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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热，又到了农产品大规模上市的季节。市场似乎成为检验农业产业是否成功的一份有效“考卷”。往年总会有某些农产品发生滞销，甘肃、内蒙古某些地区的土豆、湖南怀化的柑橘被倒在田边；山西吕梁市临县去年红枣大面积丰收，价格却从往年的三四元降至五六毛，出现枣子喂羊、枣树当柴的现象；广西罗汉果去年种植面积超过现有市场消化能力的两倍多，而价格跌去近一半，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户无法收回成本……原本指望致富的某些产业在市场的考验中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产业扶贫中简单地向贫困户发放牛、羊、鸡，没有健全相应的市场环节，也会发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奶牛被育成了肥牛，要么干脆吃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只是产业扶贫中出现的局部现象，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扶贫产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产业扶贫是关系到3000万人脱贫的大事，如何处理好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是产业扶贫政策成败的关键。
各地贫困的原因，虽说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产业发展不足造成的。无论是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解决教育、医疗等致贫因素都需要通过发展产业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增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兜底以外，要让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能通过产业扶贫脱贫。”
产业扶贫的内涵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结合开发式扶贫的政策，通过开发当地的内生性资源，培育农业建设产业化，实现农民自我发展和脱贫致富。
国务院扶贫办原副主任郑文凯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产业发展最终要面向市场，现实中，贫困农户自身很难直接面对市场。因此，产业扶贫中最重要的是实施产业化经营，通过相应的龙头企业带动，再与市场相衔接，实现产加销一体，形成完整稳固的产业链条，将产前、产中、产后都纳入到产业经营体系，各经营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接机制，共同分享利益，共同应对风险。這样就会避免农户单门独户经营，独立承担市场风险。
用好人才，做好产业选择和规划
扶贫产业最后能不能符合市场需求，从产业选择之初就要以市场为导向，站在全国种植结构和大市场上的角度考虑，指导、引导民众以市场为导向，真正面向市场、研究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尽可能选好、选准具有区域化、特色化、个性化和有市场前景、收益预期的产业项目。
做好产业规划，要充分发挥贫困村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的力量。目前，中组部为贫困村组织选派了第一书记，全国12.8万个贫困村都有了驻村工作队。郑文凯认为，产业扶贫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制定产业规划、建立合作组织、衔接龙头企业、处理各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关系等方面帮助农户出主意、做工作。
“耶鲁村官”秦玥飞在所驻的白云村发现当地有很多山茶，因地制宜创办了山茶油农民合作社，不但让在家赌博的农村女有活干、有收入，还吸引了退伍青年和打工者回村工作。他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选拔出的第一批村官已经去往15个贫困村。
“应当加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之间的交流，最好每年有计划地组织集中交流，这既有利于这支队伍的锻炼成长，也有利于加快提高帮扶工作质量。”郑文凯说。
对此，记者深有感触，在一次中组部派驻的第一书记的聚会中，来自中科院的第一书记韩力，就将自己咨询专家后得知的石漠化地区适合种植名贵菌种云茸、黑松露栽培的信息告知另一位同行，因为他所派驻的地区也属于碱性高的石漠化土壤。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建立市场导向产业扶贫模式的根本要求。政府有能力为农民服务，但没有能力为市场做主。一旦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失误，造成损失，就会在民众中失去威信。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信任，政府担心企业套取扶贫资金，企业怕政策不稳定。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多通过政策引导，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也要沉下心，真心扶贫。现在的扶贫政策力度这么大，用好政策资源，与贫困户一道发展，实现多赢是可行的。
而在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看来，在完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础性工作阶段，政府是主要力量；而在这之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或者作用应该会发挥的更大。在这个机制上，一定要与时俱进，适时而为。根据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特征来选择社会各个主体的参与。
发展经营主体，紧密利益机制联接
从我国的贫困状况来看，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分散，缺乏固定的信息资源链接桥梁和协作机构，而在产业化中协同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正好能满足贫困农户的需求，以及产业扶贫的组织化需求。同时，贫困户与龙头企业和市场中间也有一个缓冲地带，减轻风险冲击。目前，全国已经有130多万个正式注册的合作社。
郑文凯说：“农民合作社成员间的产权利益关系都必须是明晰的，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不能是简单地扎堆、合伙。合作社要有能人牵头领办，明确对贫困农户的带动方式。这样，政府的扶贫资源就可以作为贫困农户的参与分配权加入其中，使其既参与合作又确保受益。”
以企业或合作社的力量来应对市场，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广东温氏集团在发生鸡瘟时，就按照保护价收购，帮助养殖合作社的农民渡过难关。而贵州省乌蒙山腹地六盘水市原本经营煤炭产业的陶正学，2012年回乡成立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460多户农民入股，连片种植了猕猴桃、石榴、刺藜等水果1.5万亩，并建设了科技农业观光体验园和休闲旅游度假区，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特色开发，纵横延伸产业链
产业扶贫是最有效、最根本的脱贫措施，也是难度最大的措施。从大环境看，并不乐观。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在“2016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指出，我国主要农产品、粮食和主要菜篮子产品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了，人均占有量远高于世界人均占有量，其中水果、肉类、禽蛋更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两倍，奶类产量为世界第三。1995年到201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大部分农产品年均价格的增速只有1.5%到2.7%，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是2.26%，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年均价格的实际增速没有超过CPI。加上许多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成本快速攀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不小挑战。 农产品市场行情是，整体剩余，部分短缺。
张琦表示，从供给角度讲，延长产业链，提升质量效益必须两个延伸。一个是把产业链向纵向延伸，增加深加工等能体现特色农业的品质的高端消费品，从市场角度看，健康、绿色、有机的生态农产品所获利润要远高于普通农产品。第二个是横向延伸，把农业从单一的一个生产性的功能向文化功能、观光功能、休闲功能多功能扩展。无论从满足消费需求，还是农业自身发展来看，都需要三产融合。
郑文凯也表示，贫困地区不要仅盯著种什么养什么，其实有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挖掘。例如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在红色革命老区、绿色生态资源、民间特色和古色古香的民俗文化上做出了新文章，在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互联网大发展的今天，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在特色产业挖掘上，郑文凯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模式，实现差异化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使货畅其流，物有所值。
贵州湄潭县是武陵山片区和扶贫重点县，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山茶，坚持做优品质、做大市场、做响品牌，全力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茶区建成茶青交易市场35个，鲜青可在30分钟内入市交易。建立健全线上线下营销网络，推进茶旅游一体化发展，全县旅游增速连续两年位居遵义市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1500元，小洋楼代替了茅草房，高档电器也成为百姓的平常物品。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特色农业，建成中国黄连之乡、中国辣椒之乡、全国长毛兔第一大县和全国最大的莼菜基地县。发展健康养生休闲生态旅游业，旅游综合收入在30亿元以上。
现在看，我国西南和南部等深山地区虽然贫困程度深，但自然禀赋得天独厚，青山绿水中就蕴藏着金山银山。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干旱地区，扶贫产业更需不断创新。张琦对记者说，这些地区要逐步增加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有效利用，运转后成本将不断下降，同时，与科研院所建立密切联系，加大科技投入，拓宽思路，找到适合本地的产业。以色列是沙漠国家，利用高科技发展设施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部分出口。而我国西北地区一些特有的沙棘、枸杞、甘草、仙人掌等沙漠植物更值得深度开发和利用。
新疆和田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近年来依靠发展红柳大芸种植项目，在医药科技的支撑下建立起完整的加工、提取产业链，融合高低端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取得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多重效益。内蒙古科尔沁沙地边缘，利用科技试种沙漠水稻也已取得了成功，不仅改善了周围的小气候，而且产品质量上乘。
不求经济规模，但求规模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说，产业是市场需求的产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就是要在特色上做文章，要求高效益，不求大规模。”郑文凯认为，“产业需要有一定规模，但有了规模不一定有效益。不求经济规模，但求规模经济。所以不要简单追求成区连片，这在广大贫困地区不符合实际。”
但是这个规模，多大是适度？
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曾提出，需要建立和畅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渠道，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及时对产业经营做出合理科学的调整，有效管控经营风险。
张琦认为，农业产业生产周期长，波动性大，尤其是果树要等几年后才能挂果上市，风险较大，农民凭感觉来预测农产品的产业周期，有时连企业都会遭受损失。他寄期望于从全国到地方能有更加专业的农业大数据平台、科学严谨的市场分析，为产业规划、市场风险做出提前预判，一旦超出市场容量能提前发出预警，以此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国家已经在完善风险防范政策支持、建立农业产业保险制度和优化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深耕细耘。各地扶贫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一大批特色、绿色、高品质的扶贫产业品牌，经过市场的淘洗正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儿。而那些在市场测验中未达标的扶贫产业更要总结经验，成为经济增长和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除此之外，产业扶贫中简单地向贫困户发放牛、羊、鸡，没有健全相应的市场环节，也会发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奶牛被育成了肥牛，要么干脆吃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只是产业扶贫中出现的局部现象，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扶贫产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产业扶贫是关系到3000万人脱贫的大事，如何处理好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是产业扶贫政策成败的关键。
各地贫困的原因，虽说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产业发展不足造成的。无论是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解决教育、医疗等致贫因素都需要通过发展产业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增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兜底以外，要让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能通过产业扶贫脱贫。”
产业扶贫的内涵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结合开发式扶贫的政策，通过开发当地的内生性资源，培育农业建设产业化，实现农民自我发展和脱贫致富。
国务院扶贫办原副主任郑文凯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产业发展最终要面向市场，现实中，贫困农户自身很难直接面对市场。因此，产业扶贫中最重要的是实施产业化经营，通过相应的龙头企业带动，再与市场相衔接，实现产加销一体，形成完整稳固的产业链条，将产前、产中、产后都纳入到产业经营体系，各经营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接机制，共同分享利益，共同应对风险。這样就会避免农户单门独户经营，独立承担市场风险。
用好人才，做好产业选择和规划
扶贫产业最后能不能符合市场需求，从产业选择之初就要以市场为导向，站在全国种植结构和大市场上的角度考虑，指导、引导民众以市场为导向，真正面向市场、研究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尽可能选好、选准具有区域化、特色化、个性化和有市场前景、收益预期的产业项目。
做好产业规划，要充分发挥贫困村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的力量。目前，中组部为贫困村组织选派了第一书记，全国12.8万个贫困村都有了驻村工作队。郑文凯认为，产业扶贫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制定产业规划、建立合作组织、衔接龙头企业、处理各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关系等方面帮助农户出主意、做工作。
“耶鲁村官”秦玥飞在所驻的白云村发现当地有很多山茶，因地制宜创办了山茶油农民合作社，不但让在家赌博的农村女有活干、有收入，还吸引了退伍青年和打工者回村工作。他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选拔出的第一批村官已经去往15个贫困村。
“应当加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之间的交流，最好每年有计划地组织集中交流，这既有利于这支队伍的锻炼成长，也有利于加快提高帮扶工作质量。”郑文凯说。
对此，记者深有感触，在一次中组部派驻的第一书记的聚会中，来自中科院的第一书记韩力，就将自己咨询专家后得知的石漠化地区适合种植名贵菌种云茸、黑松露栽培的信息告知另一位同行，因为他所派驻的地区也属于碱性高的石漠化土壤。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建立市场导向产业扶贫模式的根本要求。政府有能力为农民服务，但没有能力为市场做主。一旦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失误，造成损失，就会在民众中失去威信。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信任，政府担心企业套取扶贫资金，企业怕政策不稳定。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多通过政策引导，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也要沉下心，真心扶贫。现在的扶贫政策力度这么大，用好政策资源，与贫困户一道发展，实现多赢是可行的。
而在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看来，在完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础性工作阶段，政府是主要力量；而在这之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或者作用应该会发挥的更大。在这个机制上，一定要与时俱进，适时而为。根据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特征来选择社会各个主体的参与。
发展经营主体，紧密利益机制联接
从我国的贫困状况来看，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分散，缺乏固定的信息资源链接桥梁和协作机构，而在产业化中协同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正好能满足贫困农户的需求，以及产业扶贫的组织化需求。同时，贫困户与龙头企业和市场中间也有一个缓冲地带，减轻风险冲击。目前，全国已经有130多万个正式注册的合作社。
郑文凯说：“农民合作社成员间的产权利益关系都必须是明晰的，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不能是简单地扎堆、合伙。合作社要有能人牵头领办，明确对贫困农户的带动方式。这样，政府的扶贫资源就可以作为贫困农户的参与分配权加入其中，使其既参与合作又确保受益。”
以企业或合作社的力量来应对市场，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广东温氏集团在发生鸡瘟时，就按照保护价收购，帮助养殖合作社的农民渡过难关。而贵州省乌蒙山腹地六盘水市原本经营煤炭产业的陶正学，2012年回乡成立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460多户农民入股，连片种植了猕猴桃、石榴、刺藜等水果1.5万亩，并建设了科技农业观光体验园和休闲旅游度假区，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特色开发，纵横延伸产业链
产业扶贫是最有效、最根本的脱贫措施，也是难度最大的措施。从大环境看，并不乐观。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在“2016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指出，我国主要农产品、粮食和主要菜篮子产品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了，人均占有量远高于世界人均占有量，其中水果、肉类、禽蛋更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两倍，奶类产量为世界第三。1995年到201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大部分农产品年均价格的增速只有1.5%到2.7%，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是2.26%，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年均价格的实际增速没有超过CPI。加上许多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成本快速攀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不小挑战。 农产品市场行情是，整体剩余，部分短缺。
张琦表示，从供给角度讲，延长产业链，提升质量效益必须两个延伸。一个是把产业链向纵向延伸，增加深加工等能体现特色农业的品质的高端消费品，从市场角度看，健康、绿色、有机的生态农产品所获利润要远高于普通农产品。第二个是横向延伸，把农业从单一的一个生产性的功能向文化功能、观光功能、休闲功能多功能扩展。无论从满足消费需求，还是农业自身发展来看，都需要三产融合。
郑文凯也表示，贫困地区不要仅盯著种什么养什么，其实有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挖掘。例如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在红色革命老区、绿色生态资源、民间特色和古色古香的民俗文化上做出了新文章，在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互联网大发展的今天，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在特色产业挖掘上，郑文凯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模式，实现差异化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使货畅其流，物有所值。
贵州湄潭县是武陵山片区和扶贫重点县，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山茶，坚持做优品质、做大市场、做响品牌，全力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茶区建成茶青交易市场35个，鲜青可在30分钟内入市交易。建立健全线上线下营销网络，推进茶旅游一体化发展，全县旅游增速连续两年位居遵义市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1500元，小洋楼代替了茅草房，高档电器也成为百姓的平常物品。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特色农业，建成中国黄连之乡、中国辣椒之乡、全国长毛兔第一大县和全国最大的莼菜基地县。发展健康养生休闲生态旅游业，旅游综合收入在30亿元以上。
现在看，我国西南和南部等深山地区虽然贫困程度深，但自然禀赋得天独厚，青山绿水中就蕴藏着金山银山。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干旱地区，扶贫产业更需不断创新。张琦对记者说，这些地区要逐步增加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有效利用，运转后成本将不断下降，同时，与科研院所建立密切联系，加大科技投入，拓宽思路，找到适合本地的产业。以色列是沙漠国家，利用高科技发展设施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部分出口。而我国西北地区一些特有的沙棘、枸杞、甘草、仙人掌等沙漠植物更值得深度开发和利用。
新疆和田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近年来依靠发展红柳大芸种植项目，在医药科技的支撑下建立起完整的加工、提取产业链，融合高低端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取得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多重效益。内蒙古科尔沁沙地边缘，利用科技试种沙漠水稻也已取得了成功，不仅改善了周围的小气候，而且产品质量上乘。
不求经济规模，但求规模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说，产业是市场需求的产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就是要在特色上做文章，要求高效益，不求大规模。”郑文凯认为，“产业需要有一定规模，但有了规模不一定有效益。不求经济规模，但求规模经济。所以不要简单追求成区连片，这在广大贫困地区不符合实际。”
但是这个规模，多大是适度？
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曾提出，需要建立和畅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渠道，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及时对产业经营做出合理科学的调整，有效管控经营风险。
张琦认为，农业产业生产周期长，波动性大，尤其是果树要等几年后才能挂果上市，风险较大，农民凭感觉来预测农产品的产业周期，有时连企业都会遭受损失。他寄期望于从全国到地方能有更加专业的农业大数据平台、科学严谨的市场分析，为产业规划、市场风险做出提前预判，一旦超出市场容量能提前发出预警，以此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国家已经在完善风险防范政策支持、建立农业产业保险制度和优化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深耕细耘。各地扶贫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一大批特色、绿色、高品质的扶贫产业品牌，经过市场的淘洗正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儿。而那些在市场测验中未达标的扶贫产业更要总结经验，成为经济增长和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引擎”。