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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偶然翻出来二十多年前的几篇文章，正好谈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侄子看完说，好像是谈近期的问题。我不是想说我有多么高瞻远瞩，我是想说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走了三十多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问题，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谈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可见它是非常重要和艰巨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批判或者批评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总是这么说：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在说这三个“位”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的一个价值判断是什么呢？就好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就像踢足球，越了线就是越位，没有补到位就叫缺位或者错位。我们怎么判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线？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判断很难，因为它不像竞技体育一样可以划一个线，比如羽毛球出了边界或底线就算错或者输球。我想既然没有像竞技体育那么严格的标准，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标准来划定它，比如政府职能的问题，我想可不可以从三个维度划定这个标准。
第一，政府不能做什么。第二，政府应当做什么。第三，政府必须做什么。我们事先把政府不能做，应当做或者说必须做的事情搞清楚了，恐怕再去判定它是否越位、缺位、错位，就有依据。
先看政府不能做什么。现在大家都谈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多，政府不能干预具体经济活动。为什么不能干预具体经济活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谈计划经济，那就是政府在管，所以我们讲到政府职能和市场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它的一个大的前提或者它的背景就是说，谈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问题。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千百万不同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他们基于千百万信息来做决策的生产活动，政府如果干预具体的，这么烦琐的细微经济活动，肯定效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个也有国际经验反复证明。很多理论和国际经验证明，如果国家非要去管，政府非要去管，会是什么结果，看看国外，看看中国，大家会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讲得比较有道理，他曾经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界定政府的职务，他说国家中心的职能就是管理与分散风险。
作为风险管理者的国家，如果不能够谨慎地平衡风险与保险之间的关系，那它就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当中。所以，这是第一点，政府不能插手微观经济活动。
第二，政府应当做什么？有一些领域，在经济生活中，市场也可以做，但是市场不愿意做，为了不愿意做？它基于盈利性考虑，觉得不盈利了，就不愿意做。这时候政府必须介入，政府介入的前提是不能与民争实。商业保险当中有很多例子，在此不赘述。所以这是应当做什么。
第三，政府必须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职责。
我觉得至少要做这么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保护合法产权；二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四是在大的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大的灾难事件，比如说类似美国的9·11事件，政府提出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这是政府的职责；五是政府应当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很多国外首脑到中国来，肯定是带着首席推销员的身份和角色来的，推销他们国内重要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政府主要的职能之一。
还有一方面，政府要基于公共安全保障的角度，对民众短期行为和损人行为的强力修正。
比如说大至社会保障里面，强制的保险，还有比如公共责任保险，还有环境责任保险等等，小至开汽车必须戴安全带，声音分贝不能超过多少。有些人说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你个人的自由不能以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代价，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人管，个人自己这样去做，很可能就产生一种损害他人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所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力介入，制定很多法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使得政府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界定它的边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文由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授权本刊发表，略有删改。）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问题，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谈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可见它是非常重要和艰巨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批判或者批评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总是这么说：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在说这三个“位”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的一个价值判断是什么呢？就好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就像踢足球，越了线就是越位，没有补到位就叫缺位或者错位。我们怎么判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线？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判断很难，因为它不像竞技体育一样可以划一个线，比如羽毛球出了边界或底线就算错或者输球。我想既然没有像竞技体育那么严格的标准，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标准来划定它，比如政府职能的问题，我想可不可以从三个维度划定这个标准。
第一，政府不能做什么。第二，政府应当做什么。第三，政府必须做什么。我们事先把政府不能做，应当做或者说必须做的事情搞清楚了，恐怕再去判定它是否越位、缺位、错位，就有依据。
先看政府不能做什么。现在大家都谈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多，政府不能干预具体经济活动。为什么不能干预具体经济活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谈计划经济，那就是政府在管，所以我们讲到政府职能和市场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它的一个大的前提或者它的背景就是说，谈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问题。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千百万不同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他们基于千百万信息来做决策的生产活动，政府如果干预具体的，这么烦琐的细微经济活动，肯定效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个也有国际经验反复证明。很多理论和国际经验证明，如果国家非要去管，政府非要去管，会是什么结果，看看国外，看看中国，大家会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讲得比较有道理，他曾经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界定政府的职务，他说国家中心的职能就是管理与分散风险。
作为风险管理者的国家，如果不能够谨慎地平衡风险与保险之间的关系，那它就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当中。所以，这是第一点，政府不能插手微观经济活动。
第二，政府应当做什么？有一些领域，在经济生活中，市场也可以做，但是市场不愿意做，为了不愿意做？它基于盈利性考虑，觉得不盈利了，就不愿意做。这时候政府必须介入，政府介入的前提是不能与民争实。商业保险当中有很多例子，在此不赘述。所以这是应当做什么。
第三，政府必须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职责。
我觉得至少要做这么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保护合法产权；二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四是在大的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大的灾难事件，比如说类似美国的9·11事件，政府提出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这是政府的职责；五是政府应当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很多国外首脑到中国来，肯定是带着首席推销员的身份和角色来的，推销他们国内重要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政府主要的职能之一。
还有一方面，政府要基于公共安全保障的角度，对民众短期行为和损人行为的强力修正。
比如说大至社会保障里面，强制的保险，还有比如公共责任保险，还有环境责任保险等等，小至开汽车必须戴安全带，声音分贝不能超过多少。有些人说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你个人的自由不能以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代价，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人管，个人自己这样去做，很可能就产生一种损害他人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所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力介入，制定很多法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使得政府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界定它的边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文由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授权本刊发表，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