苦苦地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彭真还说希望彭德怀来一同合影。可是，彭德怀就是不肯来。没办法，摄影师只好按下了快门。彭真在合影后的第二天就回北京去了。几天以后，照片刚冲洗出来一部分，突然接到内部通知，说要立刻停止印发那张合影。
其实不能与一同工作的同志们合影，彭德怀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但他也是欣慰的。他已敏锐地预感到批《海瑞罢官》之后，即将来临的风暴，他不愿意因为一张合影而连累更多善良的人们。试想一下，这张照片里要是有了彭德怀这个“海瑞”，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不知又将牵连多少无辜的人们。
1966年“五一”节这天下午，彭德怀来到三线建委会议室看报纸。他翻开当天的《四川日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竟然少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彭真。彭德怀的目光久久地停在那张报纸上，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了，而这场风暴的指向肯定与彭真有关。
彭德怀成了黑帮的“头子”
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戚本禹在北京做的一个长篇讲话，讲话的题目十分奇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彭德怀看了讲话后，觉得有些哭笑不得，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建军纲领?这也太驴唇不对马嘴了吧。
戚本禹在这个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要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并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彭德怀想自己这一身筋骨恐怕又要再次经历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了。对于这个戚本禹，他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竟同那个姚文元一样的口气?他认定这个姓戚的家伙，一定也是与姚文元一伙的，是钻进党内的内奸。内奸就是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敌人，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性远远要大于来自正面交战的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曾组织过锄奸活动，清除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残害革命力量的敌人。现在党内出了这样的人，一场生死的斗争就在眼前。
彭德怀顺着文章看下去，又发现了一连串的点名，这些人是：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彭德怀认识的，特别是彭真，当时他的地位很高，自己到三线来工作，还是他代表毛泽东找自己谈的话，这样的人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并被这个姓戚的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昔日找自己谈话的人竟成了自己的“部下”了。还有那个写《国歌》的田汉，怎么也成了坏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唱这个坏人写的《国歌》?彭德怀不能理解。看来党内斗争与政权斗争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彭德怀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用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顺着这些人的名字看下去，彭德怀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被点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这些“黑帮”的“头子”。
彭德怀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呢?自己犯了错误，却一下子连累到这些同志，彭真找自己谈话，那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这难道也成了我们之间相互“勾结”的证据了吗?有的人自己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特别是那些文艺界的人，跟自己从来都未打过交道，竟也同彭真一起被押上了自己的这辆“囚车”。他用笔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画完之后，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将那张报纸扔在了地上。
后来在审讯时，有人追问彭德怀，说他与彭真相“勾结”，到三线来是要搞“兵变”。彭德怀生气地反问对方：“我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你们为什么还要诬蔑彭真同志，你们有什么证据?”对方于是拿出那张当时彭真会见三线建委参加会议全体人员的合影，在彭德怀眼前晃来晃去。彭德怀对那些人说：“你们乱晃什么，也不仔细看看，上面有我吗?”审讯他的几个人这时才在那张有着数十个人头的黑白照片上去找，并用放大镜一个一个地数过去，还真没有彭德怀的影子，就生气地对彭德怀骂道：“你为什么要消灭证据?”彭德怀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对那些人说：“照片上黑白分明，难道我能搞‘地道战’，从这张照片下面跑了?还是实事求是吧，不要再迫害别人了，将来人民会找你们算账的。”
回到住地，彭德怀知道最后的斗争即将来临，他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喉咙唱起了《国际歌》。此时，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千军万马的呐喊，浮现出了血与火的战场，那猎猎的军旗，隆隆的战车，井冈山上的炮声，保卫延安战场上的军号，太行山的烽火，上甘岭上的硝烟，都从他的眼前一一经过，他感到了生命的力量与真理的伟大，他愿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
彭德怀唱完之后，坐起来，目光呆呆地看着扔在地上的报纸，不由得想起自己拒绝与彭真合影的事情。当时是不想连累无辜的同志，才决定不参加合影的，如果当时自己真的与彭真等人合了影，现在岂不是会给彭真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吗?正是彭德怀这次拒绝参加与彭真等人合影，才使照片上的很多人在“文革”中躲过了一劫，没有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找到诬陷的借口。这么一想，彭德怀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张宁据《党史纵横》沈国凡/文 整理
彭真风尘仆仆来到蓉城
1966年3月的一天，时任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让他到锦江宾馆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彭德怀赶到锦江宾馆，推开会议室的门一看，坐在正中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德怀见状不禁停住了脚步……
1965年9月11日，被罢官后迁往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彭德怀突然接到彭真打来的电话，让他速去人民大会堂，说有急事相商。已经在挂甲屯种田度日达6年之久的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匆匆忙忙换了一件衣裳，直奔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站起来同他握手。然而，“二彭”相见，谈得却并不投机。
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基于目前国际形势，决定建设大三线的部署。彭德怀仔细地听着，一言不发。彭真说：“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倔强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还怎么干工作!”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无语而对。
在1966年前后，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中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经破裂，在中国北方，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集了数十万军队；在中国南方，美军侵占了越南的大片领土，战火随时可能烧过友谊关；在中国西部，中印边境反击战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印度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东部的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仍在“巡逻”。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鉴于这样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加快“大三线”建设的指示。经过认真考虑，毛泽东决定让已被罢官6年的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可是，庐山会议的阴影仍在，彭德怀愿不愿意离京赴任呢?毛泽东因此让彭真首先出面，找彭德怀谈话，试探一下彭德怀的态度。
彭德怀向彭真袒露了自己的想法：自从平江起义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自己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磊落光明，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年6月16日，自己曾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八万言，陈述自己的心声。之所以写这封“八万言书”，目的在于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自己的历史，给历史和本人一个公正的结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对在庐山会议上与自己一同遭到批判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自己既没有被通知参加这个大会，也未将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但信交上去之后，却一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难道自己就永远这么不明不白地背着这口“反党集团”的黑锅……彭德怀这些早已闷在心里的话，此时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彭真和乔明甫认真地听着。
彭德怀在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认真地对彭真说道：“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彭德怀表示自己早已跟军队脱离了关系。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自己犯了错误，说话无人听，说对说错下面的同志都会怀疑，不好开展工作。同时自己对工业的确不熟悉，还是到农村去作调查好，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并希望干自己熟悉的工作。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也许是一次命运的转机，是对他这位“反党集团头子”的一次“宽容”，一次“悔改”的机会。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既然犯了错误，并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六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就这么去干工作，下面的同志如何听自己的指挥，自己又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干不好就会给三线建设带来损失，这个责任重大，还不如自己尽早提出来。于是他站起来说：“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彭真见彭德怀不愿“出山”，只好回去向毛泽东汇报。
彭德怀拒绝与彭真合影
彭真没有做通彭德怀的工作，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就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虽然最终经与毛泽东的面谈后，彭德怀还是到成都就任了这个“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彭德怀与彭真搭档工作时，难免有些尴尬。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头也不抬，走上前去，找了个座位坐下，抽出香烟，独自抽了起来。
彭真看着彭德怀，也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过去一直是不抽烟的。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直沉默，很少发言，只有当彭真问到他分管的工作时，才偶尔讲上几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的成绩来……”
会议开始，各部门分别汇报了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彭真对前几天他在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时所掌握的情况也向与会的同志们作了通报，并传达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
第二天上午，根据昨天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同志分组进行了讨论。彭德怀被分配在川东组，他根据自己在各地考察、了解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加快三线建设步伐的一些设想和措施，讲得十分透彻，也很结合实际。川东组在他的带动下，发言都很积极，大家的情绪也很高。正在这时，有人通知各组讨论会暂时停止，大家—起到外面去与彭真同志合影。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一起往外走，在锦江宾馆外面集合、整队。不一会儿，彭真从大会堂里面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跟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程子华(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阎秀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廖志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人员热烈鼓掌。 彭真等人按照已留好的位子入座。摄影师调好了镜头，准备按下快门。突然，有人发现合影的人员中少了彭德怀。原来，彭德怀听说彭真等人要接见参加三线建委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与大家合影，就在大家集合排队时，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负责会务的同志找到彭德怀，动员他到外面合影。彭德怀痛苦地摇了摇头，执意不肯。会务的同志再三动员，彭德怀还是不去，并说：“你快去吧，不要耽误了同志们。”过了一会儿，西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又跑来动员，彭德怀仍然拒绝。合影的人一共排了四排，包括彭真在内的几位领导。都苦苦地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彭真还说希望彭德怀来一同合影。可是，彭德怀就是不肯来。没办法，摄影师只好按下了快门。彭真在合影后的第二天就回北京去了。几天以后，照片刚冲洗出来一部分，突然接到内部通知，说要立刻停止印发那张合影。
其实不能与一同工作的同志们合影，彭德怀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但他也是欣慰的。他已敏锐地预感到批《海瑞罢官》之后，即将来临的风暴，他不愿意因为一张合影而连累更多善良的人们。试想一下，这张照片里要是有了彭德怀这个“海瑞”，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不知又将牵连多少无辜的人们。
1966年“五一”节这天下午，彭德怀来到三线建委会议室看报纸。他翻开当天的《四川日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竟然少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彭真。彭德怀的目光久久地停在那张报纸上，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了，而这场风暴的指向肯定与彭真有关。
彭德怀成了黑帮的“头子”
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戚本禹在北京做的一个长篇讲话，讲话的题目十分奇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彭德怀看了讲话后，觉得有些哭笑不得，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建军纲领?这也太驴唇不对马嘴了吧。
戚本禹在这个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要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并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彭德怀想自己这一身筋骨恐怕又要再次经历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了。对于这个戚本禹，他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竟同那个姚文元一样的口气?他认定这个姓戚的家伙，一定也是与姚文元一伙的，是钻进党内的内奸。内奸就是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敌人，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性远远要大于来自正面交战的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曾组织过锄奸活动，清除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残害革命力量的敌人。现在党内出了这样的人，一场生死的斗争就在眼前。
彭德怀顺着文章看下去，又发现了一连串的点名，这些人是：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彭德怀认识的，特别是彭真，当时他的地位很高，自己到三线来工作，还是他代表毛泽东找自己谈的话，这样的人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并被这个姓戚的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昔日找自己谈话的人竟成了自己的“部下”了。还有那个写《国歌》的田汉，怎么也成了坏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唱这个坏人写的《国歌》?彭德怀不能理解。看来党内斗争与政权斗争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彭德怀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用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顺着这些人的名字看下去，彭德怀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被点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这些“黑帮”的“头子”。
彭德怀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呢?自己犯了错误，却一下子连累到这些同志，彭真找自己谈话，那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这难道也成了我们之间相互“勾结”的证据了吗?有的人自己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特别是那些文艺界的人，跟自己从来都未打过交道，竟也同彭真一起被押上了自己的这辆“囚车”。他用笔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画完之后，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将那张报纸扔在了地上。
后来在审讯时，有人追问彭德怀，说他与彭真相“勾结”，到三线来是要搞“兵变”。彭德怀生气地反问对方：“我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你们为什么还要诬蔑彭真同志，你们有什么证据?”对方于是拿出那张当时彭真会见三线建委参加会议全体人员的合影，在彭德怀眼前晃来晃去。彭德怀对那些人说：“你们乱晃什么，也不仔细看看，上面有我吗?”审讯他的几个人这时才在那张有着数十个人头的黑白照片上去找，并用放大镜一个一个地数过去，还真没有彭德怀的影子，就生气地对彭德怀骂道：“你为什么要消灭证据?”彭德怀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对那些人说：“照片上黑白分明，难道我能搞‘地道战’，从这张照片下面跑了?还是实事求是吧，不要再迫害别人了，将来人民会找你们算账的。”
回到住地，彭德怀知道最后的斗争即将来临，他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喉咙唱起了《国际歌》。此时，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千军万马的呐喊，浮现出了血与火的战场，那猎猎的军旗，隆隆的战车，井冈山上的炮声，保卫延安战场上的军号，太行山的烽火，上甘岭上的硝烟，都从他的眼前一一经过，他感到了生命的力量与真理的伟大，他愿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
彭德怀唱完之后，坐起来，目光呆呆地看着扔在地上的报纸，不由得想起自己拒绝与彭真合影的事情。当时是不想连累无辜的同志，才决定不参加合影的，如果当时自己真的与彭真等人合了影，现在岂不是会给彭真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吗?正是彭德怀这次拒绝参加与彭真等人合影，才使照片上的很多人在“文革”中躲过了一劫，没有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找到诬陷的借口。这么一想，彭德怀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张宁据《党史纵横》沈国凡/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