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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歌声响起，那飞扬着的优美旋律，呈现出一幕幕历史永远铭记的画面，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抗大校歌》《黄河大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些影响了现代中国的经典歌谣展现了百姓之心，唱响了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是延安人民心中的骄傲。2014年6月，延安市远程中心认真遴选陕北红色歌谣，精心摄制成红色歌谣纪录片，开始了对延安精神、对革命岁月的历史寻根……
《抗大校歌》：歌声背后的故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揭开抗大魅力的原始密码。
钩沉历史，不仅仅在于回忆，关键还在于体现出历史的独特魅力，让人领会历史传递的人文精神。《抗大校歌》勾勒出的，是圣地延安在八年抗战中的一段精神轨迹。要揭示抗大的独特魅力，我们就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歌曲上，更要讲好歌曲背后的故事。
在非常岁月里，肩负历史使命的抗大屡迁校址，并在全国各地建有多处分校。要选择拍摄哪一些遗址，是我们在摄制之初存疑的问题。不过，在走到第一站志丹县红大旧址时我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在与当地群众和文化工作者交流后我们了解到，抗大办学条件很差，学员用的纸是国民党悬赏他们脑袋的传单，住的是羊圈和废窑洞。有好几次有狼跑到了窑洞里，学员们晚上就把洋铁盆摆在窑洞口，狼来了掀翻洋铁盆，哐啷一响，大家就能起来自卫。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个“娇小姐”“阔少爷”成长为革命干将，走上了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解放的革命之路。这就是抗大的魅力所在，也是《抗大校歌》的精神内涵所在。抗大精神，乃至抗战精神，就蕴含在抗大艰苦办学的故事里。所以，要不要走遍所有的抗大遗迹其实并不重要，抗大，其实一直坐落在抗大人的心里。
《延安颂》：别有蹊径见沧桑
在纪录片《延安颂》的创作中，我们想更多传递的一个理念是在传承中发展延安精神。关于革命圣地延安，故事太多，记忆太多，这反倒使我们有了“富翁的烦恼”：延安精神抽象而宏大，如何用画面将之展现出来呢？想过党的历史上，那些发生在延安的大事件，也想过壮烈的延安保卫战，还想过很多很多。但是，短短的十几分钟，无法容纳如此厚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放弃。
其实，体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并不一定要靠故事取胜，尤其是在素材过于充分的情况下。因为难于取舍，所以干脆不进行取舍，我们另辟蹊径、避重就轻，把镜头对准了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让他们透过历史烟云讲述和回忆，从而刺激我们的回顾与反思。因而，在拍摄时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讲故事上，而是把镜头对准了胸前挂满勋章的红军老战士，对准了回延安的鲁艺后人。在采访吕骥的女儿吕英亮时，她说：“我们把父辈们编写的东西整理出来，捐献给延安的博物馆，继续传承延安精神。”这时我们忽然想到，其实延安精神并非孤立存在，它存在于千千万万群众中间，来于群众，归于群众，最终也必将被群众所继承。历史之厚重，不也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薪火相传吗？
《黄河大合唱》：象征手法的作用
光未然送了冼星海两斤白糖，病中的冼星海就靠这两斤白糖养身，创作出了慷慨激昂的民族壮歌《黄河大合唱》。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射向日寇的子弹、抛向敌人的投枪。周总理听后欣喜地评价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钩沉历史容易使人迷恋“大事件”，希冀通过展示大场面来吸引人眼球。但实际上，往事固然慷慨激昂，但却难以真实再现于画面。我们创作者可以刺激观众在脑海中想象，但却不能代替观众想象，把那些大画面排演出来。因此展示历史遗物，或拍摄一些象征性镜头，就成为刺激观众想象的惯用手法。在拍摄《黄河大合唱》时，我们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法，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纪念文章的描述，组织群众演员在宜川县壶口瀑布形象地展示了词作者光未然眼中那黄河雄浑壮观的景象及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从而对民族的不屈精神、延安的抗战精神进行象征性刻画。拍到这里时，我们对歌曲的领悟也更深了一层——《黄河大合唱》之所以感人肺腑，不仅仅因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还因它是人民的吼声。所以，拍这部片子的着眼点也应自上而下，走出音乐圣殿，走向人民海洋。
《拥军花鼓》：换个方向走近历史
《拥军花鼓》的创作，重点在于交代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将这两种背景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理解这首歌的独特历史内涵，完成对延安精神的一种人文寻根。
1943年1月15日，在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共同号召下，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开展起来。鲁艺的演员王大化和李波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春节期间表演一个既能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好转又能歌颂延安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节目，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对陕北风土人情和民歌小曲颇有研究的安波。安波知道陕北的正月天秧歌最具影响力，于是和张鲁将陕北民歌《打黄羊调》填词创作，新编了适合街头演出的歌曲《拥军花鼓》。“实际上这个歌就是陕北说的‘荤曲’，里面是歌颂爱情的，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从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的表情，到哈哈大笑，到鼓掌喝彩，到跟着唱起来、扭起来……”安波之子刘嘉绥回忆道。
《拥军花鼓》是延安时期军民骨肉亲、鱼水情的真实再现，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是扛枪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的最好诠释。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历史的根系在人民中
在现今流传的陕北红歌中，最亲民的就要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家喻户晓，直到今日还被许多民谣歌手翻唱。1971年，音乐家关鹤岩率队到陕北搜集整理革命歌曲，在众多陕西音乐界同仁的倾力帮助下，挖掘民间信天游小调，整理编排出了这首民歌。
人民创造了历史，回顾历史也必须充分回顾人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所代表的一段历史中，人民才是主角。他们唱着信天游喜迎红军，出粮出力把红军留在陕北，从而肇始了如今这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在拍这部片子时，我们极力想展现的，就是这段历史的百姓基因。
为了触摸老百姓当时对中央红军的深情，我们寻访了大量当地的老人，从他们口中追寻历史的踪迹。“十月天穿着破草鞋，裤管吊在腿上……”吴起县头道川村民吴德福说起红军初到吴起镇时的情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父亲看见毛主席还穿着单鞋，一只鞋上还开了个洞。后来我父亲和我妈妈就买了布面，给毛主席做了双棉鞋。毛主席一穿说，陕北人手真巧，心也好，手也巧。”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如是讲述了毛主席在陕北窑洞里度过第一个冬天的情景。最亲民的歌曲，配上最亲民的讲述，这部纪录片也成为系列片中最具平民视角的片子。
在创作《红色经典》系列片之初，我们摄制组还是生涩的，经常为如何讲述历史、如何挖掘内涵而苦恼。然而一路拍下来，我们游走于历史和当代之间，却发现了一个深刻的结论：延安精神的丰碑属于人民！由此我们也确定了系列片的创作之路：讲述延安人民创造过的历史，展示历史中延安人民的精神风骨。
（作者为陕西省延安市远程中心干部）
《抗大校歌》：歌声背后的故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揭开抗大魅力的原始密码。
钩沉历史，不仅仅在于回忆，关键还在于体现出历史的独特魅力，让人领会历史传递的人文精神。《抗大校歌》勾勒出的，是圣地延安在八年抗战中的一段精神轨迹。要揭示抗大的独特魅力，我们就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歌曲上，更要讲好歌曲背后的故事。
在非常岁月里，肩负历史使命的抗大屡迁校址，并在全国各地建有多处分校。要选择拍摄哪一些遗址，是我们在摄制之初存疑的问题。不过，在走到第一站志丹县红大旧址时我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在与当地群众和文化工作者交流后我们了解到，抗大办学条件很差，学员用的纸是国民党悬赏他们脑袋的传单，住的是羊圈和废窑洞。有好几次有狼跑到了窑洞里，学员们晚上就把洋铁盆摆在窑洞口，狼来了掀翻洋铁盆，哐啷一响，大家就能起来自卫。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个“娇小姐”“阔少爷”成长为革命干将，走上了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解放的革命之路。这就是抗大的魅力所在，也是《抗大校歌》的精神内涵所在。抗大精神，乃至抗战精神，就蕴含在抗大艰苦办学的故事里。所以，要不要走遍所有的抗大遗迹其实并不重要，抗大，其实一直坐落在抗大人的心里。
《延安颂》：别有蹊径见沧桑
在纪录片《延安颂》的创作中，我们想更多传递的一个理念是在传承中发展延安精神。关于革命圣地延安，故事太多，记忆太多，这反倒使我们有了“富翁的烦恼”：延安精神抽象而宏大，如何用画面将之展现出来呢？想过党的历史上，那些发生在延安的大事件，也想过壮烈的延安保卫战，还想过很多很多。但是，短短的十几分钟，无法容纳如此厚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放弃。
其实，体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并不一定要靠故事取胜，尤其是在素材过于充分的情况下。因为难于取舍，所以干脆不进行取舍，我们另辟蹊径、避重就轻，把镜头对准了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让他们透过历史烟云讲述和回忆，从而刺激我们的回顾与反思。因而，在拍摄时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讲故事上，而是把镜头对准了胸前挂满勋章的红军老战士，对准了回延安的鲁艺后人。在采访吕骥的女儿吕英亮时，她说：“我们把父辈们编写的东西整理出来，捐献给延安的博物馆，继续传承延安精神。”这时我们忽然想到，其实延安精神并非孤立存在，它存在于千千万万群众中间，来于群众，归于群众，最终也必将被群众所继承。历史之厚重，不也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薪火相传吗？
《黄河大合唱》：象征手法的作用
光未然送了冼星海两斤白糖，病中的冼星海就靠这两斤白糖养身，创作出了慷慨激昂的民族壮歌《黄河大合唱》。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射向日寇的子弹、抛向敌人的投枪。周总理听后欣喜地评价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钩沉历史容易使人迷恋“大事件”，希冀通过展示大场面来吸引人眼球。但实际上，往事固然慷慨激昂，但却难以真实再现于画面。我们创作者可以刺激观众在脑海中想象，但却不能代替观众想象，把那些大画面排演出来。因此展示历史遗物，或拍摄一些象征性镜头，就成为刺激观众想象的惯用手法。在拍摄《黄河大合唱》时，我们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法，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纪念文章的描述，组织群众演员在宜川县壶口瀑布形象地展示了词作者光未然眼中那黄河雄浑壮观的景象及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从而对民族的不屈精神、延安的抗战精神进行象征性刻画。拍到这里时，我们对歌曲的领悟也更深了一层——《黄河大合唱》之所以感人肺腑，不仅仅因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还因它是人民的吼声。所以，拍这部片子的着眼点也应自上而下，走出音乐圣殿，走向人民海洋。
《拥军花鼓》：换个方向走近历史
《拥军花鼓》的创作，重点在于交代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将这两种背景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理解这首歌的独特历史内涵，完成对延安精神的一种人文寻根。
1943年1月15日，在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共同号召下，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开展起来。鲁艺的演员王大化和李波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春节期间表演一个既能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好转又能歌颂延安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节目，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对陕北风土人情和民歌小曲颇有研究的安波。安波知道陕北的正月天秧歌最具影响力，于是和张鲁将陕北民歌《打黄羊调》填词创作，新编了适合街头演出的歌曲《拥军花鼓》。“实际上这个歌就是陕北说的‘荤曲’，里面是歌颂爱情的，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从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的表情，到哈哈大笑，到鼓掌喝彩，到跟着唱起来、扭起来……”安波之子刘嘉绥回忆道。
《拥军花鼓》是延安时期军民骨肉亲、鱼水情的真实再现，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是扛枪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的最好诠释。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历史的根系在人民中
在现今流传的陕北红歌中，最亲民的就要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家喻户晓，直到今日还被许多民谣歌手翻唱。1971年，音乐家关鹤岩率队到陕北搜集整理革命歌曲，在众多陕西音乐界同仁的倾力帮助下，挖掘民间信天游小调，整理编排出了这首民歌。
人民创造了历史，回顾历史也必须充分回顾人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所代表的一段历史中，人民才是主角。他们唱着信天游喜迎红军，出粮出力把红军留在陕北，从而肇始了如今这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在拍这部片子时，我们极力想展现的，就是这段历史的百姓基因。
为了触摸老百姓当时对中央红军的深情，我们寻访了大量当地的老人，从他们口中追寻历史的踪迹。“十月天穿着破草鞋，裤管吊在腿上……”吴起县头道川村民吴德福说起红军初到吴起镇时的情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父亲看见毛主席还穿着单鞋，一只鞋上还开了个洞。后来我父亲和我妈妈就买了布面，给毛主席做了双棉鞋。毛主席一穿说，陕北人手真巧，心也好，手也巧。”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如是讲述了毛主席在陕北窑洞里度过第一个冬天的情景。最亲民的歌曲，配上最亲民的讲述，这部纪录片也成为系列片中最具平民视角的片子。
在创作《红色经典》系列片之初，我们摄制组还是生涩的，经常为如何讲述历史、如何挖掘内涵而苦恼。然而一路拍下来，我们游走于历史和当代之间，却发现了一个深刻的结论：延安精神的丰碑属于人民！由此我们也确定了系列片的创作之路：讲述延安人民创造过的历史，展示历史中延安人民的精神风骨。
（作者为陕西省延安市远程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