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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二被草原覆盖，亚洲最大的几条河流从这里发源。草原下面储存着大量的碳，如果草原继续退化，这些碳会被释放到大气层中，加剧气候变暖，威胁到数亿人口的水源。
青藏高原北部的草原上，几十头牦牛正在埋头吃草。过度啃食的牧场裸露出深色的土壤，像块破旧的地毯。牦牛主人朵拉一身黑袍走出毡房，牛仔帽下露出一丝带愁的微笑。
“牧场的状况很差，长出的草不肥，牛越吃越瘦。”朵拉很无奈，“都快皮包骨头了，几乎产不了奶。”朵拉一家八口的生计大部分仰仗着牦牛，奶、油脂、肉以及牛粪燃料。
十年前，牲口数量开始受限，朵拉一家的牦牛数量少了一半，政府也给了经济补偿。而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只能勉强糊口。如果牧场的状况继续恶化，这些牧民将失去最后的生活来源。
1990年代开始，西藏出台一系列政策促使游牧民定居，并限制牧草放牧，这些政策大大提升了牧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限牧是否适合当下的现实环境呢？对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持开放态度。青藏高原的草原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葱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汪诗平认为，当年的限牧未必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地区差异。
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二被草原覆盖，亚洲最大的几条河流从这里发源。据加德满都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大卫·摩尔登介绍，草原下面储存着大量的碳，如果草原继续退化，这些碳会被释放到大气层中，加剧气候变暖，威胁到14亿人口的水源，亚洲季风也会受到牵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南角上，每年夏天印度洋上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滋养着这里的草原。肥草养壮牛，而牛就是牧民的命。在牧人贡布敦珠的回忆里“那个时候，能放牧的地方很多，牲口也长得好”。夏天一来，贡布就赶着牦牛们到海拔更高的草原上去，那里的草更旺更肥。冬季来临，在把牛赶下来，一年四季都有好的草场。
大约在10年前，事情开始起变化，草原上有了铁栅栏。贡布一家分到一块80公顷的草地，从此牲口的活动范围就在这80公顷的地里。草地的状况越来越差，牲口的数量还得一减再减。贡布为生计发着愁。
1950年后，这里成立了几家大型国有农场，集体管理让农场的效益逐渐好起来，20年间，牲口的数量翻了一倍，1970年代末，达到了一亿。到了1980年代，市场经济渐起，草原私人化，牲口也被分配到个人。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激发个人的生产力，让牧民自食其力，改善生活。
私有化施行后，一些牧民仍然习惯于集体放牧，通常是以村为单位，由村里的长者管理事务。为了让每家每户各放各的，树栅栏也是不得已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彻底改变了草原上世代沿袭的生活，牧民开始安土重迁，不再逐水草而居。”河南县牧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晓生说。
栅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栅栏把牲口限制在一块地上，不让它跑出去。”定居下来的牧民们日子也轻松多了，放牧不用翻山越岭，有事出门几天，也不怕牲口跑了，生活也更自由。
但这种便利是有代价的。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生态学者曹建军的研究发现，几年之后，牧场出现了退化。曹和同事们分别测量了以单户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牧场和最多达30个家庭组合在一起的联合牧场里的莎草生长情况，两种牧场里的牲口密度相同，但前者的莎草生长速度是后者的两倍。在更大的联合牧场里，被吃掉的草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私封闭式牧场更适合目前牲口数量不多的河南县。
水源焦虑
水源问题让草原的未来更加堪忧。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以西，海拔更高的玛多县，缺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里的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28毫米，是河南县的一半。曾经，充足的鱼、高品质的畜肉和黄金让玛多县富甲一方，而现在，这片湿地逐渐干涸，沙丘替代了草原，也意味着流进黄河源头的水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干旱问题，2000年开始，国家将这里连同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区域列入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地方被列入核心区域，核心区禁止了包括放牧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在斜坡上拉起钢丝网，培育植被以恢复被侵蚀的土壤。而在核心区域外，退化严重植被覆盖率低于25%的草原也被列入禁牧区，植被覆盖率在25%到50%之间的草原一年内有一半的时间需要禁牧来恢复植被。
很多牧民一时间无法适应这样的保护，西藏那曲县畜牧局负责人郭红宝无奈地说道。保护草原让牧民们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过政府也作出了补偿。北京大学气候模型研究者朴世龙认为，卫星监测显示，保护计划已经让贫瘠的草原绿了起来，改善了这里的气候，抑制了地表增温。
而一些生态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单一的表面生物量测量并不能全面反映草原的健康状况。“因为植被种类是不同的，”这种方法只适合一部分种类的植被。王诗平说，“卫星没法告诉你草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尤其不适合莎草。莎草是牲畜的主要食物，草原上大部分的植被都是莎草。这些莎草，一部分属于蒿草属，都长不高，一般不超过2厘米，但根系发达，一棵莎草80%部分都是它的根。对湖泊沉积物里的花粉研究发现这里的蒿草和其他主要的莎草出现于8000年前，与藏民开始焚林蓄草饲养家畜的时间相吻合。史前放牧创造了这里植被粗壮的根底，像一张看不见的巨型地毯铺在草原下面，存储着181亿吨的有机碳。
让人担忧的是，这张地毯正在被其他植被入侵，结果很可能是释放出大量的碳，加剧全球气候变暖。通往拉萨的路上能看见大片红白相间的瑞香狼毒，这是目前危害草原其他植物的二十多种狼毒花中一种，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生态学者赵宝玉和他的同事估计，西藏地区大约16万平方公里的草原都有了狼毒花的踪迹，每年因误食狼毒花而死的动物多达几万只。
牧民们也发现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之前没见过的草。这些草虽然大多没毒，但是都没有莎草有营养。国际高山综合发展中心的自然资源管理专家卡玛彭措（Karma Phuntsho）说，“这里的草原在外行人眼中可能是一片生机，但事实上却是‘绿色荒漠’，没有什么价值。”
一项未发表的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尽管禁牧了十多年，草原上的蒿草却被长得更高的有毒植物所取代：莎草的占比率已从原先的40%减少到现在的1%。“即便禁牧，也没能帮助莎草重回草原。”在这里做田野调查的德国格尔利兹（G?rlitz）森肯伯格（Senckenberg）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士埃尔克·西博（Elke Seeber）说道。
长远来看，植被构成的变化影响着这里的碳储存，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土壤学家乔治·古根博格（Georg Guggenberger）说道。在适度放牧的蒿草草原，60%的碳通过光合作用进入植物根系和土壤固定下来，这个数字是禁牧区的三倍。这些地下的有机碳比储存在地表生物体内的碳更加稳定，后者一般只能储存两年。因此植被的变化很可能导致在地下储存了几千年的碳汇被释放到大气中。
目前限制放牧的政策缺少更多的科学依据，只能适应一部分地区，无法到达理想的预期效果。多尔吉出生在西藏西部的一个牧民家庭，目前是ITPR拉萨分部的一名生态学家，他认为目前官方划分草原健康状况的方法过于简单，只考虑了植被覆盖率，而且只有一个标准，忽视了海拔和自然湿度等重要因素。“完全禁牧只适用于严重退化的草原”。
“比如20%的植被覆盖率对某些草原来说是严重退化，但是放在另一片草原上也许就是正常值。”也就是说，20%的覆盖率只适合一部分草原的严重退化标准，一刀切式的限牧事实上反而破坏了生态系统，是草原的灾难。
适度放牧会迎来转机吗
污染、全球变暖以及大量的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修建都严重影响着草原。1960年以来，青藏高原上空的温度每年都要上升0.3到0.4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数字的两倍。
在过去6年里，草原上莎草开的花越来越少，花期推迟。这些变化都会降低它的繁殖成功率以及与其他植物的长期竞争力。
在实验区，人工加热的草原已经被灌木、地衣和毒草以及没什么营养的草种占领。而当研究者将雪加在人工加热区时，莎草就不会失去竞争力，这说明，湿润度低的土壤可能导致植被种类的变化。高温加速蒸发，这在高海拔地区更加明显。这对浅根植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比如牲畜喜欢的蒿草。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凯利·霍平说。
朴世龙认为，温度与降水沉积之间的互动作用揭示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反应的复杂性。但是气候模型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得的信息非常少，缺少信息降低了模型的实用性。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王诗平和同事自2013年起，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的实验计划。他们用红外加热灯让小块草地升温，温度精确在0.5到4摄氏度之间，同时改变实验区内的降水量，测量植物生长、植被构成和营养物质循环、土壤碳容量等重要因素，希望能据此提升草场变化模型的预测能力，以及确定是否存在一个无可挽回的生态系统塌陷引爆点。
十年前草原政策逐渐成型的时候，气候变化还是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大多牧民根本没有准备。现在不同了，“气候变化必须考虑进来”。
现在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开始倾向于使用更加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气候区域内的核心地带把植物覆盖和植被构成纳入调查。“未来对变化的测量将会成为信息构成的基础”，王诗平说。许多科学家将会支持修改现有的限牧政策，放弃用一条标准衡量所有草原的做法，就每块草原是否适合禁牧或者限牧政策进行重新评估，让政策做到因地制宜。多吉尔说，“除了那些严重退化的草原外，适度放牧其实是有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的。”
作为那曲县畜牧局的负责人，郭红宝也坦诚地接受了这一点，“政策确实存在有待提升的地方，但无论如何，目的都是要帮助西藏变得更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保护这里的环境。”
（来源：自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