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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统管防疫的伍连德博士坚持戴口罩防治传染的措施，对当时的医生和东北人民起到了重要的防护作用。“戴口罩”，也是来自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抗疫经验之一。
法国医师梅聂以前是一位军医，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1908年，他曾在天津附近的煤矿城市唐山参与腺鼠疫流行的防治。在前往哈尔滨途经奉天时，梅聂医师谒见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总督大人任命他统管防疫事务，取代中国医师伍连德博士。但是总督拒绝了他的要求，建议他先去考察情况，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也许他在学堂身居教授领导之高位，对“土著”中国人一贯颐指气使，又凭借当年他带领一队中国学生和助手在唐山防治腺鼠疫的短暂经历，自视甚高。总之，他在1910年1月2日到达哈尔滨，下榻于火车总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时，心中颇为不悦。
伍博士对法国教授的心情一无所知，他作为同事，前往旅馆探望。伍博士发现他独处房中，心事重重。过去他们同住天津，只是一般的同行，如今身处严重疫区之中心，理应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亲密合作，应战共同的敌人。伍博士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以及到哈尔滨以来先后采取的措施，并且指出，因为这次暴发的是单纯的肺鼠疫，他们主要应该集中精力严格隔离鼠疫患者，将他们与不咳嗽的疑似者分开，制订适当限制接触者的规划;医务人员除按细菌学的常规操作外，应戴上由软棉和纱布制成的口罩，给人群接种哈夫金疫苗并注射耶尔森血清。但是梅聂医师对来客的议论不感兴趣，宁愿凭借当年他在唐山取得的经验。在唐山，老鼠确实对疫情的蔓延流行起了主要作用，如同在印度、越南和香港一样。他说他本人的意见比一个新手所言更可靠，并决心让中国政府接受他更成熟的意见。梅聂医师当时已43岁，而伍博士年方三十。
伍博士坐在带垫子的大扶手椅上，试图用微笑化解分歧。这位法国人却激动起来，在燥热的房间里不停踱步。他突然不再隐忍：面对伍博士怒扬双臂，双眼圆瞪地吼道：“你，你这个中国佬，胆敢嘲笑我，顶撞你的前辈？”尽管见解相左，但这场出人意料的动怒和对一位医界同仁的粗暴无礼，岂非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不使局面僵化，伍博士于是说道：“对不起，梅聂医师，我这本意友好的谈话，不料竟引起如此不愉快。我别无选择，只得向北京的施大人禀报。”伍博士离开房间，下了楼，步行回到相距不过数码的住所——大都会旅馆。在安静的房间里，他起草了一份电报，述说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并提出了辞呈——因为无法与如此固执己见的人共事。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夜。争执发生38小时后，伍博士收到来自北京的官方电报，宣布撤销对梅聂医师的派出指令，并责成伍博士继续勉力工作，无须介意此次不愉快。官方对伍博士的支持再次得到了证实，他加倍努力设法控制鼠疫。传染病医院此时已经人满为患。患者死亡数字扶摇直上，甚至有一次在24小时内报告了50位病人死亡。但是，在更多的医师和护理人员践诺到来以前，无法期待形势能显著好转。
出乎意料的是，法国医师梅聂感染上了瘟疫，并已送到哈尔滨新城俄国鼠疫医院的消息不胫而走。询问医院当局得知，1月5日梅聂医师接到撤销他的工作任命的电报后，他立刻去鼠疫医院拜访哈夫金医师，要求检查几位病人。就像伍博士来访时一样，梅聂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穿上了白工作服，戴上了白帽子和一双橡胶手套，但是没有戴口罩。在病房里，他和哈夫金医师一样，接连检查了4个病人，面对病人前胸和后背叩诊与听诊。进一步问诊后，梅聂医师便离开医院回到了旅馆。以后几天中，他显然走访过几位欧洲朋友和熟人，并前往几家著名大商场购物。1月8日，即访问医院后3天，梅聂医师开始感觉不适，轻微寒战、剧烈头痛和发热，整夜坐立不安。第二天清晨，出现咳嗽并伴有痰液。哈夫金医师接到他的电话，立刻怀疑是肺鼠疫。他马上命令将病人送进俄国医院的观察室，发现其高热达38.3℃，脉搏加快，咳嗽越来越频繁，并伴随着带粉红色血丝的痰液。细菌学检查明白无误地检出了鼠疫杆菌。1月11日，梅聂访问鼠疫医院6天后死亡。
梅聂医师令人震惊的死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首先是俄国防疫局的卫生队封闭了大旅社的整个3层楼房，从梅聂医师的卧室里搬出了病人的衣物和文件并将其焚毁，他可能用过的所有房间均用硫黄和石炭酸消毒，并在48小时内禁止任何人进入。与此同时，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和各国领事将这个不幸的消息用电报通报本国政府，而当地俄文和中文报纸详细地（并非完全准确）报道了这位著名病人的患病始末。恐慌遍及各处，也许这是两个月以来，各界公众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他们中肆虐的恐怖瘟疫究竟有多么凶恶。他们终于省悟，连位居天津北洋医学堂资深教授的医学界头面人物亦难逃鼠疫之魔掌，其他人当更无安全可言了。他们终于明白，如要确保自身无恙，阖家平安，便应该听从那些负责防疫者的警告。正是这些惶恐公众态度的转变，使工作进展不小，并为其后抗击鼠疫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一方面，梅聂去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某些行动难以开展。伍博士领导的中国医务人员，以及许多新近来自南方的助手，均被逐出离格兰德旅馆一个街区的大都会旅馆。旅店管理者决心不再允许任何“遭瘟的”（在俄国人中，任何与平抑鼠疫有关的医务人士都被冠以这个尊号）入住。换言之，“遭瘟的”现在成了不可接触者，要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法国医师逝世产生的结果，使在俄国传染病院的管理和组织中出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改变。其中之一是戴棉纱口罩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得到落实。在医院职员中，特别是哈夫金医师及其助手，可以看到他们整日戴着这种棉口罩。既然该种传染病已被确诊为鼠疫肺炎，而且会直接通过病人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给飞沫可及处之健康接触者，对于任何与这种病人为邻的明智的人，戴上口罩保护自己，显然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否则每吐出的一口痰中大量存在的病菌，将被带进健康人的咽喉，并由此进入与其相邻的肺部。
在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松弛地挂于耳上;有的人套于颈上，犹如护身符，而正应刻意保护的鼻孔和口腔却依旧暴露在外。尽管如此，中国防疫组织推荐的简单的纱布口罩很快便推广开来。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
推荐使用的口罩，用成卷的0.9144米外科手术用的、宽度适中的洁白纱布制作。两边各剪两刀，分成各长约0.3米的3条缚带，保留中间部分不再剪切，折叠面积为15.24厘米×10.16厘米大小，裹住消毒药棉。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上面，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別绕过耳朵下面，系于脑后;最下面的两条向上绕，系于头顶（后来的口罩的形式只有两对缚带，都是系于脑后）。这种简易口罩是软的，可以调整，戴在脸上，与面部和脖子紧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的感觉。
同时，防疫机构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了指示，说明用口罩防护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因而不要在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者和接触者接受检查，他们有的已被感染并咳出带菌的痰沫。这些检查者中有一位或许没有口罩防护，或是没有规范使用，这就导致了年轻的医师杰克逊，即沈阳的苏格兰长老会传道团的司督阁医师的助手于1911年1月受到感染而丧生。防疫组织完善之后，便准备了数千个标准的口罩，供从总医官到夜间执勤的士兵随时取用。
（摘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作者：伍连德 译者：程光胜 马学博）
法国医师梅聂以前是一位军医，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1908年，他曾在天津附近的煤矿城市唐山参与腺鼠疫流行的防治。在前往哈尔滨途经奉天时，梅聂医师谒见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总督大人任命他统管防疫事务，取代中国医师伍连德博士。但是总督拒绝了他的要求，建议他先去考察情况，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也许他在学堂身居教授领导之高位，对“土著”中国人一贯颐指气使，又凭借当年他带领一队中国学生和助手在唐山防治腺鼠疫的短暂经历，自视甚高。总之，他在1910年1月2日到达哈尔滨，下榻于火车总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时，心中颇为不悦。
伍博士对法国教授的心情一无所知，他作为同事，前往旅馆探望。伍博士发现他独处房中，心事重重。过去他们同住天津，只是一般的同行，如今身处严重疫区之中心，理应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亲密合作，应战共同的敌人。伍博士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以及到哈尔滨以来先后采取的措施，并且指出，因为这次暴发的是单纯的肺鼠疫，他们主要应该集中精力严格隔离鼠疫患者，将他们与不咳嗽的疑似者分开，制订适当限制接触者的规划;医务人员除按细菌学的常规操作外，应戴上由软棉和纱布制成的口罩，给人群接种哈夫金疫苗并注射耶尔森血清。但是梅聂医师对来客的议论不感兴趣，宁愿凭借当年他在唐山取得的经验。在唐山，老鼠确实对疫情的蔓延流行起了主要作用，如同在印度、越南和香港一样。他说他本人的意见比一个新手所言更可靠，并决心让中国政府接受他更成熟的意见。梅聂医师当时已43岁，而伍博士年方三十。
伍博士坐在带垫子的大扶手椅上，试图用微笑化解分歧。这位法国人却激动起来，在燥热的房间里不停踱步。他突然不再隐忍：面对伍博士怒扬双臂，双眼圆瞪地吼道：“你，你这个中国佬，胆敢嘲笑我，顶撞你的前辈？”尽管见解相左，但这场出人意料的动怒和对一位医界同仁的粗暴无礼，岂非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不使局面僵化，伍博士于是说道：“对不起，梅聂医师，我这本意友好的谈话，不料竟引起如此不愉快。我别无选择，只得向北京的施大人禀报。”伍博士离开房间，下了楼，步行回到相距不过数码的住所——大都会旅馆。在安静的房间里，他起草了一份电报，述说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并提出了辞呈——因为无法与如此固执己见的人共事。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夜。争执发生38小时后，伍博士收到来自北京的官方电报，宣布撤销对梅聂医师的派出指令，并责成伍博士继续勉力工作，无须介意此次不愉快。官方对伍博士的支持再次得到了证实，他加倍努力设法控制鼠疫。传染病医院此时已经人满为患。患者死亡数字扶摇直上，甚至有一次在24小时内报告了50位病人死亡。但是，在更多的医师和护理人员践诺到来以前，无法期待形势能显著好转。
出乎意料的是，法国医师梅聂感染上了瘟疫，并已送到哈尔滨新城俄国鼠疫医院的消息不胫而走。询问医院当局得知，1月5日梅聂医师接到撤销他的工作任命的电报后，他立刻去鼠疫医院拜访哈夫金医师，要求检查几位病人。就像伍博士来访时一样，梅聂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穿上了白工作服，戴上了白帽子和一双橡胶手套，但是没有戴口罩。在病房里，他和哈夫金医师一样，接连检查了4个病人，面对病人前胸和后背叩诊与听诊。进一步问诊后，梅聂医师便离开医院回到了旅馆。以后几天中，他显然走访过几位欧洲朋友和熟人，并前往几家著名大商场购物。1月8日，即访问医院后3天，梅聂医师开始感觉不适，轻微寒战、剧烈头痛和发热，整夜坐立不安。第二天清晨，出现咳嗽并伴有痰液。哈夫金医师接到他的电话，立刻怀疑是肺鼠疫。他马上命令将病人送进俄国医院的观察室，发现其高热达38.3℃，脉搏加快，咳嗽越来越频繁，并伴随着带粉红色血丝的痰液。细菌学检查明白无误地检出了鼠疫杆菌。1月11日，梅聂访问鼠疫医院6天后死亡。
梅聂医师令人震惊的死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首先是俄国防疫局的卫生队封闭了大旅社的整个3层楼房，从梅聂医师的卧室里搬出了病人的衣物和文件并将其焚毁，他可能用过的所有房间均用硫黄和石炭酸消毒，并在48小时内禁止任何人进入。与此同时，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和各国领事将这个不幸的消息用电报通报本国政府，而当地俄文和中文报纸详细地（并非完全准确）报道了这位著名病人的患病始末。恐慌遍及各处，也许这是两个月以来，各界公众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他们中肆虐的恐怖瘟疫究竟有多么凶恶。他们终于省悟，连位居天津北洋医学堂资深教授的医学界头面人物亦难逃鼠疫之魔掌，其他人当更无安全可言了。他们终于明白，如要确保自身无恙，阖家平安，便应该听从那些负责防疫者的警告。正是这些惶恐公众态度的转变，使工作进展不小，并为其后抗击鼠疫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一方面，梅聂去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某些行动难以开展。伍博士领导的中国医务人员，以及许多新近来自南方的助手，均被逐出离格兰德旅馆一个街区的大都会旅馆。旅店管理者决心不再允许任何“遭瘟的”（在俄国人中，任何与平抑鼠疫有关的医务人士都被冠以这个尊号）入住。换言之，“遭瘟的”现在成了不可接触者，要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法国医师逝世产生的结果，使在俄国传染病院的管理和组织中出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改变。其中之一是戴棉纱口罩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得到落实。在医院职员中，特别是哈夫金医师及其助手，可以看到他们整日戴着这种棉口罩。既然该种传染病已被确诊为鼠疫肺炎，而且会直接通过病人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给飞沫可及处之健康接触者，对于任何与这种病人为邻的明智的人，戴上口罩保护自己，显然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否则每吐出的一口痰中大量存在的病菌，将被带进健康人的咽喉，并由此进入与其相邻的肺部。
在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松弛地挂于耳上;有的人套于颈上，犹如护身符，而正应刻意保护的鼻孔和口腔却依旧暴露在外。尽管如此，中国防疫组织推荐的简单的纱布口罩很快便推广开来。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
推荐使用的口罩，用成卷的0.9144米外科手术用的、宽度适中的洁白纱布制作。两边各剪两刀，分成各长约0.3米的3条缚带，保留中间部分不再剪切，折叠面积为15.24厘米×10.16厘米大小，裹住消毒药棉。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上面，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別绕过耳朵下面，系于脑后;最下面的两条向上绕，系于头顶（后来的口罩的形式只有两对缚带，都是系于脑后）。这种简易口罩是软的，可以调整，戴在脸上，与面部和脖子紧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的感觉。
同时，防疫机构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了指示，说明用口罩防护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因而不要在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者和接触者接受检查，他们有的已被感染并咳出带菌的痰沫。这些检查者中有一位或许没有口罩防护，或是没有规范使用，这就导致了年轻的医师杰克逊，即沈阳的苏格兰长老会传道团的司督阁医师的助手于1911年1月受到感染而丧生。防疫组织完善之后，便准备了数千个标准的口罩，供从总医官到夜间执勤的士兵随时取用。
（摘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作者：伍连德 译者：程光胜 马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