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康宁社区的民主自治之路仍在行进，这走在国内社区民主自治实践最前端的1000多户人，是否能进一步克服各方面困难，给其他社区提供一个最理想的模式呢？
民主民主，说得动听，操作起来却殊为不易。
民主是一个理念，也是一项实操；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能一蹴而就，一飞冲天；若操之过急，行差踏错，反而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民主的最佳试验场莫过于居民社区。广东，又是全中国最适合搞民主实验的地方。一来，这里是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经济上走过了最长的现代化路程，根据“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这里最有资格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二来，广东毗邻香港，受港澳之风吹，珠三角市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属内地最强。第三，广东人的务实精神闻名全国，做任何事都会考虑成本，搞民主自治当然也会考量政治成本，而不至于演变成激进派。
结合上述得出结论：在中国，最适宜进行民主实验的地方，恐怕就是广东城市里的社区了。
记者闻知广东珠海市的康宁社区是省内开展社区民主自治最为成功、成熟的社区之一，因此慕名而往，根据耳闻目睹，撷其经验，以飨读者。
新官上任一番新
康宁社区，居民约1000多户，大部分是前国有企业韶关兵工厂的职工，20世纪90年代，韶关兵工厂迁往珠海，职工的集中居住形成了现在的康宁社区。
1998-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在“打破铁饭碗”口号的召唤下轰轰烈烈开展，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幅度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众多国有企业关停，韶关兵工厂也在倒闭之列，造成职工全部下岗。
下岗工人要吃饭，要看病，要养孩子，孩子还要读书。凭着不多的政府救济金，完全支撑不起生活。从2002年救济金“断奶”开始，小区居民不断上访，要求政府给予生活补贴，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集体上访。
康宁社区的治理和变革，就是在这一节点开始。
2003年，刘水方到任康宁社区居委会，这个改变康宁社区命运的基层干部，可谓社区民主自治的探路者。到任后，刘水方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安排“低保”发放的问题。政府重视下岗职工的不稳定现象，发放低保补贴，但引来相当数量的浑水摸鱼之辈。如何甄别谁是真正的低保户，在发放补贴时不至于引起居民生出矛盾，成为刘水方的第一份作业。
刘水方采取各种巧妙方法，细致地开展工作，既不得罪人，又顺利地鉴别出真正的低保户，淘汰“伪低保”，完成了第一份作业。
他还展开高超的行政手腕，打通整个社区的人际关系，不卑不亢地处理各种涉及公平问题的事情，心思细密，算无遗策。过了三年，整个小区基本走向有序发展。
小区居民此前全是“单位人”，生、老、病、死、结婚、就业、住房、儿女上学等几乎生活上所有事务都由单位一手包办，形成凡事依赖单位的习性。而刘水方通过种种措施，引导、教育小区居民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保证了整个社区的稳定发展。
民主自治的探索
“人治”还是有其局限。直到2006年，康宁社区的和谐局面还只是刘水方个人领导才能的体现，还不是广大居民用智慧实现自我管理的结果。从2006年开始，小区又在刘水方的带领下，进一步迈向有序的民主自治路线。
实际上在2006年以前，小区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实行名义上的民主自治，可是由于居民习惯性地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完全没有对“业主委员会”进行监督，以至于其成为独裁机构。业委会7人当中有4人以权谋私，将公有财产谋做私利，收受物业公司贿赂，成为社区里的“小贪官”。更要命的是，社区居民连罢免这7个成员的权利都难以行使。
2006年，在刘水方的干预下，这种恶性循环的恶性“自治”被中断。7个业委会成员被赶下台，其中4名“贪官”之前谋取的私利归还集体，闹剧就此终结。
随后，在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刘水方的带领下，康宁社区1000多户居民举行了一场正式、隆重、轰轰烈烈的真正选举。这场选举“业委会”选举，从选楼长、选业委会成员候选人、再到选举小组捧着投票箱一家一户到业主家里让他们投票、再到公示完毕、选举效力诞生，历时整整七个月。
由于程序正规，有法有据，并且吸取之前业委会独裁腐败的教训，这次选举出的业委会成员清廉可靠，勤“政”为民，不谋私利。
和谐社区的建成
由于业委会人数少，主要职能是“议事”，很难有精力去做细致活，而社区工作本身极为琐碎、细致、复杂、耗时，业委会难以承担。因此，在新一届业委会领导下，又成立“居民小组”，负责办具体的事务，实际上就是办事员。
按照商业说法，“业委会”是董事会，“居民小组”是总经理以及下面的各部门执行机构，社区的广大业主就是股东。实际上，在美国，社区自治模式就是对商业管理模式的借鉴结果。
社区兴建了“居民之家”，这个占地约200平方米的两层房子，成为业委会值班、小区搞活动、居民交流感情、治安摄像头监控、老人按摩、社区图书馆等功能的大本营。依托这个“居民之家”，社区又建立了治安联防队、妇女儿童服务站、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手工作坊（专门为社区内150多名残疾人服务）、康复服务中心等等小社团，岗位优先给无工作、无生活来源的社区居民，并给予一定补助，相当于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而兼职者由热心志愿居民担任。
成立如此多的机构，钱从哪儿来？业委会向记者介绍，一是社区有公有的房屋出租，租金可作为业委会的运作资金；二是社区内的停车场，除大部分给了物业公司外，一小部分留给社区自用，也是可观的一笔经费；最后，所谓“三点政策”——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他拿一点，实际就是居民的捐款。
居民之家和各类社区内社团顺利运作以后，康宁社区的和谐局面完全形成。“以前互相之间陌生冷漠，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失窃、公共设施损坏、邻里纠纷等现象大大减少。”业委会主任杜斌说。在“居民之家”，记者看到下班的居民来此聊天，有说有笑，和谐融洽。 选举难题
总结康宁社区的经验，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区民主自治要达成顺利运作和滚动发展，在初期必须有“强人”主导。这就如同每个国家在走向民主之前都必须有一段“强人政治”一样。
如果没有党委书记刘水方，可以想像这个社区现在依然处于“混乱民主”和实际独裁当中，那4个以权谋私的业委会成员把持小区一天，小区就没法达成真正的自治。
刘水方在管理康宁社区之前，已经在别的基层负责过选举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同时，康宁社区内藏龙卧虎，刘水方请得社区内一个“牛人”出山——杜斌，前辽宁省铁岭市的副市长，退休后在珠海居住，现在在康宁社区已经住了十年。“我现在就是一介草民。”谈起以前的身份，他的心态相当平淡。
杜斌曾经主管一个市的工业，以高层领导的经验，来研究、管理康宁社区，担负起业委会主任的烫手山芋，才使社区顺利走向和谐自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社区只要成立一个业委会，制定一个规章制度，就能让社区形成和谐自治。民主是要过渡的，是要扶持的。
另外，根据康宁社区的选举实践，大家发现选举真的不容易，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
小小一个康宁社区的九人业委会，其选举居然耗时7个月。筹备组组长确定——楼长报名——楼长名单公示——业委会委员候选人报名——拿着投票箱800多户一家家上门投票——统计——公示，整个流程走完，志愿者们明显见瘦。并且，选举工作产生的费用没有任何经济补贴，纯属自掏腰包。
向居民要钱？“平时连收物业管理费都那么困难，要选举费用可能吗？”这成为目前为止康宁社区的其中一个难题。政府没有资金投放，对于业委会选举支持力度不是很大，而居民谈钱变色，导致业委会成员选举经费全部要自掏腰包。同时，开几千人的业主大会没有场地，这些都是接下来刘水方、杜斌需要思考如何解决的。
对于选举，
“协商民主更适合我们。”刘水方说。由于几千人的社区里，人们很难彼此全都认识，而在选举时，如果仅仅依靠西方式的口头演讲拉票，考查不了实际工作能力。“有的人口才很好，是领导型人物，但是业委会作为执行机构，更多需要具体出力的人。”因此目前社区依然进行差额选举，由熟悉每个居民情况的居委会推举出候选人，然后在淘汰率较低的情况下选出业委会成员。
康宁社区的民主自治之路仍在行进，这走在国内社区民主自治实践最前端的1000多户人，是否能进一步克服各方面困难，给其他社区提供一个最理想的模式呢？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民主，说得动听，操作起来却殊为不易。
民主是一个理念，也是一项实操；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能一蹴而就，一飞冲天；若操之过急，行差踏错，反而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民主的最佳试验场莫过于居民社区。广东，又是全中国最适合搞民主实验的地方。一来，这里是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经济上走过了最长的现代化路程，根据“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这里最有资格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二来，广东毗邻香港，受港澳之风吹，珠三角市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属内地最强。第三，广东人的务实精神闻名全国，做任何事都会考虑成本，搞民主自治当然也会考量政治成本，而不至于演变成激进派。
结合上述得出结论：在中国，最适宜进行民主实验的地方，恐怕就是广东城市里的社区了。
记者闻知广东珠海市的康宁社区是省内开展社区民主自治最为成功、成熟的社区之一，因此慕名而往，根据耳闻目睹，撷其经验，以飨读者。
新官上任一番新
康宁社区，居民约1000多户，大部分是前国有企业韶关兵工厂的职工，20世纪90年代，韶关兵工厂迁往珠海，职工的集中居住形成了现在的康宁社区。
1998-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在“打破铁饭碗”口号的召唤下轰轰烈烈开展，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幅度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众多国有企业关停，韶关兵工厂也在倒闭之列，造成职工全部下岗。
下岗工人要吃饭，要看病，要养孩子，孩子还要读书。凭着不多的政府救济金，完全支撑不起生活。从2002年救济金“断奶”开始，小区居民不断上访，要求政府给予生活补贴，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集体上访。
康宁社区的治理和变革，就是在这一节点开始。
2003年，刘水方到任康宁社区居委会，这个改变康宁社区命运的基层干部，可谓社区民主自治的探路者。到任后，刘水方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安排“低保”发放的问题。政府重视下岗职工的不稳定现象，发放低保补贴，但引来相当数量的浑水摸鱼之辈。如何甄别谁是真正的低保户，在发放补贴时不至于引起居民生出矛盾，成为刘水方的第一份作业。
刘水方采取各种巧妙方法，细致地开展工作，既不得罪人，又顺利地鉴别出真正的低保户，淘汰“伪低保”，完成了第一份作业。
他还展开高超的行政手腕，打通整个社区的人际关系，不卑不亢地处理各种涉及公平问题的事情，心思细密，算无遗策。过了三年，整个小区基本走向有序发展。
小区居民此前全是“单位人”，生、老、病、死、结婚、就业、住房、儿女上学等几乎生活上所有事务都由单位一手包办，形成凡事依赖单位的习性。而刘水方通过种种措施，引导、教育小区居民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保证了整个社区的稳定发展。
民主自治的探索
“人治”还是有其局限。直到2006年，康宁社区的和谐局面还只是刘水方个人领导才能的体现，还不是广大居民用智慧实现自我管理的结果。从2006年开始，小区又在刘水方的带领下，进一步迈向有序的民主自治路线。
实际上在2006年以前，小区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实行名义上的民主自治，可是由于居民习惯性地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完全没有对“业主委员会”进行监督，以至于其成为独裁机构。业委会7人当中有4人以权谋私，将公有财产谋做私利，收受物业公司贿赂，成为社区里的“小贪官”。更要命的是，社区居民连罢免这7个成员的权利都难以行使。
2006年，在刘水方的干预下，这种恶性循环的恶性“自治”被中断。7个业委会成员被赶下台，其中4名“贪官”之前谋取的私利归还集体，闹剧就此终结。
随后，在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刘水方的带领下，康宁社区1000多户居民举行了一场正式、隆重、轰轰烈烈的真正选举。这场选举“业委会”选举，从选楼长、选业委会成员候选人、再到选举小组捧着投票箱一家一户到业主家里让他们投票、再到公示完毕、选举效力诞生，历时整整七个月。
由于程序正规，有法有据，并且吸取之前业委会独裁腐败的教训，这次选举出的业委会成员清廉可靠，勤“政”为民，不谋私利。
和谐社区的建成
由于业委会人数少，主要职能是“议事”，很难有精力去做细致活，而社区工作本身极为琐碎、细致、复杂、耗时，业委会难以承担。因此，在新一届业委会领导下，又成立“居民小组”，负责办具体的事务，实际上就是办事员。
按照商业说法，“业委会”是董事会，“居民小组”是总经理以及下面的各部门执行机构，社区的广大业主就是股东。实际上，在美国，社区自治模式就是对商业管理模式的借鉴结果。
社区兴建了“居民之家”，这个占地约200平方米的两层房子，成为业委会值班、小区搞活动、居民交流感情、治安摄像头监控、老人按摩、社区图书馆等功能的大本营。依托这个“居民之家”，社区又建立了治安联防队、妇女儿童服务站、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手工作坊（专门为社区内150多名残疾人服务）、康复服务中心等等小社团，岗位优先给无工作、无生活来源的社区居民，并给予一定补助，相当于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而兼职者由热心志愿居民担任。
成立如此多的机构，钱从哪儿来？业委会向记者介绍，一是社区有公有的房屋出租，租金可作为业委会的运作资金；二是社区内的停车场，除大部分给了物业公司外，一小部分留给社区自用，也是可观的一笔经费；最后，所谓“三点政策”——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他拿一点，实际就是居民的捐款。
居民之家和各类社区内社团顺利运作以后，康宁社区的和谐局面完全形成。“以前互相之间陌生冷漠，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失窃、公共设施损坏、邻里纠纷等现象大大减少。”业委会主任杜斌说。在“居民之家”，记者看到下班的居民来此聊天，有说有笑，和谐融洽。 选举难题
总结康宁社区的经验，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区民主自治要达成顺利运作和滚动发展，在初期必须有“强人”主导。这就如同每个国家在走向民主之前都必须有一段“强人政治”一样。
如果没有党委书记刘水方，可以想像这个社区现在依然处于“混乱民主”和实际独裁当中，那4个以权谋私的业委会成员把持小区一天，小区就没法达成真正的自治。
刘水方在管理康宁社区之前，已经在别的基层负责过选举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同时，康宁社区内藏龙卧虎，刘水方请得社区内一个“牛人”出山——杜斌，前辽宁省铁岭市的副市长，退休后在珠海居住，现在在康宁社区已经住了十年。“我现在就是一介草民。”谈起以前的身份，他的心态相当平淡。
杜斌曾经主管一个市的工业，以高层领导的经验，来研究、管理康宁社区，担负起业委会主任的烫手山芋，才使社区顺利走向和谐自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社区只要成立一个业委会，制定一个规章制度，就能让社区形成和谐自治。民主是要过渡的，是要扶持的。
另外，根据康宁社区的选举实践，大家发现选举真的不容易，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
小小一个康宁社区的九人业委会，其选举居然耗时7个月。筹备组组长确定——楼长报名——楼长名单公示——业委会委员候选人报名——拿着投票箱800多户一家家上门投票——统计——公示，整个流程走完，志愿者们明显见瘦。并且，选举工作产生的费用没有任何经济补贴，纯属自掏腰包。
向居民要钱？“平时连收物业管理费都那么困难，要选举费用可能吗？”这成为目前为止康宁社区的其中一个难题。政府没有资金投放，对于业委会选举支持力度不是很大，而居民谈钱变色，导致业委会成员选举经费全部要自掏腰包。同时，开几千人的业主大会没有场地，这些都是接下来刘水方、杜斌需要思考如何解决的。
对于选举，
“协商民主更适合我们。”刘水方说。由于几千人的社区里，人们很难彼此全都认识，而在选举时，如果仅仅依靠西方式的口头演讲拉票，考查不了实际工作能力。“有的人口才很好，是领导型人物，但是业委会作为执行机构，更多需要具体出力的人。”因此目前社区依然进行差额选举，由熟悉每个居民情况的居委会推举出候选人，然后在淘汰率较低的情况下选出业委会成员。
康宁社区的民主自治之路仍在行进，这走在国内社区民主自治实践最前端的1000多户人，是否能进一步克服各方面困难，给其他社区提供一个最理想的模式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