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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被迫发誓“永不逃走” 在印度军队里当文职人员的索努·库玛尔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假期。假期的最后一天，库玛尔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火车站买回军营的车票时，被4个手持武器的蒙面男子绑架。
这伙人向库玛尔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和瑟豪尔萨村的一个女孩结婚。婚礼一结束，新娘的家长便要求他发誓“永不逃走”。
对库玛尔来说，2013年10月，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桩婚姻，无异于一场噩梦。
在比哈尔邦，每年有数百个青年男子在枪口下陷入噩梦。2013年，印度被记录在案的抢新郎案有2529起，几乎比2009年多出一倍。比哈尔邦马德普拉县警察局局长阿纳恩达·库玛尔·辛格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抢新郎案主要发生在亚达瓦种姓和布米哈尔种姓中。
兰迪尔·库玛尔来自亚达瓦种姓。2010年，18岁的兰迪尔被人劫持，被迫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结婚。“婚礼过后，我被带到那个女孩家里。他们警告我，如果我敢伤害或抛弃那个女孩，他们就把我的家人全部杀死。”兰迪尔说。
婚后，兰迪尔过得并不幸福。后来，绑架他的人被捕，他的婚姻被宣布无效。
重“金”打造嫁妆 英国《每日电讯》称，黑社会分子受雇于一些女孩的父母，在晚间四处活动，绑架合适的单身男青年。被绑架者如果不同意与陌生女子结婚，就会遭到殴打，为了活命不得不同意举行婚礼。
在印度，结婚时，新郎可以得到新娘的嫁妆。低种姓女子如果想嫁给高种姓男子，就得准备丰厚的嫁妆，以免被婆家瞧不起。高种姓女子的择偶范围很小，也得准备丰厚的嫁妆。对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印度女子来说，她们的婚姻成为父母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新郎一家通常会在结婚前开出嫁妆的价码，有的会想尽办法层层加码，让婚姻变成勒索。
比哈尔邦以贫穷、低得可怜的识字率和随处可见的腐败闻名，是种姓歧视、攀比嫁妆等的沃土。置办嫁妆的费用越来越高，为了降低嫁女成本，一些父母花钱请来“新郎承包人”。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对本国的“嫁妆现象”深恶痛绝，于1961年推动出台了《反嫁妆法》。尼赫鲁说：“嫁妆是邪恶的，是文明进步的障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印度裔经济学教授阿尼尔·迪欧拉里卡和世界银行学者维查雅瓦达·拉瓦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的置办费用在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对贫民来说，即使是几千美元的嫁妆也像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
近年来，印度一些农村流行的嫁妆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汽车、到欧洲或美洲的蜜月旅行。
印度的传统习俗认为，新娘嫁妆中的黄金越多，婚后生活越富足。在尤其看重这一习俗的喀拉拉邦，一次婚礼需要的黄金多达400克，新郎一家会想方设法索要更多黄金。一些父母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不得不卖房、借贷，重“金”打造嫁妆。
“抢新郎”不被印度社会认可 置办嫁妆的费用日益高涨，给印度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如果新娘家不能满足新郎家的要求，新娘嫁过去后就会被看不起，被虐待，甚至被烧死。印度法律规定，女性在结婚7年内被烧死，属于非自然死亡，她的丈夫和公婆等将被控犯有谋杀罪。但时至今日，这种被称为“嫁妆死”的暴行仍然没有消失。
印度很多家庭因置办嫁妆陷入经济危机，因此，女孩被视为“赔钱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愿你生个女儿”成了恶毒的咒语。“溺婴”现象在印度非常普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数字显示，2011年，比哈尔邦的男女比例是1∶0.751。
印度学者普拉迪普·库玛尔·贾表示，近年来，人们渐渐意识到抢新郎的不良后果。
在政府的帮助下，近年来，比哈尔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一些曾经的新郎承包人开始从事体面的工作，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在国有企业做事。警方打击力度的加强和就业途径的拓宽，让很多人不再从事这种犯罪行为。
比哈尔邦社会学家赛巴尔·古普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5年间，新闻报道中的“抢新郎”案例数量在增加，这是因为“公众对这种行为变得敏感起来，媒体加大了报道力度”。实际上，“抢新郎”在印度越来越不被认可，此类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少。
皆大欢喜的“捆绑夫妻”只是少数 “抢新郎”造就了一对对毫无感情基础的“捆绑夫妻”。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一些渐渐有了感情。
比哈尔邦47岁的布拉马南德·贾就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已与妻子梦妮·蒂薇结婚25年，育有5个孩子。
“结婚之初，我和公公婆婆有些矛盾，日子过得很痛苦，后来他们接受了我。从那以后，我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活中的坎坷。”蒂薇说。和布拉马南德一样，曼诺吉·沙阿也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觉得自己的婚姻“歪打正着”。
大约20年前，沙阿被迫和甘加·蒂薇结婚。“我看到新娘的脸，是我喜欢的那种，我对她一见钟情。现在，我是4个孩子的父亲。我把大女儿嫁了出去，把其他孩子送进了学校。甘加让我的人生圆满，也让我们的结合变得完美。”沙阿说。但皆大欢喜的“捆绑夫妻”只是少数。
摘自《看天下》
这伙人向库玛尔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和瑟豪尔萨村的一个女孩结婚。婚礼一结束，新娘的家长便要求他发誓“永不逃走”。
对库玛尔来说，2013年10月，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桩婚姻，无异于一场噩梦。
在比哈尔邦，每年有数百个青年男子在枪口下陷入噩梦。2013年，印度被记录在案的抢新郎案有2529起，几乎比2009年多出一倍。比哈尔邦马德普拉县警察局局长阿纳恩达·库玛尔·辛格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抢新郎案主要发生在亚达瓦种姓和布米哈尔种姓中。
兰迪尔·库玛尔来自亚达瓦种姓。2010年，18岁的兰迪尔被人劫持，被迫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结婚。“婚礼过后，我被带到那个女孩家里。他们警告我，如果我敢伤害或抛弃那个女孩，他们就把我的家人全部杀死。”兰迪尔说。
婚后，兰迪尔过得并不幸福。后来，绑架他的人被捕，他的婚姻被宣布无效。
重“金”打造嫁妆 英国《每日电讯》称，黑社会分子受雇于一些女孩的父母，在晚间四处活动，绑架合适的单身男青年。被绑架者如果不同意与陌生女子结婚，就会遭到殴打，为了活命不得不同意举行婚礼。
在印度，结婚时，新郎可以得到新娘的嫁妆。低种姓女子如果想嫁给高种姓男子，就得准备丰厚的嫁妆，以免被婆家瞧不起。高种姓女子的择偶范围很小，也得准备丰厚的嫁妆。对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印度女子来说，她们的婚姻成为父母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新郎一家通常会在结婚前开出嫁妆的价码，有的会想尽办法层层加码，让婚姻变成勒索。
比哈尔邦以贫穷、低得可怜的识字率和随处可见的腐败闻名，是种姓歧视、攀比嫁妆等的沃土。置办嫁妆的费用越来越高，为了降低嫁女成本，一些父母花钱请来“新郎承包人”。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对本国的“嫁妆现象”深恶痛绝，于1961年推动出台了《反嫁妆法》。尼赫鲁说：“嫁妆是邪恶的，是文明进步的障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印度裔经济学教授阿尼尔·迪欧拉里卡和世界银行学者维查雅瓦达·拉瓦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的置办费用在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对贫民来说，即使是几千美元的嫁妆也像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
近年来，印度一些农村流行的嫁妆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汽车、到欧洲或美洲的蜜月旅行。
印度的传统习俗认为，新娘嫁妆中的黄金越多，婚后生活越富足。在尤其看重这一习俗的喀拉拉邦，一次婚礼需要的黄金多达400克，新郎一家会想方设法索要更多黄金。一些父母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不得不卖房、借贷，重“金”打造嫁妆。
“抢新郎”不被印度社会认可 置办嫁妆的费用日益高涨，给印度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如果新娘家不能满足新郎家的要求，新娘嫁过去后就会被看不起，被虐待，甚至被烧死。印度法律规定，女性在结婚7年内被烧死，属于非自然死亡，她的丈夫和公婆等将被控犯有谋杀罪。但时至今日，这种被称为“嫁妆死”的暴行仍然没有消失。
印度很多家庭因置办嫁妆陷入经济危机，因此，女孩被视为“赔钱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愿你生个女儿”成了恶毒的咒语。“溺婴”现象在印度非常普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数字显示，2011年，比哈尔邦的男女比例是1∶0.751。
印度学者普拉迪普·库玛尔·贾表示，近年来，人们渐渐意识到抢新郎的不良后果。
在政府的帮助下，近年来，比哈尔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一些曾经的新郎承包人开始从事体面的工作，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在国有企业做事。警方打击力度的加强和就业途径的拓宽，让很多人不再从事这种犯罪行为。
比哈尔邦社会学家赛巴尔·古普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5年间，新闻报道中的“抢新郎”案例数量在增加，这是因为“公众对这种行为变得敏感起来，媒体加大了报道力度”。实际上，“抢新郎”在印度越来越不被认可，此类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少。
皆大欢喜的“捆绑夫妻”只是少数 “抢新郎”造就了一对对毫无感情基础的“捆绑夫妻”。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一些渐渐有了感情。
比哈尔邦47岁的布拉马南德·贾就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已与妻子梦妮·蒂薇结婚25年，育有5个孩子。
“结婚之初，我和公公婆婆有些矛盾，日子过得很痛苦，后来他们接受了我。从那以后，我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活中的坎坷。”蒂薇说。和布拉马南德一样，曼诺吉·沙阿也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觉得自己的婚姻“歪打正着”。
大约20年前，沙阿被迫和甘加·蒂薇结婚。“我看到新娘的脸，是我喜欢的那种，我对她一见钟情。现在，我是4个孩子的父亲。我把大女儿嫁了出去，把其他孩子送进了学校。甘加让我的人生圆满，也让我们的结合变得完美。”沙阿说。但皆大欢喜的“捆绑夫妻”只是少数。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