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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银行、企业、广大投资者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经济工作的稳中求进，我们必须面对两大问题：如何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如何理解和把握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和方向
在基础差、技术水平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条件下，能迅速吸收国际产业技术成果，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但现在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生产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完全同步，影响群众的幸福指数，等量的资源消耗未带来相应的福利；粗放式增长，加速了环境的破坏、资源枯竭，难以持续；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顽症和增长不得不依赖的惯性；这种增长结构，还高度依赖信贷投放，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留下隐患；投资的边际产出率越来越低，1997年每天投资GDP产出为3.17元，2009年降低为1.52元。这些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特点：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正确对待GDP增长速度，改变以其高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管理方式。中国持续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效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年均增长从未超过4%，法国、德国在战后1950～1973年分别达到了年均增长5.05%和5.68%的高速度，但1973年的增长在2%左右徘徊。日本1950～1973年年均增长达9.29%，创造东亚奇迹。1973～1998年年均增长为2.97%。中国已经拥有人均4000美元左右的GDP，但抛开数字的实际福利显然不如发达国家在同等人均GDP水平的状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性福利，追求安全、和谐、有尊严地生活。让发展速度回归正常，减少物质投入的增幅，让国民在6～8%左右的增长中，获得更全面的综合福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以公益为目标的国有资源配置，使土地及其他国有资产的收益能最大限度使民众受益；政府切实转变职能，从重GDP增长到重社会、重环境、重生态、重民生支出上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实际收益，增加社会保障水平，解决群众消费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大力推进服务产业化，解决大量事无人做而大量人无事做的矛盾，使服务业既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又成为人们实际福利的增长点。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转变到内需主导增长上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出口换汇引进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先进的工业设备，通过招商引资，生产出口产品，解决市场、技术和管理问题。初期是必要的、有效的，成为增长的动力。长此以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产业分工之中，大量消耗资源，影响生态环境，牺牲劳动者长期保障和应有的社会福利，换来大量不能直接使用的外汇。不仅不断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已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速的情况下，维护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变化，加快汇率市场化和外汇交易市场化，国家根据外汇使用需求和用汇效益引导市场结汇，变出口补贴为内需补贴，鼓励更多出口产品转为国内市场销售；充分有效地运用外汇来增加资源保障，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善对外贸易的不利产业分工。
我国正处在走向内需主导、消费主导增长的历史拐点，充满新的机遇。一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城市是综合消费的载体。未来10年，城市化再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激发出巨大的内需。二是服务业拓展的机遇。服务产业的落后仍是中国国情，有很大的空间。加快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家政、环境保护、绿化美化等服务需要。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未来10年提高15～20个百分点，加快实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有大量的事业与产业、项目和企业发展的空间。三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机遇。完善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可以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更积极大胆地投入消费。有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可提高0.2个百分点。四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机遇。通过有力政策，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有分析表明，农民工消费水平，不及城镇居民的40%。如果提高到城镇平均，按6.7亿农村人口计算，年消费规模超过3.6万亿元。
货币政策将如何取向
2011年为何出现流动性紧张状况？首要的原因是：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调，实际适度从紧地安排信用。连续7次提高准备金率至21.5%，连续几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用差额准备金等手段，实行严格的货币增长规模控制。以货币紧缩来达到控制物价的目的，前提假设是流动性过剩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实际上，2011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主要由于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而产生。粮价上涨、铁矿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用工价格上涨等，这些都不是靠紧缩货币可以解决的。货币人为从紧的结果使2011年经济活动中资金明显紧张。全年9.5%的经济增长加近6%的物价上升，正常的货币需求须增加15～16%，而实际上只增加12%左右，出现3～4个百分点的货币流通缺口，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常活跃，推高货币利率。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在2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高达50%。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成本上升，又进一步打压着实体经济，驱使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流向“影子银行”，以钱炒钱，实体经济中资金趋紧问题更趋严重。再有，由于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带动十几万亿的基础建设、重点工程在2010～2011年进入建设高峰期，货币紧缩的环境下，银行须保在建工程，于是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制造业受到资金的挤压，不得不进入“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此外，在抑制房地产价格进入关键之年，多项限购举措引起房地产供求增幅的下降，在销售趋于疲软的形势下，开发商多选择坚持，于是在信贷限制房地产时，选择在高利率的“影子银行”融资（以期政府最终放松房地产，使资金再度回流并刺激房地产），也是高利率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截至2011年末，美国GDP14.9万亿美元，广义货币M2只有8.7万亿美元。即M2/GDP＜60%；中国GDP约47万亿人民币，M2超过85万亿元，差不多是GDP的2倍。中国货币流通数量似乎比美元要宽松得多，然而事实却又显得紧张，中国的超量货币到哪里去了？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不良贷款实际占用大量货币，即使是四大国有银行在改制中先后总计剥离约4万亿不良贷款，许多仍是挂账处理，实际上社会不良资产并未清除；二是外汇占款近30万亿，尽管以人民币结汇后等值人民币实际进入流通，但减小了流动性；三是以长期投资为主体的信贷结构，消费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比重低，使大量货币实际沉淀，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四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财富进入流通，吸收了大量流动性；五是“影子银行”及其他金融部门中资金内部循环，未作用到实体经济；六是在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主体，直接融资不足，大量的投入靠银行体系进行。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60～70%，而在北美发达国家，银行的比重已在15%以下。
2012年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走？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是：放弃以信贷规模控制为目标的窗口指导，转而采取更为市场化的以银行间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信贷调控模式；按照实体经济内在交易需求来配置货币流通量，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的需要。今年物价的涨势低于3～3.5%，GDP的实际增长小于9%，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指导计划是14%左右,逐步降低准备金率(1.5～2个百分点)，增加银行信贷能力和实际投放规模（8万亿～8.5万亿元）；对中小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信贷增加风险容忍度，并配套政府扶持政策，鼓励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社会资金融通的环境，提高透明度和规范化；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调节功能；完善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杠杆，增加结构性调节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使之逐步成为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2012年，财政政策的取向必须配合稳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来展开，真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政府投入的较高增长，重点支持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生态建设，支持社会事业建设，加大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进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加大税收调节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扩大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房产税试点，扩大资源税计征范围，先从石油、天然气税收从量到从价计征（5～10%），扩大至煤炭、金属矿、非金属矿和水资源，从局部至全国推行,确保增加的税收用于资源的保护、储备和开发;提高所得税计征点，使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可支配收入能力；研究制定环境税并择机推出；进行更广泛意义的税费改革，把非税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土地等公共资源收益纳入预算并接受有效监督，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到切实增加人民的公共福利，改善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和方向
在基础差、技术水平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条件下，能迅速吸收国际产业技术成果，快速地实现工业化，但现在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生产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完全同步，影响群众的幸福指数，等量的资源消耗未带来相应的福利；粗放式增长，加速了环境的破坏、资源枯竭，难以持续；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顽症和增长不得不依赖的惯性；这种增长结构，还高度依赖信贷投放，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留下隐患；投资的边际产出率越来越低，1997年每天投资GDP产出为3.17元，2009年降低为1.52元。这些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特点：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正确对待GDP增长速度，改变以其高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管理方式。中国持续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效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年均增长从未超过4%，法国、德国在战后1950～1973年分别达到了年均增长5.05%和5.68%的高速度，但1973年的增长在2%左右徘徊。日本1950～1973年年均增长达9.29%，创造东亚奇迹。1973～1998年年均增长为2.97%。中国已经拥有人均4000美元左右的GDP，但抛开数字的实际福利显然不如发达国家在同等人均GDP水平的状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性福利，追求安全、和谐、有尊严地生活。让发展速度回归正常，减少物质投入的增幅，让国民在6～8%左右的增长中，获得更全面的综合福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以公益为目标的国有资源配置，使土地及其他国有资产的收益能最大限度使民众受益；政府切实转变职能，从重GDP增长到重社会、重环境、重生态、重民生支出上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实际收益，增加社会保障水平，解决群众消费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大力推进服务产业化，解决大量事无人做而大量人无事做的矛盾，使服务业既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又成为人们实际福利的增长点。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转变到内需主导增长上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出口换汇引进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先进的工业设备，通过招商引资，生产出口产品，解决市场、技术和管理问题。初期是必要的、有效的，成为增长的动力。长此以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产业分工之中，大量消耗资源，影响生态环境，牺牲劳动者长期保障和应有的社会福利，换来大量不能直接使用的外汇。不仅不断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已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速的情况下，维护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变化，加快汇率市场化和外汇交易市场化，国家根据外汇使用需求和用汇效益引导市场结汇，变出口补贴为内需补贴，鼓励更多出口产品转为国内市场销售；充分有效地运用外汇来增加资源保障，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善对外贸易的不利产业分工。
我国正处在走向内需主导、消费主导增长的历史拐点，充满新的机遇。一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城市是综合消费的载体。未来10年，城市化再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激发出巨大的内需。二是服务业拓展的机遇。服务产业的落后仍是中国国情，有很大的空间。加快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家政、环境保护、绿化美化等服务需要。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未来10年提高15～20个百分点，加快实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有大量的事业与产业、项目和企业发展的空间。三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机遇。完善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可以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更积极大胆地投入消费。有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可提高0.2个百分点。四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机遇。通过有力政策，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有分析表明，农民工消费水平，不及城镇居民的40%。如果提高到城镇平均，按6.7亿农村人口计算，年消费规模超过3.6万亿元。
货币政策将如何取向
2011年为何出现流动性紧张状况？首要的原因是：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调，实际适度从紧地安排信用。连续7次提高准备金率至21.5%，连续几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用差额准备金等手段，实行严格的货币增长规模控制。以货币紧缩来达到控制物价的目的，前提假设是流动性过剩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实际上，2011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主要由于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而产生。粮价上涨、铁矿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用工价格上涨等，这些都不是靠紧缩货币可以解决的。货币人为从紧的结果使2011年经济活动中资金明显紧张。全年9.5%的经济增长加近6%的物价上升，正常的货币需求须增加15～16%，而实际上只增加12%左右，出现3～4个百分点的货币流通缺口，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常活跃，推高货币利率。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在2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高达50%。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成本上升，又进一步打压着实体经济，驱使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流向“影子银行”，以钱炒钱，实体经济中资金趋紧问题更趋严重。再有，由于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带动十几万亿的基础建设、重点工程在2010～2011年进入建设高峰期，货币紧缩的环境下，银行须保在建工程，于是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制造业受到资金的挤压，不得不进入“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此外，在抑制房地产价格进入关键之年，多项限购举措引起房地产供求增幅的下降，在销售趋于疲软的形势下，开发商多选择坚持，于是在信贷限制房地产时，选择在高利率的“影子银行”融资（以期政府最终放松房地产，使资金再度回流并刺激房地产），也是高利率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截至2011年末，美国GDP14.9万亿美元，广义货币M2只有8.7万亿美元。即M2/GDP＜60%；中国GDP约47万亿人民币，M2超过85万亿元，差不多是GDP的2倍。中国货币流通数量似乎比美元要宽松得多，然而事实却又显得紧张，中国的超量货币到哪里去了？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不良贷款实际占用大量货币，即使是四大国有银行在改制中先后总计剥离约4万亿不良贷款，许多仍是挂账处理，实际上社会不良资产并未清除；二是外汇占款近30万亿，尽管以人民币结汇后等值人民币实际进入流通，但减小了流动性；三是以长期投资为主体的信贷结构，消费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比重低，使大量货币实际沉淀，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四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财富进入流通，吸收了大量流动性；五是“影子银行”及其他金融部门中资金内部循环，未作用到实体经济；六是在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主体，直接融资不足，大量的投入靠银行体系进行。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60～70%，而在北美发达国家，银行的比重已在15%以下。
2012年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走？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是：放弃以信贷规模控制为目标的窗口指导，转而采取更为市场化的以银行间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信贷调控模式；按照实体经济内在交易需求来配置货币流通量，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的需要。今年物价的涨势低于3～3.5%，GDP的实际增长小于9%，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指导计划是14%左右,逐步降低准备金率(1.5～2个百分点)，增加银行信贷能力和实际投放规模（8万亿～8.5万亿元）；对中小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信贷增加风险容忍度，并配套政府扶持政策，鼓励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社会资金融通的环境，提高透明度和规范化；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调节功能；完善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杠杆，增加结构性调节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使之逐步成为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2012年，财政政策的取向必须配合稳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来展开，真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政府投入的较高增长，重点支持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生态建设，支持社会事业建设，加大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进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加大税收调节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扩大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房产税试点，扩大资源税计征范围，先从石油、天然气税收从量到从价计征（5～10%），扩大至煤炭、金属矿、非金属矿和水资源，从局部至全国推行,确保增加的税收用于资源的保护、储备和开发;提高所得税计征点，使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可支配收入能力；研究制定环境税并择机推出；进行更广泛意义的税费改革，把非税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土地等公共资源收益纳入预算并接受有效监督，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到切实增加人民的公共福利，改善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