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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魏文侯与李克有一段对话。魏文侯问：“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魏国需要在魏成和翟璜二人中选一为相，请问谁更合适？”李克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大意是：平常观察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观察跟从他的是什么人，居高官时观察他举荐什么人，困窘时观察他不做什么，贫穷时观察他不索取什么，根据这五方面考察就完全可以确定相国人选了。魏文侯据以确定魏成为相。
用什么样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德与才，缺一不可。毛遂自荐，俎樽折冲立下不世之功；冯谖弹铗，为孟尝君智凿三窟；庞统一日处理数月积案，分毫不差。具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之才的韩信，在项羽那里只是个“执戟郎中”，也就是个看大门的，他毅然投奔刘邦，被拜封大将，从此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终成一代伟业。识人真的是有学问的。
有一次，唐太宗散步，宰相宇文士及等人随从其后。太宗走到一棵大树下，看见大树枝繁叶茂，赞美说：“好一棵嘉树！”跟在后边的宇文士及赶紧凑上去附和太宗，连声赞美大树，啧啧地说个没完。太宗看他这种表现，心里很不愉快，于是脸一沉，严肃地对他说：“魏公常常劝谏我远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常常猜疑是你，却又拿不准，今天看你这个样子，果真是你。”宇文士及毕竟能言善谀、巧于应变，他对太宗说：“南衙的官员们当着陛下的面指摘过失，争论意见，这样‘面折廷争’，使陛下曾经不能任意行动，多么尴尬！现在臣有幸陪侍陛下左右，若不稍微顺从一些，陛下虽贵为天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宇文士及仿佛口吐莲花，一下子把自己的“佞”粉饰得冠冕堂皇，无与伦比，而且又显得那么入理、那么体贴。经他这么巧舌如簧地一“媚”，太宗浑身通泰，顿时怒气就消散了。《旧唐书》说，贞观十六年宇文士及病逝，“太宗亲闻，抚之流涕”。可见唐太宗明知宇文士及是个谀臣，却始终对他宠信有加。
唐太宗何许人也，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有道明君，以善于纳谏著称，尚不免遇到此种情况，可见用人察人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宇文士及这样的人，是否能辨识得清呢？正是人们天生的好恶，导致那些德才兼备不会矫饰的官员不受待见。
由于寇准刚直、敢说话，所以得到皇帝赏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缺少应有的妥协与圆滑，所以在宦海屡沉屡浮。朋友张咏，听说寇准当了丞相，曾感慨“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等到后来两人见面，寇准向张咏请教为官之道，张咏委婉地建议他读读《汉书·霍光传》。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等读到“不学无术”时，不禁哈哈大笑说：“这是张公对我的评价吧。”难得寇准不以為意，其实张咏的“不学无术”倒并非是批评寇准才学不足，而是别有深意。张咏曾说寇准是“真宰相也”，但又说“苍生无福”，门生问他什么意思，张咏说：“别人说1000句话，可能都要藏几句真话；寇准呢，一言而尽。他年纪轻轻就入仕，又很快被重用，总是高人一等，所以没来得及学会圆滑。”寇准的“不学”不是指少学问，而是指少政治经验；“无术”不是指少才干，而是指少政治技巧。
宰相王旦与寇准本来是同年的进士，又都身居高位，论资排辈的话两人相差无几。但寇准时常借机找王旦的麻烦，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了，对王旦说：“你虽常常夸奖寇准，寇准却专门数落你的不是。”这王旦实在是仁厚之人，不以为意，反而替寇准开脱，说：“我任宰相的时间久了，在政事上必然有失误的地方。寇准是忠直之人，所以才常常在您面前直言不讳，这也正是我敬重寇准的缘故啊！”直到临死之前，王旦还向真宗举荐寇准担任宰相。
要命的一点，你能保证自己的德才，对于自己推荐的人，却难免会看走眼。唐文宗时的宰相李石，为官正直清廉，但他有一次就用错了人。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李石认为金部员外郎韩益通晓财务，便向唐文宗推荐他兼管度支的文案工作（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不料韩益上任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三千多贯钱。这当然是李石始料不及的，自己荐用的人居然是个吞食国财的蠹虫，这还了得。李石认真查实后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了韩益，将韩益交刑部审理。李石没有因为韩益是自己荐用的属下就姑息宽容、网开一面，而是果断地秉公查处，毫不留情，把这事做得十分漂亮、干净。然而，“韩益事件”的曝光势必波及李石，被荐者犯了罪，举荐者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起码要问他一个“用人失察”之罪。不过，李石当时倒不是怕受牵连而影响自身的荣辱进退，而是觉得自己错用了人，难辞其咎。于是，他向皇上坦然上奏说：“我原以为韩益‘颇晓钱谷’，善于理财，所以才委之以重任，但万万没想到他这样贪心。我有用人失察之过啊，请陛下治臣之罪。”文宗听了李石自责的话，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抚慰道：“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就加以惩罚。你先用了韩益而后又抓了他，这正是‘知人则用，有过则惩’，你都做得对，何罪之有。你对自己所用的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矣。以往，朝中大臣对自己任用的官员，喜欢掩饰他们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实在是朝廷的一大弊端。”
君子高在德上，小人低在德上。知人先知德，用人先用德，做人先修德。德，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编辑/张金余）
用什么样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德与才，缺一不可。毛遂自荐，俎樽折冲立下不世之功；冯谖弹铗，为孟尝君智凿三窟；庞统一日处理数月积案，分毫不差。具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之才的韩信，在项羽那里只是个“执戟郎中”，也就是个看大门的，他毅然投奔刘邦，被拜封大将，从此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终成一代伟业。识人真的是有学问的。
有一次，唐太宗散步，宰相宇文士及等人随从其后。太宗走到一棵大树下，看见大树枝繁叶茂，赞美说：“好一棵嘉树！”跟在后边的宇文士及赶紧凑上去附和太宗，连声赞美大树，啧啧地说个没完。太宗看他这种表现，心里很不愉快，于是脸一沉，严肃地对他说：“魏公常常劝谏我远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常常猜疑是你，却又拿不准，今天看你这个样子，果真是你。”宇文士及毕竟能言善谀、巧于应变，他对太宗说：“南衙的官员们当着陛下的面指摘过失，争论意见，这样‘面折廷争’，使陛下曾经不能任意行动，多么尴尬！现在臣有幸陪侍陛下左右，若不稍微顺从一些，陛下虽贵为天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宇文士及仿佛口吐莲花，一下子把自己的“佞”粉饰得冠冕堂皇，无与伦比，而且又显得那么入理、那么体贴。经他这么巧舌如簧地一“媚”，太宗浑身通泰，顿时怒气就消散了。《旧唐书》说，贞观十六年宇文士及病逝，“太宗亲闻，抚之流涕”。可见唐太宗明知宇文士及是个谀臣，却始终对他宠信有加。
唐太宗何许人也，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有道明君，以善于纳谏著称，尚不免遇到此种情况，可见用人察人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宇文士及这样的人，是否能辨识得清呢？正是人们天生的好恶，导致那些德才兼备不会矫饰的官员不受待见。
由于寇准刚直、敢说话，所以得到皇帝赏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缺少应有的妥协与圆滑，所以在宦海屡沉屡浮。朋友张咏，听说寇准当了丞相，曾感慨“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等到后来两人见面，寇准向张咏请教为官之道，张咏委婉地建议他读读《汉书·霍光传》。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等读到“不学无术”时，不禁哈哈大笑说：“这是张公对我的评价吧。”难得寇准不以為意，其实张咏的“不学无术”倒并非是批评寇准才学不足，而是别有深意。张咏曾说寇准是“真宰相也”，但又说“苍生无福”，门生问他什么意思，张咏说：“别人说1000句话，可能都要藏几句真话；寇准呢，一言而尽。他年纪轻轻就入仕，又很快被重用，总是高人一等，所以没来得及学会圆滑。”寇准的“不学”不是指少学问，而是指少政治经验；“无术”不是指少才干，而是指少政治技巧。
宰相王旦与寇准本来是同年的进士，又都身居高位，论资排辈的话两人相差无几。但寇准时常借机找王旦的麻烦，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了，对王旦说：“你虽常常夸奖寇准，寇准却专门数落你的不是。”这王旦实在是仁厚之人，不以为意，反而替寇准开脱，说：“我任宰相的时间久了，在政事上必然有失误的地方。寇准是忠直之人，所以才常常在您面前直言不讳，这也正是我敬重寇准的缘故啊！”直到临死之前，王旦还向真宗举荐寇准担任宰相。
要命的一点，你能保证自己的德才，对于自己推荐的人，却难免会看走眼。唐文宗时的宰相李石，为官正直清廉，但他有一次就用错了人。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李石认为金部员外郎韩益通晓财务，便向唐文宗推荐他兼管度支的文案工作（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不料韩益上任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三千多贯钱。这当然是李石始料不及的，自己荐用的人居然是个吞食国财的蠹虫，这还了得。李石认真查实后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了韩益，将韩益交刑部审理。李石没有因为韩益是自己荐用的属下就姑息宽容、网开一面，而是果断地秉公查处，毫不留情，把这事做得十分漂亮、干净。然而，“韩益事件”的曝光势必波及李石，被荐者犯了罪，举荐者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起码要问他一个“用人失察”之罪。不过，李石当时倒不是怕受牵连而影响自身的荣辱进退，而是觉得自己错用了人，难辞其咎。于是，他向皇上坦然上奏说：“我原以为韩益‘颇晓钱谷’，善于理财，所以才委之以重任，但万万没想到他这样贪心。我有用人失察之过啊，请陛下治臣之罪。”文宗听了李石自责的话，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抚慰道：“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就加以惩罚。你先用了韩益而后又抓了他，这正是‘知人则用，有过则惩’，你都做得对，何罪之有。你对自己所用的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矣。以往，朝中大臣对自己任用的官员，喜欢掩饰他们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实在是朝廷的一大弊端。”
君子高在德上，小人低在德上。知人先知德，用人先用德，做人先修德。德，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