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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它也是唐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只是以往人们对后者少有论及。这里以乐舞、绘画为主，阐释大明宫与唐文化的重要关系。
大明宫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乐舞演出，唐诗有“蝉蝉日出大明宫，天乐遥闻在碧空”“三十仙人谁得听，含元殿角管弦声”等句，便描写了这种盛况。大明宫中表演乐舞的场所，有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麟德殿等处，其中以麟德殿为最多，以宣政殿为最少。因为宣政殿本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场所，故不常举行乐舞表演，据《大唐新语》卷二载：“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袁)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袁利贞时为太常博士。这里提到的“三殿”，即指麟德殿。说明麟德殿经常举行宴乐，而含元、宣政、紫宸等殿，因其均为举行朝会、处理政务的场所，通常不举行乐舞、百戏的表演。但是也不尽然，据《全唐文》卷450郑锡《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载：“陈八佾象钧天之仪，舞百兽备充庭之实。……奏《云门》兮，歌《大浸》，百兽舞兮四夷惧，于胥乐兮皇风布。”作者为唐代宗时人，可见唐代宗曾在含元殿观赏过百兽表演，此类表演在唐代属于散乐百戏之类。唐文宗于太和九年(835年)八月，也曾命令在“含元殿大合乐”。可见唐后期在这个方面已经松弛得多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含元殿通常演奏的多为雅乐之类，均在举行重大典礼时演奏。据《旧唐书·职官志二》载：“凡元日，大陈设于含元殿，(皇帝)服衮冕临轩，展宫悬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此外，在冬至时，其礼仪一如元正，通常设官县(乐架)三十六架，唐后期减为二十架。此类仪式非常隆重，《旧唐书·礼仪志四》说：“自至德二年收两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悬之乐，虽郊庙大祭，只有登歌乐，亦无文、武二舞。”
丹凤门作为大明宫的正门，在设计与布局方面具有重要的礼仪意义，除了举行一些盛大的典礼外，如颁布大赦、宣布改元等，也不时举行一些散乐俳优之类的表演。如唐穆宗即位的次月，即于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幸丹凤门观俳优”。在唐朝除了在含元殿举行百兽表演外，丹凤门也是举行此类表演的一处场所。海外进贡的一些异兽，均在内苑驯养，但其表演时通常却在丹凤门举行，有时也在含元殿前举行。
大明宫麟德殿是经常举行宴会与乐舞表演的地方。在唐朝，凡宫中举行宴会均有乐舞助兴，主要就在麟德殿举行，尤其每年人日之时，通常都要大宴群臣，赋诗作乐，在《全唐诗》中就收有不少人日应制之类的诗篇。《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四年(788年)正月，“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贞元十四年(798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每当这种场合，皇帝往往把御制诗或者群臣所撰诗篇中比较优秀的，选出来配乐歌之。《唐会要·诸乐》记载，在贞元十四年的这次宴会上，唐德宗撰写了《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其诗序中说到：“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并命收入乐府。可见此诗是入了乐府的。另据《旧唐书·吐蕃传》载：“长安二年(702年)，……于是吐蕃遣使论弥萨等人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在唐代凡是将帅作战有功，返京面见皇帝时，往往都在麟德殿召见，并举行宴会和百戏表演。如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公与忠武军节度使司空(李)光颜、邠宁节度使尚书(郭)钊，俱来朝，上为之燕三殿，张百戏，公卿侍臣成与。”文中所谓“公”，指凤翔陇州节度使李惟简；文中所谓“三殿”，指麟德殿，因其有三面，故日三殿。
唐代还新创作了不少乐舞，如武则天创作了《圣寿乐》、唐玄宗创作了《光圣乐》、唐德宗有《中和乐舞》。除了皇帝之外，一些臣子也创作了不少乐舞，并进献给皇帝。据《新唐书·礼乐志》载：“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号《孙武顺圣乐》。”另据《唐会要·诸乐》条载：“同州刺史苏瑰，进《圣主还京乐舞》。”除了唐朝君臣之外，也有不少伶人创作的乐舞。《旧唐书·曹确传》说，唐懿宗女同昌公主卒，懿宗思念不已，伶人李可及创作了《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施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可见此舞规模之大。这些新创作的乐舞多在麟德殿试演，如贞元三年(787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唐德宗御麟德殿，“命阅试之”。其他乐舞也大都如此。
在宫廷教育中，对宫人进行乐舞方面的培训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如宫教博士便负有教授宫人众艺的责任，所谓“教遍宫娥唱遍词，暗中头白没人知”。宫人们也互相教授技艺，唐诗中所谓“小随阿姊学吹笙，见好君王赐与名。”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唐朝还置有内教坊，专为宫廷服务，所谓“逢着五弦琴绣袋，宜春院里按歌回。”宜春院，即内教坊。内教坊设在太极宫，然其服务对象却是居住在大明宫的皇室成员。在大明宫举行乐舞表演时如果没有特别要求，通常均由内教坊负责，关于这些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如“舞来汗湿罗衣彻，楼上人扶下玉梯。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银泥。”这里所谓的“院”，即指宜春院。如果制造了或者有人进献上好的乐器，皇帝往往也先赐给宜春院使用，所谓“移来女乐部头边，新赐花檀木五弦。”在大明宫中集中了不少优秀的乐舞人才，其所创作的乐舞不仅满足了宫廷生活的需要，有不少甚至流传到宫外，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大明宫还吸纳了不少外来的乐舞艺术。唐太宗确定的《十部乐》中，有八部均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乐舞，除了《高昌乐》外，大部分在唐以前就已流传人中国。自大明宫建成以后，又吸纳了不少外国和少数民族乐舞。如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派遣其弟悉利舒城主舒难陀，经南诏、成都，到达长安，向唐朝进献了一套乐舞，称之为《骠国乐》，其中乐器20种、乐工35人、乐曲12首。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乐舞，《旧唐书·音乐志》载：“贞元十六年(800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这些乐舞来到长安后，都在麟德殿进行过表演，所谓“南诏献《奉圣乐舞曲》，上阅于麟德殿前。”唐朝流行的歌舞戏中，也有不少来自
外国或少数民族，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碾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其中拨头等皆来自于西域。这些歌舞戏初人中国时，在宫廷中表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流传人民间，甚至还流传到新罗、日本等国。因此这类乐舞的输入与输出，对丰富唐代乐舞艺术的内容，促进各民族各国文化的交流，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绘画方面，大明宫也可以说是一座艺术宝库。唐朝宫廷置有图书收藏机构——集贤书院，原为命妇院，屋宇宏敞，开元时期所藏图书达到了12万5960卷，其中就包括不少绘画作品。据《唐六典·中书省》载，集贤院学士的职责之一就是：“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徵求焉。”唐代宫廷所收藏的绘画作品除了部分接收于隋代官藏品外，大体上来自于三部分：其一，搜自于民间。除了鼓励捐献外，也有官府出资收购的；其二，各地官府或官员进献。《唐会要·经籍》载：
“元和十四年(819年)九月，考功郎中萧祜，进古今书画二十卷。”各地官员进献的也不少，如乾元二年(759年)六月，虢州閺乡县界黄河内女娲墓长出了二株柳树，“下有巨石二，柳各长丈余。郡守图画以闻，今号风陵堆。”再如《旧唐书·五行志》载：“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龙州武安川畲田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复生。麟之来，一鹿引之，群鹿随之，光华不可正视。使画工图麟及嘉禾来献。”类似这样以祥瑞的名义进献的图画还不少；其三，因各种原因而创作的作品。这样的事例很多，《旧唐书·韦安石传附韦巨源传》载：“景龙二年(708年)，顺天翊圣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佳瑞，请布告天下，许之。中宗又令画工图有状以示百僚，仍大赦天下。”这种作品事后往往都要珍藏起来。再如《旧唐书·文宗纪》载，唐文宗“自撰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于太液亭，朝夕观览焉。”这种作品当时收藏在皇帝身旁，当文宗死后，往往也收藏于集贤院。
唐朝规定集贤院置画直八人，掌“缘修杂图”，因其收藏绘画作品甚多，才需要这么多人装裱修补。又置“访取二人”，专门负责收集书画。除了美术作品外，集贤院还收集地图或图表之类的东西。《旧唐书·贾航传》载：“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此类东西贾躭自然不敢私藏，绘成后必然要进献给皇帝。唐朝遗使者出访，返回后往往也都要绘图以进。《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又据《旧唐书·文宗纪》载：“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就连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收复巂州，也要“画图来上”。除了这些途径之外，因犯罪而籍没家产的官员，其收藏的绘画作品往往也没收人集贤院。据《新唐书·王涯传》载，宰相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后来因事全族被诛杀，全部家产遂被籍没入官。
关于大明宫收藏的历代绘画作品目录，已不可详考，但从现存史书的记载来看，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据《旧唐书·刘知己传》载：
“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多有危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代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履者；阎立本画《明君人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刘知几在这里虽然论述的是考证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宫中收藏有《梁武帝南郊图》《群公祖二疏》《明君人匈奴》等绘画作品。此外，根据《新唐书·艺文志三》的记载，也可发现一些作品收藏于宫中秘阁，如阎立德的《文成公主降蕃图》、阎立本的Ⅸ秦府十八学士图》、汉王元昌《汉贤王图》、范长寿《风俗图》、殷臬与韦无忝《皇朝九圣图》、曹元廓《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等朝臣图》、杨升《望贤宫图》、张萱《少女图》、谈皎《武惠妃舞图》、韩斡《龙朔功臣图》、陈宏《安禄山图》、王象《卤簿图》等。
除了在宫中大量收藏各种书画外，大明宫处处都有绘画作品存在，各类建筑物雕梁画栋自不待言，宫中所使用的屏风上面也绘各种题材的绘匦。如王建《宫词》一百首中写道：“少年天子重边功，亲到凌烟画阁中。教觅勋臣写图本，长将殿里作屏风。”这是以唐代功臣像为屏风图案的例子。再如，《唐会要·节日》载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二月，“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内宴。于宰臣位后，施画屏风，图汉魏名臣，仍纪其嘉言美行，题之于下。”这是以前代名臣为内容的绘画作品。至于以山水风景为题材的屏风就更多了，所谓“青荷叶子画鸳鸯。把来不是呈新样。”在大明宫中还建有佛寺与道观，如玉晨观、玄英观和昭德寺等。在唐代释道人物画非常流行，而且多绘于佛寺道观的墙壁上，虽然现已无法考证清楚大明宫内的寺观到底绘有哪些作品，其作者是谁?但是从当时许多著名画家均在寺观绘有作品的情况看，大明宫的寺观应该不乏名家作品。除了在墙壁上绘画外，宫中也有供奉一些佛像，如唐“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赞”云云。唐朝的皇帝大都信奉佛教，当时宫中的佛像画和塑像应该不少。李唐皇室又自称是老子后裔，因此崇信道教，《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二》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五月，唐玄宗自称梦见老子，于是命绘其真容，“分布天下”。相信在大明宫中也收藏有老子画像。
此外，大明宫内还拥有不少画家。据《唐六典·尚书吏部》载：“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秘书省虽然不在大明宫内，但这些画家却是为宫廷服务的。上面提到集贤院有画直八人，其主要任务是修补藏画，但也参与绘画创作，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宫中收藏的一些作品就为其所绘，如《秋千图》等。翰林院也置有专门负责绘画的官员，据《旧唐书·吕通玄传》载，其在谈及翰林院的职能时说到：“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只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旨，遂以为名。”可知翰林院也有以绘画专长者供奉其中。朝廷官员中善于绘画者，也不时被召入宫中作画，如唐初阎立本就是如此。《唐国史补》卷下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云云。因此在民间善于绘画者不乏其人，《韩愈集》中收有《毛颖传》一篇，就记述了这样一个人，因善于绘画而被皇帝召入宫中。有人指出此事非实，不管怎么样，它却反映了当时存在的这种现象。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明宫不仅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物，而且还是大唐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大明宫所体现的文化代表着大唐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外交流的发展潮流。不仅外来乐舞在大明宫中流行，外来的画风也有一定的影响，反之，唐朝的乐舞与画风、画法也对域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自不待言，在西域、中亚一带的考古中，也不时能发现一些与唐长安画风完全一致的壁画残余，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