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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但商机中也有挑战和风险，企业应如何应对？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两大国家战略。前者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负责撰写文件，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后者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工信部领衔撰写文件，50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参与研究和文件制定过程，2015年5月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发布。这两大战略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两大战略由政府提出，但最终落在实地还是要靠企业，这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但是，机遇通常也伴随着挑战和风险，所以，企业如何走好“一带一路”、如何做强中国制造亟待深入讨论。
两大战略的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几近10%。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但GDP增速仍然排在世界前列。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这样长时间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奇迹”。
这个奇迹有什么秘密？这要从经济学的一个等式，也是一个常识说起。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大发现。它是一国一年内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的货币价值的总和。
中国引进这个概念后，把政府支出（G）拆分到C、I之中，原等式则被改造如下：
GDP=C I X
等式右侧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就是我们熟知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增减都将引起GDP的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投资增速为年均20%以上，而消费增速则只有10%左右，结果是消费相对于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以至于无力消化投资形成的巨大产出。消费缺口如何弥补？从“三驾马车”来看，只有靠外需，即出口来弥补。于是，出口导向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正是靠投资和出口“双驱动”，中国实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
投资和出口“双驱动”创造的经济奇迹在2008年被打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下降，出口产品出现大量过剩，企业顷刻间大难临头，倒闭潮随之而来，失业激增。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2009年，上届政府推出4万亿一揽子刺激方案，打了一场著名的GDP保卫战，目标是“保8”。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刺激，暂时缓解了经济增速的颓势，可是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10.6%又降到了一位数9.5%。之后，本届政府虽然微刺激不断，但仍然遏制不住经济下行。2012年GDP增速破8，2015年破7，2016年继续下行到6.7%。
经济增速不断下行，首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
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开出的药方一直是刺激总需求，主要是用投资拉动GDP增长。然而，其作用在不断递减，直至失效。虽然有时也想到了提振消费，但把消费提高到能够消化全部过剩产能的程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三驾马车”失灵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到总供给。政府曾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意欲解决总供给的过剩问题。但结果却是产能过剩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其相伴的债务风险。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就像两个毒瘤折磨着中国经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有形之手”本应让位于市场那只“无形之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用市场的办法出清，大批企业将倒闭，失业人数也将激增，这会导致社会不稳。
一方面过剩产能、债务风险必须解决，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能造成社会不稳。出路何在？ “转移一批”成了不二选择。但中国的过剩产能往哪儿转？在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并推进TPP、TTIP谈判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是“西进”。“一带一路”正是在这个国内和国外背景下产生的。
“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把中国的富余产能转移到国外，以此寻求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这是一个新的“三驾马车”框架。虽然它还是以投资为主，但投资方向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产能也形成在投資所在国。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资本输出，更加注重在全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架构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国家战略。
但是，这样一个扩张总需求的宏大战略需要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供给体系来支撑，中国的供给体系做得到吗？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制造2025”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制造2025”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其目标就是要加快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解决总供给的能力、质量和效率问题。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下行的转折点，那么，2015年就是寻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年，这一年同时出台了“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两大国家战略。前者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负责撰写文件，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后者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工信部领衔撰写文件，50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参与研究和文件制定过程，2015年5月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发布。这两大战略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两大战略由政府提出，但最终落在实地还是要靠企业，这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但是，机遇通常也伴随着挑战和风险，所以，企业如何走好“一带一路”、如何做强中国制造亟待深入讨论。
两大战略的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几近10%。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但GDP增速仍然排在世界前列。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这样长时间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奇迹”。
这个奇迹有什么秘密？这要从经济学的一个等式，也是一个常识说起。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大发现。它是一国一年内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的货币价值的总和。
中国引进这个概念后，把政府支出（G）拆分到C、I之中，原等式则被改造如下：
GDP=C I X
等式右侧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就是我们熟知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增减都将引起GDP的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投资增速为年均20%以上，而消费增速则只有10%左右，结果是消费相对于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以至于无力消化投资形成的巨大产出。消费缺口如何弥补？从“三驾马车”来看，只有靠外需，即出口来弥补。于是，出口导向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正是靠投资和出口“双驱动”，中国实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
投资和出口“双驱动”创造的经济奇迹在2008年被打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下降，出口产品出现大量过剩，企业顷刻间大难临头，倒闭潮随之而来，失业激增。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2009年，上届政府推出4万亿一揽子刺激方案，打了一场著名的GDP保卫战，目标是“保8”。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刺激，暂时缓解了经济增速的颓势，可是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10.6%又降到了一位数9.5%。之后，本届政府虽然微刺激不断，但仍然遏制不住经济下行。2012年GDP增速破8，2015年破7，2016年继续下行到6.7%。
经济增速不断下行，首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
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开出的药方一直是刺激总需求，主要是用投资拉动GDP增长。然而，其作用在不断递减，直至失效。虽然有时也想到了提振消费，但把消费提高到能够消化全部过剩产能的程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三驾马车”失灵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到总供给。政府曾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意欲解决总供给的过剩问题。但结果却是产能过剩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其相伴的债务风险。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就像两个毒瘤折磨着中国经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有形之手”本应让位于市场那只“无形之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用市场的办法出清，大批企业将倒闭，失业人数也将激增，这会导致社会不稳。
一方面过剩产能、债务风险必须解决，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能造成社会不稳。出路何在？ “转移一批”成了不二选择。但中国的过剩产能往哪儿转？在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并推进TPP、TTIP谈判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是“西进”。“一带一路”正是在这个国内和国外背景下产生的。
“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把中国的富余产能转移到国外，以此寻求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这是一个新的“三驾马车”框架。虽然它还是以投资为主，但投资方向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产能也形成在投資所在国。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资本输出，更加注重在全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架构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国家战略。
但是，这样一个扩张总需求的宏大战略需要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供给体系来支撑，中国的供给体系做得到吗？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制造2025”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制造2025”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其目标就是要加快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解决总供给的能力、质量和效率问题。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下行的转折点，那么，2015年就是寻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年，这一年同时出台了“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