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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冬日假期的傍晚，彼时我尚是青岛大学中文系研三学生。我在霾都石门的等闲书店闲坐，黄白斑杂的灯光里，没有所谓地抽取着书架上—本本书。翻到一本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早已听说此书大名，见之大喜。这个书店搬了不下三次家，我几个月前还在城管委旁的简易棚里帮店主砂砂整理书。那时的等闲更像是一家书店，摆满各种特价社科人文书籍，不少都是难觅得了。但如今，它是一家需要消费的咖啡馆了。
“你什么时候不再买书，你就成熟了”——阿敏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直记得。可是，在南京时的我真的变作了一个书虫，看似无书不欢的日子，给我很大的经济压力不说，那些买来的书也未全读。我怀疑“见之大喜”这伪饰欢愉的真实性。
人生恍惚而过，匆匆数十载，有时也不过一瞬问。一间间书店，一家家咖啡馆，是如我一般的人消磨了太多时光的所在——倘使还有如我这般没什么钱又常买书的人，我定要奉劝一句了：“什么时候不再买书，什么时候才算成熟”。而2011年至2014年，正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三年。
我是经时任青大研究生会主席的张龙梅学姐带入这份青岛大学研究生杂志做编辑部主编的。她在奥博啡舍几乎一口未沾那份日后我颇为喜爱的冰拿铁，夏夜影影瞳瞳中向我郑重其事说道：“你要想清楚，如果做就做好，如果觉得耽误学业就立刻停止，不要勉强。”她问我是否真的喜爱做杂志，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新教学楼的二楼，我负责招揽新一批的编辑部成员。这些日后再也没有什么深浅交情的成员，在当初却似乎是抱着学东西并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加入的。我的继任主编王若所面对的新人，应也是有类似的心理。当时的我非常有精气神，走路呼呼地，言语带着自信的笑意。如今你们见到我，再不易发现类似当时的开心。那似乎是我在青岛大学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不自由和抗争的一个起点。
从初中正式为考试而学习，再到大学为求知而读书，再到彼时为硕士毕业做论文，每一次转折都是旧日历程的结束和新故事的开始。
朋友说得很好，是“希望在指引他前行，会让他终究变好”。但我不相信终究会如何，或者说，我不相信“终究会走得远会变好”这种说辞。那时，25岁的我已过了由希望引领前行的年纪，现在也只是做事，在做事中求得宽慰和满足，若有希望，也是近景罢了。这就如大多数国人，说乌托邦也罢，说美丽世界也罢，在引领着他们前行，这就仿佛挂在狗儿面前的骨头，够得到时尝一口，够不到时想吃。但我不去吃那骨头时，却发现还有别的可吃，比如，一份馒头。
与其说这是明知幻觉却不愿停止，不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如束如缚，无可奈何。相比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萎顿是更严重的困境。尤其是当白日的兴奋与愿景退却，黑暗袭上心头，我们这些忧伤的年轻人难掩的悲伤与无奈纷至沓来。我并不能确信使我开心的是什么，但使我不开心的，却那么明显。
“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办《竞业旬刊》，一个人包办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外国留学时，也常常翻译小说、写写散文一类的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赡家养母。后来与《新青年》杂志发生了重要关系，许多文章都在《新青年》发表……”——胡适的这篇《报业的真精神》，前几日读来依旧新鲜。主编刊物用诸多假名的事情我也做过，那时我当《青大研究生》主编，和另一位美编共两人，夜里到宾馆租一间房排完最后的版，深夜打车到印刷厂跟色，凌晨四点只身走几里路到公交站等车回校，只因手里仅余一元钱了。虽然我不能出国留学，但希望可以与另外的刊物继续发生关系。那段时间的理想，比如开独立书店，攒钱年底到台湾旅行，写很多文章结集出版，渐次被我一一搁置，但这搁置或也是另一种开始。
说到什么才是大学的真精神，“独立自由，兼容并包”，这些做得到就可以么？也许，现如今还得打破既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以及僵化死板的教育模式吧。硬件、软件，都要好，可是，一切的一切，都得循序渐进。
我有时想，在这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感到周边友人变得势利者尤众，喜谈大学精神者，少之又少了。为什么会发觉和他们再也没有可交谈的机会？他们也不再愿意与我交谈。这原因的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人无法再以平常心对待友人，或认为其理念不合，或认为其没有思想，或根本就看不起对方。众人都追求自我的完善，却不想奉献出一些来完善这世界，岂不自私？于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隔阂，因为活得年纪还算年轻，更是对这种在友人间存在的鸿沟非常震惊。
他们，原本是和我在一起称作“我们”的，他们不仅与我形成巨大的分野，他们本身也分作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这种个体的形成，与其说是独立的完成，毋宁说是独立思想形成前的彷徨——如果可以形成的话。更多的人在面对着散沙般的分化，由利益所得和思想意识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导致的分化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逆的。或许由于对公共事务和其他事情的共同关心，这些人会再度聚合，人们在寻找同类，在形成共识。我的解释：思想聚落在形成。
“你想去支教，家长不同意说危险又浪费时间，你说有证书能加分还能丰富简历，他们同意了。你有一群只一起吃喝不一起做事的朋友，你对象不愿意你和他们厮混，你编点理由说他们有长处将来可利用，你对象也同意了。你做了个艺术品，但拒绝了媒体的采访，大家伙来指责你不懂的把握机会走红，你告诉他们你保持低调才更容易走红，他们‘懂’了。很多熟悉你的人并不了解你，你需要把你的世界重新编码成他们看得懂的东西，用俗物来遮盖自己的本心，所以你很孤独”。这是青岛陈哲兄的一段话。
的确，人们总是拿出可以分享、可以沟通的部分来做交流，说出的话亦是通俗到可以调侃，而忽然有谁道破一点儿事实真相，会惊恐得众人四散奔逃。
于是，谈及大学也好，谈及往事也罢，一切烟云散后，不过就是“扎实努力”罢了。
我永远记得，在青岛大学新校区的那一幕。那是2011年的冬天，我为校报写稿，在那之前，我刚到青岛大学读研究生，一次公交车上，我给薛原老师发短信，大意是“左右之争不是最重要的，建设性的努力才有利于这个国度”，薛老师回复我，“是的，多读书”。
我记得，在2011年冬天，我为某事联系采访青大的一位辅导员，似是关于校园同性恋问题。她告诉我，“为什么要非黑即白？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些人遵从另一些人的意见？”似乎，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某种热望，她急切地想让我开化，想告诉我“容忍的重要”。
每年冬天，我都想起这件事，想起在湖边等她采访，立在阴影里，采访结束后她匆匆消失在阴影里的样子。
非常感謝，这位辅导员老师对我的急切的逼问，我永远都会记得。
“你什么时候不再买书，你就成熟了”——阿敏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直记得。可是，在南京时的我真的变作了一个书虫，看似无书不欢的日子，给我很大的经济压力不说，那些买来的书也未全读。我怀疑“见之大喜”这伪饰欢愉的真实性。
人生恍惚而过，匆匆数十载，有时也不过一瞬问。一间间书店，一家家咖啡馆，是如我一般的人消磨了太多时光的所在——倘使还有如我这般没什么钱又常买书的人，我定要奉劝一句了：“什么时候不再买书，什么时候才算成熟”。而2011年至2014年，正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三年。
我是经时任青大研究生会主席的张龙梅学姐带入这份青岛大学研究生杂志做编辑部主编的。她在奥博啡舍几乎一口未沾那份日后我颇为喜爱的冰拿铁，夏夜影影瞳瞳中向我郑重其事说道：“你要想清楚，如果做就做好，如果觉得耽误学业就立刻停止，不要勉强。”她问我是否真的喜爱做杂志，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新教学楼的二楼，我负责招揽新一批的编辑部成员。这些日后再也没有什么深浅交情的成员，在当初却似乎是抱着学东西并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加入的。我的继任主编王若所面对的新人，应也是有类似的心理。当时的我非常有精气神，走路呼呼地，言语带着自信的笑意。如今你们见到我，再不易发现类似当时的开心。那似乎是我在青岛大学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不自由和抗争的一个起点。
从初中正式为考试而学习，再到大学为求知而读书，再到彼时为硕士毕业做论文，每一次转折都是旧日历程的结束和新故事的开始。
朋友说得很好，是“希望在指引他前行，会让他终究变好”。但我不相信终究会如何，或者说，我不相信“终究会走得远会变好”这种说辞。那时，25岁的我已过了由希望引领前行的年纪，现在也只是做事，在做事中求得宽慰和满足，若有希望，也是近景罢了。这就如大多数国人，说乌托邦也罢，说美丽世界也罢，在引领着他们前行，这就仿佛挂在狗儿面前的骨头，够得到时尝一口，够不到时想吃。但我不去吃那骨头时，却发现还有别的可吃，比如，一份馒头。
与其说这是明知幻觉却不愿停止，不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如束如缚，无可奈何。相比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萎顿是更严重的困境。尤其是当白日的兴奋与愿景退却，黑暗袭上心头，我们这些忧伤的年轻人难掩的悲伤与无奈纷至沓来。我并不能确信使我开心的是什么，但使我不开心的，却那么明显。
“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办《竞业旬刊》，一个人包办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外国留学时，也常常翻译小说、写写散文一类的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赡家养母。后来与《新青年》杂志发生了重要关系，许多文章都在《新青年》发表……”——胡适的这篇《报业的真精神》，前几日读来依旧新鲜。主编刊物用诸多假名的事情我也做过，那时我当《青大研究生》主编，和另一位美编共两人，夜里到宾馆租一间房排完最后的版，深夜打车到印刷厂跟色，凌晨四点只身走几里路到公交站等车回校，只因手里仅余一元钱了。虽然我不能出国留学，但希望可以与另外的刊物继续发生关系。那段时间的理想，比如开独立书店，攒钱年底到台湾旅行，写很多文章结集出版，渐次被我一一搁置，但这搁置或也是另一种开始。
说到什么才是大学的真精神，“独立自由，兼容并包”，这些做得到就可以么？也许，现如今还得打破既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以及僵化死板的教育模式吧。硬件、软件，都要好，可是，一切的一切，都得循序渐进。
我有时想，在这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感到周边友人变得势利者尤众，喜谈大学精神者，少之又少了。为什么会发觉和他们再也没有可交谈的机会？他们也不再愿意与我交谈。这原因的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人无法再以平常心对待友人，或认为其理念不合，或认为其没有思想，或根本就看不起对方。众人都追求自我的完善，却不想奉献出一些来完善这世界，岂不自私？于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隔阂，因为活得年纪还算年轻，更是对这种在友人间存在的鸿沟非常震惊。
他们，原本是和我在一起称作“我们”的，他们不仅与我形成巨大的分野，他们本身也分作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这种个体的形成，与其说是独立的完成，毋宁说是独立思想形成前的彷徨——如果可以形成的话。更多的人在面对着散沙般的分化，由利益所得和思想意识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导致的分化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逆的。或许由于对公共事务和其他事情的共同关心，这些人会再度聚合，人们在寻找同类，在形成共识。我的解释：思想聚落在形成。
“你想去支教，家长不同意说危险又浪费时间，你说有证书能加分还能丰富简历，他们同意了。你有一群只一起吃喝不一起做事的朋友，你对象不愿意你和他们厮混，你编点理由说他们有长处将来可利用，你对象也同意了。你做了个艺术品，但拒绝了媒体的采访，大家伙来指责你不懂的把握机会走红，你告诉他们你保持低调才更容易走红，他们‘懂’了。很多熟悉你的人并不了解你，你需要把你的世界重新编码成他们看得懂的东西，用俗物来遮盖自己的本心，所以你很孤独”。这是青岛陈哲兄的一段话。
的确，人们总是拿出可以分享、可以沟通的部分来做交流，说出的话亦是通俗到可以调侃，而忽然有谁道破一点儿事实真相，会惊恐得众人四散奔逃。
于是，谈及大学也好，谈及往事也罢，一切烟云散后，不过就是“扎实努力”罢了。
我永远记得，在青岛大学新校区的那一幕。那是2011年的冬天，我为校报写稿，在那之前，我刚到青岛大学读研究生，一次公交车上，我给薛原老师发短信，大意是“左右之争不是最重要的，建设性的努力才有利于这个国度”，薛老师回复我，“是的，多读书”。
我记得，在2011年冬天，我为某事联系采访青大的一位辅导员，似是关于校园同性恋问题。她告诉我，“为什么要非黑即白？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些人遵从另一些人的意见？”似乎，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某种热望，她急切地想让我开化，想告诉我“容忍的重要”。
每年冬天，我都想起这件事，想起在湖边等她采访，立在阴影里，采访结束后她匆匆消失在阴影里的样子。
非常感謝，这位辅导员老师对我的急切的逼问，我永远都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