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荏原驻中国首席发言人酒井拓夫风趣地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
退居二线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退休后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组织书记，已成为今日温州普遍现象。
“党支部书记”在浙江私企越来越风光，已成为许多党员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首选平台。
温州“独创”的“民外合璧”企业，对想去做“书记”的干部更具诱惑力，他们的薪酬价位一般是企业高管待遇，有的上不封顶，即便是钟点工式党务工作者，最低年收入也超过10万元。
不能偷偷摸摸做党的事
浙江华尔达线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张贤延，称自己是做党务工作的有心人。他向记者演示的“快餐式党课”的确生动。“我把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归纳为8个性，从原来的1542个字简化成24个字，‘牢记我党的宗旨’大家就有兴趣了”。张贤延说上党课要创新，“关键要说到点子上，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才有人听”。
在日资控股的水泵企业做党支部书记的曾一松，退休前是一名机关干部，看上去亲和友善，一脸生动的皱纹，刻录了官场过来人的人生经历。“好口才、好人缘、好讲段子”，曾在浙江瑞安市的私企党支部范围内小有名气。
“现在很多单位请我给他们党员上党课，忙不过来，有时候一天三场。”曾一松说自己的特点是精确概括、通俗表达。
“在家庭不孝顺长辈，就不是共产党员，对孩子没有教育好，就是没有尽到党员责任。”在曾一松的眼里，自己要扮演好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
“日本首先要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我们的合作才能面向未来。”曾一松说，这叫旗帜鲜明。“我就公开跟他们(日本资方)提出，我们党的建设是要求活力与和谐，这是和企业发展理念一致的，意图也是一样的。我约见他们来我的办公室，注意这是约见，不是汇报。”
曾一松强调，不能偷偷摸摸做党的事情，要亮出书记室的牌子。曾一松也承认，在企业开展党的活动一定要得到资方的认同，比如活动场所等，要解决的问题“老板不支持，你很难开展工作。”
曾一松服务的这家中外合资荏原·嘉利特泵业有限公司，是“世界制造业500强”日本荏原制作所控股的中日合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国有石化企业都是其重要客户。
觊觎这些庞大客户已久的日本“荏原”，一直被限制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之门外。嫁接这家温州民营企业后，利用中国石化行业的产业平台，曲线获得成功，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意外。
而另一个意外则是中方老板李国斌提出要建立党支部。
如今，“荏原·嘉利特”党支部成了温州市“活力和谐企业”党建工作标志。
在荏原·嘉利特，写入党申请的员工很多，共产党员是最吃香的群体。“党员全是骨干，整个支部不是花瓶也不是挂个牌子的，绝对是有地位有作为有影响的。”曾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来自日本资方老板的一番表述：“这里支部好，党员模范作用好，支部书记好，会做思想工作。”
日本荏原驻中国首席发言人酒井拓夫风趣地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党啊，也给我一点温暖吧。”
“正县级”私企党委书记
200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考察团要来温州“正泰”开个“四川民工座谈会”。接到通知的严厥忠有点不高兴：“我们这里只有四川籍的工人，没有四川籍的民工。”认真的他马上打电话给四川方面纠正提法。
“正泰有1万5千名员工都是‘打工仔’的话，这就关系到员工的地位问题了。党委要维护企业的利益，更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一定要把我们的员工看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党委脑子要清楚。”从乐清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严厥忠，是被“正泰”聘请来的，是第二任集团党委书记。
“今年四月份，我在乐清有个发言，结束的时候有几个老同志拉着我说，共产党白培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不是共产党人了，是正泰人了。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说，发展非公经济也是党的任务，我还是去为党工作。”这种“刺激”，严厥忠在不同场合都遇到过，但他从来不在乎。
但是，严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请辞。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继续做党委“一把手”的原因是，正泰的竞争对手企业德力西请了一位“正县级”的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还去担任该集团的副总裁，这位副总裁担任了集团的党委书记。
“郑达东是正县级的副部长，我是正科级的，正泰的党委书记比德力西的党委书记层次低两级，不合适。为什么呢?去开会发言，坐在一起很尴尬。谁先呢?按级别，我们老是放在后面，对正泰企业品牌也会有影响。”
接替严担任任正泰党委书记的林可夫也是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郑达东稍稍不一样的是，林是常务副部长。“不是说你有才能人家就愿意请你。也不是说你要请我，我就来。要不是南存辉的个人魅力和对党委工作的支持，我才不要干，我们也要看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的”。林可夫一边给记者说明为什么到企业去，一边强调自己做了41年的党务工作，“对党的事业是始终有激情”。
媒体在温州采访好像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去了正泰不能不去德力西。对一直在较劲的这两家温州“龙虎”企业，当地领导也已习惯如何去平衡。
自称“打工干部”的贵州籍员工、正泰宣传处处长廖毅深有感触地介绍，正泰在成立党委时提出的一个目标，实行全员劳动保险制度，当时浙江省政府领导动员正泰带头，光这一项支出，股东们就要拿出一亿元。
正泰党委关心企业员工，对于德力西集团党委来说，是一件“敏感”的事情。
“在企业忙的时候，党委不安排活动，我自己也到车间劳动。”德力西党委书记郑达东说，我们这些二线干部到民营企业做党务工作，党组织就是执政党在民营企业的存在方式。”
郑达东和一线工人走得很近，他自比为“带绵羊的狮子”，狮子和绵羊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带出来的就是一群“狮子精”。平时关心帮助员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郑觉得很开心；每次顺利地给技术骨干子女解决了上学问题，郑觉得是党组织应该做的；委托妻子去照看住院的职工，郑觉得女人比自己更细心；有一天，在电梯里郑书记碰到被关照过一位员工，被喊了一声“郑书记万岁”。“难道这不是在喊‘共产党万岁’吗?”郑达东被自己的员工感动。
坦承自己在企业具体经营方面处于无知状态的郑书记告诉记者，“德力西”已经被法国施耐德圈定收购。记者问他并购之后的德力西党组织工作会不会像过去那样顺手，郑达东对此略有担心。“关系到企业核心的经济战略，自己没有了话语权，不能参与其中。”
党务“钟点工”
度过了三年清苦的“北漂”生活后，头发花白、已经66岁的邱安顺重回故里，到民营企业500强的金州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做党支部书记。他还有一个头衔：副总经理。
2002年的夏天，国家体委为备战2004奥运会，将邱安顺请到了“铁人三项运动”国家队，担任教练。此前，邱安顺在多家打火机企业穿梭，做流动党支部书记。他戏称自己是“党务钟点工”。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全国看温州”，非公企业党建成为一个看点。能说会道有能力的党支部书记成了一些私企应急“派大用场”的特殊人才。邱安顺便是其中一位。
邱安顺是新中国第一届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生，1959年毕业后一直在国家队做长跑教练。1987年回温州当了体委主任，兼体校校长。
8月15日，邱安顺在电话的另一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此番再度回到温州，是因为“在北京三年完成任务了，不仅培养出教练，也培养了一批运动员。温州这边需要我回来继续做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了。”
“因为温州过去穷，它是逼出来的，现在的是改革开放放出来的。由于起步早，企业以民营为主，资金以民资为主；温州政府也比较开明，对待民营企业不看成分看发展，发展越快越好；不看比例看贡献，贡献越大快越好；不看规模看效益，效益越高越好；一句话：实事求是。政府对待民营企业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忙不乱管，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才发展比的顺利。”邱一口气说完。
温州民企党建拥有20多年的实践，许多企业主意识到，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是：办了企业主想办却办不到的事情。
“符合中央的政策与号召，民企党组织可以起到参谋部的作用，不插手企业具体的经营工作，但绝对可以扮演高参的角色，”邱安顺说，有的时候，老板的话职工不一定听得进去，书记却可以协调沟通，一些职工的想法建议直接跟老板说会比较硬，通过党组织，事情就可以做得比较和谐。
让这位“资深书记”颇有感触的是，回温州后发现，党务工作变得跟过去不—样了。以往是组织部门去协调工作开展党建，现在是企业家主动跟组织部门提出要建立党组织，而且党务工作者、支部书记往往兼职副总，参与部门工作生产，对决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温州现在大小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各种目的不一样。也确实有做花头的，他们觉得，自己的企业有了党组织，企业的知名度能高一点，政府信得过一点。尝到甜头的老板也愿意分出某些职位了。恰如其分地利用政治资源，这是花钱买不到的。”邱安顺显然知道记者想问什么。
退居二线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退休后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组织书记，已成为今日温州普遍现象。
“党支部书记”在浙江私企越来越风光，已成为许多党员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首选平台。
温州“独创”的“民外合璧”企业，对想去做“书记”的干部更具诱惑力，他们的薪酬价位一般是企业高管待遇，有的上不封顶，即便是钟点工式党务工作者，最低年收入也超过10万元。
不能偷偷摸摸做党的事
浙江华尔达线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张贤延，称自己是做党务工作的有心人。他向记者演示的“快餐式党课”的确生动。“我把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归纳为8个性，从原来的1542个字简化成24个字，‘牢记我党的宗旨’大家就有兴趣了”。张贤延说上党课要创新，“关键要说到点子上，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才有人听”。
在日资控股的水泵企业做党支部书记的曾一松，退休前是一名机关干部，看上去亲和友善，一脸生动的皱纹，刻录了官场过来人的人生经历。“好口才、好人缘、好讲段子”，曾在浙江瑞安市的私企党支部范围内小有名气。
“现在很多单位请我给他们党员上党课，忙不过来，有时候一天三场。”曾一松说自己的特点是精确概括、通俗表达。
“在家庭不孝顺长辈，就不是共产党员，对孩子没有教育好，就是没有尽到党员责任。”在曾一松的眼里，自己要扮演好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
“日本首先要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我们的合作才能面向未来。”曾一松说，这叫旗帜鲜明。“我就公开跟他们(日本资方)提出，我们党的建设是要求活力与和谐，这是和企业发展理念一致的，意图也是一样的。我约见他们来我的办公室，注意这是约见，不是汇报。”
曾一松强调，不能偷偷摸摸做党的事情，要亮出书记室的牌子。曾一松也承认，在企业开展党的活动一定要得到资方的认同，比如活动场所等，要解决的问题“老板不支持，你很难开展工作。”
曾一松服务的这家中外合资荏原·嘉利特泵业有限公司，是“世界制造业500强”日本荏原制作所控股的中日合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国有石化企业都是其重要客户。
觊觎这些庞大客户已久的日本“荏原”，一直被限制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之门外。嫁接这家温州民营企业后，利用中国石化行业的产业平台，曲线获得成功，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意外。
而另一个意外则是中方老板李国斌提出要建立党支部。
如今，“荏原·嘉利特”党支部成了温州市“活力和谐企业”党建工作标志。
在荏原·嘉利特，写入党申请的员工很多，共产党员是最吃香的群体。“党员全是骨干，整个支部不是花瓶也不是挂个牌子的，绝对是有地位有作为有影响的。”曾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来自日本资方老板的一番表述：“这里支部好，党员模范作用好，支部书记好，会做思想工作。”
日本荏原驻中国首席发言人酒井拓夫风趣地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党啊，也给我一点温暖吧。”
“正县级”私企党委书记
200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考察团要来温州“正泰”开个“四川民工座谈会”。接到通知的严厥忠有点不高兴：“我们这里只有四川籍的工人，没有四川籍的民工。”认真的他马上打电话给四川方面纠正提法。
“正泰有1万5千名员工都是‘打工仔’的话，这就关系到员工的地位问题了。党委要维护企业的利益，更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一定要把我们的员工看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党委脑子要清楚。”从乐清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严厥忠，是被“正泰”聘请来的，是第二任集团党委书记。
“今年四月份，我在乐清有个发言，结束的时候有几个老同志拉着我说，共产党白培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不是共产党人了，是正泰人了。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说，发展非公经济也是党的任务，我还是去为党工作。”这种“刺激”，严厥忠在不同场合都遇到过，但他从来不在乎。
但是，严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请辞。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继续做党委“一把手”的原因是，正泰的竞争对手企业德力西请了一位“正县级”的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还去担任该集团的副总裁，这位副总裁担任了集团的党委书记。
“郑达东是正县级的副部长，我是正科级的，正泰的党委书记比德力西的党委书记层次低两级，不合适。为什么呢?去开会发言，坐在一起很尴尬。谁先呢?按级别，我们老是放在后面，对正泰企业品牌也会有影响。”
接替严担任任正泰党委书记的林可夫也是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郑达东稍稍不一样的是，林是常务副部长。“不是说你有才能人家就愿意请你。也不是说你要请我，我就来。要不是南存辉的个人魅力和对党委工作的支持，我才不要干，我们也要看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的”。林可夫一边给记者说明为什么到企业去，一边强调自己做了41年的党务工作，“对党的事业是始终有激情”。
媒体在温州采访好像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去了正泰不能不去德力西。对一直在较劲的这两家温州“龙虎”企业，当地领导也已习惯如何去平衡。
自称“打工干部”的贵州籍员工、正泰宣传处处长廖毅深有感触地介绍，正泰在成立党委时提出的一个目标，实行全员劳动保险制度，当时浙江省政府领导动员正泰带头，光这一项支出，股东们就要拿出一亿元。
正泰党委关心企业员工，对于德力西集团党委来说，是一件“敏感”的事情。
“在企业忙的时候，党委不安排活动，我自己也到车间劳动。”德力西党委书记郑达东说，我们这些二线干部到民营企业做党务工作，党组织就是执政党在民营企业的存在方式。”
郑达东和一线工人走得很近，他自比为“带绵羊的狮子”，狮子和绵羊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带出来的就是一群“狮子精”。平时关心帮助员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郑觉得很开心；每次顺利地给技术骨干子女解决了上学问题，郑觉得是党组织应该做的；委托妻子去照看住院的职工，郑觉得女人比自己更细心；有一天，在电梯里郑书记碰到被关照过一位员工，被喊了一声“郑书记万岁”。“难道这不是在喊‘共产党万岁’吗?”郑达东被自己的员工感动。
坦承自己在企业具体经营方面处于无知状态的郑书记告诉记者，“德力西”已经被法国施耐德圈定收购。记者问他并购之后的德力西党组织工作会不会像过去那样顺手，郑达东对此略有担心。“关系到企业核心的经济战略，自己没有了话语权，不能参与其中。”
党务“钟点工”
度过了三年清苦的“北漂”生活后，头发花白、已经66岁的邱安顺重回故里，到民营企业500强的金州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做党支部书记。他还有一个头衔：副总经理。
2002年的夏天，国家体委为备战2004奥运会，将邱安顺请到了“铁人三项运动”国家队，担任教练。此前，邱安顺在多家打火机企业穿梭，做流动党支部书记。他戏称自己是“党务钟点工”。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全国看温州”，非公企业党建成为一个看点。能说会道有能力的党支部书记成了一些私企应急“派大用场”的特殊人才。邱安顺便是其中一位。
邱安顺是新中国第一届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生，1959年毕业后一直在国家队做长跑教练。1987年回温州当了体委主任，兼体校校长。
8月15日，邱安顺在电话的另一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此番再度回到温州，是因为“在北京三年完成任务了，不仅培养出教练，也培养了一批运动员。温州这边需要我回来继续做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了。”
“因为温州过去穷，它是逼出来的，现在的是改革开放放出来的。由于起步早，企业以民营为主，资金以民资为主；温州政府也比较开明，对待民营企业不看成分看发展，发展越快越好；不看比例看贡献，贡献越大快越好；不看规模看效益，效益越高越好；一句话：实事求是。政府对待民营企业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忙不乱管，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才发展比的顺利。”邱一口气说完。
温州民企党建拥有20多年的实践，许多企业主意识到，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是：办了企业主想办却办不到的事情。
“符合中央的政策与号召，民企党组织可以起到参谋部的作用，不插手企业具体的经营工作，但绝对可以扮演高参的角色，”邱安顺说，有的时候，老板的话职工不一定听得进去，书记却可以协调沟通，一些职工的想法建议直接跟老板说会比较硬，通过党组织，事情就可以做得比较和谐。
让这位“资深书记”颇有感触的是，回温州后发现，党务工作变得跟过去不—样了。以往是组织部门去协调工作开展党建，现在是企业家主动跟组织部门提出要建立党组织，而且党务工作者、支部书记往往兼职副总，参与部门工作生产，对决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温州现在大小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各种目的不一样。也确实有做花头的，他们觉得，自己的企业有了党组织，企业的知名度能高一点，政府信得过一点。尝到甜头的老板也愿意分出某些职位了。恰如其分地利用政治资源，这是花钱买不到的。”邱安顺显然知道记者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