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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主题。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较高，但从内生性因素分析，发现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缺乏是导致其市民化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应加大职业教育培训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加大宣传，激发市民化培训主动性；政府投入，保证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公益性；基于需要，增强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有效性。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6-0051-05
一、调查概况
（一）调查背景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镇成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1]。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其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主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2]。为了准确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现状，2015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5]59号），在城镇地域范围开展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如果说，我国前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7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首先应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这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3]。
目前，大量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受户籍制度、社会环境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除了外在因素，农民工内生性因素也是影响其市民化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指取得城市户籍、享有城市居民相应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知识素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这就需要农民工自身具备一定的市民化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课题组对江苏省常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以期从农民工内生性因素进行归因，提出职业教育培训策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二）调查对象、方法与过程
为了更客观、全面了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现状，探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的有效措施，2016年4月至6月，课题组对常州市市区（钟楼区、天宁区、新北区、武进区）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课题组在常州开放大学、钟楼区、天宁区、新北区、武进区社区学院的帮助下，深入企业内部对农民工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74份。其中，参与调查的农民工男、女占比分别为55.11%、44.89%；80后（27～36岁）、90后（26岁以下）占比分别为35.4%、29.2%；来自江苏省内、外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71.9%、28.1%。“农民工问卷”共设计了23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式问题。对于问卷调查结果，课题组运用在线统计等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二、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构建了多种不同的测量维度。基于已有农民工市民化指标的研究成果以及本调查的研究需要，本研究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住房、收入、心理融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情况
1.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较高
在调查过程中，问卷以“您愿意在城市永久居住生活吗？”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观测点。结果显示，“非常愿意”“愿意”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14.96%和55.11%，还有29.92%的农民工表示“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无所谓”。总体来说，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
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年龄差异
调查显示，年龄段在“47～56岁”的农民工“非常愿意”“愿意”市民化的比例分别为13.16%和68.42%，“56岁以上”的农民工则全部表示愿意市民化，“27～46岁”的农民工不愿意市民化的比例为35%左右，見表1。另外发现，年龄越大进城务工的年数也相应越多，47岁以上农民工中有65%以上进城务工超过7年，见表2。年龄段在“16～26岁”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较高，为71.13%，可能由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冒险精神较强，更希望在城市打拼出一片天地。
3.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80%左右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见表3。文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文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市民化能力越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重要性的了解相对较多，本身也更有能力在城市获得好的工作岗位，对城市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更希望享受城市优质生活。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原因，认为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赚钱，最后还是得回到农村落叶归根；另一方面，即使他们希望市民化，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低，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加大了市民化的成本与难度，导致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市民化意愿。
4.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务农经历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对于务农经历为“从事过，很擅长”“从事过，不擅长”“没有从事过”的农民工愿意市民化比例分别为66.66%、71.81%、69.12%，见表4。这可能由于与擅长务农的农民工相比，无务农经历或不擅长务农的农民工“退路”更少。他们缺少足够的务农知识与技能，只能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并希望长期在城市生活、落户。
（二）农民工住房情况
1.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比例总体偏低 居住是农民工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良好、稳定的居住环境能够促进农民工安心工作、城市融入。调查显示，72.26%的农民工在城市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有27.74%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比例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为合租房居住，或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居住环境较差。
2.农民工有无住房与学历、培训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拥有住房比例分别为39.34%、45.45%、29.41%，远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见表5。培训次数为2次及以上的农民工拥有住房比例约为40%，远大于没有接受过培训或仅培训过一次的农民工，见表6。可以推断，学历越高、培训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越高，拥有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从而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岗位与升职机会，为在城市购房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此外，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也更容易认识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与必然趋势，更增加了其在城市的购房意愿。
（三）农民工收入情况
1.农民工收入情况总体偏低
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农民工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基础，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后，才会考虑在城市买房落户，有意识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调查显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补贴等）为“0～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82%、32.12%、32.48%、20.8%、12.77%。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情况总体偏低，66.42%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3000元以下的占33.94%。
2.农民工学历、培训次数与收入呈现大致正相关
调查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当中有17.65%月平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见表7，而且随着学历的不断提高，这个比例也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工的学历与收入呈现明显正相关。此外，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次数也与收入密切相关，随着培训次数的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也呈现提高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培训次数不是越多越好。调查显示，农民工接受培训次数“3次”“4次”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月平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3.08%、33.33%，见表8。
3.农民工职业资格证书情况与收入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无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处于“2001～3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为34.25%；初、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主要处于“3001～4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分别为29.82%、48.39%；绝大多数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处于“4001～5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为40%，见表9。而且，随着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的增加，“5000元以上”的比例大致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可以看出农民工职业资格证书情况与收入密切相关。
（四）农民工心理融入情况
1.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程度不高，自我认同存在疑惑
调查显示，19.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43.8%认为“依然是农村人”，9.12%认为“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12.04%认为是“游荡在城市的边缘人”，15.69%表示“说不清楚”。另外，通过比较发现，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对其市民化意愿有很大影响，认同程度高，市民化意愿大，见表10。
2. 农民工幸福感存在学历差异，整体有待提高
如果农民工的幸福感比较高，则说明其在城市生活较为满意，城市能为其带来相对于农村更稳定、幸福的生活，更会主动进行市民化。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很不幸福”“不幸福”“生活平平”“幸福”“很幸福”的比例分别为2.19%、18.98%、44.53%、27.74%、6.57%。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幸福感整体偏低，认为幸福的仅占34.31%。从表11可以看出，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学历越高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幸福感。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高学历的农民工幸福感并不一定高，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中，有52.94%认为不幸福，见表11。这可能是因为有些高学历的农民工自我期待比较高，一旦生活中遇到挫折，达不到其预期的目标，心理落差便会增大，减少了其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3.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程度总体较高，与进城务工年数密切相关
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与否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方面，包括是否习惯并接受城市的公共环境、公共秩序、人际交往、精神文化等。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习惯并接受”“ 接受”“不习惯接受”“非常不习惯接受”“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5.04%、40.15%、4.38%、2.19%、18.25%。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工能够接受、认同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度不高，甚至有18.25%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另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年数与城市文明认同存在密切联系，务工年数越长，越能认同城市文明，见表12。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务工年数的增加，农民工更能充分认识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差异，更能接受城市文明优于农村文明的地方。
三、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问题分析
体面的就业岗位与工资待遇，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但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夠从事技术含量较高、收入较高的工作，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不足、职业技能的缺失。通过调查发现，59.49%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66.06%的农民工没有职业资格证书，仅有少数农民工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或技能教育。77.74%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或只接受过一次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技能的严重缺失与较高的就业期待形成一对矛盾，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社会地位低、工资收入低、福利保障低的工作，在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从事最低层次工作的往往是农民工群体。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层次，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与社会地位，要解决农民工就业高移之困就必须解决技能缺失问题。 （二）对策建议
职业教育培训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可以从如何激发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公益性、有效性三方面着手。
1.加大宣传，促进农民工自我提升，激发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
调查显示，农民工主动寻求培训的热情不高，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形成农民工主动参与培训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增强这种主动性，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宣传。一方面，要加大对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訓意义的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培训信息的宣传，加大培训信息覆盖面。在宣传培训信息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社区、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的作用，同时结合年龄、学历、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信息的宣传。
2.政府投入，减少农民工培训成本，保证市民化培训的公益性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有着较强的公益性，政府的大力投入是保证其公益性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政府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投入。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政策投入。政府要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尽快出台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上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提供保障。此外，政府应建立农民工市民化培训长效机制。如制定职业准入制度，促进农民工自觉通过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制定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各自职责[5]。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市民化培训基金，将这部分资金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3.基于需要，解除农民工培训顾虑，增强市民化培训的有效性
培训内容基于需要。针对农民工市民化自身多方面的不足，提供丰富的培训内容，以满足各方面需要。比如，提供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提供心理健康培训，提高农民工心理调节能力；提供城市文明培训，提高农民工现代市民意识；提供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6]。培训时间基于需要。农民工业余时间少，因此更期望接受短期培训，一个月以内为宜。研究也表明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显著提升，但超过上述期限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得到进一步的提升[7]。培训形式基于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培训应摆脱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综合采用知识讲座、社会实践、社区联谊、远程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针对不同农民工的具体需要采取差别化的培训形式。
参 考 文 献
[1]国家统计局.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Z].2016.4.
[2]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
[3]农民工市民化应是“十三五”时期工作重点[N]. 人民政协报，2016-01-07（03）.
[4]张洪霞.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412-416.
[5]马建富. 助推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教育之路[J]. 当代职业教育，2015（4）：1.
[6]毛尚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补偿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2013（31）：78-82.
[7] 张世伟，武娜.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15（4）：104-111.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6-0051-05
一、调查概况
（一）调查背景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镇成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1]。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其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主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2]。为了准确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现状，2015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5]59号），在城镇地域范围开展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如果说，我国前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7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首先应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这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3]。
目前，大量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受户籍制度、社会环境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除了外在因素，农民工内生性因素也是影响其市民化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指取得城市户籍、享有城市居民相应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知识素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这就需要农民工自身具备一定的市民化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课题组对江苏省常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以期从农民工内生性因素进行归因，提出职业教育培训策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二）调查对象、方法与过程
为了更客观、全面了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现状，探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的有效措施，2016年4月至6月，课题组对常州市市区（钟楼区、天宁区、新北区、武进区）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课题组在常州开放大学、钟楼区、天宁区、新北区、武进区社区学院的帮助下，深入企业内部对农民工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74份。其中，参与调查的农民工男、女占比分别为55.11%、44.89%；80后（27～36岁）、90后（26岁以下）占比分别为35.4%、29.2%；来自江苏省内、外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71.9%、28.1%。“农民工问卷”共设计了23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式问题。对于问卷调查结果，课题组运用在线统计等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二、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构建了多种不同的测量维度。基于已有农民工市民化指标的研究成果以及本调查的研究需要，本研究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住房、收入、心理融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情况
1.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较高
在调查过程中，问卷以“您愿意在城市永久居住生活吗？”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观测点。结果显示，“非常愿意”“愿意”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14.96%和55.11%，还有29.92%的农民工表示“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无所谓”。总体来说，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
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年龄差异
调查显示，年龄段在“47～56岁”的农民工“非常愿意”“愿意”市民化的比例分别为13.16%和68.42%，“56岁以上”的农民工则全部表示愿意市民化，“27～46岁”的农民工不愿意市民化的比例为35%左右，見表1。另外发现，年龄越大进城务工的年数也相应越多，47岁以上农民工中有65%以上进城务工超过7年，见表2。年龄段在“16～26岁”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较高，为71.13%，可能由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冒险精神较强，更希望在城市打拼出一片天地。
3.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80%左右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见表3。文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文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市民化能力越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重要性的了解相对较多，本身也更有能力在城市获得好的工作岗位，对城市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更希望享受城市优质生活。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一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原因，认为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赚钱，最后还是得回到农村落叶归根；另一方面，即使他们希望市民化，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低，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加大了市民化的成本与难度，导致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市民化意愿。
4.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务农经历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对于务农经历为“从事过，很擅长”“从事过，不擅长”“没有从事过”的农民工愿意市民化比例分别为66.66%、71.81%、69.12%，见表4。这可能由于与擅长务农的农民工相比，无务农经历或不擅长务农的农民工“退路”更少。他们缺少足够的务农知识与技能，只能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并希望长期在城市生活、落户。
（二）农民工住房情况
1.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比例总体偏低 居住是农民工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良好、稳定的居住环境能够促进农民工安心工作、城市融入。调查显示，72.26%的农民工在城市没有自己的住房，只有27.74%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比例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为合租房居住，或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居住环境较差。
2.农民工有无住房与学历、培训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拥有住房比例分别为39.34%、45.45%、29.41%，远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见表5。培训次数为2次及以上的农民工拥有住房比例约为40%，远大于没有接受过培训或仅培训过一次的农民工，见表6。可以推断，学历越高、培训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越高，拥有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从而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岗位与升职机会，为在城市购房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此外，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也更容易认识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与必然趋势，更增加了其在城市的购房意愿。
（三）农民工收入情况
1.农民工收入情况总体偏低
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农民工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基础，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后，才会考虑在城市买房落户，有意识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调查显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补贴等）为“0～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82%、32.12%、32.48%、20.8%、12.77%。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情况总体偏低，66.42%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3000元以下的占33.94%。
2.农民工学历、培训次数与收入呈现大致正相关
调查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当中有17.65%月平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见表7，而且随着学历的不断提高，这个比例也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工的学历与收入呈现明显正相关。此外，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次数也与收入密切相关，随着培训次数的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也呈现提高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培训次数不是越多越好。调查显示，农民工接受培训次数“3次”“4次”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月平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3.08%、33.33%，见表8。
3.农民工职业资格证书情况与收入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无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处于“2001～3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为34.25%；初、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主要处于“3001～4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分别为29.82%、48.39%；绝大多数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处于“4001～5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例为40%，见表9。而且，随着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的增加，“5000元以上”的比例大致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可以看出农民工职业资格证书情况与收入密切相关。
（四）农民工心理融入情况
1.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程度不高，自我认同存在疑惑
调查显示，19.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43.8%认为“依然是农村人”，9.12%认为“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12.04%认为是“游荡在城市的边缘人”，15.69%表示“说不清楚”。另外，通过比较发现，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对其市民化意愿有很大影响，认同程度高，市民化意愿大，见表10。
2. 农民工幸福感存在学历差异，整体有待提高
如果农民工的幸福感比较高，则说明其在城市生活较为满意，城市能为其带来相对于农村更稳定、幸福的生活，更会主动进行市民化。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很不幸福”“不幸福”“生活平平”“幸福”“很幸福”的比例分别为2.19%、18.98%、44.53%、27.74%、6.57%。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幸福感整体偏低，认为幸福的仅占34.31%。从表11可以看出，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学历越高的农民工越容易获得幸福感。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高学历的农民工幸福感并不一定高，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中，有52.94%认为不幸福，见表11。这可能是因为有些高学历的农民工自我期待比较高，一旦生活中遇到挫折，达不到其预期的目标，心理落差便会增大，减少了其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3.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程度总体较高，与进城务工年数密切相关
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与否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方面，包括是否习惯并接受城市的公共环境、公共秩序、人际交往、精神文化等。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习惯并接受”“ 接受”“不习惯接受”“非常不习惯接受”“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5.04%、40.15%、4.38%、2.19%、18.25%。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工能够接受、认同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农民工城市文明认同度不高，甚至有18.25%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另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年数与城市文明认同存在密切联系，务工年数越长，越能认同城市文明，见表12。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务工年数的增加，农民工更能充分认识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差异，更能接受城市文明优于农村文明的地方。
三、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问题分析
体面的就业岗位与工资待遇，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但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夠从事技术含量较高、收入较高的工作，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不足、职业技能的缺失。通过调查发现，59.49%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66.06%的农民工没有职业资格证书，仅有少数农民工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或技能教育。77.74%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或只接受过一次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技能的严重缺失与较高的就业期待形成一对矛盾，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社会地位低、工资收入低、福利保障低的工作，在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从事最低层次工作的往往是农民工群体。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层次，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与社会地位，要解决农民工就业高移之困就必须解决技能缺失问题。 （二）对策建议
职业教育培训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可以从如何激发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公益性、有效性三方面着手。
1.加大宣传，促进农民工自我提升，激发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
调查显示，农民工主动寻求培训的热情不高，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主动性，形成农民工主动参与培训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增强这种主动性，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宣传。一方面，要加大对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訓意义的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培训信息的宣传，加大培训信息覆盖面。在宣传培训信息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社区、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的作用，同时结合年龄、学历、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信息的宣传。
2.政府投入，减少农民工培训成本，保证市民化培训的公益性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有着较强的公益性，政府的大力投入是保证其公益性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政府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投入。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政策投入。政府要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尽快出台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上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提供保障。此外，政府应建立农民工市民化培训长效机制。如制定职业准入制度，促进农民工自觉通过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制定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各自职责[5]。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工市民化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市民化培训基金，将这部分资金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3.基于需要，解除农民工培训顾虑，增强市民化培训的有效性
培训内容基于需要。针对农民工市民化自身多方面的不足，提供丰富的培训内容，以满足各方面需要。比如，提供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提供心理健康培训，提高农民工心理调节能力；提供城市文明培训，提高农民工现代市民意识；提供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6]。培训时间基于需要。农民工业余时间少，因此更期望接受短期培训，一个月以内为宜。研究也表明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显著提升，但超过上述期限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得到进一步的提升[7]。培训形式基于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培训应摆脱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综合采用知识讲座、社会实践、社区联谊、远程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针对不同农民工的具体需要采取差别化的培训形式。
参 考 文 献
[1]国家统计局.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Z].2016.4.
[2]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
[3]农民工市民化应是“十三五”时期工作重点[N]. 人民政协报，2016-01-07（03）.
[4]张洪霞.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412-416.
[5]马建富. 助推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教育之路[J]. 当代职业教育，2015（4）：1.
[6]毛尚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补偿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2013（31）：78-82.
[7] 张世伟，武娜.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15（4）：1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