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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一年，伏尔泰写信给银行家特龙山，洋洋自得地说：“我生来相当贫穷，却投身于一个乞丐的行当—纸上涂涂写写，即让-雅克·卢梭的行当，而现在我拥有两座庄园，两栋漂亮的房子，每年七万锂的收入，手头还有二十万锂现金，以及一些来自王公的橡树叶子，我克制自己不去数有多少。”要理解伏尔泰的得意，首先应该知道，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熟练工人一年的收入约一百至三百锂，年收入超过一万五千锂就跨入了富人阶层。更重要的是，伏尔泰的巨额财富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参与金融投机、海外贸易、放债以及发展农业、投资工业而挣得的。
伏尔泰是启蒙哲人、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也是与不宽容、迷信和社会弊端斗争的社会活动家，看起来与金融业、贸易、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富豪身份不相符。这只能说明，我们对伏尔泰的了解是多么单调和片面。其实，写作、斗争、创造财富，这才是伏尔泰三位一体的真实生活。伏尔泰享受着巨额财富带来的不依附于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就相当于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与迫害者战斗的要塞。因此，在伏尔泰的财富创造和他的战斗生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他富有、自由的生活境况，是作为启蒙运动宣传者的有利条件。
伏尔泰的自述，我们通常不可全信，他并不像他对特龙山描述的那样“生来相当贫穷”，但也并非什么大资产阶级。他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是在巴黎从业的公证人，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职业。另一方面，伏尔泰将写作称为“乞丐的行当”，这倒是历史事实的写照。在作者权益得不到认可、没有版权保护的十八世纪，出版市场并不允许作家们依靠出售自己的知识产品而生存。狄德罗主持着十八世纪最庞大的出版项目《百科全书》，二十多年的艰辛劳动只获得了区区八万锂，过着拮据的生活，其出版商却从中赚取了高达二百五十万锂的利润。伏尔泰一直为狄德罗愤愤不平。
因此，不难理解老阿鲁埃对文人的刻薄评价：对社会无用，是亲属的负担，最终会饿死的人。其实，伏尔泰并非不了解文人黯淡的经济前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多数（文人）都是贫穷的，而贫穷会损伤勇气。每个身在宫廷的哲人都变得像宫廷内侍一样奴颜婢膝。”他还补充道：“我见过如此之多的贫穷文人，看到他们受到鄙视，因此我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我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伏尔泰的意思并不是放弃文学梦想，接受父亲的安排去学习法律，最终子承父业。如果一个文人渴望财富，那么他就应该自己创造财富，这才是他的信条。伏尔泰从少年时代起就以诗才闻名于上流社会，跻身于这个看重身份、等级和财富的世界中，他看透了财富对于个人独立自主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性。对于将“贫穷”视作文人的立身原则的普遍观点，伏尔泰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文人与财富之间不存在任何配伍禁忌。
然而，老阿鲁埃既不相信伏尔泰有创造财富的志气，也不相信他有这种能力。他始终没有原谅伏尔泰走上了文学之路，坚信这个有败家倾向的小儿子会将自己留下的遗产挥霍一空，然后陷入贫困之中。因此，他于一七二二年去世之后，伏尔泰气愤地发现，尽管父亲将遗产平分给三个子女，留给自己的那份却有一条限制性条款：这份遗产被委托给一位“监护人”管理，伏尔泰只能享用这份财产的收益。但老阿鲁埃没有排除伏尔泰将来有一天改邪归正的可能性，因此在遗嘱中又特别规定，如果伏尔泰年满三十五岁时“行为正派”，审计法院的首席院长才可以取消这个限制性条款，将这部分遗产全额全权交给伏尔泰。在伏尔泰创造财富的多种动机中，推翻父亲对自己的成见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很多传记都写道，伏尔泰在英国以订购方式出版史诗《亨利亚德》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笔钱确实不少，但伦敦的生活开支也非常高昂，父亲去世以后，金钱问题依然困扰着伏尔泰。直到一七二九年初回到巴黎之后，他成功地收回了一些津贴和欠款，积累起一小笔积蓄，将之投入财政总监勒佩尔蒂耶-德福尔设立的公债彩票中。伏尔泰在这场投机中大发横财，这是他财富积累的真正起点。
简单来说，法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到期不能偿还，其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比票面价格低了很多。为了弥补债券认购人的损失，挽回政府的信誉，勒佩尔蒂耶-德福尔于一七二九年创立了一项彩票。债券持有人以票面价格的千分之一购买彩票，中奖者不仅可以得回本金，而且可以获得高额奖金。数学家拉贡达米纳很快看出其中的两个严重漏洞：第一，不论债券票面价格是多少，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是完全相同的；第二，如果某人购买了全部彩票，就会自动获取全部本金和奖金。
在伏尔泰参加的一次晚餐上，拉贡达米纳指出了如何利用这两个漏洞：只需组建一个团体尽可能买下所有彩票即可。伏尔泰参加了这个投机团体，他们以低价收购市场上的债券，将之分解为金额尽可能低的债券，这样以一锂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购买一张彩票，这个过程可能串通了负责这项彩票的公证人。然后再依照拉贡达米纳的概率计算下注，他们以极低的成本几乎垄断了每月的全部本金和奖金。伏尔泰在回忆录中称这个团体每月获利一百万锂，但他从未透露自己赚了多少。
伏尔泰的彩票投机活动持续了近一年，勒佩尔蒂耶-德福尔才发现了自己的疏漏。但伏尔泰这群投机者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只是比国家的财政官员更加精明而已，因此没有遭到追究。二十多年以后，伏尔泰故伎重施，试图投机普鲁士人持有的萨克森债券，事情败露，演变成“希舍尔”事件，令他声誉扫地，被搬上讽刺喜剧的舞台，导致他与腓特烈关系恶化，也从此改变了伏尔泰的投资方向。
伏尔泰并不是一个让资金沉睡的人，他立即将彩票投机得来的巨款投入到商业贸易中。首先是“巴巴里贸易”，他指挥代理人将北非的小麦贩卖到价格更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桩贸易利润丰厚。他还通过吉利家族参与加的斯贸易，当时这个西班牙港口主要经营对西属美洲的贸易。法国商人在这里以法属殖民地的产品，如圣多米尼克的可可、糖、烟草，交换来自秘鲁或墨西哥的黄金、白银。伏尔泰从加的斯贸易中得到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收益。这些贸易收益高，但风险也大，海难事故和代理人的失误，都会给伏尔泰造成损失。但巴里兄弟的军需品供应生意没有这种風险。巴里兄弟得益于战争大臣达让松伯爵的照顾，经营着军需品供应生意，从一七三四年起伏尔泰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他们，参与向军队供应草料、呢绒、粮食，收益不菲。三四十年代，伏尔泰已经成为富人，他修缮西雷府邸，大兴土木，又在巴黎供养着豪宅。
一七五○至一七五三年的普鲁士之行，是伏尔泰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其理财方式也同样如此。“希舍尔”事件之后，许多迹象表明伏尔泰仍然参与美洲贸易，也仍然持有印度公司的股票，但其主要收入来源变成了放债而得的利息。他的年金收入逐年增长，到他去世时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万锂，跻身为法国排名前二十的大食利者。
伏尔泰其实很早就开始从事放债这门以钱生钱的生意，这是阿鲁埃家族的传统技艺。伏尔泰的曾祖父去世时就留下一些没有收回借款的借据，他的父亲的财富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放贷。但老阿鲁埃绝对想不到，这个不被自己看好的小儿子在放债这门生意上会比自己做得更成功。从三十年代起，随着伏尔泰的财富日渐增长，尽管投资了很多商贸活动，他仍然有大笔资金需要安置。他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将钱借给大权贵们。这些大贵族领主，过着与自己的收入不相符的奢侈生活，常常到期而不能偿还。因此，按照那个时代的潮流做法，他们常常选择为债主设立一笔终身年金作为偿还方式：每年支付放款人一笔资金，直到放款人去世。这是一个碰运气的事情。伏尔泰本人曾指出，以本金换取年金，在两个条件下会是一项精明的交易：第一，付款人搞错了受益人的寿命概率；第二，要为受益人设立年金的可复归性。
伏尔泰体弱多病，常常成为年金借贷人的绝佳诱饵。有一次，一贯谨慎的伏尔泰得意忘形之下将自己的满足与精明吐露出来：“我借给耳背的吉斯公爵两万五千锂，他为我设立了两千五百锂的年金，认为我当年就会死去。恰恰相反，是那个耳背的人去世了。我的年金是以他的妻子、庄严的王妃的财产做抵押的，她也死了。他的女儿，黎塞留公爵夫人，也死了。而我还能活几个月。”伏尔泰开玩笑说，年金领取人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他们注重保养身体。
也许伏尔泰真诚地相信自己命不久矣，要么就是狡猾，他在几十年里成功地表现得气若游丝，许多债台高筑的大贵族将他当作最理想的放债人。符腾堡公爵以略高于十分之一的利率共向他借了五十四万多锂，帕拉丁选侯则向他借了二十三万锂。由于伏尔泰的长寿，他们归还的利息最终大多远超本金，最多的甚至高达本金的四倍。这些大贵族往往也是些难对付的债务人，终其一生，伏尔泰时不时要控告这些债务人以便得到其年金。他以灵活而坚决的手腕处理符腾堡公爵的巨额债务，堪称经典案例。作为剧作家的伏尔泰，也常常毫不犹豫地将编故事的才华用于讨债：“我相信，您不会让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七十四岁老人饱受贫困之苦，我将所有的财产都交到了您的手上，只剩下几个月来享受一份用以糊口的津贴了。”
伏尔泰获取的财富是否带有“原罪”？抛去其他人的道德审判不论，就作为哲人的伏尔泰的观点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一个理财高手，伏尔泰创造了巨额的个人财富，然而创造这些财富的手段，却正是作为哲人的伏尔泰在其作品中阐述的那些理论所谴责的。这种矛盾性，在纳税问题上，伏尔泰表现得最为明显。
伏尔泰并不是经济理论家，但是他知识的广博程度以及深度的经济实践活动，使得他对经济的见解，足以与魁奈、斯密、杜尔哥等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话。其中，公共财政问题是伏尔泰思考最为持久、最为深入的经济问题之一。作为哲人，伏尔泰明确承认税收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最幸福的人应该是纳税最多的人，他毫无疑问是最勤劳、最富有的人。”这句话及其各种变体反复出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因此，在理论上，伏尔泰坚定支持普遍的、累进的、确定税率的税制。
然而作为纳税人，伏尔泰的表现就和普通人一样，在不满、愤怒和偷税的企图之间徘徊。他鄙视那些以欺瞒手段逃税的人，他更善于钻空子。一七五八年伏尔泰以外甥女德尼夫人的名义购买了费尔奈，因为她是一个小贵族的遗孀，享有免税特权。伏尔泰以此为借口，提出免除地产交易税、兵役税、二十分之一税等各类税赋，还要求违背粮食出口禁令，每年向日内瓦输送一部分小麦以满足自己在日内瓦的需求。最终，这件事争执到凡尔赛宫，在舒瓦瑟尔公爵和蓬巴杜夫人的干涉下，伏尔泰如愿以偿。接下来，伏尔泰还将为自己购买的一块又一块地产争取同样的特权。
伏尔泰的诸多投机和贸易活动，即便在当时也并非不受道德非议，但是伏尔泰并非经济罪犯；公共财政管理混乱，经济秩序不完善，伏尔泰极其善于利用现行制度，甚至钻空子为自己牟利。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富豪，伏尔泰拥有惊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从来不在这张网络和自己及其事业的利益之间树立道德界限。
但是，伏尔泰并非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在为自己争取免税特权的过程中，伏尔泰加深了对旧制度的税务流弊的认识。费尔奈所属的热克斯地区，夹在法国、萨瓦、日内瓦和伯尔尼四方势力之中，西北方的汝拉山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它与自己所属的国家分割开来，而海关又将它与天然的销售市场和供应地日内瓦分割开来。这么小的一个地区竟然有十四个税务所，混乱的税收种类、不公正的税额分摊、暴力的征收方式以及包税制度都造成了这里的不幸，税务官的敲诈勒索更是雪上加霜。后果就是：“一半的居民死于贫困，而其他人则在监狱中腐烂。”伏尔泰觉得“心被撕裂了”，他要纠正这件极不公正的事情。
一七六○年，伏尔泰提出了一个税收改革方案，从包税人手中赎回盐税，以货币税取代徭役，将海关挪到汝拉山去，这样热克斯地区就可以与日内瓦自由贸易。他将税制的改革与农业的复兴、手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模式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展现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眼光。伏尔泰为了这项改革方案活动了十几年，上至凡尔赛宫、下至热克斯地方官的各级政府，还有包税人团体、高等法院及三级会议，伏尔泰与各方势力进行了长期协商，最终于一七七五年在新上任的改革派财政大臣杜尔哥的帮助下实现了这项改革。热克斯地区成为一个经济特区，“享有外国地位的外省”。
解除费尔奈的税收重负只是让这个地方繁荣起来的措施之一。购买费尔奈标志着伏尔泰生命的一个新开始，他的投资方式又发生了转变。伏尔泰很清醒地意識到，农村的革新发展绝不可能依靠贫困的小生产者。在这个贫穷、封闭、偏远的乡村里，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大量投入资本从事开发活动的方法。从此，他的钱不再仅仅投入金融业和海外贸易，也部分投入实体经济，发展费尔奈的农业和手工业。 在农业方面，伏尔泰表现出百科全书派热衷技术的特征，积极与当时的一些农业技术发明人联系，向农业实践者讨教经验。他将遍布荆棘的荒地开垦出来，还购买了最新式的集翻耕、播种、耙地、覆土诸功能于一体的“播种犁耕机”。当地的葡萄品种酿出的酒稀薄酸涩，因此他从勃艮第购买了上千棵葡萄树苗，以改良当地品种。伏尔泰还租用未开垦的公共土地，将之改造为人工牧场，引入优良的牲畜品种，而牲畜又会逐渐使土地肥沃起来。土地整治工作是重中之重，最难对付的沼泽，它不仅溢出有毒液体污染牧场，而且散发有害气体引发瘟疫。伏尔泰用自己的资金建了一个排水沟渠网，将沼泽排干。不可否认，伏尔泰从这些农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他并不满足于从书房中观看农庄的工作。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春耕，给自己设置了一块儿自留地，亲自耕种；他亲自到牲口棚中，检查自己的牲畜，“我爱我的牛，我抚摸它们，它们冲我抛媚眼儿”。
作为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将“industrie”视为一个经济部门、为之赋予“工业”含义的人，伏尔泰深知工业对国民财富的意义。因此他以多种形式投资发展手工业，主要是为可偿还的不动产提供贷款，有时也为原材料提供贷款。制瓦业、制革业、养蚕业、缫丝业、陶瓷业，在伏尔泰的鼓励和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钟表业。伏尔泰接纳离开日内瓦的钟表匠，为他们建造住房，提供无息贷款，建立起钟表工场。费尔奈的钟表业缺乏销售渠道，伏尔泰又承担起推销的责任。他给法国上流社会的人、西班牙宫廷、叶卡捷琳娜二世不停地写信，不屈不挠地推销“我的钟表匠”的产品。一旦交货，伏尔泰又须坚持向那些权贵们要账，保证其钟表匠能够拿到货款。伏尔泰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新来的人口争取免除直接税，还通过舒瓦瑟尔的关系为费尔奈寄出的货物争取到免邮费的优惠。七十年代，伏尔泰每年收入估计达十五万至二十万锂，他每年的家庭日常开支约为五万锂，剩下的有相当一部分都用于费尔奈的建设。仅为了费尔奈钟表业，他大概就损失了五十万锂，约占他财富总额的十分之一。为了美化费尔奈，他还出资在通往日内瓦的大道两旁种植了两万棵树，并建立了学校、医院、集市以及蓄水池和喷泉等公共设施。
这些活动得到了回报，不仅伏尔泰投资的农业和手工业，整个费尔奈地区都实现了经济起飞。当伏尔泰买下费尔奈时，这是一个“荒无人烟、悲惨”的村庄，只有五十几个居民，“其中一半会死于瘰疬”。当二十年后他去世时，这里已经有了一千二百个居民，八十多栋住宅，大多数都是新的，由伏尔泰建造并租给村民。住户都是工匠，大多是钟表匠，费尔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市镇。伏尔泰毫不犹豫地将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如果所有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都像我这样做，国家会前所未有地繁荣。”实际上也没人能够质疑伏尔泰的功劳，但他从费尔奈的经济腾飞中获取的收益却远不及其投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了损己利人的事，伏尔泰半坦诚半自嘲地解释说：“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纯粹的虚荣心。”
“真理、自由和贫穷”，常常被视为文人的立身三原则。但是伏尔泰的财富之道引发达朗贝尔著名的质问：“如此之多对国家无用或有害的人以可耻的奢侈冒犯公众，为什么文人却不能拥有富有的权利？”伏尔泰创造了巨额个人财富，有时也确实表现出暴发户式的沾沾自喜。他在投资方面的精明计算和斤斤计较，甚至不太道德的投机，给人一种贪得无厌的印象，让他招致了很多批评、嫉妒甚至诋毁。然而伏尔泰又很懂得如何利用财富。他不屈不挠地向大贵族债务人讨债，却总是给这个人几个金路易，给那个人几十埃居，尽管心里清楚这些人“可能到天堂里”才能还钱。他還要接济不幸的卡拉、西尔万等家庭，接济落魄的高乃依后裔，资助拉阿普等许多年轻文人。他的戏剧上演和出版的收入，基本都分给了朋友和演员。
但是“慷慨”一词还不能概括伏尔泰的作为。坐享巨额财富带来的自由、安全和稳定生活，伏尔泰能够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和传播自己的思想，但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享誉欧洲的大作家和启蒙哲人。在伏尔泰的眼中，真正的哲人“关照穷人并使他们变得富裕”“懂得让居民变得更加幸福”。他对费尔奈的开发活动践行了自己的理念。费尔奈在伏尔泰的推动下经历的经济起飞过程，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广泛存在于欧洲、有别于兰开夏工业革命模式的另一种工业化进程，这场静悄悄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尽管那个时代还没有“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但伏尔泰以行动展示了它。腓特烈嘲讽伏尔泰“不要做思辨的哲人，却要做行动的哲人”，后人应当将这句话作为对伏尔泰的至高颂扬。
伏尔泰是启蒙哲人、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也是与不宽容、迷信和社会弊端斗争的社会活动家，看起来与金融业、贸易、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富豪身份不相符。这只能说明，我们对伏尔泰的了解是多么单调和片面。其实，写作、斗争、创造财富，这才是伏尔泰三位一体的真实生活。伏尔泰享受着巨额财富带来的不依附于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就相当于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与迫害者战斗的要塞。因此，在伏尔泰的财富创造和他的战斗生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他富有、自由的生活境况，是作为启蒙运动宣传者的有利条件。
一
伏尔泰的自述，我们通常不可全信，他并不像他对特龙山描述的那样“生来相当贫穷”，但也并非什么大资产阶级。他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是在巴黎从业的公证人，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职业。另一方面，伏尔泰将写作称为“乞丐的行当”，这倒是历史事实的写照。在作者权益得不到认可、没有版权保护的十八世纪，出版市场并不允许作家们依靠出售自己的知识产品而生存。狄德罗主持着十八世纪最庞大的出版项目《百科全书》，二十多年的艰辛劳动只获得了区区八万锂，过着拮据的生活，其出版商却从中赚取了高达二百五十万锂的利润。伏尔泰一直为狄德罗愤愤不平。
因此，不难理解老阿鲁埃对文人的刻薄评价：对社会无用，是亲属的负担，最终会饿死的人。其实，伏尔泰并非不了解文人黯淡的经济前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多数（文人）都是贫穷的，而贫穷会损伤勇气。每个身在宫廷的哲人都变得像宫廷内侍一样奴颜婢膝。”他还补充道：“我见过如此之多的贫穷文人，看到他们受到鄙视，因此我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我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伏尔泰的意思并不是放弃文学梦想，接受父亲的安排去学习法律，最终子承父业。如果一个文人渴望财富，那么他就应该自己创造财富，这才是他的信条。伏尔泰从少年时代起就以诗才闻名于上流社会，跻身于这个看重身份、等级和财富的世界中，他看透了财富对于个人独立自主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性。对于将“贫穷”视作文人的立身原则的普遍观点，伏尔泰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文人与财富之间不存在任何配伍禁忌。
然而，老阿鲁埃既不相信伏尔泰有创造财富的志气，也不相信他有这种能力。他始终没有原谅伏尔泰走上了文学之路，坚信这个有败家倾向的小儿子会将自己留下的遗产挥霍一空，然后陷入贫困之中。因此，他于一七二二年去世之后，伏尔泰气愤地发现，尽管父亲将遗产平分给三个子女，留给自己的那份却有一条限制性条款：这份遗产被委托给一位“监护人”管理，伏尔泰只能享用这份财产的收益。但老阿鲁埃没有排除伏尔泰将来有一天改邪归正的可能性，因此在遗嘱中又特别规定，如果伏尔泰年满三十五岁时“行为正派”，审计法院的首席院长才可以取消这个限制性条款，将这部分遗产全额全权交给伏尔泰。在伏尔泰创造财富的多种动机中，推翻父亲对自己的成见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二
很多传记都写道，伏尔泰在英国以订购方式出版史诗《亨利亚德》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笔钱确实不少，但伦敦的生活开支也非常高昂，父亲去世以后，金钱问题依然困扰着伏尔泰。直到一七二九年初回到巴黎之后，他成功地收回了一些津贴和欠款，积累起一小笔积蓄，将之投入财政总监勒佩尔蒂耶-德福尔设立的公债彩票中。伏尔泰在这场投机中大发横财，这是他财富积累的真正起点。
简单来说，法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到期不能偿还，其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比票面价格低了很多。为了弥补债券认购人的损失，挽回政府的信誉，勒佩尔蒂耶-德福尔于一七二九年创立了一项彩票。债券持有人以票面价格的千分之一购买彩票，中奖者不仅可以得回本金，而且可以获得高额奖金。数学家拉贡达米纳很快看出其中的两个严重漏洞：第一，不论债券票面价格是多少，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是完全相同的；第二，如果某人购买了全部彩票，就会自动获取全部本金和奖金。
在伏尔泰参加的一次晚餐上，拉贡达米纳指出了如何利用这两个漏洞：只需组建一个团体尽可能买下所有彩票即可。伏尔泰参加了这个投机团体，他们以低价收购市场上的债券，将之分解为金额尽可能低的债券，这样以一锂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购买一张彩票，这个过程可能串通了负责这项彩票的公证人。然后再依照拉贡达米纳的概率计算下注，他们以极低的成本几乎垄断了每月的全部本金和奖金。伏尔泰在回忆录中称这个团体每月获利一百万锂，但他从未透露自己赚了多少。
伏尔泰的彩票投机活动持续了近一年，勒佩尔蒂耶-德福尔才发现了自己的疏漏。但伏尔泰这群投机者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只是比国家的财政官员更加精明而已，因此没有遭到追究。二十多年以后，伏尔泰故伎重施，试图投机普鲁士人持有的萨克森债券，事情败露，演变成“希舍尔”事件，令他声誉扫地，被搬上讽刺喜剧的舞台，导致他与腓特烈关系恶化，也从此改变了伏尔泰的投资方向。
伏尔泰并不是一个让资金沉睡的人，他立即将彩票投机得来的巨款投入到商业贸易中。首先是“巴巴里贸易”，他指挥代理人将北非的小麦贩卖到价格更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桩贸易利润丰厚。他还通过吉利家族参与加的斯贸易，当时这个西班牙港口主要经营对西属美洲的贸易。法国商人在这里以法属殖民地的产品，如圣多米尼克的可可、糖、烟草，交换来自秘鲁或墨西哥的黄金、白银。伏尔泰从加的斯贸易中得到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收益。这些贸易收益高，但风险也大，海难事故和代理人的失误，都会给伏尔泰造成损失。但巴里兄弟的军需品供应生意没有这种風险。巴里兄弟得益于战争大臣达让松伯爵的照顾，经营着军需品供应生意，从一七三四年起伏尔泰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他们，参与向军队供应草料、呢绒、粮食，收益不菲。三四十年代，伏尔泰已经成为富人，他修缮西雷府邸，大兴土木，又在巴黎供养着豪宅。
三
一七五○至一七五三年的普鲁士之行，是伏尔泰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其理财方式也同样如此。“希舍尔”事件之后，许多迹象表明伏尔泰仍然参与美洲贸易，也仍然持有印度公司的股票，但其主要收入来源变成了放债而得的利息。他的年金收入逐年增长，到他去世时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万锂，跻身为法国排名前二十的大食利者。
伏尔泰其实很早就开始从事放债这门以钱生钱的生意，这是阿鲁埃家族的传统技艺。伏尔泰的曾祖父去世时就留下一些没有收回借款的借据，他的父亲的财富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放贷。但老阿鲁埃绝对想不到，这个不被自己看好的小儿子在放债这门生意上会比自己做得更成功。从三十年代起，随着伏尔泰的财富日渐增长，尽管投资了很多商贸活动，他仍然有大笔资金需要安置。他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将钱借给大权贵们。这些大贵族领主，过着与自己的收入不相符的奢侈生活，常常到期而不能偿还。因此，按照那个时代的潮流做法，他们常常选择为债主设立一笔终身年金作为偿还方式：每年支付放款人一笔资金，直到放款人去世。这是一个碰运气的事情。伏尔泰本人曾指出，以本金换取年金，在两个条件下会是一项精明的交易：第一，付款人搞错了受益人的寿命概率；第二，要为受益人设立年金的可复归性。
伏尔泰体弱多病，常常成为年金借贷人的绝佳诱饵。有一次，一贯谨慎的伏尔泰得意忘形之下将自己的满足与精明吐露出来：“我借给耳背的吉斯公爵两万五千锂，他为我设立了两千五百锂的年金，认为我当年就会死去。恰恰相反，是那个耳背的人去世了。我的年金是以他的妻子、庄严的王妃的财产做抵押的，她也死了。他的女儿，黎塞留公爵夫人，也死了。而我还能活几个月。”伏尔泰开玩笑说，年金领取人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他们注重保养身体。
也许伏尔泰真诚地相信自己命不久矣，要么就是狡猾，他在几十年里成功地表现得气若游丝，许多债台高筑的大贵族将他当作最理想的放债人。符腾堡公爵以略高于十分之一的利率共向他借了五十四万多锂，帕拉丁选侯则向他借了二十三万锂。由于伏尔泰的长寿，他们归还的利息最终大多远超本金，最多的甚至高达本金的四倍。这些大贵族往往也是些难对付的债务人，终其一生，伏尔泰时不时要控告这些债务人以便得到其年金。他以灵活而坚决的手腕处理符腾堡公爵的巨额债务，堪称经典案例。作为剧作家的伏尔泰，也常常毫不犹豫地将编故事的才华用于讨债：“我相信，您不会让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七十四岁老人饱受贫困之苦，我将所有的财产都交到了您的手上，只剩下几个月来享受一份用以糊口的津贴了。”
四
伏尔泰获取的财富是否带有“原罪”？抛去其他人的道德审判不论，就作为哲人的伏尔泰的观点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一个理财高手，伏尔泰创造了巨额的个人财富，然而创造这些财富的手段，却正是作为哲人的伏尔泰在其作品中阐述的那些理论所谴责的。这种矛盾性，在纳税问题上，伏尔泰表现得最为明显。
伏尔泰并不是经济理论家，但是他知识的广博程度以及深度的经济实践活动，使得他对经济的见解，足以与魁奈、斯密、杜尔哥等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话。其中，公共财政问题是伏尔泰思考最为持久、最为深入的经济问题之一。作为哲人，伏尔泰明确承认税收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最幸福的人应该是纳税最多的人，他毫无疑问是最勤劳、最富有的人。”这句话及其各种变体反复出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因此，在理论上，伏尔泰坚定支持普遍的、累进的、确定税率的税制。
然而作为纳税人，伏尔泰的表现就和普通人一样，在不满、愤怒和偷税的企图之间徘徊。他鄙视那些以欺瞒手段逃税的人，他更善于钻空子。一七五八年伏尔泰以外甥女德尼夫人的名义购买了费尔奈，因为她是一个小贵族的遗孀，享有免税特权。伏尔泰以此为借口，提出免除地产交易税、兵役税、二十分之一税等各类税赋，还要求违背粮食出口禁令，每年向日内瓦输送一部分小麦以满足自己在日内瓦的需求。最终，这件事争执到凡尔赛宫，在舒瓦瑟尔公爵和蓬巴杜夫人的干涉下，伏尔泰如愿以偿。接下来，伏尔泰还将为自己购买的一块又一块地产争取同样的特权。
伏尔泰的诸多投机和贸易活动，即便在当时也并非不受道德非议，但是伏尔泰并非经济罪犯；公共财政管理混乱，经济秩序不完善，伏尔泰极其善于利用现行制度，甚至钻空子为自己牟利。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富豪，伏尔泰拥有惊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从来不在这张网络和自己及其事业的利益之间树立道德界限。
但是，伏尔泰并非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在为自己争取免税特权的过程中，伏尔泰加深了对旧制度的税务流弊的认识。费尔奈所属的热克斯地区，夹在法国、萨瓦、日内瓦和伯尔尼四方势力之中，西北方的汝拉山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它与自己所属的国家分割开来，而海关又将它与天然的销售市场和供应地日内瓦分割开来。这么小的一个地区竟然有十四个税务所，混乱的税收种类、不公正的税额分摊、暴力的征收方式以及包税制度都造成了这里的不幸，税务官的敲诈勒索更是雪上加霜。后果就是：“一半的居民死于贫困，而其他人则在监狱中腐烂。”伏尔泰觉得“心被撕裂了”，他要纠正这件极不公正的事情。
一七六○年，伏尔泰提出了一个税收改革方案，从包税人手中赎回盐税，以货币税取代徭役，将海关挪到汝拉山去，这样热克斯地区就可以与日内瓦自由贸易。他将税制的改革与农业的复兴、手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模式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展现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眼光。伏尔泰为了这项改革方案活动了十几年，上至凡尔赛宫、下至热克斯地方官的各级政府，还有包税人团体、高等法院及三级会议，伏尔泰与各方势力进行了长期协商，最终于一七七五年在新上任的改革派财政大臣杜尔哥的帮助下实现了这项改革。热克斯地区成为一个经济特区，“享有外国地位的外省”。
五
解除费尔奈的税收重负只是让这个地方繁荣起来的措施之一。购买费尔奈标志着伏尔泰生命的一个新开始，他的投资方式又发生了转变。伏尔泰很清醒地意識到，农村的革新发展绝不可能依靠贫困的小生产者。在这个贫穷、封闭、偏远的乡村里，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大量投入资本从事开发活动的方法。从此，他的钱不再仅仅投入金融业和海外贸易，也部分投入实体经济，发展费尔奈的农业和手工业。 在农业方面，伏尔泰表现出百科全书派热衷技术的特征，积极与当时的一些农业技术发明人联系，向农业实践者讨教经验。他将遍布荆棘的荒地开垦出来，还购买了最新式的集翻耕、播种、耙地、覆土诸功能于一体的“播种犁耕机”。当地的葡萄品种酿出的酒稀薄酸涩，因此他从勃艮第购买了上千棵葡萄树苗，以改良当地品种。伏尔泰还租用未开垦的公共土地，将之改造为人工牧场，引入优良的牲畜品种，而牲畜又会逐渐使土地肥沃起来。土地整治工作是重中之重，最难对付的沼泽，它不仅溢出有毒液体污染牧场，而且散发有害气体引发瘟疫。伏尔泰用自己的资金建了一个排水沟渠网，将沼泽排干。不可否认，伏尔泰从这些农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他并不满足于从书房中观看农庄的工作。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春耕，给自己设置了一块儿自留地，亲自耕种；他亲自到牲口棚中，检查自己的牲畜，“我爱我的牛，我抚摸它们，它们冲我抛媚眼儿”。
作为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将“industrie”视为一个经济部门、为之赋予“工业”含义的人，伏尔泰深知工业对国民财富的意义。因此他以多种形式投资发展手工业，主要是为可偿还的不动产提供贷款，有时也为原材料提供贷款。制瓦业、制革业、养蚕业、缫丝业、陶瓷业，在伏尔泰的鼓励和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钟表业。伏尔泰接纳离开日内瓦的钟表匠，为他们建造住房，提供无息贷款，建立起钟表工场。费尔奈的钟表业缺乏销售渠道，伏尔泰又承担起推销的责任。他给法国上流社会的人、西班牙宫廷、叶卡捷琳娜二世不停地写信，不屈不挠地推销“我的钟表匠”的产品。一旦交货，伏尔泰又须坚持向那些权贵们要账，保证其钟表匠能够拿到货款。伏尔泰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新来的人口争取免除直接税，还通过舒瓦瑟尔的关系为费尔奈寄出的货物争取到免邮费的优惠。七十年代，伏尔泰每年收入估计达十五万至二十万锂，他每年的家庭日常开支约为五万锂，剩下的有相当一部分都用于费尔奈的建设。仅为了费尔奈钟表业，他大概就损失了五十万锂，约占他财富总额的十分之一。为了美化费尔奈，他还出资在通往日内瓦的大道两旁种植了两万棵树，并建立了学校、医院、集市以及蓄水池和喷泉等公共设施。
这些活动得到了回报，不仅伏尔泰投资的农业和手工业，整个费尔奈地区都实现了经济起飞。当伏尔泰买下费尔奈时，这是一个“荒无人烟、悲惨”的村庄，只有五十几个居民，“其中一半会死于瘰疬”。当二十年后他去世时，这里已经有了一千二百个居民，八十多栋住宅，大多数都是新的，由伏尔泰建造并租给村民。住户都是工匠，大多是钟表匠，费尔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市镇。伏尔泰毫不犹豫地将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如果所有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都像我这样做，国家会前所未有地繁荣。”实际上也没人能够质疑伏尔泰的功劳，但他从费尔奈的经济腾飞中获取的收益却远不及其投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了损己利人的事，伏尔泰半坦诚半自嘲地解释说：“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纯粹的虚荣心。”
六
“真理、自由和贫穷”，常常被视为文人的立身三原则。但是伏尔泰的财富之道引发达朗贝尔著名的质问：“如此之多对国家无用或有害的人以可耻的奢侈冒犯公众，为什么文人却不能拥有富有的权利？”伏尔泰创造了巨额个人财富，有时也确实表现出暴发户式的沾沾自喜。他在投资方面的精明计算和斤斤计较，甚至不太道德的投机，给人一种贪得无厌的印象，让他招致了很多批评、嫉妒甚至诋毁。然而伏尔泰又很懂得如何利用财富。他不屈不挠地向大贵族债务人讨债，却总是给这个人几个金路易，给那个人几十埃居，尽管心里清楚这些人“可能到天堂里”才能还钱。他還要接济不幸的卡拉、西尔万等家庭，接济落魄的高乃依后裔，资助拉阿普等许多年轻文人。他的戏剧上演和出版的收入，基本都分给了朋友和演员。
但是“慷慨”一词还不能概括伏尔泰的作为。坐享巨额财富带来的自由、安全和稳定生活，伏尔泰能够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和传播自己的思想，但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享誉欧洲的大作家和启蒙哲人。在伏尔泰的眼中，真正的哲人“关照穷人并使他们变得富裕”“懂得让居民变得更加幸福”。他对费尔奈的开发活动践行了自己的理念。费尔奈在伏尔泰的推动下经历的经济起飞过程，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广泛存在于欧洲、有别于兰开夏工业革命模式的另一种工业化进程，这场静悄悄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尽管那个时代还没有“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但伏尔泰以行动展示了它。腓特烈嘲讽伏尔泰“不要做思辨的哲人，却要做行动的哲人”，后人应当将这句话作为对伏尔泰的至高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