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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候机室中旁观飞机起降，当我们在横穿贫瘠草原的火车上眺望一座座输电塔成排掠过，自由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在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像旅行这样令人重视，成为白日梦想家们兴味盎然的主题。旅行与爱情是世俗幸福概念的核心；但与爱情不同，旅行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件直截了当的快活事，不会引发什么玄思冥想，没有什么迷离难解的地方。打开杂志里的旅行栏目，主要篇幅全是在讲怎么找到好旅馆呀、天黑后有什么消遣呀、哪些小饭馆最正宗呀之类的东西。
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对旅行的这种兴味，居然能引起各大宗教的高度共鸣。宗教家们也认为，光靠呆在家里没法功德圆满。但是与俗人不同的是，各类教徒从未把旅行当成直截了当、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带着异乎寻常的热忱强调，旅行既深刻又沉重；俗人喜滋滋、兴冲冲地就能出发，可教徒们却要考虑无数微妙的传统和仪式，而这种考察又会令我们反思自身的习惯，如此思索一番之后，我们就免不了要彻底改变下一站旅行的目的地和游览方式了。
俗人的旅行态度之不同于教徒，从一开始对目的地的选择方法就判然有别。现代社会鼓励俗人们不把事情搞复杂。对于旅行社来说，其主要职责是说服航空公司给跨大西洋航班机票打折、为在意大利里米尼休假的客户安排海景房之类的工作，至于叩问心灵，医治伤痛，则不是旅行社分内之事了。想要去旅行的欲望只会把自己煽动得越来越强烈，就像饿汉胃里的食欲一样。旅游业的工作要点，就在于强调各个旅行目的地的重要性，而不去解释那些地方为什么重要；若有谁胆敢偏离旅行社开列的路线，胆敢对吴哥窟的圣庙、马丘比丘的印加遗迹无动于衷，那么对于旅游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难伺候的怪人。旅游媒体把异域风景的照片铺天盖地般送到我们眼前，需要我们做的，只是轻轻松松、没心没肺地选出旅行目的地，最后拍板说，这回我们该去挪威看峡湾了，要么是该去西安看兵马俑了，要么又该去墨西哥看亡灵节了，或者又是该去马尔代夫马累环礁的喜来登满月岛住几天了——但若有人问起，到底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呢，我们恐怕会张口结舌、无从解释。
这样漫不经心、含混颟顸的态度，对于宗教徒来说是万万不行的。虽然教徒也认可旅行，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公认旅行总能起某种形式的治疗作用。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来说，朝圣旅行就是一项医学治疗活动。
这里的道理是，前往供奉古代圣徒的殿堂，亲身接触圣物，能治疗各种身心疾病。虽然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朝圣旅行的神力会根治牙痛或胆结石，虽然现代诊所已能够更好地解决从前教徒们要靠朝圣治疗的大部分病痛，但有个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仍然相信，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能给我们带来家庭无法提供的力量，它能解决我们的痛楚，给生活带来改变。这些地方或遥远、或阔大、或气候严酷、或蛮荒混沌，充盈着莫名的忧郁，让人感到与故土全然不同的气象，而恰恰从中又生发出治愈伤痛的力量。这些地方与其说是无比神圣，不如说是价值非凡，它们令我们更新了视野，重整了雄心，抑制了顽念，并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中的兴味与意想不到的新奇之处。
对于旅行的以上功效，虽然我们在某种宽泛层面上也有所感知，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从治愈病痛的角度考虑旅行，也不会从游客心灵受益的角度分析景观。我们缺少引导“神经疾病治愈之旅”的地图册。至今没有心灵治疗旅行社，在各大洲的心理诊所、酒店、自然遗迹、博物馆、温泉或鸟类保护区中，都没有同时精通神经疾病学与旅游学的专家。
现今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有些观点，但当时人们明确认为，如果我们想从游历的地方汲取价值，单单亲身抵达并不足够，甚至可能只是整个过程中相对次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如何期待旅行、我们如何为达到目的而自我调整、我们如何选择交通方式、在事后我们如何整理和温习所见所闻，这些对于旅行都至关重要。凡此种种，看似琐碎小事，但最终却可能决定旅行的心理效果，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在目的地短暂停留所起的作用。
在中世纪，朝圣者应该去什么地方，在朝圣途中的每一天应该做什么、想什么，教会都有明确规定。教会在朝圣沿途的所有停靠站设置了名副其实的教学课程。不仅如此，教会还制定了旅行祷文，其强制程度就像对平日和节日的专门祷文一样。教会希望旅行中短暂易逝的见闻能让朝圣者终身难忘，它给朝圣者指定祈祷词和赞美歌，敦促朝圣者定期地、公开地重述自己旅行的初衷，要求朝圣者身着专门服装，这样才能在精神上超脱于日常生活，让他们在现世中的朝圣旅途成为一项至高无上、永志不忘的精神课程。
朝圣之旅往往特别漫长艰辛，天主教会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它认为远离家庭、深入荒芜、迷失方向、孤独漂泊、完全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些体验都有益于旅行者的精神。天主教的中心人物耶稣自己就强调过，他是大地上的一名朝圣者，并教导信徒要牢记，表面上稳定坚实的物质财产、家庭、工作和地位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幻觉而已。神是人们唯一的避难所，其他种种尽为脆弱虚妄之物。信徒的生活正如《丢格乃妥书》所说：“他们住在自己的国家中，却如同异乡人……一切家国皆是异乡……他们在尘世存身，而籍贯所属却在天堂。”
走上旅途有助于增强信念。一个朝圣者若想离开苏克塞斯的家乡，徒步前往圣地亚哥，就必须抛下所有为其日常熟知、令其怡然自得的见解。在这一路上，法语与西班牙语的蛮夷口音，新城市的嘈杂，马洛卡大蒜汤发出的吓人怪味，布尔格特山村外峡谷上空盘旋的秃鹰，在树林中、河流边无言独行的日日夜夜——所有这些，会在朝圣者身上产生异乎寻常的力量，把他从迷茫中震醒，让他拷问、反思自己的过去，并且，像教会热忱地期待的那样，时刻提醒着他要对神忠诚。
要体验类似的效应，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基督徒不可，对旅途中的人来说，总会有对变化的期待，会有因脱离日常环境而产生的自我审视的机会，我们只需偶尔留意就会有所察觉。家庭虽被誉为身心的港湾，但它同样会束缚人，我们可能希望摆脱某一方面的自我，而家庭却恼人地将我们与那一面越绑越牢。走进家庭，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和画面暗暗提示着我们，既然它们无法改变，我们自身也不应该改变；我们本有更紧迫的关切，更特别的问题，可是一进入熟悉的房间，也感到不由自主地被麻痹下来，无从决断。只有跨过大洋，看到带着崭新家具的酒店房间，面对着窗外陌生的车道与满是货品的超市，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居然有了挑战思维定势的力量。当我们在候机室中旁观飞机起降，当我们在横穿贫瘠草原的火车上眺望一座座输电塔成排掠过，自由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身处异乡景物中，很多想法会自己找上门来，而躺在自家床上则很难有此。仿佛是受到景物变化的鼓励，我们的心灵也会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跃升，哪怕琐碎如几个全新的电灯开关，或是天蓬灯牌上闪烁的俄文字母，都能令人无端振奋，心随物转。
脱离熟悉的环境，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重要礼物，虽然起初可能令人不适，但往往在心理上会具有可观的功效。天主教强调这种离家体验，把朝圣旅途中的精神收获视为其核心教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教会对我们真正家园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看到这种异乡体验的价值。我们滞留在陌生的酒店房间、原始的古生代峡谷、破旧的宫殿废墟、空无一人的加油站附属餐馆的那些孤立瞬间，和我们到达任何旅行目的地的时刻一样价值非凡，它们都在向我们提示旅途的内在意义。
在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像旅行这样令人重视，成为白日梦想家们兴味盎然的主题。旅行与爱情是世俗幸福概念的核心；但与爱情不同，旅行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件直截了当的快活事，不会引发什么玄思冥想，没有什么迷离难解的地方。打开杂志里的旅行栏目，主要篇幅全是在讲怎么找到好旅馆呀、天黑后有什么消遣呀、哪些小饭馆最正宗呀之类的东西。
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对旅行的这种兴味，居然能引起各大宗教的高度共鸣。宗教家们也认为，光靠呆在家里没法功德圆满。但是与俗人不同的是，各类教徒从未把旅行当成直截了当、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带着异乎寻常的热忱强调，旅行既深刻又沉重；俗人喜滋滋、兴冲冲地就能出发，可教徒们却要考虑无数微妙的传统和仪式，而这种考察又会令我们反思自身的习惯，如此思索一番之后，我们就免不了要彻底改变下一站旅行的目的地和游览方式了。
俗人的旅行态度之不同于教徒，从一开始对目的地的选择方法就判然有别。现代社会鼓励俗人们不把事情搞复杂。对于旅行社来说，其主要职责是说服航空公司给跨大西洋航班机票打折、为在意大利里米尼休假的客户安排海景房之类的工作，至于叩问心灵，医治伤痛，则不是旅行社分内之事了。想要去旅行的欲望只会把自己煽动得越来越强烈，就像饿汉胃里的食欲一样。旅游业的工作要点，就在于强调各个旅行目的地的重要性，而不去解释那些地方为什么重要；若有谁胆敢偏离旅行社开列的路线，胆敢对吴哥窟的圣庙、马丘比丘的印加遗迹无动于衷，那么对于旅游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难伺候的怪人。旅游媒体把异域风景的照片铺天盖地般送到我们眼前，需要我们做的，只是轻轻松松、没心没肺地选出旅行目的地，最后拍板说，这回我们该去挪威看峡湾了，要么是该去西安看兵马俑了，要么又该去墨西哥看亡灵节了，或者又是该去马尔代夫马累环礁的喜来登满月岛住几天了——但若有人问起，到底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呢，我们恐怕会张口结舌、无从解释。
这样漫不经心、含混颟顸的态度，对于宗教徒来说是万万不行的。虽然教徒也认可旅行，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公认旅行总能起某种形式的治疗作用。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来说，朝圣旅行就是一项医学治疗活动。
这里的道理是，前往供奉古代圣徒的殿堂，亲身接触圣物，能治疗各种身心疾病。虽然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朝圣旅行的神力会根治牙痛或胆结石，虽然现代诊所已能够更好地解决从前教徒们要靠朝圣治疗的大部分病痛，但有个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仍然相信，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能给我们带来家庭无法提供的力量，它能解决我们的痛楚，给生活带来改变。这些地方或遥远、或阔大、或气候严酷、或蛮荒混沌，充盈着莫名的忧郁，让人感到与故土全然不同的气象，而恰恰从中又生发出治愈伤痛的力量。这些地方与其说是无比神圣，不如说是价值非凡，它们令我们更新了视野，重整了雄心，抑制了顽念，并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中的兴味与意想不到的新奇之处。
对于旅行的以上功效，虽然我们在某种宽泛层面上也有所感知，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从治愈病痛的角度考虑旅行，也不会从游客心灵受益的角度分析景观。我们缺少引导“神经疾病治愈之旅”的地图册。至今没有心灵治疗旅行社，在各大洲的心理诊所、酒店、自然遗迹、博物馆、温泉或鸟类保护区中，都没有同时精通神经疾病学与旅游学的专家。
现今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有些观点，但当时人们明确认为，如果我们想从游历的地方汲取价值，单单亲身抵达并不足够，甚至可能只是整个过程中相对次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如何期待旅行、我们如何为达到目的而自我调整、我们如何选择交通方式、在事后我们如何整理和温习所见所闻，这些对于旅行都至关重要。凡此种种，看似琐碎小事，但最终却可能决定旅行的心理效果，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在目的地短暂停留所起的作用。
在中世纪，朝圣者应该去什么地方，在朝圣途中的每一天应该做什么、想什么，教会都有明确规定。教会在朝圣沿途的所有停靠站设置了名副其实的教学课程。不仅如此，教会还制定了旅行祷文，其强制程度就像对平日和节日的专门祷文一样。教会希望旅行中短暂易逝的见闻能让朝圣者终身难忘，它给朝圣者指定祈祷词和赞美歌，敦促朝圣者定期地、公开地重述自己旅行的初衷，要求朝圣者身着专门服装，这样才能在精神上超脱于日常生活，让他们在现世中的朝圣旅途成为一项至高无上、永志不忘的精神课程。
朝圣之旅往往特别漫长艰辛，天主教会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它认为远离家庭、深入荒芜、迷失方向、孤独漂泊、完全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些体验都有益于旅行者的精神。天主教的中心人物耶稣自己就强调过，他是大地上的一名朝圣者，并教导信徒要牢记，表面上稳定坚实的物质财产、家庭、工作和地位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幻觉而已。神是人们唯一的避难所，其他种种尽为脆弱虚妄之物。信徒的生活正如《丢格乃妥书》所说：“他们住在自己的国家中，却如同异乡人……一切家国皆是异乡……他们在尘世存身，而籍贯所属却在天堂。”
走上旅途有助于增强信念。一个朝圣者若想离开苏克塞斯的家乡，徒步前往圣地亚哥，就必须抛下所有为其日常熟知、令其怡然自得的见解。在这一路上，法语与西班牙语的蛮夷口音，新城市的嘈杂，马洛卡大蒜汤发出的吓人怪味，布尔格特山村外峡谷上空盘旋的秃鹰，在树林中、河流边无言独行的日日夜夜——所有这些，会在朝圣者身上产生异乎寻常的力量，把他从迷茫中震醒，让他拷问、反思自己的过去，并且，像教会热忱地期待的那样，时刻提醒着他要对神忠诚。
要体验类似的效应，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基督徒不可，对旅途中的人来说，总会有对变化的期待，会有因脱离日常环境而产生的自我审视的机会，我们只需偶尔留意就会有所察觉。家庭虽被誉为身心的港湾，但它同样会束缚人，我们可能希望摆脱某一方面的自我，而家庭却恼人地将我们与那一面越绑越牢。走进家庭，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和画面暗暗提示着我们，既然它们无法改变，我们自身也不应该改变；我们本有更紧迫的关切，更特别的问题，可是一进入熟悉的房间，也感到不由自主地被麻痹下来，无从决断。只有跨过大洋，看到带着崭新家具的酒店房间，面对着窗外陌生的车道与满是货品的超市，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居然有了挑战思维定势的力量。当我们在候机室中旁观飞机起降，当我们在横穿贫瘠草原的火车上眺望一座座输电塔成排掠过，自由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身处异乡景物中，很多想法会自己找上门来，而躺在自家床上则很难有此。仿佛是受到景物变化的鼓励，我们的心灵也会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跃升，哪怕琐碎如几个全新的电灯开关，或是天蓬灯牌上闪烁的俄文字母，都能令人无端振奋，心随物转。
脱离熟悉的环境，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重要礼物，虽然起初可能令人不适，但往往在心理上会具有可观的功效。天主教强调这种离家体验，把朝圣旅途中的精神收获视为其核心教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教会对我们真正家园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看到这种异乡体验的价值。我们滞留在陌生的酒店房间、原始的古生代峡谷、破旧的宫殿废墟、空无一人的加油站附属餐馆的那些孤立瞬间，和我们到达任何旅行目的地的时刻一样价值非凡，它们都在向我们提示旅途的内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