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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计划生育，目前我国人口形势已经异常严峻，出现生育率逐渐下降、性别比失衡、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叠加、人口红利衰减等现象，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
目前，我国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陷阱”。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经验表明，所有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性别比失衡。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西藏和新疆外，我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我国数量庞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还出现了家庭结构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稳定性让人堪忧；城乡失衡也不容忽视，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呈现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了不少民生问题。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出现快速老龄化和严重少子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目前形势越来越严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可能进入超老龄型社会，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农村比城市先老、东部比西部先老，老龄化进程阶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与快速老龄化相叠加的是，我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统计表明，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
少子化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造成学校教育生源危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新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红利衰减。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劳动力占比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是指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仅2012年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就减少了345万；预测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800万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并成为历史。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旧常态发展动力是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青年是创新的主体。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20%的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要实现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向20%以上的正常水平回升，需要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抢救生育机会，缓解人口危机，确保人口安全，全面放开两孩政策。
目前，我国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陷阱”。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经验表明，所有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国务院曾经组织开展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性别比失衡。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西藏和新疆外，我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我国数量庞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还出现了家庭结构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稳定性让人堪忧；城乡失衡也不容忽视，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呈现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了不少民生问题。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出现快速老龄化和严重少子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目前形势越来越严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可能进入超老龄型社会，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农村比城市先老、东部比西部先老，老龄化进程阶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与快速老龄化相叠加的是，我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统计表明，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
少子化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造成学校教育生源危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新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红利衰减。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劳动力占比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是指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仅2012年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就减少了345万；预测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800万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并成为历史。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旧常态发展动力是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青年是创新的主体。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20%的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要实现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向20%以上的正常水平回升，需要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抢救生育机会，缓解人口危机，确保人口安全，全面放开两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